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先生

邓广铭先生去世已经半年多了，我在哀悼之余时时感到有些歉疚。因为在他弥留之际，我没有赶去和他诀别。他的噩耗和追悼会的日期，因我当时在病中也被瞒过了。当然我不良于行，也不一定能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但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

在1997年的9月、10月间，我们两个人同住在友谊医院，病房在上下层，曾经彼此互相串联过，而且一同照了一张相。我想这张相恐怕就是邓先生最后的遗影了。

我和邓先生认识是在1946年，但是熟起来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我调到新北大以后的事情。这四十多年来，我们两个人的交往并不密切，但是我觉得彼此相知还是很深的。

邓先生庆祝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后来没有写成，这篇文章的主题我想就是“邓广铭是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邓先生研究宋史，不像一般人那样只注重北宋，他是既研究北宋，又注意南宋。比如说他研究岳飞、辛弃疾、陈亮，都是南宋的人。再从研究范围来说，他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战争、研究典章制度，也研究学术文化。特别难得可贵的是，他还笺注过辛弃疾的词，这在一般的历史学家是很少见的。所以，他在史才、史学、史识这三方面都是很有特长的。他的考证是很精确的。早在学生时代，邓先生就受知于胡适之先生、陈寅恪先生和傅孟真先生。他的史识从议论到分析都是很宏通，容易接受的。另外，他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所以我说他在史学、史才、史识三个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这是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难做到的一点。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能够既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

邓先生之所以难能可贵，还在于他的勤奋。他的考证之学，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前辈学者的赏识。他到老勤奋到底，孜孜不倦，一直到他去世前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在研究《辨奸论》，写文章与人讨论，这一点也是非常宝贵的。他曾经说：“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要把有限的余年用来修改我的书，把它修改得更加完善一些。”这一点也非常难得。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先生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首先抓的是人才。他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充分利用人才，来办好这个系。

首先是任用张广达先生的例子，张广达先生是研究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的，但是长期以来，他被错误地用做一个俄文翻译，不能发挥所长。邓先生当了主任之后，决定让他放弃被强迫压在身上的任务——俄文翻译，而去做他的本行——多年研究颇有心得的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

同时，为了加强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他又从山西请来了王永兴先生。王永兴先生因为右派夫人之累，被下放到山西农村，穷愁潦倒，不为人所知，简直连研究工作都无法进行。邓先生把王先生聘到北京，让他和张广达先生一起来搞隋唐史和敦煌研究。王永兴先生开了隋唐史的课，也开了“敦煌学”的课，同时培养了大批对“敦煌学”有兴趣的学生，还主办了北京大学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刊物，出了五期之多，在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方面立了很大的功劳。

还有关于吴小如先生的例子，吴小如先生想要离开中文系，离开北大，到中华书局去工作。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很着急，想挽留吴先生，邓先生更极力主张要把吴先生请到中古史中心来。因为我们觉得吴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各个段都能挑得起来，同时他对文字、训诂各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对于我们的青年教师和同学都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和邓先生都去见了校领导，反复陈词，要求把吴先生留下，作为中古史中心的一个教员，让他发挥作用。这也是邓先生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对我的任用，邓先生也尽了很大的心。我记得在1981年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有人提出我应该做博导，也有人反对。邓先生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去找了领导，反复地陈说，一定让我参加第一批的博士生导师，这样我就当了博导。

作为历史系主任，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方面，邓先生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历史系有很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中古史研究中心。在七八级的毕业生中，中国古代史出现了不少非常优异的学生，但系里教员编制有限，不能都留下，邓先生感到非常可惜，于是想出一个办法为系里储备人才，建议设立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先生当初是想仿照史语所的办法，用自由与强制相结合，就是在研究方面没有任何条条，没有任何拘束，自己愿意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完全自由，但是又必须每天都到办公室来，大家一起坐下来研究，不能够自己藏在屋里，或者名义上搞研究，实际上是自由放任。当然后来没有能够照这个方法做下去。但是这个机构毕竟成立了，人才也留下了，而且也培养出来了。现在北大好几位破格提拔的教授，都是从中古史中心里出现的。

由中古史中心，我就想到，当初翦老也有同样想法。当时有不少留学东欧的学历史的学生回国，一时没有课可教，没有地方可去，翦老就说应该把这批人养起来，让他们从事研究，将来有用的时候再来使用，所以后来就成立了研究室。可惜的是，当时的研究室没有像邓先生这样的业务上有威信的人来主持；同时，这批学生也参差不齐，不像七七、七八级学生水平那样高。所以，最后这个研究室没有能够做出什么成绩，人才逐渐流失了，没能完成当时翦老储备人才的想法。

邓先生担任系主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确实是做了几件重要的事件，对北大历史系的贡献是很大的，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邓先生年登上寿，实至名归，他的小女儿小南同志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已经有“很有威信的理论教员”的称呼。后来恢复高考，她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专业，毕业以后又留在中古史研究中心，这是邓先生内举不避亲的表现。小南同志出了一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的书，邓先生给她作了序，其中对于小南同志的工作有很高的评价。我们知道邓先生平常是不轻易夸奖别人的，他这样地对待他的女儿，说明他的女儿的水平确实是不错。邓先生虽然像他一千六百年前的本家那样“伯道无儿”，但是“中郎有女”，世其家学，而且显然能够发扬光大他的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大学问家有这样福气的并不多。邓先生应该是含笑九泉了吧。

1998年8月1日（臧健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