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标准：尾生之信与康德之诚

道德终极标准的提出，源于各种道德规范之间时常发生的冲突。“尾生之信”和“康德之诚”堪称这种冲突的典范。尾生是中国古代的一名青年男子，他和一个女子谈恋爱，约会在大桥底下，因为大桥底下比较偏僻，好说话。但是大桥底下并不安全啊！当尾生赴约来到桥下时，河流涨水，洪水上来了。尾生面临一个道德难题：是守信而留在大桥底下还是离开大桥而逃生失信呢？离开大桥可以自救，但是那样一来就要失信；要是守信而留在大桥底下就不能自救：“贵生”道德规范和“守信”道德规范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他的选择是守信，留在大桥底下！他抱住桥柱子，水往上涨，他就往上爬。结果，尾生被淹死了。这就是尾生之信！

就这一点来说，伟大的康德与尾生同样可笑。因为康德曾举例说，一个凶手正在追杀一个无辜者，这时候有一个人正好目睹了无辜者藏在什么地方。凶手就问这个人：你看见一个人往哪里跑了？这时候这个人就面临着两种道德规范的冲突：是要“诚实”还是要“救人”？如果他要诚实，就得告诉凶手那无辜者藏在哪儿，那他不能救人而是害人了；他要救人，就要违背诚实道德规范而欺骗凶手，说没有看见有什么人跑过和藏在何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康德的答复是：要诚实，即使害人，也要诚实，因为诚实是一条“绝对的律令”。我们不妨将此称之为“康德之诚”。

尾生之信：为了不违背与心爱女子的桥下之约，尾生在洪水涌来时仍抱着桥墩不肯离开，最终被滚滚洪水淹死。

康德之诚与尾生之信何其相似尔！确实，康德犯了和尾生同样的错误。究竟是要诚实还是要救人，要守信还是要自救？这些原则既然发生了冲突，那么，这些原则本身就解决不了应该服从哪一个原则的问题，而只应该诉诸一个更高的原则，如此推导下去，最终应该服从的那个道德原则就是所谓道德终极标准。道德终极标准就是最根本的道德标准，是产生、决定、推导出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标准，是在一切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都应该服从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标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标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例外而绝对应该遵守的道德标准，因而也就是绝对道德标准。道德终极标准无疑只能是一个，而不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因为如果有两个，这两个道德原则还可能发生冲突，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只能遵循其中的一个，而必定违背另一个。那个应该违背的显然不是道德终极标准；而只有那应该遵循的才是道德终极标准。所以，道德终极标准只能是一个。那么，这一个道德终极标准是什么呢？

道德价值推导公式表明，道德目的是衡量一切行为道德价值之标准。但是，道德目的分为道德特殊目的与道德普遍目的。道德特殊目的仅仅能够产生和推导出某些道德规范，而不可能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只可能衡量某些行为之善恶和某些道德之优劣，而不可能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这样，道德特殊目的便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

举例说，许多社会都曾处于这样的阶段：所提供的食品不足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为了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人们所制订和奉行的道德规则不尽相同。爱斯基摩人的规则是将一部分女婴和年老体衰的父母置于雪地活活冻死。巴西的雅纳马莫人的规则是杀死或饿死女婴，并在男人之间不断进行流血的战斗。新几内亚的克拉基人的规则是男人在进入青春期以后的数年内只可建立同性恋关系。

这些人制订这些特殊道德规范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显然，“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这个道德的特殊目的，只能够产生和推导出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道德规范，而不可能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只能够衡量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行为之善恶和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道德规范之优劣，而不可能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因此，“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之道德特殊目的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

道德特殊目的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显然意味着：道德终极标准只能是道德普遍目的，说到底，乃是道德最终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但是，任何标准之为标准，都必须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道德终极标准应该量化为：增减全社会——亦即经济、文化、人际交往、法、政治之总和——与每个人利益总量。这就是说，评价任何道德优劣和行为善恶，只应看其对全社会——亦即经济、文化、人际交往、法、政治——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效用如何：

一方面，哪种道德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速度最快、保障人际交往的自由和安全的系数最大、使法和政治最优良、最终增进每个人利益最多，那种道德便最优良；反之，则最恶劣。另一方面，如果一种行为能够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那么，不管这种行为本身如何，都是善的，都是道德的、应该的，都是具有正道德价值的；反之，都是恶的、不应该的和具有负道德价值。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