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者”这一术语源自意大利语fasci，意思是“绑束”或“联合”，通常被用来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各种持激进或爱国立场的新兴组织。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法西斯党的政治团体，最初是一种被称为“意大利战斗同盟”（Fasci Italiani di Combattimento）的实体，它组建于1919年3月的米兰，成员约有300人，主要来自左派阵营：诸如先前的革命式工团主义者、本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少数共和派人士、未来主义先锋派艺术运动分子、阿尔迪蒂冲锋队、意大利军队中的黑制服精锐突击队。

早期意大利法西斯政治思想中最系统的信条，源自先前那些主张国家工团主义的革命工团主义。他们早在1908年就已经开始修正他们最初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信条，日益将自己与正统社会主义政党区分开来。某些革命工团主义者开始接受如下主张：即仅凭无产阶级是无法推动一场“积极革命”的。一战前，他们就开始强调伦理、观念、符号，开始关注社会心理而不是一种相对机械的阶级唯物主义。工团主义者还注重自发主义，而非经济决定论，认为精英的关键作用是充当革命先锋。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政治动员必须是超阶级的，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城市工人。其中的几位理论家认为，一切从事生产劳动的意大利人（包括勤勤恳恳的中产阶级）都应当被视为是一个“无产者民族”（proletarian nation）的一部分，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现存国际范围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中备受歧视。因此，至少就短期来说，生产性的工业资本家并非意大利工人的首要敌人。真正的敌人是压制一切阶级成长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建制。所以，发动积极革命的关键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而不是某一单个阶级，在于作为一个“无产者民族”的民族，它要求直接行动、暴力以及英雄行为（Roberts 1979, pp.3-128; Sternhell et al.199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些工团主义领袖和理论家呼吁意大利参战，将其作为一场“民族革命战争”，从而在意大利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群众动员，这成为战后国内革命的前奏。战争一结束，一些革命工团主义者转变成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工团主义者，或简单地说就是民族工团主义者，他们要求将民族主义与一种广泛的民族工团主义跨阶级体系结合起来，以领导工人，指导经济，进而取代自由主义国家。尽管民族工团主义者始终未能主导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但他们后来成为“左派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尽管它在实践中很少发挥作用，但构成了该运动两个主要意识形态极端的一极（另一极是右翼民族主义协会组织）（Gentile 1975; Gregor 1974）。

墨索里尼，这位战前社会党中极端革命派的重要领导人，出于某些与那些支持战争的工团主义者类似的原因，于1914年10月纠集一小撮追随者与社会党国际决裂。当战争临近结束时，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民族主义者或民族社会主义者，尽管他本人并未用这一标签。尽管他有时受到工团主义者的影响，但他的立场变得更加温和，更加随机应变，而且还受到法国和德国爱国社会主义者的政策的影响，后者极力支持各自国家的战争努力，在劳工和经济关系方面他们主张建立一种民族法团结构（Gregor 1979; Milza 1999, pp.163-217）。

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不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难以形成一整套明确的政治信条和理论，在早期它的标准一直在变，表现出相当的弹性。直到1920年后期和1921年，在意大利，革命的和反民族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的威胁日趋明显，作为对这种威胁的回应，法西斯开始转化为一种大众运动，这时法西斯主义中的新“主义”才开始定型。随着1921年10月民族法西斯党（PNF）的正式成立，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许多领导人被更换，其许多信条也发生变化。两个月后的12月1日，墨索里尼在议会中宣布：“法西斯主义纲领并非一套不容任何讨论的教条理论”。新的政党正式宣称是“一支全心全意为民族服务的国民革命军。它的政策基础有三：秩序、准则、等级”（Gentile 1989, p.102）。法西斯主义者坚信自己是应召领导意大利的新的精英；在经济上他们奉行“生产主义”，反对分配主义或集体主义。极力要求扩大军备，进行对外扩张（De Felice 1966; Gentile 1989）。

在墨索里尼1922年10月正式就任联盟党政府总理后，由于缺乏一种明确的理论，使这届政府直到1925年1月才基本确立了一种组织化的独裁统治。期间，该党吸收了规模较小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协会，后者是一个右翼精英集团，宣扬法学教授阿尔弗雷德·罗科（Alfredo Rocco）所提出的威权式“法团国家”主张。罗科与该组织成员一起力图使法西斯思想明晰化、条理化，消除其中的左派残余，但他们的努力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后来，作为独裁政府的司法部长，罗科是所谓的《极端法西斯法》（Leggi fascitissime）的主要执笔人，该法案使新政权的主要制度建制得以确立（Ungari 1963）。

新体制也就是威权法团国家的核心主张就是要（尽管并不完全成功）结合民族工团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者协会的右翼威权法团主义。其目标在于用一种有机的和威权式的新结构取代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在国家的支持下，13个国家工团建立起来，分别代表和表达劳资双方的利益和要求。在理论上，它们隶属于一个新建立的法团部（ministry of corporations），后来在1934年被重新调整为22个国家法团。1928年至1929年，选任议会被一个法团式议院取代，其成员在理论上由政党、工团以及其他主要的全国性协会间接选举（Lyttleton 1973, pp.308-424）。

早在1925年，法西斯国家就已经被称为“极权式”国家，这一新的术语是此前几年一位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最早使用的，用以提醒人们警惕一种彻底的独裁统治的危险。这一带有贬义色彩的概念在墨索里尼及其他法西斯理论家那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哲学家乔万尼·金泰尔（Giovanni Gentile）——很快被转化为一个褒义词，他们用“极权主义”信条宣扬国家权威对政治生活及其他领域的渗透（Gentile 1915; 1946）。这一信条尽管并不主张完全控制一切机构，但它带有侵夺性和绝对性，从而埋下了未来进一步扩张制度控制的伏笔（Gregor 1969）。

与工团或法团结构相比，“新国家”本身的实力和潜力成为法西斯主义政治神话的主导力量。尽管该党内部各派系之间就如何组织工团或法团存在较大分歧，墨索里尼尤其强调的是威权式国民国家的作用和特性，在意大利语中这种国家是“极权式的”，它将完成意大利统一的未竟事业，领导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意大利，一个新的法西斯主义意大利人的公民共同体，最终建立一个新的意大利帝国。与“新国家”神话相伴随，很快形成了一种类似的对罗马的崇拜，法西斯意大利被认为是第三罗马，它承接的是古罗马帝国以及文艺复兴的荣光，是帝制罗马在20世纪中叶的现代对应物。贯穿整个法西斯主义事业的最后一个神话是领袖（Duce）神话：作为一位有着超凡魅力的天才领袖，墨索里尼有着过人的品质，他将领导法西斯主义及其“新国家”走向帝国，并在世界历史上获得荣耀。

尽管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物质上现代且强大的意大利，但唯物主义作为意大利人的一种主导性价值或目标却遭到特别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将塑造一种“新人”，它将通过灌输使人们养成一种新的精神、一种英雄式的理想主义以及神秘感，使过人的勇气、自我牺牲以及英雄式的征服成为可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29年法西斯政府成立了一个法西斯神秘主义学校（School of Fascist Mysticism）。

通过艺术、文化、教育、精心安排的公共典礼以及公民宗教仪式，法西斯主义力图培养人们对其理想和精神的意识。与苏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法西斯主义更加注重一种盛大的新型公共庆典和表演，政治在那里成为一种仪式、庆典、戏剧，它浸淫着英雄精神、纪律以及法西斯主义神话。它开创了一种制造神话的政治，其手段就是通过教育、宣传以及精心安排的仪式，这些手段是移植和播散法西斯精神的载体，同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日趋模糊（Gentile 1996）。

军事行动和民族主义暴力不仅被粉饰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而且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民族生活的最高也是最理想的形式。战争不仅是建立一个新的伟大帝国所必要的，而且是国家和意大利人民兴旺发达的内在需要。战争被认为是对一个民族最为直接的考验，没有战争，意大利的“新人”就难以降临，没有战争，意大利必将走向颓败。

尽管法西斯政权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公共神话，而且野心勃勃，但在其当政的最初十年里，墨索里尼政府在外交事务中并不那么咄咄逼人，事实上，“极权式的”法团国家却与王权以及其他机制达成了一系列具有准多元主义性质的妥协，国王仍然是国家元首，教会、军队、司法、经济制度乃至文化艺术领域都享有广泛的自治。法西斯主义理论正开始一场彻底的“革命”，那些年轻的法西斯主义者最终变得难以驾御，呼吁法西斯主义力本论的第二次浪潮，使意大利的制度彻底法西斯化，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少数左翼法西斯主义者要求通过法团实现经济国家化。

墨索里尼私下承认，这些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认为要实现彻底的法西斯化，只有将说教与征服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在整个一代人是在法西斯主义说教和宣传中成长起来的时候，只有通过帝国式征服使法西斯主义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大多数意大利人才会成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在这之前，直接接管意大利各机构往往会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

大致说来，法西斯主义经济思想主要有三派，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将他们分别称为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左派法西斯主义者大多是国家工团主义者，他们拥护整体工团主义（sindacalismo integrato），即倡导彻底或整体工团化，以使全国性工团代表和引导经济，那样不仅可以提高效率，扩大生产，而且能够提高收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正。这在理论上尽管不会走向国家集权，但它仍然将导致经济发生明显的转变，并为国家奠定一种新的工团基础。由罗科等人领导的右派法西斯主义所主张的法团国家是一种引导和控制系统，它旨在鼓励扩大生产，增强国家实力，但提高工人的收入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提高。中间派法西斯者是温和的或“修正主义”法西斯，他们的立场要么是一种威权式自由主义，要么属于一种现代主义的技术官僚式的法团主义。这一威权式自由派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任务就在于造就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国家，刺激经济但并不过分干预经济力量的运行。朱赛佩·博泰（Giuseppe Bottai）领导下的技术官僚式法团主义试图建立一种由专家而非政客、煽动家或者意识形态理论家主导下的法团主义，避免极端的威权主义或暴民统治，建立一种开明的技术官僚统治以充分实现现代化。

诸如此类的纲领没有一项完全为墨索里尼采纳，尽管罗科的主张最终对他的影响最大。在上台后的最初几年时间里，墨索里尼奉行的是温和派的“自由法西斯主义”，压制左派工会，同时很少干预经济力量的运行。从1926年开始，该政权逐步转向一种更具国家主义的轨道，但后来全国性工团的建立仅仅采用了左派法西斯主义的术语，而在实践中却排斥“整体工团主义”。即便在1934年建立了22个法团之后，意大利工业资产阶级组织“产业联盟”（Confindustria）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结构和自治权，这使博泰将该体制称为“缺少法团主义的法团”。

1930年后经济萧条所造成的经济后果要求采取进一步举措，但法团却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国家便直接采取行动，进行更大范围的干预，通过大规模的国家投资为摇摇欲坠的工业和金融系统注入资金，最终有20%的工业和金融股份由国家掌控（尽管并非直接管理）。除了苏联，这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

1933年后，希特勒打破了欧洲国家间的权力平衡，这首次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信条所宣扬的国家的最高成就——帝国式征服提供了可乘之机。随着1935—1936年占领埃塞俄比亚，国家的活动和管理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使其更加接近于“极权国家”。不过，即便到1930年代晚期，国家权力和机构比十年前有了更大幅度的扩张，“极权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含混不清的信条。进行全面动员的动力并不存在，已有的坚持保守立场的机构仍然享有部分的自治权，只是不如早先时候那么广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