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的另一种解读
——《超越感伤的家庭生活：伊迪丝·华顿，装潢，离婚》一文述评[1]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杨跃华
【摘要】文章作者苏珊·弗雷曼（Susan Freiman）首先质疑了美国文化批评学者对与“私人空间”相关的“家庭生活”“感伤主义”习以为常的理解以及模糊不清地使用“家庭生活”和“感伤主义”两个术语。她指出，学者们在使用两词时经常混用，很少进行区别，使得这两个词蒙上的消极色彩相互影响。苏珊·弗雷曼通过清洁革命，婚外家庭生活，静物内饰以及法国风格的闺房四个方面对伊迪丝·华顿《住宅装潢》一书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弗雷曼明确地指出，“家庭生活”中的“私人空间”可以表达另一种意识形态，即它是女性隐居和享有宁静并能成就自我的地方。
【关键词】伊迪丝·华顿；《住宅装潢》；家庭生活；感伤主义；私人空间
2011年第三期的《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杂志首篇刊登了苏珊·弗雷曼的《超越感伤的家庭生活：伊迪丝·华顿, 装潢, 离婚》（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Edith Wharton,decoration,and divorce）的文章。该文章通过对伊迪丝·华顿与奥格登·科德曼合著的《住宅装潢》（The Decoration of Houses）的解读，苏珊·弗雷曼质疑了被美国文化批评学者习以为常的两个术语：“家庭生活”和“感伤主义”。对于美国文化学者来说，“私人空间”意味着“政治色彩，与国家和商业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支撑这个概念的是“三个饱含意识形态并具有同延性的术语：家庭生活，感伤主义，女性气质”[2]。弗雷曼撰文的目的是要通过对华顿第一部出书《住宅装潢》的分析，挑战这些惯用的却有些含混不清的术语的内涵。
文章作者首先对美国文化批评学者关于“家庭生活”“感伤主义”和“女性气质”进行了梳理：
学术界从1977年开始引发对此的讨论涉及美国文本中的感伤主义，妇女小说和家庭领地。此讨论常围绕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为原型进行。讨论的发起人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的观点是，“女性文化是平庸和消费主义文化”。持相反观点的简·汤姆金斯（Jane Tompkins）等则指出了流行批评范式的偏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界对此的意见大概分为“坚决拥护妇女文化”和“文化有多层政治含义”两派。到了80年代末，持文化有多层政治含义的一派势头盖过坚决拥护妇女文化的一派。例如，吉琳·布朗（Gillian Brown）就将家庭生活同美国式自我的个人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劳拉·维克斯勒（Laura Wexler）则谴责感伤作为一种“温柔的暴力”方式是对社会控制的粉饰。90年代末，罗拉·罗梅洛（Lora Romero）反对把家庭生活一词贴上要么进步、要么保守的标签，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该词是有“政治效价”的混合物。凯丝·戴维森（Cathy Davidson）撰文提出，不要把“女性化”的家庭生活文化同“男性化”的市场进行过度二分化。总之，家庭生活与多愁善感二词承载着消极含义。进入21世纪，艾米·卡普兰（Amy Kaplan）、萝莉·梅里西（Lori Merish）等将“家庭生活”也分别打上“服务于帝国主义”和“情感消费主义”的标签。劳伦·勃兰特（Lauren Berlant）[3]则在自己的书里将“情感文化”说成“多半是老套的爱情”。
弗雷曼接下来表明自己对“家庭生活，感伤主义”术语使用的质疑。她指出，通过对伊迪丝·华顿关于家庭生活的构想可以看出，女性并非是无私的、情感的动物，她对他人的关怀也并非与其对家庭的全心全意密不可分。弗雷曼承认，讨论华顿的书对性别和家庭的感伤主义提出的挑战不是什么新的观点。艾米·卡普兰就曾认为，华顿的作品非常清楚地表明她不同于以往甚至现在对于女性普遍看法。但卡普兰沿袭的还是感伤的、谦卑的女性特质的观点，认为作为一名小说家，华顿的自我意识发展道路还是一种通过写作使自己走出家庭私人空间从而获得社会中公开身份的方式。但弗雷曼的观点是，虽然伊迪丝·华顿的其他文学作品对性别和家庭传统观念早就进行过挑战，但在《住宅装潢》一书中，华顿在无视阶级和性别角色规范的前提下，通过对自己家庭私人空间的打造，建立了自己作为职业女性的身份[4]。她进一步指出，第一，华顿看似对房屋内部装修的“偏爱”实质是她对自我的定义，一个超越传统已婚妇女的定义；第二，个人空间对于华顿缜密的室内设计理论至关重要。
苏珊·弗雷曼对《住宅装潢》的分析基于两个前提：一方面，华顿的小说是有关婚姻障碍的；另一方面，那些看似散发着传统家庭生活细腻情感，富有品味的家具绘图实际是典型的挑战性设计手册。弗雷曼认为，《住宅装潢》在体现“反感伤的家庭生活”[5]方面与所述的第二点有着更有共同之处。通过分析华顿《住宅装潢》一书的插图并对其做出阐释，弗雷曼希望该文能使学术界的“左派”学者们认识到“家庭生活”一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住宅装潢》中的“反感伤的家庭生活”还能为读者提供一种更为复杂和灵活的方式对待家庭生活。
弗雷曼的详细论述分四个部分：第一，涉及伊迪丝·华顿小说的“清洁革命”；第二，解读华顿住所“山峰”（the Mount） 的“婚外家庭生活”；第三，“山峰”的“静物内饰”；第四，解读插图“法国风格的闺房”。以下笔者就这四个部分分别加以述评。
一、清洁革命
弗雷曼在此部分主要对伊迪丝·华顿的小说进行了概括性分析。她认为华顿的小说既表现了已婚妇女和有礼貌的攻击性人物形象，还有家庭生活中几乎不可救药的杂乱，关注的重点是女性在婚姻的浅滩中如何努力向前。但是，这些努力让读者感受到的还是人物的既可怜又可叹，以及他们的自我妥协。华顿最早的作品《住宅装潢》一书则预示着她后来的离婚小说对婚姻风俗隐晦的反驳。
少年时期的华顿似乎就已经意识到，故事需要一定的杂乱才能推动其发展。从小说家的角度看，杂乱无序的家庭生活是动态的表现，即有“可叙述性”。正如D.A.米勒所说，只有整洁的房间和人物关系，故事就没有可发展的空间[6]。简·奥斯丁的每一部作品也是如此。故事里都有一些家庭内部的争吵或者分离。奥斯丁把握故事结尾的诀窍是，在家庭小说中如何以婚姻的方式恢复秩序，即婚姻是最终的救命稻草。就像其他喜剧形式一样，从叙述的角度讲，婚礼已经成为一项行之有效的“打扫房间”办法：在大门关闭之前，将所有人和东西都归之其位，渲染出一个幸福家庭的诞生。
即使是奥斯丁，意味着整洁、干净的婚姻在华顿的小说里也被冠以反讽。19世纪下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妇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多了起来。这项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妇女运动呼吁女性的自立自足，并在离婚和财产方面享有更多的权利。华顿所处的19世纪80年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提倡“阳刚之气”的新女性和“阴柔之气”的男性，促发了传统婚姻中主导性别角色的危机。1880—1900年间，美国的离婚率翻了一番，1920年又翻了一番[7]。在此世纪之交的故事和剧目里，已婚夫妇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稳定与秩序，而是令人失望的相反结局。华顿可能会加入亨利·詹姆斯，威廉·D. 豪威尔斯，托马斯·哈代等作家的队伍。在他们的小说中，女性往往是婚姻问题的引发者，而不是促使问题得以解决的角色。
华顿最受称赞的小说《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和《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充满着失败婚姻的故事。在《乡土风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一书中，离婚的复杂延伸成为小说的中心。此小说同豪威尔斯的《现代婚姻》（A Modern Instance）同被封为美国离婚教科书。在《看月亮》（The Glimpse of the Moon）和《母亲的赔偿》（The Mother's Recompense）中，小说又再次回到失败婚姻的主题。这些小说明显表露出作者对婚姻的担心以及对婚姻愤世嫉俗的看法。而这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情感，也是华顿自身痛苦婚姻的状况。在华顿的回忆录《回目》（A Backward Glance）以及传记作家们所提供的细节表明，伊迪丝·华顿和特迪·华顿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灾难。这个极不般配的婚姻从1902年特迪·华顿患精神病时就更加恶化。华顿的好友亨利·詹姆斯简直不敢相信这种结合，认为“简直不可思议”[8]。尽管如此，华顿在这个难以置信（又没有孩子）的婚姻中却坚守了30年。一直到1913年，华顿才在一巴黎法院离婚。弗雷曼指出，早在与其丈夫合法分居前，华顿就在精神上和现实中已经开始在婚姻的体制内构建自己远离婚姻的生活了。
巧合的是，虽然《乡土风俗》是在华顿离婚数月后出版的，但对婚姻不稳定性的尖锐看法早在《特莱梅夫人》（Madem de Treymes），《暗礁》（The Reef）以及《欢乐之家》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些作品确立了华顿的职业身份和声誉。而这些成就也是华顿通过超越自己作为特迪的妻子并在和其紧张的关系中获得的。
除了小说，1897年华顿与奥格登·科德曼合著的《住宅装潢》也一直备受读者的喜爱且被当作家装的标准书籍。这是华顿出版的第一部书。其成就不在于它的文学价值而在于它被视为经典的家装指南。《住宅装潢》一书中高雅、整洁的房间图片，关于闺房的评价，小摆设的建议以及对家的崇敬，却与华顿小说里的混乱婚姻大相径庭。该书中那些母性的教养让我们印象深刻，窗明几净的客厅就是一例。但对弗雷曼而言，书中那些得意的家庭生活之作不仅反映出华顿对家装的喜爱，也预示着她后来的离婚小说对婚姻风俗的隐晦反驳。
弗雷曼认为，华顿的《住宅装潢》一书与她更为广泛的离婚大全进行的对话建构了真正的新英格兰式抗争。她对建筑的热爱实际上是对她自己压抑婚姻的矫正。这里有三点可以说明。第一，该书的出版和按其意愿修建名为“山峰”的住宅，对于华顿婚姻以外的职业自我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自我的权威建立在她的两个身份之上：杰出的作家和富有才华的家装及园林建筑专家。第二，“山峰”的布局在证明华顿具有专业水平的同时还体现了与其用途相应的特别设计，即“山峰”的建筑理念就是非常重视“私密性”。与那时时兴的开放式相反，华顿非常在意房间的私密性，包括专为女主人隔离的套间。“山峰”的突出特点是有一处隔离的套房专供华顿不受干扰地进行写作。第三，《住宅装潢》一书对内部过于有序的设计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华顿对其母亲传统标准的敬仰，而应该理解为是她的抗争方式。该书中那些整洁而没有人物的插图也可以解读为华顿对传统家庭中经历过的无序的批评与纠正。
弗雷曼在华顿的作品里还发现了矛盾因素的存在：小说中的混乱和房间的整洁有序。华顿在讲述婚姻生活的无序时，好像作为一种补偿，又给予另一种有序的视觉印象，如那些客厅、餐厅、舞厅和卧室。它们既入时有序又唯美。形式和感情上看似矛盾的处理，在意识形态上却是延续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通过《住宅装潢》中使用的插图和体现华顿建筑专业水平的设计，弗雷曼试图说明，隐含在家装设计中的反抗同更显公开反叛的小说一样，华顿都在反对传统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规范。
二、婚外家庭生活
“婚外家庭生活”这个标题将呈现的内容可能会让读者有些出乎预料。作者弗雷曼想说明的是，华顿对自己住所的设计理念和实现既保存了婚姻家庭生活的形式，又在其隐秘的私人空间里成就着自我。
19世纪90年代目睹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审美和家庭价值的逐渐衰落。在室内装潢方面推崇清新、简约的风格。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哥伦比亚展览会以新的技术和光鲜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为充斥着社会问题的美国城市带来一丝生机。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者们也在努力通过室内空间的重新设计讨论“妇女问题”。在这个“进步的时代”，大家相信空间的重新创造可能对社会关系起到改革的效果[9]。华顿诉诸于建筑的策划是对其死寂婚姻的回应。
如前所述，华顿对自己的住所十分重视，对其设计和装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亨利·詹姆斯说，“几乎人人都知道我们的伊迪丝一直在为自己打造一个住所。”[10]华顿的这项行动并非偶尔为之。少时在欧洲印在脑海里的“住所、房间照片式的记忆”[11]，加之对她特别对待的导师的培养和大量自学使华顿具备了“几乎建筑学的专业水平”[12]。华顿几乎从结婚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住所和写作上面，以此缓解对婚姻的失望和自身慢性病的折磨。华顿婚后的生活是不幸福的。传记作家们一致认为她与丈夫在智力、社会地位和性方面都不般配。1902年他们搬到罗德岛的纽波特。在这里特迪找到了自己的玩耍地，而伊迪丝则变得形同枯槁。传记作家莎丽·本斯托克写道，华顿刚结婚就开始认真学习建筑史，家具设计和家装[13]。理查德· G.威尔森更是明确地指出，华顿不幸的婚姻正是她全心全意投入其住宅设计的直接原因[14]。
到1890年，华顿已完成了基础美学教育。可以肯定，华顿一直在逃避不满的婚姻，而建筑学和装潢学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替代物。这些都成为华顿《住宅装潢》一书的基础。威尔森认为 “山峰”（the Mount）最终是伊迪丝自己的独创，是华顿环境理念的全部实现。华顿自己也十分欣喜地说，“山峰”是“我真正的家”。在其回忆录里她写道, “只有在‘山峰’的家中，我才真正感到幸福”。这说明华顿一直在通过住宅的设计和家装来医治自己的心理疾病，而“山峰”的建造和进住的确彻底治愈了她的疾病。自从1902年搬进“山峰”，华顿就结束了困扰她的慢性恶心和疲乏症。她在那年的六月给朋友写道，“我喜欢新的设计，特别是按伯克利的最佳风格修改过的设计和装饰。”[15]
与华顿逐渐好起来相反，特迪却陷入了精神疾病和婚姻的种种问题之中。这给他们本来就存在问题的婚姻雪上加霜，最终导致离婚的结局。在这种情形下，华顿对她在“山峰”生活的描述却是快乐和多产的：“在那里的十多年，我生活、做园艺、安心地写作，从此结束了以前的日子，即结束了因丈夫毫无起色的身体状况使得家变得十分沉重的日子。”而在新家 “山峰”，华顿感受到了“摆脱生活中必须的琐事，可以尽心投入写作”的生活。她还说，“乡间的寂静激发了我创作的激情。”[16]“山峰”新家的生活使华顿养成一种每天有规律的写作习惯，这使得她能够完成系列文章的发表，而且迅速完成了《欢乐之家》的润色工作。华顿表示，这本畅销书的写作过程使她“从一个漂浮不定的业余写手变成了职业作家”[17]。
那么华顿又是如何在十年的离婚挣扎中留着自己的美感和自由感的呢？莎莉·本斯托克把华顿整体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山峰” 所处的气候条件以及有了自己的地和山林后的喜悦心情。苏珊·弗雷曼完全赞成本斯托克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山峰”“策略性”的设计使华顿在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中能够有效地做到了婚姻生活以外的实事。换句话说，华顿没有采取完全抵制家庭生活的束缚，而是相当成功地把家庭生活的空间配置成个人的“避难所”并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家庭私密空间里华顿又建造了第二个私密空间。在这个私密空间里，亨利·詹姆斯是她的常客。他称赞道，“山峰”的特点是“在它中有足够的它，有足够的隐匿与神圣”。[18]也就是说，这处住所的隐秘空间使华顿得以进行自己的创作。弗雷曼评价道：“在婚姻的城堡中也可以有自我隐秘的圣殿，它通向了华顿的自治与其专业性。而这种自治与专业性可以衡量性别的可塑性与即兴性。”[19]
弗雷曼以北翼二楼的设计为例，详尽地佐证了“山峰”的设计对私密性的重视。华顿在设计“山峰”的时候将北翼二楼的房间与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个二楼紧挨着特迪住的地方但不相通。她的房间不能从楼下公共地带的楼梯到达。每天早上，华顿独在二楼尽头的闺房里进行写作。她的闺房犹如一个防守严密的堡垒。“山峰”的设计既可保护华顿在写作时不受任何的干扰，又可以在家里接待客人和来访者。实际上，除了亨利·詹姆斯，好友瓦尔特·贝利、贝·洛奇，华顿还在其住所经常接待许多文学圈里的造访者。虽然在形式上远离社交场所，但华顿在自己家里招待圈子里的同仁并从这些客人那里弥补了婚姻中缺少的精神相伴。威尔森等学者强调，“华顿住所既有优雅的公共空间，又保证了她精神上的隐居。随着华顿作为一名作家的声誉越来越高，她也成为公众视野中的人物。而只有在‘山峰’的住所里，她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媒体的干扰。因为媒体更感兴趣的是她的婚姻和后来的离婚”。[20]
华顿的“山峰”不仅保护了她家庭生活的隐私，而且保护了她本人的隐私（远离她的丈夫）。华顿的策略则是向内回归，在提升了的私人空间里找到避所。归隐“山峰”这个看似“过度女性化”的选择，实际上是实现角色的转换：伊迪丝·华顿和其丈夫在事业上的发展和收入上的巨大悬殊在沃尔夫看来就是“丈夫和妻子”角色的转换[21]。
弗雷曼认为，华顿在历史、技术和审美方面具备的广泛专业知识是对传统男女二分法的挑战。《住宅装潢》这本房屋内部装修的书籍没有只限于房屋的内饰，最后的点缀以及充满情感的饰物摆设，而是出乎预料地关注了诸如门窗、壁橱、楼梯等大型建筑框架的结构，提醒在家装时不要采用过于清淡的墙纸，沉重的帷帐，过多的家具饰物，以及过于注意细节和无用的填充饰物。该书关于房屋内装潢的概要表明，内部装潢也是一项男性的智力活儿。这就更使得华顿作为其作者的雌雄难辨。不仅如此，原来住宅建筑中男外女内的分工也在此书中变得模糊起来。
三、静物内饰
苏珊·弗雷曼这一部分的笔墨相对于其他部分要少一些。她在此部分对《住宅装潢》一书文字叙述的精细与插图华丽但简约之间的对照进行了阐释：
《住宅装潢》一书有五十六幅半色调印版装饰画插图，其中两幅为照片。绝大多数画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家具和房间画，以及后来受其影响的意大利、法国、英国的设计图。该部分选用了插图一、插图二、插图三作为文章该部分的配图，展示了华顿家装的气势与审美。在《住宅装潢》中的场景更为古朴，并除去了人物和情感的要素。房间的装修去除了杂乱的家庭琐碎之物，完全不同于在华顿小说中看到的杂乱无章的房间。在华顿的小说里，读者一方面读到杂乱的故事，另一方面又看到整洁的房间。但在《住宅装潢》，类似的布局也隐隐见于文字性的部分和插图部分的比较之中。文字叙述以简明设计史开篇，说明人们在建造的同时也被其改造。弗雷曼想表明的是，在华顿的叙述里延续了她情节、人物以及冲突的精细描述方式，而在配图时却又策略性地抹去了这些。《住宅装潢》一书的前言解释了为什么文中的“文字论述与相应的插图之间存在着差异”——华顿认为这种差异是为了表达插图本身华丽但形式简约的需要。[22]
弗雷曼认为，读者对于书中的插图可以从旅游者的角度去欣赏。这是因为书中的插图能吸引我们不是因为要告诉我们家是什么样子，而是要让我们离开家去领略异国他乡的韵味。插图体现的贵族味儿也是要我们从凡夫俗子的生活中来一次不同的假日旅行。
《住宅装潢》中的五十六幅插图有二十多幅是房间、厅和楼梯的。除三幅是18世纪英国的房间图，其他均为18世纪或更早的欧洲大陆宫廷饰图：宫殿的墙、穹顶、门和壁炉台等。这些图的整体效果表现了一种理想的秩序和静寂的姿态。书中插图非常整洁的画面让读者插上了华顿想象的翅膀，暂时逃离现实中家庭生活中的凌乱与琐碎，也就是，家庭生活中情感的纷繁和事无巨细、没完没了的家庭事务。在华顿完美的房间里，没有食物、饮料留下的污渍，体味与易于挥发的情绪和不雅的行为。如果说华顿的财富使她不用承受家庭生活中的种种劳苦，而摆脱这些劳苦对我们这些常人则有着巨大的诱惑。除了两幅图，其他的图没有一个人物，甚至家佣在里面。其他静物图如博物馆里的展品一般，一尘不染，摆放有序，是纯粹柏拉图式的。
四、法国风格的闺房[23]
闺房一图是弗雷曼文章中的最后一张插图，占了整整一个页面。他对于这幅图做了最细腻又令人茅舍顿开的解读。
如前所述，《住宅装潢》一书中除两幅图外都没有人物的出现，读者触及不到一丝的个人或情感的痕迹。这些图给人以冷静、精致、美观大方的视觉感受。而有人物的一幅图表现的是男女在一间意大利风格的沙龙聚会的场面，像是18世纪的宫廷生活。华顿采用这幅画是为了对其内饰墙进行建筑处理：图中富有装饰性的柱子与通道上实实在在的柱子交相辉映。另一幅图则是一位女士独自在闺房里阅读的情景。这幅图十分特别，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如果说横扫房间的其他挂图吸引了客人、家佣和家人的注意的话，此图则是一位文学女性在自己私密王国的最私密之处要表达的自我天地。将这幅图理解为华顿的精心所为一点也不过分。该图的画面为，在面积狭小、高空间的闺房里，女主人坐在书桌前秉烛阅读。她优美的线条与座椅椅背的弧线、裙摆以及墙上的装饰地球仪相得益彰。女主人头顶上方墙上的地球仪好似“思想的泡泡”，预示着从这个固定的处所可以企及无限的心灵远方。女主人的姿势是放松的，她的手臂支撑在桌上，手心托着脸颊，下手臂把观者的眼睛从她的稿子带往她光彩的面颊，突出表达了她的安详与投入。弗雷曼指出，这幅画与其法国原创图相去甚远，因为那幅图的说明是，图中的女主人是一位被爱人抛弃的悲伤女人。但读者看到的这幅画中的女人却是在自己房间里怡然满足的样子，在安全而非笼中的闺房里，女主人正享受着自己的私密。
当然，女主人也并非独自一人，在她裙摆的倒影边有一只狗。它是性欲的象征，而它的头却朝着壁炉，背向着女主人。弗雷曼认为，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这幅画，不禁要问：为什么华顿要将这只狗安排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虽然不能肯定地说华顿逃避传统婚姻的“避难所”就是她偏离正常性的空间以及职业上不分雌雄的表达，但婚姻中自我放逐的华顿是否在自己私密的闺房里仍然存在强烈的欲望呢？1909年夏天，华顿与莫顿·弗勒顿有过一夜情（当时特迪也与一名演员有染）。弗雷曼赞成威尔森关于华顿婚外倾向的观点：“在与特迪长期无性的婚姻中，建筑和家装不仅起到了转移华顿注意力的作用，而且成为性的化身。”[24]弗雷曼还认为，《住宅装潢》一书和“山峰”实际上在华顿正式离婚前就已经给予华顿事实上的离婚。同样，我们也可以更乐观地说，华顿与特迪的疏离与她专心致志投入家装碰巧发生在了一起。华顿在家装中采用等高线轮廓，优美的对称设计，精心的独立分区都无不显示出她在专业方面的才华。1912年华顿卖掉了“山峰”，四个月后正式离婚。离婚后，华顿移居法国并在那里又为自己打造了两处十分特别的住所。1914年她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救援工作，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为欧洲战场中的上千难民提供了避难所。在此期间，华顿没日没夜地为难民、孤儿勤奋地工作。她还将亨利·詹姆斯、让·科克托、萨拉·贝恩哈特、W.B.叶芝、约瑟夫·康纳德等名人的作品收录成册，并于1916年由斯克莱布诺出版。该册书与《住宅装潢》都是富有深刻意义的书籍。
弗雷曼在文章的结尾指出，“家庭生活”是一个被深深赋予了“女性化”的词汇，但这个词并不一定就只拥有传统“家庭价值”，或保守的阶级、种族、自我以及民族的内涵。华顿式投身家庭的方式完全有别于感伤的性别、婚姻以及家庭观。虽然华顿小说里充满对婚姻问题的批驳，但在《住宅装潢》一书中却以另一种方式处理婚姻中的问题。该书没有提及婚姻的冲突或提倡拒绝家庭生活，反将“家”变成了女性隐居和享有宁静的地方。借助于经典的房间设计，华顿视“家”的目的为约束和平复情感的栖息地。当然，这种方式的确是一种在财富支持下的个人策略。华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从事的难民救济工作也表明她清楚地知道，安全和稳定的居家生活也是人类普遍的需要。华顿从个人隐居转向难民救济工作的行动说明“家”的概念远远超出大理石地板和好看得体的建筑装饰比例。
《超越感伤的家庭生活：伊迪丝·华顿，装潢，离婚》一文是苏珊·弗雷曼对女性作家非小说作品一种另辟蹊径的解读。她拓展了我们对于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理解的维度：女性作家在确立自我身份、展示其能力和才华时不要仅仅盯着社会生活的公共地带，家庭生活的私人化同样可以成就自我。而这似乎更有意义。虽然，苏珊·弗雷曼承认华顿强大的经济能力对她赋予“家庭生活”和“感伤主义”更丰富的内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赞扬华顿身体力行为特殊时期的受难民众所做的贡献，但弗雷曼似乎并未明确指出华顿的策略与成功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的女性。当然，伊迪丝·华顿的理念和相应的行动的确可以为特殊女性群体提供确立自我的另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Fraiman, Sus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p.479-507.
[1]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p.479-507.
[2]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480.
[3] Ibid.,pp. 479-480.
[4]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481.
[5] Ibid.,p.482.
[6]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482.
[7] Ibid.,p.504, Note 8.
[8]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p.504-505, Note 10.
[9]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p.485-486.
[10] Ibid.,p.486.
[11] Ibid.
[12] Ibid.
[13]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486.
[14] Ibid.
[15] Ibid.,p.487.
[16] Ibid.
[17] Ibid.
[18]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488.
[19] Ibid.
[20] Ibid.
[21]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489.
[22]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p.491-492.
[23] 评述者对此部分的标题做了改动。原标题为“透过锁眼的两个景象”（Two views through the keyhole）。
[24] Susan Fraiman, “Domesticity beyond sentiment: Edith Wharton, decoration, and divorce,” American Literature 83.3（2011）:p.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