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与世界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由西方海上强国发起的一条自西向东的海上贸易航线，这条贸易通道给之后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世界格局演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18世纪后期，英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工业化进展。生产力的发展使英国急需扩大海外市场和获取工业原材料，以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著称的中国成为英国最期待的合作伙伴。然而，虽然此时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但是中国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传统出口商品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需求并不高，在两国的贸易关系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扩大对华商品输出是英国的迫切需要。在试图以鸦片贸易扭转其劣势地位但被清朝政府抵制后，为了打开中国国门，英国最终发动了鸦片战争。自此以后，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在极大程度上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武力威胁下，清政府沦为其攫取政治、经济特权的统治工具。中英签下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后，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国也趁机侵犯中国，迫使中国先后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得以在中国享受条约特权，开展经济活动。这些不平等规定具体体现在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中外协定关税制度、外籍税务司制度，以及领事裁判权制度等。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只有广州一处通商口岸，这远不能满足西方列强的扩张需求，于是就产生了在不平等条约规定下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下《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同英、法签下《天津条约》，又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及沿江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新增天津为开放商埠，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开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通商口岸，1890年中英《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又开放了重庆。中国被迫开放的地区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北部沿海、内陆沿江地区。此外，还有一些条约规定开放中国内陆边疆口岸，如广西龙州、云南蒙自、西藏亚东、伊犁、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布哈兰图）和肃州（今甘肃嘉峪关）。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被迫开放商埠35处，遍布沿海、沿江、内陆城镇，分布在全国18个省份，中国地域开放自主权被极大剥夺。另外，西方列强还在这些通商口岸或其他地区划出一部分土地直接管理，并且享有行政、司法权，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的控制(15)。
不平等条约中的协定关税制度和外籍税务司制度进一步剥夺了中国进出口管理的自主权。协定关税制度是针对中国的片面协定，即中国关税税率多少、如何修订关税、关税支配权、减免税商品范围等都需经过与外商协商，而中国在其他国家却不享有同样的特权。通过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西方列强得以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中国关税逐渐丧失了其保护本国经济的作用，同时也损失了大量经济利益。外籍税务司制度将中国的海关行政、任职任免、业务管理等海关行政管理权赋予外国人所有，中国海关行政主权被剥夺。西方列强通过制定有利于各自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使中国对外贸易沦为适应西方列强经济发展需要的工具。
西方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规定外国商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由于西方商人在华的行为可以受到保护，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违法贸易活动，使中国商品、中国商人在市场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上述种种不平等规定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受西方国家的利益主导，对外贸易呈现出半殖民地性质。通商口岸和租界制度使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列强势力进一步扩张到中国社会经济，操纵中国的对外贸易。
在列强的武力威慑下，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改变以往严格限制的对外贸易政策。鸦片战争后，外商获得了在华通商口岸自由贸易的权利，又有以上不平等条款的限制，中国政府无法管理和控制外国商人、商品、商品价格和贸易方式，极大地便利了西方在华商品输入，中国成为西方人倾销商品的市场。同时，外商走私、非法投资等违法犯罪行为一度猖獗，鸦片贸易也终于合法化，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冲击。
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形势，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在思想、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他们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通过利用外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等方式兴办了一批民族企业，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作用。另外，洋务运动也启发了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国人开创报刊、创办新式学堂、政府选派留学生赴西方学习，为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逐渐获取更多的经济特权，他们可以更便利地开拓中国市场和掠夺资源，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对外贸易控制程度进一步加深并逐步开始了对华投资。首先，外国资本在华设立的洋行承担着中国进出口商业的业务，其势力得到迅速增长。早期洋行主要从事的是商业活动，鸦片战争后西方商人在华活动更加不受清政府控制，洋行的数量增多，规模逐渐扩大，其经营领域也发展到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共用事业、房地产及工矿企业等各个领域(16)。与此同时，外国银行纷纷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甚至把总行设立在中国，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重大影响。他们在华发行纸币、控制白银汇率、向中国政府贷款，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和外汇市场，谋取更大的在华利益，甚至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其次，为了便利商业侵略活动，西方列强的势力深入运输、工矿、电信等部门，主要集中在航运、船舶修造、出口加工等行业(17)。外商纷纷在华开设纺织厂、卷烟厂、船厂、制糖等与进出口贸易息息相关的工业企业，还长期控制中国的煤矿生产权，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阻力。西方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陆路交通命脉，垄断了多条铁路的筑路权和经营权，中国铁路发展受到阻碍，也损失了大量铁路运营的利益。外国资本在华势力扩张使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加深，也保证了中国对外贸易及其相关行业受其操纵、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服务。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对中国控制程度的逐渐加深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中国的进出口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方面，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外经济联系逐渐加强，西方逐步扩展其在华势力，进一步控制中国对外贸易，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商品价格渐渐融入国际商品价格体系中，对外贸易价格不再由国内供求状况决定，列强各国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促使中国贸易规模迅速增长。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大提高，其出口工业品价格逐年下跌，竞争力渐渐增强，中国传统手工业逐渐失去优势，对外贸易平衡状况发生逆转，国际收支状况转向贸易逆差，且逆差规模不断扩大。此时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为英、美两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规模较小。
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进口商品来看，19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新技术革命之后不仅使生产力大幅增加，其工业品也更加丰富多样，我国进口商品日益多样化。据海关统计，19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口岸进口洋货达180多种，到1894年已增加至580多种，其他口岸这一时期进口商品品种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西方日用品进入中国，如洋油、火柴、洋伞、肥皂、面粉、食糖、卷烟、蜡烛、纸张、染料等，反映出贸易领域和市场不断扩大(18)。在种类丰富的进口品中，鸦片和棉纺织品一直占主导地位。1884年以前鸦片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3~1/2，之后棉纺织品超过鸦片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此后，棉纺织品和鸦片在进口商品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依旧占据中国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其次是煤油、火柴、金属及矿砂、糖、米、面粉等产品。
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表现出工业品减少、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增加的特点。西方生产力水平发展使其工业品在市场上更具有优势，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生产技术逐渐落后，以往中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如丝织品和茶叶的国际地位日渐衰落。此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和原料为主，包括豆类、皮制品、毛类、猪鬃、蛋品、籽仁及油、烟叶等。这一时期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反映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日渐衰落。
二、甲午战争以后（1895—1911年）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国与西方列强又签订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内容包括增开通商口岸、扩充租界建立殖民统治、扩大片面最惠国待遇、扩大外籍税务司权力，以及进一步侵夺中国内河航行权等，对中国主权和对外贸易的威胁再度加深。甲午战败引发了一系列国内政治和经济动荡，推动着中国近代化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艰难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加速了我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也使近代资本主义和工商业得到发展，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了市场和物质基础。另外，中国的自然经济根深蒂固，拖缓了贸易发展的进程。
《马关条约》使外商在华投资获得合法权，此后列强在华投资飞速增长。1902年各国对华投资15亿美元，比战前增加了3~6.5倍，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达65.1%，是这一时期外国在华主要投资方式(19)。西方列强在华投资领域甚广，凭借其侵略特权掠夺和经营工矿、运输业，并广泛投资于金融、贸易及其他工业行业。随着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并深入内地，中国自然经济加速解体，西方出口商品在华市场更为广阔，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贸易额增长迅速。洋行势力越来越强大，中国进出口业务几乎被各大洋行垄断，对外贸易完全被西方列强控制。在西方列强的操纵下，我国商品进口增速远高于出口增速，对外贸易条件极其不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贸易逆差规模一直保持扩大态势，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
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种类也更加丰富。主要进口商品仍然是消费品，最大宗的进口品是棉织品、鸦片、棉纱，以及其他杂项进口商品，进口量急速增长。生产资料占进口商品比重逐渐增加，但消费资料仍然占80%以上。出口商品结构基本维持在战前状态，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如丝织品、茶叶等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逐年下降，其他原料性农矿产品出口比重逐渐增加。中国的民族企业受到外商的极大制约，中国工业产品所占出口比重极小。
甲午战争之后，美、德、日等国实力日渐增长，与英国开展了对中国市场的激烈争夺，英国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逐渐被兴起的美、日取代。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地区也从高度集中的华中、华南地区逐渐扩展到华北、东北，列强侵略中国的范围越来越广阔。
外族侵略让中国人意识到富强必须建立在经济和工商业基础之上，因此，清政府转变了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的思想，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与对外经贸的政策。首先，外商在华投资设厂及中外商品竞争实力差距逐渐拉大刺激了民间资本“振兴实业”与外商竞争。其次，在国内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积极利用外资发展铁路、矿业、合资建厂等，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及管理技术。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开放的重要性，在他们的鼓动下，中国开始主动增开商埠、积极开放、鼓励出口贸易，对我国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各国关系急剧恶化，世界贸易情况不容乐观。随着各国经济实力发展分化，世界经济格局也出现了巨大改变。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遭到重创，美国和日本由于远离战场其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国际地位日渐提高。
此时的中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加上欧洲列强暂时放松了对华侵略，给中国民族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空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统治机构为北洋政府。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助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继续在内地增开商埠、鼓励进口替代和发展出口贸易，并积极争取关税自主、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以上政策方针的实施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民族企业得到鼓励和发展，促进扩大了对外贸易规模，同时也削弱了列强对中国经贸的控制，为中国民族经济和对外贸易自主发展赢得了机会。
在北洋政府的政策鼓励下，外国在华投资进一步增长。一战期间欧洲国家暂时减缓了对华投资，英国虽仍是对华投资第一大来源国，但投资总额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实力日渐增强的日本和美国。1917年和1918年，日本仅给北洋段祺瑞政府的“西原借款”就达到1.45亿日元。1920年，日本在华投资额已增长至35190万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华投资国家，同时，美国对华投资也增长到9000万美元(20)。另外，“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政策鼓励使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兴起并得到迅速发展。
在政策环境、工业发展和欧洲列强放缓掠夺脚步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取得进一步发展。其一，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进出口总值从1912年的84362.2万关两(21)迅速扩大到1926年的198851.6万关两。其二，虽然此时国际收支仍处于逆差状态，但逆差额在一战时比前期已经大大降低。其三，随着中国轻工业的发展，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进口商品种类更加丰富的同时，进口消费品比重下降，生产资料进口比重加速上升。出口方面，一些中国工业制成品如棉织品、毛呢、水泥、面粉、电灯、纯碱、地毯等产品开始少量出口，但农矿产品仍占主导地位。
四、民国时期（1928—1949年）
（一）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与世界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空前严重的大萧条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际贸易普遍萎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想方设法把商品倾销到海外，争夺国际市场，一边提高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经济危机波及更大的范围，使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外贸易遭到重创。在此情形下，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社会安全与民族企业发展再受冲击，经济出现衰退，对外贸易状况不容乐观。
在国内，国民政府重新统一中国后逐渐加强了对金融业、工矿企业和基础产业的控制。国家资本垄断不断强化，一方面有利于集中资源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总的来说，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工业化之后，近代中国工业已有所发展。1894—1936年，工业资本从4954万元增长到246502万元，增加了241248万元，年均增长率为9.75%(22)。不过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工业基础仍十分薄弱，工业化水平极低且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很大比重。
对外，中国人民进行着顽强的反帝和争取独立自主权斗争。经过国民政府的长期不懈努力，中国逐渐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并取消了外国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大大削弱了列强对中国经贸的控制。国民政府实行的国定关税政策，对本国进出口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到列强势力的很大制约，对民族企业的保护作用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设立工商访问局、国际贸易局、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等涉及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抵制洋货倾销和鼓励民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
虽然此时我国恢复了一定的对外贸易主权，但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略的影响，进出口贸易均受到不利影响。据统计，1929—1936年，中国出口量年均下降2.4%，进口量年均下降8%(23)。受进口税率提高的影响，此时中国进口商品中消费品比重逐渐下降，而工业化的推进使工业品进口逐渐增加。出口方面，丝及茶叶受到日本、印度等国强有力的竞争，出口量大幅下降，此时日本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豆油类产品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另外，一些来料加工贸易也有所发展。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各进出口商品比重有所变动，工业品出口有所起色，但仍保持以往的进口消费品、出口原料性产品的状况。此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以日本、美国、英国、德国为主。
中国国际贸易逆差规模继续扩大。1932年贸易逆差突破4亿关两，1933年逆差达4.596亿关两，之后仍在继续扩大。据统计，1895—1936年我国累计逆差约有70亿关两。海外华侨汇款成为弥补这一巨额逆差的主要来源，但华侨汇款受多方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24)。此外，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这一时期外国在华投资规模大幅下降，且中国还欠下大量战争赔款，国际收支状况十分严峻。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社会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再次受到严重打击。中日战争中，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缩小至西南、西北及华中、华南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普遍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落后，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日本控制范围逐渐扩大至过去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并控制了大量民营企业、外国投资企业，包括沦陷区的对外贸易。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其统治区域实行战时对外贸易统制，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垄断。统制政策包括：垄断农副矿产品及军需物资进出口，同时允许私营商人经营非统制商品；开展易货偿债贸易；实行外汇和商品管制。统制政策对抗战起到很大的支援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进出口贸易的开展。
受国内外战争摧残的影响，抗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对外贸易规模急剧萎缩，出口商品数量和种类大量减少。1938—1941年，出口额从5925万美元持续减少到1997万美元，直到太平洋战争后出口额才有所回升。由于国统区生产规模远小于需求，进口额扩大且远远超过出口额，1936—1941年一直保持巨额逆差并日渐增长。日军占领的沦陷区贸易额远超国统区，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4。然而受到日本的掠夺，经济衰退严重，沿海贸易发达的地区此时贸易量大大降低。沦陷区贸易也呈连年逆差状态，1938年贸易逆差额7653万美元，1941年已增长至3.3亿美元。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进出口贸易均大幅下降，但仍然维持逆差局面。
抗战时期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进口商品中制成品比重下降，生产原材料进口大量增加。出口品中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原料性商品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主要出口商品。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是苏联、美国、英国、德国。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又爆发了全面内战，给饱受摧残的国内经济再次重击，对外贸易发展遭到进一步破坏。
抗战后国民政府依旧实行贸易管制。国家垄断行业范围进一步扩大，除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之外，还涉及机械、电子、建筑材料、化工、糖、纸业、纺织业等行业，民营企业在这种环境下难以生存。同时，继续实施商品及外汇管制政策，制约民族经济发展。另外，国民政府的垄断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境况有极大改善，有利于恢复国民经济。
此时的商品进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对华援助了大量救济物资，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和工农业生产原料和设备，在中国进口贸易中占1/3左右。在商业性进口商品中，制成品占进口总额比重回升，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制成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也迅速增长，原料性商品出口大幅下降。
二战后，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先进生产力，以各种名义向中国倾销商品，控制了中国市场，同时，中国商品对美国出口增长明显，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另外，东南亚和中国香港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
总体来看，中国近代对外经贸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贸易性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交往相结合的和平、友善、互利的交流活动，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而近代贸易则是中国被动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西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入和经济掠夺，是带有浓厚殖民性质的对外贸易。中国近代经济和对外交往发展以西方国家需求为导向，在列强的控制下曲折发展。二是对外贸易主动权。古时朝代更迭，对外经贸活动发展时有变化，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然而西方列强的暴力行径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中国国民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备受摧残。三是贸易形式。近代以前中外贸易以高附加值的手工业品和特色农产品为主，中国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大宗出口产品为丝织品、茶叶和瓷器。随着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进出口商品种类更丰富、规模更大，且出现了外国在华投资，对外经贸活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与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四是贸易结果。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科技、制度、文化等方面，也促使中国传统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对西方工业品需求增加，一改近代以前的贸易顺差局势。五是贸易地理方向。丝绸之路时期我国主要与中亚、南亚、东南亚、日本、朝鲜半岛进行经贸往来，并同欧洲开展间接贸易。近代则是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其中，英、日、美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近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被殖民、被剥削的地位，这一状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终结。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被殖民国家无疑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世界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与此同时，我国得以接受西方先进技术、思想，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另外，长期以来被压迫的苦难给予了我们警示，经济上受剥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侵犯无不提醒国人自立自强。国家强大不止于自给自足，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以和平的方式共同发展才是促进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进步的最终途径。
(1)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 郑彭年．丝绸之路全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3) 楼劲．汉唐的外事体制与丝路古道上的基本外交模式[J]．敦煌学辑刊，1995（1）：79-88.
(4) 《汉书…西域传》：“赂遗赠送，万里相奉”，指汉武帝时以财物赠送少数民族，相隔万里送上。
(5) 郑彭年．丝绸之路全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6)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7) 过所：古代用于通过关隘的交通证明文书。
(8) 孙玉琴．汉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J]．国际贸易，2014（8）：16-20.
(9) 霍建国，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卷[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10) 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1) 勘合：由政府制定的朝贡贸易的凭证，一份为勘合，发给前来朝贡的国家，一份留作底簿。各国入贡时，入港后要由中国政府检验两相符合后才允许登岸入贡，否则便被拒绝入贡。霍建国，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卷[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12) 尹晓盛．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7.
(13) 霍建国，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卷[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14) 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2）：4-16.
(15) 霍建国，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卷[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16) 霍建国，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卷[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17) 刘克祥，吴太昌．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8) 刘克祥，吴太昌．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9) 霍建国，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卷[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20) 霍建国，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卷[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21) 海关两（关平两），清朝中后期海关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
(22) 刘克祥，吴太昌．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3) 霍建国，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卷[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24) 刘克祥，吴太昌．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