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农业Ⅵ
作物品种
汉代的农作物品种繁多。粮食作物以所谓五谷或九谷为主。五谷依《礼记·月令》所记，是麻、黍、稷、麦、豆；与《汉书·食货志》、《周礼·疾医》郑注的说法相同。但郑玄在《周礼·职方氏》的注里，却又说五种谷是黍、稷、菽、麦、稻，这又和《素问·金匮真言论》、《淮南子·修务》高注的说法相同。两种说法的不同点在于后一说以稻取代了前说中的麻。先秦时，北方的水稻尚少。西周铜簠的铭文中常称“用盛稻粱”；《论语·阳货》记孔子的话说：“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可见当时对稻的珍视。汉代在江南各地已广泛种植水稻。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出简牍中记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燤米、稻粺米等各种稻米的名称，反映出它是当地重要的主食。洛阳、陕县等地所出陶仓上也常标出其中盛的是“稻”或“白米”，西安出土的陶罐上还有标出“粳米”的①，可见这时北方的稻已渐多。麻则指大麻，大麻雄雌异株，枲是雄株，不产籽；苴或茡是雌株，产籽。麻籽虽甘润宜人，然而产量低，出油率也不高。所以就逐渐从重要谷物的序列中被排除了。至于九谷，说法亦不一。《周礼·大宰》郑众注以为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郑玄注则以为九谷中无秫、大麦，而有粱、苽。苽是菰草的籽，古称雕胡米，口感香滑。安徽六安一汉墓中曾出土苽米。但菰野生于沼泽浅水中，籽粒的成熟期不一致，须分次采收，而且产量很低。宋以后已从口粮中消失。黍、稷、粱、粟、秫，指的是或粘或不粘的各种谷子。出土时，谷物多已炭化或仅存朽痕，但在随葬的仓囷模型的题字上却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图6-1～9所举九件陶仓上标出的谷物名称，虽然不等于古文献中的九谷，却大体可以代表汉代最主要的粮食品种。除了16世纪以来引入的美洲作物外，我国传统的主要谷物汉代已经具备。不过说粮食不易保存至今，也并非没有例外。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陶仓里发现的稻穗，出土时色泽鲜黄，穗、颖、茎和叶的外形完好，籽粒饱满（图6-25）。经鉴定为粳稻，可能是一季晚稻。它的农艺性状如穗长、千粒重、谷粒形状等同现代粳稻相似，只是每穗的粒数只及现代品种的一半。表明汉代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可能只及现代的一半左右。
图版6
主要粮食作物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枣
6-10
柿核
6-11
菱角
6-12
甜瓜籽
6-13
杏核
6-14
粉皮冬瓜籽
6-15
梅核
6-16
杨梅
6-17
荔枝
6-18
橄榄核
6-19
姜
6-20
李核
6-21
花椒
6-22
葵菜籽
6-23
蔓菁
6-24
粳稻
6-25
梨
6-26
栗
6-27
汉代是否已种植高粱，曾引起过争论。但山西万荣荆村、陕西长武碾子坡、江苏新沂三里墩等地发现过新石器时代、先周和西周的高粱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和广州先烈路龙生岗4013号东汉墓都出过汉代的高粱③。洛阳烧沟汉墓所出书有“粱万石”之陶仓内的炭化谷粒，经河北农学院鉴定，确认为高粱④。因此尽管汉代文献中对高粱的记载不甚明确，但这时的农作物中已有高粱，却无可置疑。
蔬菜方面：汉代仍以葵（冬葵）为主。《灵枢·五味篇》所举的“五菜”，《急就篇》所举的13种菜，均以葵居首。长沙马王堆1号墓中曾出葵籽（图6-23）。居延简中关于“治园”的记事称，某亭共种12畦菜，其中葵就占了七畦（506.10A）。另外五畦种的是葱和韭，它们也是汉代习见之菜。此外江苏邗江西汉墓曾出菠菜籽⑤；过去根据《唐会要》卷二〇〇、《北户录》卷二、《封氏闻见记》卷七等处的记载，认为唐贞观年间菠菜始传入中国，实际上汉代已有此菜。在马王堆和邗江还出土过芥菜籽和蕹菜籽⑥。在广西贵县出土过黄瓜籽⑦，以前曾认为《齐民要术》中“种越瓜、胡瓜法”中的胡瓜，是关于黄瓜之最早的记载，考古发现则将它在我国栽培的时间上溯至汉。在甘肃泾川水泉寺东汉墓出土的陶灶面上有堆塑的萝卜。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则出过不少干蔓菁（图6-24）。洛阳五女冢267号新莽墓出土陶仓10件，腹壁上均写出所贮作物之名，与“粱粟”“黍”“麻”等并列的有一仓“无清”，即芜菁籽亦即蔓菁籽⑧。今日虽多视蔓菁为蔬类，但古代亦可充主食。《后汉书·桓帝纪》载，永兴二年（154年）起蝗灾时，诏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
果类方面，首先应当提出的是桃。桃为我国原产，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出过桃核，《诗经》《尔雅》等古籍中对之亦不乏记述。汉时如《西京杂记》所说：“汉武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献果，有秦桃、缃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品类更趋繁盛。他如：枣（图6-10）、栗（图6-27）、菱角（图6-12）、梨（图6-26）、杮（图6-11）、梅（图6-16）、杏（图6-14）、李（图6-21）、甜瓜（图6-13）、杨梅（图6-17）等也是我国原产的种类，汉代均有实物出土。且已培育出若干著名的优良品种，如“安平好枣、中山好栗、魏郡好杏”、“真定好梨”（《艺文类聚》卷八六引何晏《九州论》）等。被当时视为“超众果而独贵”（《艺文类聚》卷八七引王逸《荔支赋》）的荔枝，曾在广西出土（图6-18），合浦堂排2号汉墓中的一口铜锅盛满了稻谷和荔枝⑨。《西京杂记》说汉初南越王尉佗自南海将鲛鱼和荔枝献给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时曾在陕西韩城芝川镇起扶荔宫，试种荔枝。它是我国特有的果树，至19世纪时国外才有种植的。此外，在广州“秦汉船场”遗址、广州西村增埗2060号西汉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中均出橄榄（图6-19）；广州西村皇帝岗2050号西汉墓出土乌榄，证明这种果木西汉时在岭南已经很多。以前认为橄榄是在武帝通西域以后才传入我国的，显然不确。至于西瓜，过去曾发表过出土其瓜籽的报导。但江苏邗江胡场5号西汉墓出土的所谓西瓜籽，原存扬州博物馆，今已成粉末，既未作科学鉴定，也未留下清晰的照片。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的瓜籽，经南京农业大学叶静渊等鉴定，乃是粉皮冬瓜籽⑩。故无法证明西汉时已有西瓜。
调味品方面：花椒在战国时已屡次发现。汉代的花椒亦曾在满城、江陵、广州、贵县等地出土（图6-22）。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茱萸、姜和桂皮⑪。姜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等西汉墓中也曾出土（图6-20）⑫。桂皮即肉桂，《檀弓》《内则》皆姜、桂并言。《吕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桂也是我国的特产。西传后，在波斯语中称肉桂为dār-čīnī，阿拉伯语中称为dar-sīnī，意义均为“中国树皮”，可证其来源所自。这些调味品和用我国特产的大豆制作的豉、酱、酱油（即湖南沅陵虎溪山西汉沅陵侯吴阳墓出土《美食方》中所称“菽酱汁”）等相配合，遂使我国的菜肴最迟从汉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