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有话说

中美两国的经贸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互惠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毋庸置疑，中国从美国获得技术、资金和市场，是中美融合的受益者，但是，美国又何尝不是？今天如此，以前更是这样，从当年美国独立，到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后来建设的大陆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中国息息相关。

1773年12月16日夜晚，六十多个波士顿人，在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的率领下，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停靠在波士顿港口的“达特茅斯号”货船，将船上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342箱茶叶倾倒进波士顿海湾，从此开始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342箱所谓的英国茶叶，其实来自中国。塞缪尔·亚当斯和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堂兄弟，波士顿地区的茶叶大走私商，他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茶叶，以避免英国的征税。正是英国人和波士顿地区走私商在中国茶叶贸易上的利益冲突，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1784年，即英国人离开美国的两年后，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派出了第一艘前往中国的船，即“中国皇后号”，满载着动物皮毛、脂肪、人参和许多银子，驶往中国的广州进行贸易，给美国带回了茶叶、南京秋裤和无数精美的瓷器。“中国皇后号”一次旅行带来的净利润是3万美元。当年中国的广州，让美国人充满无限的向往，许多美国城市以广州（Canton）命名，至今仍然有28个美国城市保留着这个名称。

和中国人做生意带来的巨大利润，强烈地吸引着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人，他们纷纷参与茶叶和瓷器的进口业务。在和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鸦片的巨大市场，很自然地把业务扩展到向中国走私鸦片。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在印度和阿富汗的鸦片种植和销售，美国人只能另辟蹊径，从土耳其收购被称为黑土的鸦片，然后再走私进入中国。从事鸦片走私的美国商人包括卡波特、罗素、福布斯、格林、阿斯特等家族。这些新英格兰地区的显贵家族从中国挣了钱之后，又回馈给当地的社会，建学校、办医院、做慈善，很多更是向常青藤大学进行丰厚的捐赠。比如，卡波特家族是哈佛大学的大金主，罗素家族是耶鲁大学的大金主，格林则为普林斯顿大学捐助了整个科学学院。可以这么说，常青藤大学里的每一块砖里面都含有与中国开展茶叶、瓷器贸易和向中国走私鸦片赚取的钱。阿斯特家族则成了纽约的大地主，创办了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约翰·福布斯带着当时的世界首富伍浩官投资给他的2600万美金回到美国，修建了芝加哥铁路，成为美国的铁路大亨，而同时代英国富豪罗斯柴尔德投资在美国的资本为530万美金，福布斯后来成为林肯的大金主，是林肯问鼎白宫的主要推手。美国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对当年美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我在中美大学授课二十多年，每每讲述中美之间的这段贸易史时，发现不但中国人知之甚少，就连从小学习美国历史的美国学生，对这些也是一脸茫然，闻之之后则满是惊叹。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大约五年前，我决定写一本书。当时一些做电影的学生建议，为了增强可读性，应该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段历史生动地讲述出来。所以我决定不用学术著作的方式，而是用小说的形式，通过罗斯福外公戴沃伦在中国前后十五年的经历，来呈现当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史，以及在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件。

本书撰写过程中受到许多朋友和学生的帮助。我首先要感谢李威达（David U.Lee）先生，李威达是我二十年前南加州大学的学生，进入影视界后，在中美电影界颇具影响力。李威达先生为了鼓励我把戴沃伦的故事写出来，给我布置了作业，让我先从三页纸的提纲开始，再扩充到三十页，继而到一百页的故事剧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李威达先生是我的老师，没有他的鼓励和指导，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写成。

我还要感谢李飞先生。李飞先生阅读了整本书稿，并对之提出意见，让人感动。李飞先生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从一个影视界的门外汉，成为中美影视界的重要桥梁，此事本身对我就是一个很好的鞭策。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曾为复旦大学EMBA班、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等学校演讲中美贸易关系。演讲当中听众的提问，许多成为我故事构思的灵感，对此，我向这些学校、项目和各位同学表示感谢。

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盖君芳编辑仔细阅读了本书通稿，严谨修改稿件，并为此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此鸣谢。

我还要感谢刘志宏老师，杨敏成先生，章征宇先生，鲍勇剑教授，苏智敏女士，钟东女士，莱斯莉·路易（Leslie Louie）女士，陈乐雅女士，张晓敏先生，陆雄文教授，朱琦先生，李明灿先生，美剧《权力与游戏》的制作人文斯·吉拉迪斯（Vince Girardis）先生以及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布雷特·席安（Brett Sheehan）教授等人的帮助和反馈。最后，我要感谢夫人慈晓蓓的鼓励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