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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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译者序

作者:陆沉

1921年的春天,芥川龙之介来到了中国。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中国的古典诗词小说早已烂熟于心,他甚至模仿《聊斋志异》等志怪笔记,搜集整理了一部日本志怪《椒图志异》;可受过新式教育后,本来的文化之旅变成了满腹牢骚,想象的古典之美在惨淡的现实中轰然崩塌,傲慢与鄙夷之情溢满笔端。此时的芥川就像他笔下提到的皮埃尔·洛蒂,那种对所谓落后异文化的讽刺俯拾即是,这一点颇值得玩味。洛蒂自然咸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然而芥川却有其自身的分裂:他既接受了西方文明,却又不满于西方人的自大及其蔑视日本人的态度,甚至“燃起了比水户浪士还多十倍的攘夷精神”;此外,他自幼深受汉文化熏陶,在中国旅行便时不时掉入古典小说的幻想场景之中,可好景不长,很快他又被拉回现实,尖酸的话语鲜活刻画出彼时的芥川。

多年以后,当我们通过文本再次审视当初的生活图景,既惊讶于穷困中国的苦难,也会感慨芥川的刻薄言辞。其实,像芥川这般态度的学人在当时日本不乏其人,著名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就被人称为最讨厌中国的中国学家,“不过我们终究需要明了,古典文学研究在人家那里是兴趣爱好,在我们这里却是文化传承,人格修养的锤炼。所以,不管对方对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还是得拿出开放的态度和反躬自省的精神。”诚哉张晖之语,于我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