纪念杨联陞教授
杨联陞（莲生）教授是在海峡彼岸、新旧大陆以至港澳等地都蜚声驰誉的学者，而国内对他的著作反而颇为陌生。
美国哈佛大学为他发的讣告说：“杨联陞教授在国际上以学术辨析能力与才思敏捷著称，是几代学生所亲切怀念的好老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学者之一。”
法国汉学耆宿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说：“总之，杨联陞的学问继承了中国百科全书式学问的优良传统，发挥其个人天赋之才，在广阔范围的资料中，以细致严密的分析作出综合性结论。”（杨著《汉学散策》〈1969年版英文本〉戴密微氏序言）
这两段话准确而恰当地概括了杨联陞教授一生的学术与事业。
杨联陞教授原籍绍兴，1914年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2年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46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在哈佛任助教授，1951年任远东语言系（后改称东亚语言及文化系）副教授，1958年任教授。1961年入美国籍。1965年获哈佛燕京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称号。1980年以名誉教授退休。1990年11月16日逝世。
杨联陞教授1959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及日本京都大学讲学。1970年及1976年先后获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74年获法国铭刻与文学学院德卢恩奖（Drouin Prize）。他还担任过《哈佛亚洲学报》编委会编委及新竹《清华学报》主编。
除多篇论文和书评之外，杨联陞教授结集成书的英文论著有《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1950）、《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1952）、《中国制度史研究》（1962）、《汉学散策》（1969）、《汉学论评集》（未见，出版年月不详）。与赵元任先生合编过《国语字典》（1947）。部分论著译成汉文，汇集为《国史探微》（1983）。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杨联陞教授晚年手订的论著选集，收论文书评共十八篇。
我与莲生订交已逾半个世纪，又是40年代阔别后国内老友中唯一有幸与他三次重逢的故人。虽然长期踪迹暌违，而相知之深，相交之笃，相慕之切，相念之殷，固未尝少减。他的遽然化去，使我异常悲痛。
回忆与莲生初识，是七七抗战爆发后不久，在当时尚未沦为汉奸的钱稻孙教授家中。30年代之初，钱稻孙在北平西四受璧胡同他家里办了一个“泉寿书藏”，向外人开放他的日文藏书，还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小刊物名为《学舌》，报道日本学者有关中国文史研究的消息。我有时去帮他整理图书。钱稻孙主编一本《日汉字典》。莲生那时毕业不久，大约一时找不到适当工作，在钱家协助编字典，我们因此相识。莲生考取清华经济系的同时，还考取了北大中文系。那时没有统考制度，好学生不怕艰苦，可以报考一所以上的大学。由于服从家长的愿望，莲生去清华学了经济，但他的修养与兴趣仍在中国文史方面。所以在清华广泛选听诸名家的中国文史课程，受知于陈寅恪先生和陶希圣先生。学生时代就在《清华学报》和《食货》上发表文章。他的毕业论文有关唐代经济史，是陈先生指导的。现在北大任教、曾长期担任陈先生助手的王永兴教授回忆，他就是在清华西院陈先生家中认识莲生的。由于同样有志于文史之学，同样“崇拜”陈寅恪先生，又同样喜欢涉猎日本学者的论著，有许多共同语言，我们两个青年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很快熟悉起来。我发现莲生头脑敏锐，记问渊博，悟性记性都远胜自己，迥出侪辈之上，极为折服，遂成莫逆。
当我滞留平津、俟机南下时，燕京大学的老师洪煨莲先生介绍我去协助美国贾德讷（C．S．Gardner）博士工作。贾德讷著有《中国传统史学史》，时任教哈佛大学，来北平从事研究。我的任务是替他翻阅有关东方学的刊物，作成论文摘要，得到一些报酬。1939年春夏之际，洪先生又推荐我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秋天去哈佛留学，贾德讷处的工作不能再继续。贾问我有无合适的人代替，我立即推荐莲生。有些回忆文章说是洪先生或钱稻孙向贾推荐，都属误传。1940年贾德讷博士回到哈佛，希望我仍旧协助他编日本论文摘要。我因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全时奖学金，按规定不得另搞业余工作。贾德讷家比较殷实，于是自己出钱聘请莲生自北平赴美，继续协助研究工作。莲生先住在贾家，工作之外，从学业到生活得到贾不少帮助。以后在哈佛立足，以及后半生的学术和人生道路，都与贾德讷博士之聘请赴美不可分。莲生为人谦虚厚道，不忘旧谊。三十年之后，当他已成名、担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时，1969年出版的《汉学散策》书前献词中，称早被排挤离开哈佛的贾德讷博士为“把我引进西洋汉学之门的君子人、学者和朋友”。称贾夫人“宽厚、机智、善良”，“与她丈夫一起对我体现了无私的基督教人生道路”。根据我和贾家的接触，我认为莲生这些话真诚地表达了他由衷之情；对贾而言，也确实并非虚誉或溢美。
40年代前半，我们在剑桥的学生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珍珠港事变后，哈佛大学举办陆军特别训练班，一部分中国学生辍学协助。我协助日文班主任叶理绥（S．Elisséeff）教授教日文，莲生协助中文班主任赵元任先生教中文。他在教学上初露才华，以钻研语法受到赵先生赏识，成为赵先生的得力助手。赵师母好客而长于烹调，当时赵府成为中国学生聚会的中心。而少数带家眷的留学生不待岁时伏腊，也竞相招待单身汉同学，莲生就是我家常客。记得他曾在我家纪念册上题过“推潭仆远”四字。此为《后汉书》所记西南夷语，义曰“甘美酒食”。
40年代末以后，天各一方，不相闻问，直到1974年莲生夫妇同来北京，才得晤面。他当时极为小心谨慎，许多老朋友都未要求会面，只提出见我。我当时已调到“梁效”工作，“纪律”奇严，居然得到允许去北京饭店会晤，原因为“此人是很有影响的美籍华裔学者”。记得这一上午的会面他异常兴奋，谈了很多，而我却“乏善可陈”。我问他在哈佛有无接班人，他举出余英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余英时教授之名，而识荆又在十五年之后。这次会晤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在饭店门口握手告别时，他突然说：“咱们行个洋礼儿！”紧紧拥抱了我。我平生无此经验，当时想，“洋礼儿”云者，只是表面戏言，他也并未欧化到非如此不足以尽礼节，实际是表达了三十年阔别后的深挚情感。今天看来，也可算我们半个世纪以上纯真友情的迸发。1977年夏，莲生再次来北京，那时“梁效”成员正在政治审查中，我根本不知道他有此行了。
1982年我以卢斯基金到柏克利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6月偕老伴重游剑桥，与莲生欢聚数日。头天他陪我们步行访赵元任先生和洪煨莲先生故居，邀我们在剑桥湖南饭店午饭。次日又与老友于震寰（镜宇）先生一同在阿令屯家中设宴。我6月8日日记云：“杨在办公室以抹茶相待，又赠诗二首。精神甚好，健谈如昔。颇以法兰西学院讲演为荣，数年前在北京饭店即以此见告矣。赠著作三册，论文多种。”6月9日记云：“杨家晚餐，又赠论文多种。杨公兴奋，大谈读书心得，new ideas甚多。”我离剑桥前夕又记：“杨公电谈甚长，诉受西人排挤之苦，同时畅谈成就之多。”我则“告以博闻强记之外还深思，尤难能可贵。但更须宽怀，方免于病”。据我侧面了解，西人待他不薄，排挤云云未必尽然。遇事有时想不开，恐怕是莲生晚年致病之根由吧？
莲生手书赠诗二首：
赠老友周太初（一良）兄，喜闻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即将出版，洛阳纸贵，可以预卜。
北人渊综无多子，寅老家风学步难。
谁道沧桑荒旧业？犹能健笔作龙蟠！
赠萝庵嫂
燕园佳侣几人同，柳色伤离韵自工。
犹记妙人绝妙句：“春衫闲却一肩红。”
末句是嫂寄玉照与太初兄，题此一句，时在1941年。1946年后久别，1982年6月来访，小住数日，同访洪煨莲先生旧居及赵元任先生夫妇在行者街之赵家楼。前辈风流，追怀无尽。太初兄自觉宝刀不老，弟当勉力追随。
莲生老友阿其所好，勉励有加。录赠诗以资纪念，弥增愧恧。
1989年我赴纽约就养，10月底到阿令屯探视莲生。这时他已是小中风愈后，走路须用“行者架”[1]，与七年前大不相同了。我当时带着两个想请教的问题：一、他数十年来有哪些得意的及门弟子？二、华裔学者在欧美汉学研究领域前途的展望。遗憾的是，那时莲生虽然头脑清晰，而思路已不太连贯，口齿也欠清楚。一个上午的相聚，只能听他谈，无从对话提问。我的日记上只留下了“回忆杨公所谈，竟无法记”十个字。同时又觉得，来此一趟会面完全应该。
那天杨夫人缪宛君大姐特地买来龙虾相饷，盛情可感。而她对病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体贴，在短短三四小时中已使我感佩无已。我那天怀着极其复杂难以形容的心情，离开穆尔顿路六十三号。莲生去世后，缪大姐1990年12月18日有一封给亲友们的信，其中一段话说：“1990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年。以一个没有护理常识的人，只凭着一颗爱心和耐心，来接受上帝给我的任务。用我坚强的毅力来克服了困难，服侍得他起居饮食得当，度过了四个月伤女之痛之后，竟能快活地生活到最终。”这段话，可以作为我在阿令屯杨家所见的注脚。
1990年7月15日我们离纽约返国，头天晚上打电话到杨家。夫人先接，说报告我好消息：莲生自12月女儿去世后，每天昏睡十六小时，书报一切不看。5月以来情绪渐好，睡十二小时，开始读书报，看电视。只是上身不能自由动转，须人扶才能起床。但等莲生自己听电话时，与缪大姐所说的“好消息”恰恰相反，给我极大震动。他说了十几分钟，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听懂。两人就这样永远诀别了，悲夫！
日本吉川幸次郎教授《知非集》中《康桥次韵答杨莲生诗》云：“茂堂小学竹汀史，君兼其长非模拟。”莲生的学问包括中国历史与语言两大方面。语言兼及古代和现代，历史则上起先秦，下迨清末，领域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以至考古、艺术等部门。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莲生所写书评也极受推重。刘子健教授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斯学传斯风——忆杨联陞先生》，《史学月刊》第三七期。周法高先生《读书集序》（1977）也称赞莲生的书评知识广博而细心，“对于大义微言和细微末节都不肯轻易放过”。）余英时教授说：“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哲学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了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上〉，《时报周刊》1991年三○九号）莲生自己也说过，书评是“心血所集”（1984年6月7日致周函）。我认为莲生的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复信说：“来示以双承寅老与伯希和为说，万不敢当，廖化作先锋而已。伯公晚年以汉学界之警犬自命，不可向迩。其书评不留余地，非弟所从。”（1982年8月23日）他对伯希和的批评，正与他一贯为人忠厚的作风相一致。
莲生的学问用历史学家四个字不足以范围和概括，汉学家也许对他倒是一个更恰当的称号。他对美国汉学的贡献，他的学生和同事余英时教授有中肯的说明：“杨先生对于西方汉学界的最大贡献，毋宁在于他通过各种方式——课堂讲授、著作、书评、学术会议、私人接触等——把中国现代史学中比较成熟而健康的成分引进汉学研究之中。”（《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上〉，《时报周刊》1991年三○九号）莲生之所以成为掌握多方面知识的汉学大师，当然与他学问渊博有关，同时客观学术环境的要求也起了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美国讲中国学问，范围很难控制。因为学生的兴趣各有不同，先生也就不能不跟着扩大研究的领域”。（《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上〉，《时报周刊》1991年三○九号。莲生在别处也曾把自己比做“杂货店”，因为“汉学原本就包括哲学、文学和史学”，见福井文雅《欧美的东方学与比较论》〈1991年日文版〉第七○页）莲生所倡导的“训诂史学”，主张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要求扣紧史料的时代而得其本义，我看也是针对外国学生读中国文献有时理解不够确切、意以为之的倾向提出的。假如莲生在本土的学术环境之中进步成长，可能他的学问会另有一番境界吧。
莲生做学问胸襟宽广，从善如流，绝不抱任何成见偏见。对于前辈如柳诒徵、吕思勉诸家著述，都极为尊重，随时参考。其处世为人也同样宽厚公正，喜抱不平。据云台北“学术界主流”曾对钱穆（宾四）先生有“牢不可破的成见”，而莲生对他却极为推重，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认为钱先生《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适之先生恐怕是写不出来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下〉，《时报周刊》1991年三一○号）。
莲生还曾在信中谈到：“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连喆夫妇，皆燕大高人。弟已作初步准备，两年后提名房先生为院士。哥大已赠予二人文博，洪师大慰。有明清两传，Mary Wright、Jonathan Spence、David Nivison皆北面称弟子。燕大在中院（周案：指台湾中央研究院）向来受屈，煨莲先生尤甚。弟希望打此不平，能有效也。房先生如过此关，弟决出席力荐。”（1982年8月23日致周函）可惜的是，房先生未及待莲生推荐，就在北京溘然长逝了。莲生这种对学人尊重爱护，对学术出以公心的精神，在各地学术界都喜欢搞山头、分门户、闹派系、不团结的今天，是极可宝贵，永远值得效法的。
莲生虽久侨花旗之国，最后入籍，但我认为，从他的志趣、修养、人生哲学以及生活习惯等等而言，他始终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因此，他内心中故国山河时时萦绕，传统文化的浸润从未稍减。从他的信札中，足以窥见一二。1982年8月送我们归国函云：“下月底可以返国，大佳。‘虽信美而非吾土’，‘应知异国误华年’，弟四十年前早为语谶矣。”（1982年8月23日）1989年5月函云：“又值洋清明。近阅书报，看TV，皆少好怀，记得‘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一联。”（1989年5月27日）陆惠风先生挽莲生联云：“万里乡心埋异土”，是能道出莲生心事之语。我因偶然机会，看到郑骞（因伯）先生挽台静农先生联语，其下联云“八千里外，山河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语极沉痛而真挚。看来无论大洋彼岸也好，海峡彼岸也好，只要稍有中国文化的培养熏陶，这传统文化就会超越于任何政治、经济或民族的因素之上，成为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并发挥其作用。
由莲生的成就，我联想到他成才的途径和抗战前北平的大学。当时北平主要的大学五所：国立的北大、清华、师大和私立的基督教会的燕京、天主教会的辅仁。30年代，以中国文史方面系科而言，五校教学各有传统，研究各有特征，各有自己的刊物，也各培养出不少人才。当年青年学生心目中最为景仰的两所国立大学——北大与清华，似乎难分高下。五十余年后的今天，再来考查，我的印象是，莲生出身的清华似乎办得更成功。我在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参加过一次会议（记不清是系主任会或其他什么教授为主的会），环顾在座，北大毕业者二人（党委书记与哲学系主任），燕京毕业者二人（地理系与历史系主任），其余的教授如果我记忆不误都是出身于清华的。这种情况当然有很大偶然性，恐怕也不能否认它说明一些问题。清华一位老教授回忆，梅贻琦校长曾开玩笑地说：“京戏舞台上的皇帝身穿黄袍，坐在当中。但真正有戏可演的，大都是那些文臣武将。皇帝往往没什么表演，我就像是个皇帝。”此话说明，梅校长虽然自谦，实际他的作用正在善于延揽教授。只要有高水平师资，各尽其责，就有保证把合格的学生培养成高水平人才。当年清华的教授会很富权威性，或称为“教授治校”，看来未可厚非。
从莲生的例子，我还想到清华办学的另一特点，即悬统一标准，要求所有学生的基础具备大致相等的水平。北大却容许录取中文突出优异而外文不及格的新生。莲生自谦说，英文程度在清华学生中只居乙丙之间，而日文下过深切功夫。然而莲生在美国很快适应，讲课、写论文、讨论等应付裕如。而北大毕业的一位久居美国的历史学家，学问精深渊博与莲生相伯仲，只是外语受到限制，不能像莲生那样发挥所长，因而在美国汉学界始终未得到应有的承认。这一对比的例子可能也并不典型，但足供知人论世，有助于理解莲生之所以成为国际知名学者。
莲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多才多艺。在美国同学时，只知其能诗而不知其善画；只知其精于桥牌，而不知其兼擅围棋麻将，甚至三者都有著述；只知其为京剧戏迷，不知其能写能唱子弟书。陆惠风先生悼词中说莲生是“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colorful intellectuals of his generation”（肯定是他这一辈知识分子中最为多彩多姿者之一）。仅从上述意义而言，colorful一语也确切之极，更无论他的学术活动了。莲生由于人品、学业、才艺等方面原因，在哈佛中国学生中群众关系甚好，被选为中国学生会主席，并被吸收为中国学生的兄弟会“成志学社”（CCH）会员。
40年代之初，哈佛搞文史哲的中国研究生有四个人年辈相近，意气相投，常在一起，以齿相序为任华（贵州安顺人，清华大学毕业，清华留美公费）、周一良（安徽东至人，燕京大学毕业，哈佛燕京学社奖金）、吴保安（后更名于廑，安徽休宁人，东吴大学毕业，清华留美公费），而莲生最年轻。吴杨两人时时写诗唱和，记得他们的《哀香港》七古长篇在哈佛中国同学中传诵一时。吴保安住处是30年代翁独健教授求学时所住之地，当年的房东已然是白发皤然的两姊妹，也曾成为吴杨诗中主题。（三四十年代时，美国对华人种族偏见甚深。剑桥留学生租房每遭闭门羹，只有少数房东愿收中国房客。因此中国学生住房常有“世袭”现象。）莲生赠吴保安归国诗云：“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1983年10月18日致周函）八年抗战胜利结束，1946年任周吴三人“青春作伴好还乡”，先后回国。四十年来，由于客观情况，业务上辗转流离，游骑无归，成就寥寥。拨乱反正之后，周一良始得重理旧业，吴保安奋其雄心壮志，开创15、16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点之研究。西洋哲学长期被冷落，金岳霖大师之高第弟子任华几于投闲置散，今年届八十，老病因循。共话剑桥旧事，既悲莲生之永逝，又不禁庆其学术硕果之长存也。
《梁书·朱异传》载：“异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天下唯有文、义（周案：指谈义）、棋、书，卿一时（周案：犹言一齐）将去，可谓不廉也！’”借此典故，撰联以表达哀思：
任周吴杨异域同游，俊彦独推魁首；
文义棋书一时将去，不廉更迈前修。
[1] 英语walkel，井字形极轻金属架，病人用手臂撑以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