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独裁抑或竞争性的精英民主

莫斯卡的困境在于，对大众民主的当代批评似乎使民主独裁制成为一种必然。为了从新政治科学的角度维护民主，精英对大众的操纵毋宁是一种优点，而非致命的缺陷。如果将罗伯特·米歇尔斯与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著作做一比较，这一窘境就显而易见。两位思想家对上述大众民主的三个组成部分做了非常精彩的综合，这三个部分包括：大众被视为一群非理性的乌合之众；政党被描述为一种选举机器；以及精英理论。两人的理论背景包括德、意、法、英、美。然而，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参照点，且相互影响，但两人在民主是否毫无意义或是否必须彻底对民主进行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些差异不仅再次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说明了科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在为重新思考民主提供空间方面远不及历史和组织分析。

与前文提及的思想家不同，米歇尔斯起初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执着的民主派人士。作为一位德国工团主义活动家，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批评有加，认为该党全神贯注于“组织本身”，其领导人往往将政党视为确保自己地位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为了推进革命事业。不过，米歇尔斯将这一倾向归咎于德国的具体条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唯恐被解散，以及德意志的军事和官僚文化，并未对该党走向激进化完全失望。从1907年开始，米歇尔斯转向了精英理论，由于当时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态度，他无法在大学获得教职，在韦伯的帮助下，他最终在都灵大学获得教职。而莫斯卡早他四年进入该大学，后来对这位新同事影响颇巨。此时的米歇尔斯开始认识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缺陷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精英轮替和组织化，从而强化寡头统治（Beetham 1977a）。

在其经典著作《政党》⁵（1911, 英文首版1915）一书中，米歇尔斯对这一主题做了进一步阐发，他引用并综合了上文考察过的理论的各个方面（Beetham 1981, p.82）。从帕累托那里，他提取了这样的论点：即信仰反映了某些基本的“情感”。他抛弃了早年支持社会主义事业时对理性论辩的信心，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如下观点：即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式与经济结构的变迁相关联。实际上，他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规律性，后者并不因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然而，他还引用西盖勒、塔尔德以及勒庞（后者正是米氏著作的法文译者）等人的观点，认为这些心理特征反映了大众与其领袖的差异所在，前者作为一群乌合之众，易受到暗示，而后者则能够通过他们的雄辩、积极和大胆，对大众发挥影响（Michels 1959[1915], pp.24-25）。从莫斯卡那里，米歇尔斯接受了如下论点：政党组织培育了能够领导该组织的精英。正如他精辟地指出的：“组织意味着寡头统治”（Michels 1959[1911], pp.401, 432）。而且，组织是无法避免的。韦伯曾鼓励米歇尔斯阅读布赖斯有关美国“核心”政治（“machine” politics）的论述（Scaff 1981, p.1279），后者得到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多卷本的补充。在发展韦伯有关官僚制的某些论点的基础上，米歇尔斯指出，大规模的集团如果需要协调行动，尤其当他们在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承担各种各样的任务时，就需要组织。不过要使一个组织运转起来，本身就是一项需要专门技能、能够将领袖和大众分离开来的专门任务。组织还培育了保守倾向，并产生了一种更为一般的倾向：即新的群体融入并更新已有的精英，而不是简单地取代他们。对帕累托和莫斯卡来说，他们担心的是资产阶级将被一种革命式的精英取代。而米歇尔斯却认为，革命式的寡头统治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的起点是创建组织，而组织必然使领导者背离社会主义原则。

在这里，米歇尔斯将民主更多地视为一种徒劳，而非假象。他论点中的心理学因素和组织因素是相互强化的。不管领导人如何满怀理想，他们将发现自己既无法克服大众在某些杰出人物面前“拜倒”（Michels 1959[1911], p.67）的“不可捉摸的需要”，也无法克服权力再生权力的方式（Michels 1959[1911], pp.205-209）。无论是寡头统治还是大众的顺从均无法克服：“在各种形式的民主体制中，寡头统治的产生源自一种有机必然性”；“大众在客观上的不成熟不是一种随着民主化过程的推进而归于消失的暂时现象……它源自大众之为大众本身的属性……因为大众本身是不定型的，因此他们需要劳动分工、专业化以及引导”（Michels 1959[1911], pp.402, 404）。

在《政党》一书中，米歇尔斯指出，尽管旨在实现民主理想的努力本身注定要失败，但这一努力仍然有助于强化对精英的批评和控制，而提高“大众的智识水平”正是社会教育的“重大责任”，使大众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对抗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寡头化倾向”（Michels 1959[1911], p.407）。尽管米歇尔斯最终发现不可能如莫斯卡那样重新将民主视为一种选择和控制精英的机制，但他仍然坚持自己过去的革命精神，在他眼里，除了彻底的参与式民主，其他一切形式的民主都称不上民主。他的左派倾向也部分地解释了他缘何过高估计了既有精英吸收外来者的能力以及他的如下假设：组织必然最终走向保守（Michels 1959[1911], pp.304-307）。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旧的秩序走向崩溃，彻底打碎了上述信念，列宁尤其是葛兰西从精英理论文献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组织和精英领导是革命政党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Lenin 1963[1902]; Gramsci 1977, pp.1733-1734; Bellamy & Schecter 1993, pp.132-133）。当然，我们并不期望米歇尔斯能够预见到这些发展，尽管其中只有帕累托曾经承认，假如社会条件意味着精英的替代只能通过革命行动进行，那么这些发展就有可能出现（Pareto 1902, pp.34-41）。除了某些带有激进色彩的偏见之外，米歇尔斯之所以连这些发展逻辑上的可能性也排除在外，在于他归之于领导者和大众的那些心理品质，领导者的优越感以及对统治的渴望不仅受到组织因素的强化，而且源于大众的冷漠和在情感上容易遭到控制的脆弱性（Michels 1959[1911], pp.205-214）。在这方面，大众并不独立于控制他们的精英而发挥影响。米歇尔斯相信，只有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才能超越组织的保守倾向，进而动员大众，这样，他最终成为墨索里尼的支持者（Michels 1927）。这样，精英理论将米歇尔斯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转化为一种视法西斯为“科学上的”必然的论说（Beetham 1977b）。

韦伯曾鼓励米歇尔斯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Scaff 1981; Mommsen 1989, ch.6）。在对待大众的态度上，尽管韦伯在许多方面与米歇尔斯有着类似的倾向，然而他对精英和组织在控制大众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与米歇尔斯的分析类似，韦伯的分析同样可以被认为是对前文考察过的理论家们的综合（Beetham 1987）。但与他的年轻同胞不同，韦伯并非一个遭受幻灭感的民主派。他关心的是更为广泛的权力及其合法化问题、权力的有效使用和控制。与此同时，他认为米歇尔斯对心理学的侧重是非社会学的，因此他将注意力转向社会意义上的组织要素。这两个方面的差异部分地与韦伯渴望一种“科学的”描述、祛除研究者的意识形态预设有关（Scaff 1981, pp.1275-1278）。不过从这些对米歇尔斯的批评中，我们不能推论，韦伯的目的是要对大众民主做一种“价值无涉的”、完全“描述性的”解释：即事实与价值必须彻底分离。价值常常是个人选择的事情而非事实，但价值实现的可能性是能够得到实证检验的。韦伯自己的兴趣在于一套特定的社会关系所造就的“人文类型”（Weber 1949[1917], p.27）。在韦伯看来，精英统治和大众民主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类型的大众民主组织所推动的领导类型上（Bellamy 1992, pp.194-216）。

韦伯与勒庞一样，都将大众视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市场的扩大、工业化以及官僚统治使社会趋向平等化（Beetham 1985, pp.103-105; Weber 1978a, pp.983-984）。即使实行独裁统治的德国也开始成为一个大众国家，它开始对诸如大众所关心的社会和福利问题以及对大规模军队的需要做出回应。他对普鲁士按照三个阶级划分选举权的做法大加挞伐，认为它无论是在社会意义还是政治意义上来说都站不住脚，因为现代国家制度是以身份的平等为前提的，这种平等不仅是针对服兵役来说的。实际上，在韦伯看来，政治平等是平衡由市场带来的不平等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团结的源泉（Weber 1994a[1917], pp.87, 103-106）。然而，韦伯和勒庞都认为大众是非理性的，因此无法实现社会行动（Baehr 1990; Weber 1978b[1918], pp.1459-1460）。而且，大众并非一个社会阶级，而是现代社会中许多人的现实处境。大众常常为情绪所动，喜欢模仿，目光短浅，除非受到外部刺激，他们常常无动于衷。因此，他们很容易成为政治煽动家的玩物。使这种煽动行为变本加厉的是韦伯自己也表示认同的有关“少数人定律”的精英理论。不过，与上文考察过的其他理论家不同的是，在韦伯看来，只要这些趋向与某种形式的政党组织相联系，它们并不必然会破坏民主。他指出，由于暴民统治和“街头民主”是“非组织大众”的产物，“在那些议会软弱无力或在政治上丧失信誉的国家，也就是说在那些缺乏理性组织的政党的国家，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Weber 1994c[1918], p.1460）。政党组织远非妨碍民主，恰恰相反，正是政党组织使民主成为可能。

在考察这一论题时，韦伯接着将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论点颠倒过来。在大众时代，核心政治是不可避免的（Weber 1994c[1919], pp.318-322, 338-348）。如今的个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竞选。需要有专业人士筹款，为动员大众选票提供科层支持。而政党崛起的后果在于组织大众，制约他们的暴民倾向，不仅提高领导者的影响力，而且间接地提高领导者的素质。韦伯同意奥斯特罗戈尔斯基的如下观点：即现代竞选需要某些不同于18、19世纪早期的政治技巧。正如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所指出的，政治家和政党的工作人员如今是“靠”政治而生活，而不是“为”政治而生活。在党魁眼中，赢得选举高于原则，有效的宣传和竞选资金优先于明智的判断，而政党领袖必须是克里斯玛式的万人迷，他不一定具有公共精神和独立性（Weber 1978b[1918], pp.1450, 1459; Weber 1994c[1919], pp.342-343）。不过，他同时指出，这种新的政治使大众能够间接地影响决策过程，确保他们的利益被考虑在内。与莫斯卡一样，韦伯认为大众是消极的且缺乏组织，他们由政客遴选而不是相反。但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政党必须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回应。或许大众并不知道哪一种经济政策对国家最有利，但他们能够感觉到那些坏的政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并利用反对派势力反对日暮途穷的政府（Weber 1978b[1918], pp.1456-1457）。因此，领导者不仅要具有超凡魅力，而且要具备决断能力，并且行之有效。

韦伯论点背后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政党之间应当存在竞争。既然韦伯关注的是统治而不是民主本身，因此他试图确保存在制衡性的权力来源。正如经济领域需要通过公司、企业家以及经理人之间的市场竞争以实现效率、防止垄断，政治系统也需要通过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确保那些有着个人魅力且能够进行有效领导的人进入高层（Weber 1978a, p.288）。韦伯从未引用过莫斯卡的著作，即便我们可以假定他对其作品心知肚明（或者他只是从米歇尔斯作品间接知道的），但他赞同这位意大利人将民主视为一种制衡体制。例如，尽管他认为一般议员只不过是形同虚设，但他依然认为议会尤其是委员会制，能够迫使领导者和政府通过辩论调整他们的政策，并在这一过程中限制行政权威（Weber 1978b[1918], pp.1452-1453; Weber 1994c[1919], p.343）。同样，他认为政治系统本身就是针对经济和官僚的制衡力量，他也有类似的担心：即社会主义的危险在于政党垄断了经济和官僚权力（Weber 1994b[1918]。

韦伯对当时德国政治的关注贯穿于他分析的始终。实际上，他的许多论证均源自对“重建后的德国议会和政府”的讨论（Weber 1978b[1918]）。他对一战期间英、德两国领导人的比较使德国相形见绌，在他看来，德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成熟、国家过度官僚化、经济卡特尔化以及德国大众暴民式的介入，其部分原因在于皇权体制下既没有真正的围绕权力的选举竞争，也没有对行政权力有效的议会审查。正如他指出的：“在德国，我们能够看到煽动群众的行为，聚众闹事以向政府施压，可就是没有民主，这或许正是由于缺乏一种有秩序的民主”（Weber 1978b[1918], p.1451）。而有些评论家则认为韦伯对领导的强调无意间为希特勒通过民主手段觊觎权力奠定了基础，从而在许多方面将他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联系起来（Mommsen 1967, ch.10）。但韦伯并不赞同施密特的决断论和反议会立场（Schmitt 1976; 1985; Bellamy 2000, ch.4）。尽管他将理性且负责任的决策过程所具有的自由民主品性视为一种有着历史条件性的实践，而且从来不是由大众实施的，但他的目标在于创造一种环境，在其中精英能够以惠及广大民众的方式践行这样的品性。担任领导需要“一种责任感和主次观念”，还需要个人魅力和“激情”、“责任伦理”以及“信念伦理”（Weber 1994c[1919], pp.352-353, 357-368）。然而，韦伯对民主和自由主义的重新界定使其丧失了实质性的价值。在韦伯看来，民主并不会有助于大众确定并忠诚于公共利益，而是提供了一种精英操纵大众的机制，通过精英们相互争夺大众的支持形成一种相互制约，从而有助于选择适当的政治领导人。当精英信誉扫地，民众可以将其赶下台，竞争性选举确保了精英至少间接地对被统治者的利益做出回应。如今，与其说自由主义关心的是平等的个人权利，还不如说它更加关注能够引导（而不是妨碍）有效行政和正当法律程序的负责任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