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2014年脑科医院和监狱实习报告
脑科医院和监狱见习报告
谢书慧
在大三第三学期的福柯研究课程中，我有幸参与了杨玉昌老师组织的三次课外见习活动。这三次见习活动分别是2014年5月21日到广州市脑科医院的见习、5月26日到女子监狱的见习以及6月5日到男子监狱的见习。首先，这三次见习活动的机构都十分特殊，像脑科医院（亦即精神病医院）和监狱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少接触到的场所，当然，我们见习活动的对象也是十分特别的群体。在我没有到这些地方见习之前，精神病医院和监狱之于我而言，只是一个名词。除了这些机构的特殊作用之外，我对它们没有任何真切的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就是这样矛盾的：几乎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的重要性，但是绝大部分人又都像我一样对它们知之甚少。它们是这个社会的“边缘存在”，是被“刻意”忽视的存在。然而，这几次见习活动却让我有机会深入到这些地方进行观察和学习，我从其中确实了解到很多以往不知道或知道得不甚真切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引发了我对很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获益匪浅。因此，我将这几次见习活动的观察、学习经历以及相关的思考，按照内容分成了三部分进行详细的报告，希望也同样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一、广州市脑科医院见习
2014年5月21日，我们的福柯研究课程开展了第一次课外见习活动。这一次我们来到广州市脑科医院，尝试与一些在精神上或心理情绪上有障碍、疾病的病人进行沟通。当天的见习活动是分成两个不同的小组展开的，而我则被分配到了前往十楼情感障碍科见习的第二小组。与小组成员一同乘电梯到达十楼之后，我们发现该楼层的布局与楼下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只有较少的几个房间是供医务人员治疗或家属见面使用的，其余更大的空间是留给住在这里的病人。医务人员的区域与病人的区域由一道坚实的电子门隔开，只有用相应的电子通行卡才能把门打开。电子门本身也是非透明的，门两边的人都只能隐约看到另一边的情况。我们刚到十楼的时候，就依稀看到门那边有的病人在围着圈圈走，模模糊糊的人影在门上晃悠，还听到打乒乓球的声音。不一会儿，门那边的病人似乎也看到了另一边聚集的我们，都纷纷挤到门边来了。
（一）医生对精神病人进行会诊的观察学习经历
随后，负责我们见习任务的医生把我们带到一个宽敞的办公室进行观察学习——让我们深入了解精神科医务人员是如何与病人沟通，从而获得病人的病情以及心理活动等重要信息的。当时，办公室内一群医务人员已经围着病人坐了下来并开始询问问题，其中一些正在做笔头记录。我还清楚地听到医生一开始问病人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时，病人只是冷冷地回答说吃药就好，可以看出病人并没有沟通的意愿。同时他看到又有一大群人进来后，明显地紧张了起来，不停地搓着双手，腿也不自觉地动着。可是医生还是耐心地对他进行引导，试图寻找可以沟通的话题，庆幸的是病人渐渐地也很愿意与医生交流。
从我们听到的谈话内容以及后来负责我们见习的医生透露的信息，我们了解到这个病人的实际年龄为22岁（与我们年龄相仿），他的总病史已经长达8年，最初发病是在14岁，也就大概初一、初二的时候。其实病人也曾提及自己在这个时候感觉心情非常不好，觉得自己懂的知识十分少，怎么也学不会；身体很差、没有活力；很少说话，因为自卑也不喜欢与别人沟通交流；睡眠质量很差；注意力往往难以集中，连完整上一节课都难以做到；沉迷于电脑，因为玩电脑能使他心思变少，心情会稍微好一点。这期间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持续很久，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出现幻听。这个幻听是不受他控制的，它往往是莫名地就在病人头脑中回响，例如他不时都会听到如“全程为你，伟大人格”这样的语句不断在头脑中重复。其次，有时对于病人心中所想的问题，这个幻听的声音又都能一一做出回答。病人由此认为这个幻听的声音能够知道他的心事（即使他并不想让别人知道），并认为这是因为有人把某个装置安在他的喉咙上，把他想说的话提前发送过去。这个幻听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同时，我们从指导见习的医生那里也了解到，这个病人的病情是反复发作的，中间有过缓解期。病人对此也有提及，说2008年（大概是高二时期）和2011年秋天（大学时期）是他特别快乐的两个时期，2008年的那段时期持续了十几天到二十天，他感觉自己心情特别好，身体充满活力，睡觉不那么多就很精神，大脑还反应很快，做事有效率，也很聪明，与别人的互动也逐渐好起来。但是仍然能够听到幻听，例如他能不受控制地幻听到住在他隔壁房的堂弟向他的父亲抱怨他（指堂弟的父亲）的漠视和不关心，他还能幻听到整个楼层都在讨论这件事情。2011年秋天的那段时期持续了接近一个学期，在肇庆师范学校学习的他成绩很好，更当选了班长，参加了各种活动，如做板报等；睡眠质量好；经常出去逛街、听歌，还经常和别人聊天、玩耍。但是在2011年之后，我们发现病人的情况进入新的阶段。此时开始他认为自己拥有特异功能、超能力，例如他在打牌的时候很少输，他就是能感觉到应该出哪一张牌，也就是从这些小事情开始，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具有读懂别人内心想法以及预知未来的能力。他开始能够控制某一部分的幻听，如让它重复就重复，并把这一类幻听看作是自己的超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那种不受控制的幻听也一直存在，这种幻听的声音常常令病人想要使用暴力）。他的超能力既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图像，甚至是两者的结合，反正只要他想一下就能测出他想知道的事情。例如他可以通过抖一下衣服就知道别人此刻在想什么，还现场给我们做了示范（现场让他说出四位在场医生的心理活动，病人用以上方法指出他们分别在想鱼、咸鱼、三文鱼和女人）；他还可以凭借超能力做一些以前他完全不了解的事情，例如他不会弹吉他，但只要他用超能力想一下，脑子里马上就会出现手指在琴弦上弹奏的图像，那么他也就能跟着弹吉他了。他还告知我们他的这种特异功能、超能力是从小练功练出来的（病人还没给这种功取名字），只是以前没怎么关注，但在2011年以后病人就开始十分重视它。这种功是通过锻炼身体，增强细胞的运动而使人变强的，它没有具体的练功方法，非常随便，只要病人自己想练就可以练，而且这种功只有他能练，别人是不行的。他告诉我们自己现在已经练到接近不死的“霸元层”（病人把他练的功分为很多个层次，但并无明确说明，只知道有青龙层、太元层、霸元层等）。
其实病人的这种情况也是曾有好转的，此前通过药物和心理的治疗，病人曾一度消除了这种幻想（就是现在病人口中所说的不能使用超能力的时期，但他坚持认为那是由于自己不想使用，而并非由于能力的丧失）。但是病情于最近又再一次发作，病发的原因是病人通过超能力“测出来”（或者说“想出来”）他的父母串通原医院医生要下毒害他、特意给脏东西让他吃，还“测出来”他现在的父母并不是亲生的，他是由日月精华自然化生而成的（病人非常坚信这一点，并不介意通过验DNA的办法向大家证明“事实”），而他父母这样做则是由于他们嫉妒病人本身具有超凡的能力，也因为这样，病人打伤了自己的父母并到街道上胡乱说话，最后不得不被再次送进脑科医院，但病人则认为自己现在处于一个身体不好但是心情较好的新时期。
（二）对该会诊观察学习经历的反思
以上所有信息都是医生通过和病人的谈话了解到的。我们留意到，在会诊的过程中曾有两个医生问过这个病人问题。如果仔细聆听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医生的问题大多是相似的，而且往往是针对病人自己透露的关键信息进行追问。只是两个人的询问态度有所不同，较为年轻的女医生态度温和，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病人聊天，循循善诱，启发性地引导病人与她交流。因此，谈话中她总会用充满好奇的语气反问病人，例如她会经常使用“这个情况是怎样的，你能告诉我吗？”的语句，偶尔还会称赞病人十分配合医生们的表现；而另一位中年男主任医生的态度则十分强硬，他总是用批判的口吻和病人聊天，总会毫不留情地指出病人回答中意义不明或语义矛盾的点，并强烈地进行质疑。一旦他找到病人话语中的漏洞，往往就会针对这一点反反复复地追问病人，直到病人把这个问题说明白为止。因此，谈话中他总会用充满怀疑的语气诘问病人，例如他会经常使用“我觉得情况不是这样的吧！不然你怎么解释呢？”或“我不相信你说的话，这怎么可能呢？除非你拿出证据，否则我不相信”的语句。不少同学认为前一位女医生的态度比较可取，她真正把病人当作应该尊重的、独立的生命来看待，不像后一位男主任医生一样，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用鄙夷的目光来看待病人，并认为这种态度会激起病人的反抗心理，既不利于他们谈话的继续进行，也不利于准确地获取病人的病情信息。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病人在和医生们谈话的时候态度是十分冷静的，他总能对医生们的问题做出清晰有条理的回答，即使面对男主任医生的刁难诘问，也能有逻辑地灵活应对。他与我们想象中疯狂的、不可理喻的精神病人的形象相去甚远，如果不是他的谈话内容如此天马行空、怪诞离奇（他还会非常耐心地向你说明他的想法以及理解的思路以求得到你的信服，虽然他所说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无法理解，也根本不可能实现），仅凭他的外在行为表现，相信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判断不出来他有什么问题。这就让我们警惕，精神病人可能会有深藏的、不易为人发觉的精神病症表现，这时认识到病人内心深处的症结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我们将无法准确地辨明病人属于什么类型的精神病症，更无法确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治疗。因此，医生与病人的会诊应该以尽可能多地获取病人的信息为首要目的。那么，以有效性的标准来看，男主任医生与病人的对话显然给我们带出了更多有用信息。因为这个病人有非常强烈的、希望获得他人信任的倾向（这是他比较特殊的一点，所以他在谈话中总是尽量做到有问必答，对此他在谈话中也多次强调），表达的内容相对也比较清楚明了。通过这种充满怀疑的诘问方式，病人也在不断地整理他的思路以及其中各种细节，并一一详细地向我们表达。这种体系化的整体认识让我们能够细致地了解病人的思想状态，有利于我们掌握他的真实病情，特别是对于那些像这位病人一样，病情复杂、难以准确判定情况的精神病人。
负责我们见习的医生告诉我们，这位病人拥有两套不同的精神性疾病的症状：一是狂躁症的症状。表现为心情的高涨，意志行为强烈；二是精神病症候群（或说分裂综合征候群）。表现为夸大妄想、被害妄想、非血统妄想、思维被洞悉体验、物理影响幻想和真性言语性幻听。因为目前还没能对他的病症做出明确的定性，所以这样的会诊会反复地进行，而目前针对这位病人的情况也只能采取药物治疗，尝试平复他的情绪并控制他的幻听情况，从而动摇那些他幻想为真的事物，令他有机会重归现实（这是医生们暂时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但能否达到此效果还不确定）。这就更坚定了我对后一位男主任医生所用的询问方式的认同，只有真切明白病人全面的、细致的病情信息，才有可能真正地帮到这些精神病人。
（三）对病人区域的参观学习经历
接下来，负责我们见习的医生就带我们到电子门对面的病人区参观，医生用智能卡打开门之后就领着我们进去了。病人区域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里面容纳的精神病患者也非常多，使得原本宽敞的空间显得十分狭小。在我们观察的同时，病人区内几乎所有的病人也都回头定定地注视着我们这个方向，还有一些比较好奇的会凑过来我们这边仔细地打量，当时我只感觉自己全身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之后医生就陆续地唤来了三个病人与我们进行短暂的交流。
第一个病人是个小伙子，今年22岁，来自河南商丘。在交谈中，他不断地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发财大计”，他参考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开4000家分店的经营模式，也要模仿它们开一家连锁经营的炸馒头店。但是他要首先从销售做起，他认为最快的赚钱方式是卖汽车，可以年赚100万美金。待他有钱了以后，他会“爱民如子”，在开放的中国建立他的金融帝国。他还说要超越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和李嘉诚，在53岁之前成为世界首富，让自己“万古流芳名”。他还告诉我们他的右手中指上有一个“快乐频道”，只要按一下0.001秒后就会转换思维，使自己变得开心起来。他喜欢看书，但有时候看得实在太累了就会做30个俯卧撑，然后就又精神奕奕的了，这时候他每天只要睡两到三小时就足够了。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的语速都十分快且语量大（语言紧迫感强），但话语不太清晰，其间话题也转换了很多次，随意性很强，他整体给人的感觉是精神饱满甚至是过于激动的。后来我们才从医生那里得知这位病人是患了躁狂症，这种症状通常会表现为情感高涨、思维夸张、自我感觉强烈、思维奔逸、睡眠不多但精神也很好、意志行为增多增强，严重的会有暴力倾向。
第二个病人是一个只有19岁的年轻人，他和前一位病人相似，患有躁狂症，但是他的病情更多的是由于肝豆状核变性这种单基因隐性遗传病的发作导致的。由于病人体内的ATP基因突变使得铜蓝蛋白不能正常合成，进而导致铜元素不能正常排出而在体内堆积并产生毒性，这样的后果是使得病人的肝脏和脑部受到严重损伤。谈话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病人有难以排便，不能很好控制脸部肌肉（体现为脸部肌肉僵硬，说话不清晰）和身体协调性的问题（病人两手伸直后会不自主地颤抖）。我们还了解到患有这种病症的人往往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要求多，容易疲劳却难以入眠，例如这位病人被送进脑科医院治疗就是因为他在家人拒绝其无理要求后，一怒之下竟然把自己左手尾指给砍断。在我们和其他病人交流时，他还因为医生拒绝他吸烟的愿望（认为医生不关心他）而对医生做了一个打枪的手势（虽然最后被医生耳提面命地训了一遍，并勒令他以后不许重犯）。
第三个病人是一个年迈的老先生，通过他与医生的谈话内容，我认为他是当天我交流过的病人当中最正常的。他很平静也很坦诚地跟医生说明他自己近期的情绪状况：仍然没有感受到真正从内而外发出的愉悦感，但是内心的惊慌感却减少了；身体内在精力增强，少了不合常理的嗜睡感，胃口变好；增加了自己的兴趣，如读书等。后来我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老先生患有抑郁症，总病史长达12年，其间病情反反复复，最近的一次病发是由于他的爱人在两年前去世。进院之前他的情况是什么事都不想干，只想睡觉和抽烟，对周围事物的兴趣以及爱好迅速消失或减少，严重的时候还有自杀的念头（但当时还没计划，老先生也是意识到这其中的严重性后自愿进院治疗的）。
（四）对病人区域的参观学习的反思
1．所有病人都应该统一隔离？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有些精神科病患者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难以理解，像老先生（即第三位病人）在近期发病是因为配偶离世的悲伤情绪所致，一般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悲伤的情绪，只是每个人悲伤的程度以及表现出来的行为都不尽相同罢了，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正常与不正常呢？此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十分关键了，但它的答案却并非“铁板上钉钉”那么清楚明了。另外有些精神病患者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只能让人感到遗憾与无奈的。就像那个只有19岁的年轻人一样（即第二位病人），他的精神性疾病更多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隐性遗传病而迸发出来的，他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心理、情绪范围，也是单纯的精神性治疗难以解决的。这时候用精神科疾病患者的标签来判定这一类人群是否正确？对此，我们的答案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坚定有力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不禁要质疑：将这些情况特殊的病人与其他患有精神性疾病的病人混合在一起并且统一隔离起来，这样做真的是合理的吗？难道这些人不应该采取其他更适合他们各自情况的、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方式进行治疗吗？对于这些“特殊”情况，我认为做出适当的辨别区分是必要的，医生们应该根据这些病人的病因、病情做出多样性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避免因为这种统一隔离的治疗方式而对他们的康复产生负面的影响，如影响这些病人对自身的正确认识和对自身的认同感（例如，总是认为“自己有病”“自己是不正常的”等）。
2．家庭在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中可担当怎样的角色？
另外，“家庭在精神病患者康复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会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那个只有19岁的年轻人（即第二位病人），我们去广州市脑科医院见习的时候是5月下旬，当时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是端午节了。因此，当天我们随带领我们的见习医生继续在病人区域逗留时，这个年轻的病人不时会跟医生提出要求回家，想要回去和家人团聚过节。对此，医生也只能暂时用另外的事物来安抚他的情绪，如允许他在限度内抽一根烟、告诉病人他的家人当天下午就会来探望他，并带上他最喜欢的水果食物等（我们了解到这个病人的亲属十分关心他，基本每隔一天就会来医院进行探望）。而从中，我们却可以了解到有些精神病患者的家属还是非常关心和照顾病人的，并没有因为患病而抛弃他们（因为精神性疾病一般难以一次性根治，常常反复；而且病症发作时情况又异常复杂，往往照料十分困难），仍然希望他们康复后能够和以前一样与家人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另外，有些病人也很期待和向往家庭生活，思念他们的亲人，只是他们有时候会出现难以控制自身情绪的情况（对于在十楼情感障碍科的病人来说）。对于这种情况，家庭的生活状态是否更加有利于病人的恢复呢？家庭又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个重要的责任呢？对于精神病院来说，或许应该认真地考虑“家庭—精神病院”的治疗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首先，医生们应该准确地判定病人所患的精神性疾病，并制定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当然，像有伤人倾向的病人则不符合条件，因此医生们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应对家庭能够做到的治疗水平，和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对于拥有在家进行康复治疗条件的病人，让其家属和亲戚先接受一系列相关的看护培训，并向主诊医生了解相关的知识以及病人实际的情况等，当然在家康复的过程中也要不时与主诊医生保持联系，做好后续跟进的工作；最后，病人还需要定时到精神病院进行复查和病情评估，反馈有关信息。这样的治疗模式更加强调了家庭的作用（亦即亲情的作用），虽然可能适用的情况十分有限，但是对于那些符合条件的病人来说，这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3．医生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吗？
在这次观察学习过程中，我确实看到了医务人员对病人似乎有一种神奇的控制力，无论是从医生反复询问、引导病人的谈话过程，或是对因遗传病迸发精神性疾病的患者所采取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如心理社会干预和危机干预，不良的认知模式、情绪和行为模式的识别和改善），还是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行为治疗（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各种治疗方法，如交流沟通等，使患者发现自己的负性自动化思维，并积极让其发觉自身好的、积极的、有进步的一面，增强正面思维从而达到治疗的效果）。在这过程中，医务人员确实担起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他们是治疗者、沟通者，更是掌控者，还记得那个19岁的年轻人在交流的过程中不止一次表示自己会反省并急切希望回家，但是医生都会以观察时间不足、反省程度不深为由婉转拒绝（我想其背后遵循不变的大原则应该是病人对自身所患疾病拥有清晰明确的自知能力以及不让自己做自伤或他伤行为的控制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实际是拥有对病人的绝对权威（他拥有判定病人入院或出院与否的极大决定权，他本身就是判断的标准，且往往难以创立有效监督的平衡机制和条件），那么此时对于病人的意志（如上面提及的病人想出院的例子，出院或许能对病人的恢复有利呢？）以及医务人员接近“绝对”权威的合理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或者说判断取舍才是正确的呢”就成了一个艰难的问题。
二、女子监狱见习
2014年5月26日，我们的福柯研究课程开展了第二次课外见习活动。这一次我们来到一个女子监狱，尝试为因犯罪被判刑的女犯人提供心理或是法律方面的咨询。当天的见习活动是分成两个不同的小组展开的，两个小组分别是入监队和出监队。而我则被分配到了出监队小组。当天下午的活动行程先是小组内的两名同学进行心理咨询和法律咨询的专题演讲，然后所有同学再进行各自的单独咨询，最后观赏出监队人员自己编排表演的节目（了解他们在监狱的日常活动）以及参观她们的监舍（了解她们在监狱的生活条件）。
（一）女子监狱咨询经历
之前听往届师兄师姐们见习的经验分享，了解到在入监队的人因为刚刚来到这个地方非常不适应，再加上各自心酸的经历以及与家人亲友的分离，整体气氛十分压抑。而相比之下，在出监队的人因为很快就能够结束服刑的监狱生活和家人们团圆，气氛则更为轻松欢快些。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之前害怕不安的情绪也消散了不少，并顺利地和两位服刑人员进行了交流。
第一位向我咨询的服刑人员是一个坐了将近10年牢的犯人，她本身并没有身份证，在未入狱之前使用的也是她丈夫为她办的假身份证（平时就已经不能享受如医疗保障等公民权利），在入狱之后她的判决书也因此发生过问题。现在她即将出狱，但她的丈夫和亲人很多都已经去世了，故乡家里更是几度变迁没有人能证明她的身份，为此她为自己的出路感到十分迷茫，连一张自己的身份证都没有，她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路要怎么走。说到这里她自己也伤心不已，眼里早已泛着泪光。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不找狱中的狱警们求助，但是她只是摇摇头说像自己一样的人在这个监狱里多得是，她根本不知道（但我觉得她也从心底里不相信）狱警们会不会用心为她这样一个犯过事、但在狱警们眼里又早已司空见惯的人解决这件事。我除了告诉她狱警们和大家会真心协助，会尽量给予她所需要的帮助外（除了这些聊胜于无的安慰和鼓励外），我就再没什么能够帮到她的了。而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使人服从并不一定被人信任的道理。对于服刑人员来说，狱警们是看守人，是监察员，是权威者，却可能不是可信任的人，她们的心中总是将自己与狱警们无形地隔绝开来。
第二位向我咨询的服刑人员情况更为复杂，她现在大概40多岁，在20世纪80年代与她的丈夫“结婚”，当时在村子里他们并没有摆酒，也没有去领结婚证，只是两人确定关系后就住在一起，生养孩子。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是后来两人因为感情不和，经常争吵不休，于是两人也就分居了。后来她接到了来自法院的电话，告知她到法院处理与她丈夫的离婚事宜，虽然她也曾质疑过这个“离婚”的说法（因为按照上述的说法她与其丈夫至少在法律上并没有结过婚），但由于情感的问题并没有前去。再后来她就因犯事而进了监狱，孩子的抚养权也自然地归她丈夫所有，但在这期间她一直每月按时给孩子们抚养费。她的丈夫则已再婚并与现在的妻子育有一个儿子。现在她所关心的只是能否取回孩子的抚养权，她的孩子将来是否有权分得她丈夫的遗产（可能是某些信息让她了解到现在的丈夫对现在妻子生的儿子十分宠爱，并有意向将自己的财产都留给这个儿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她十分担心儿子的前程，在咨询过程中也不断提及这个问题）。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她的丈夫明确地立下遗嘱要把财产全留给那个受宠爱的儿子，那么她甚至她的儿子是没立场反对或阻止的。另外以她现在和可预计的将来之情况，她的条件也很难使她成功地获得孩子的抚养权。但是这些我都无法说出口，只能建议她寻找更专业的人士进行咨询和请求援助。这时候我总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二）对女子监狱咨询的反思
——哲学能做点什么？
在女子监狱的咨询活动中，两个服刑人员都向我咨询了有关法律问题。因为我不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不能为她们提供确切的答案，对此我深深地感到了无能为力。但是在交谈的最后，我都注意到了她们两人不禁湿润的眼眶，这时我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还是起了那么一点帮助的作用——愿意耐心地倾听她们的烦恼、她们内心纠结痛苦的心情，或许她们也确实需要这样一位好的聆听者和倾诉对象（她们反而不需要你给出太多的意见）。但这次的经历让我更为深刻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用哲学来进行咨询的话，我们又能够给她们带来些什么不同的东西（区别于法律和心理的）? ”
这个问题让我马上想到了这个学期选修的东方哲学概论课程，课上李兰芬老师曾对“哲学”一词做过这样的解说：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哲学家所追求的是智慧，而智慧无外乎与三对概念有关：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哲学家的任务在于对真假、善恶、美丑混杂的事物做出区分和选择，辨明并自愿选择和追求那些真的、善的、美的事物；同时，对于假的、恶的、丑的事物也要以平静的态度来看待。他们需要在理解、认识到真的基础上，依据自身标准从所有的事物中选择出美的、善的事物来，并且将这个标准或原则内在化，成为自我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在生命哲学或宗教哲学领域，哲学所讨论的对象，归根到底，可以概括为人生最重要的四个问题：
（1）个人——应该“如何界定”的问题——与人的行为规范内容有关。
（2）社会——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与道德实践的内容有关。
（3）和谐——应该“如何获得”的问题——与人生的幸福内容有关。
（4）神圣——应该“如何落脚”的问题——与人生的归宿内容有关。
哲学所谈论的对象不像法律那样往往会为人的意志转移而变化，它追求的总是那些永恒不变的、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哲学也不像心理学那样对解释一个完整的人总是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心理学使用情绪、认知等概念，对于解释某个人的某个特定的想法或行动许是有效的，但是这些概念却往往难以合理解释一个具有同一性、自在、独立存在的人连续不断的一系列想法和行为），它对人有理想人格的期盼和目标。因此，哲学能从看待世界的根本方法上对人产生颠覆性的、深远的影响，或许这就是哲学能够带给人们最有价值、最与众不同的东西吧！
（三）女子监狱的参观经历
在单独咨询环节结束之后，我们就跟随狱警到了服刑人员的监舍和学习活动场所进行参观。监舍内外都有重重的铁栏围着，每一个监舍面积不大，住12个人，服刑人员的床都靠得非常近，给人一种拥挤的感觉，而洗漱台和洗澡间也设置在房间的后面。透过铁栏看到监舍情况的时候，我不禁想象如果自己生活在像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没有任何自己的娱乐，作息时间、活动行程也都被事先安排好了，我能够忍受这样的生活吗？如果能，那又忍受多久呢？随后我们又参观了她们平时的活动房间，里面摆放了很多的书籍供她们阅读，也放置了不少她们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但是最吸引我注意的还是那些张贴在墙上的满满的规条或守则，其间带领我们的狱警还和我们介绍，这些都是狱警们要教给即将出监的服刑人员的东西，狱警们每天都会让服刑人员朗读和背诵这些规范守则，希望她们把这些规范守则牢记于心，将来回归社会之后不要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四）对女子监狱参观情况的反思
——作为约束还是权威存在的规条守则？
狱警们在讲述她们教授服刑人员这些规范守则的时候，我相信她们是怀着要帮助服刑人员的善良的心的，但是仍不禁令我深思这样一个问题：监狱是一个让犯事的人“改过自新”的地方吗？把我们正常社会的一套法规守则要求强制灌输给她们，让她们按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反应和行动，服从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所诉求的“正义”的权威，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我并不怀疑这些规条或守则内在确实有它正面的意义和价值在，但是像这样靠身体或思想控制的方式往往不能真正地培养人们内心的善念，它本身也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想要这样去做（或可称“出于自身意愿”）的精神力量，而是像电脑程序指令一般的存在，那些服刑人员就是那些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她们只要照着电脑指令的指示做就可以了，从而变相地剥夺了她们自主、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这些规定和守则只是被看作一种外在约束的牢笼，只不过多了像“正义”这样冠冕堂皇的头衔罢了。对于服刑人员来说，这是真正关切到她们精神性生存的需要吗？如果不是，那么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威”或“暴力”吗？监狱本身存在的意义又变质成了什么呢？
最后我还希望给以后可能到女子监狱进行见习的师弟师妹一些建议或者忠告，在监狱中的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更有自己的利益、立场，因此在进行咨询的时候我们并不能过度倾注自己主观的情感，要准确地分析事件的症结以及关键的要点（甚至是一些咨询人故意模糊的事实要点），要进行引导式的咨询（在不断的沟通谈话中更真切地了解到事情的真相，给出适宜的建议，而不是判定）。在对事件的各个细节的真相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有足够清晰的了解之前，不要给咨询人确切的答案。
三、男子监狱见习
2014年6月5日，我们的福柯研究课程开展了第三次课外见习活动。这一次我们来到一个男子监狱，尝试为因犯罪被判刑的男犯人提供心理或是法律方面的咨询。当天所有同学都是统一行动的。首先，我们在狱警们的带领下参观了监狱，包括园区内监舍楼的分区结构、监狱内的教学楼以及具体的监舍情况。随后，我们就到了指定的会场进行接下来的咨询活动。
（一）监狱咨询经历
当天的咨询是采取一对多的方式进行的。我负责两个服刑人员的咨询，其中一个人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长得十分周正，坐着的时候腰板也挺得直直的，虽然穿的是囚衣，却十分整齐干净；另一个人则稍为年长，看起来比较沉稳。一开始由于互相不熟悉的原因，双方都十分沉默，气氛一度很尴尬。但是年轻的小伙子到底比较活跃健谈些，所以不久我们就开始聊起来了。刚开始他总是说些不着边际的客套话，后来问我的也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对此，我还是选择顺着他的话题先聊着，或许他还需要时间来适应我这个陌生人，并且考察我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聆听者和倾诉对象。在谈话进行到一大半之后，他突然问我对于监狱的看法，问我监狱是不是只有坏的方面——是不是无论像他们这样的服刑人员在监狱里怎样反省、怎样洗心革面、怎样遵守纪律或是怎样学习知识和培养技能都毫无作用，因为等到将来他们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之后这些都会变得不值一提，社会早为他们贴上曾经因违法犯罪坐牢的标签。他告诉我，虽然他也经常鼓励自己要往积极的方面看，但是这样的认知总是挥之不去，让他倍感监狱生活难熬，也让他感觉未来人生渺茫（再加上现在新的减刑细则执行办法推出之后，减刑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在监狱里的时间比本来预计的要长，他谈及这个内容的时候经常莫名地就叹起气来）。因此他十分希望我能够告诉他在监狱里面（这是他现在不得不面对和处身的实际情况）怎样创造一些积极方面的价值。面对这样现实的问题，我除了建议、安慰他要调整心态、乐观面对，以平常心接受之外，无法给出其他任何实际性的帮助。因为这样的社会认知确实存在，在现实的生活中也确实会有各种偏见和歧视的情况发生。
另一个咨询对象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较为沉默，较少参与到谈话中。但是他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当他知道我是哲学系的学生时，甚少说话的他突然开口问了我许多关于哲学的问题，如现在的哲学学习一般都会使用那些外文教材？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获得这些资料？其间他还抱怨监狱的图书馆经常不能满足他们对于外文专业书籍的需求，并要求我向他推荐一些相关的书籍，透露出他对哲学浓浓的兴趣。这一番问话让我倍感震惊之余，也让我意识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咨询对象可能有很高的教育水平。之后，他就向我抱怨说监狱里生活每天都是被精密、严格地安排过的，千篇一律、毫无例外。他们生活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在监狱安排的固定劳动中度过，一开始感觉还好，但是日子久了，就觉得这些劳动，除了给他提供一部分生活费用的作用外，对他并没有起到多少实质的、有价值的作用。他还说在监狱里什么都不多，就是留给他反思自己的时间最多。越反思越感到自己在思想、精神方面的需求十分急切，所以他就渐渐开始认真地看起书来，有时候他还会省下日常开销的钱去买书（监狱有时会让外面的书商将一些二手书籍拿到监狱里卖），但是这毕竟有限，因此他现在总是会出现“书荒”的情况。他的例子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服刑人员的求知欲望也十分强烈，对精神方面有非常大的需求。
（二）对男子监狱咨询的反思
在与服刑人员面对面咨询之后，接下来我们还与监狱的狱警们进行了问题的反馈以及相关的交流讨论。从中我还了解到诸如服刑人员与家人亲友关系等情感问题（涉及探监时长、打电话时长等具体问题）、劳动改造的意义问题（涉及服刑人员认为劳动改造对他们价值不大的看法等）、心理或精神需求的问题（涉及服刑人员希望能有渠道获得更多与心理或精神相关的知识、教育等愿望）。这些问题的反馈让我了解到监狱的服刑人员与以往已经成为定式的观念大不一样的一面，也开始让我更深刻地反思监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或者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监狱的作用是仅仅在于对人曾经所犯下的罪行做出相应的惩罚，还是更应该在于改造这些曾经犯下过错的人呢？社会是仅仅需要将这些与权力体系的规定背道而驰、被认为有危险的人拘禁起来就足够了，还是更应该对这些人进行规训、教育，使他们自我反省、改过自新，对社会发挥积极的影响呢？答案不言而喻。若是监狱的意义更在于后者，那么我们就更应该深思现在的监狱管理制度是否真的能够发挥出这样的作用？因为现在我们通过与服刑人员的交流知道，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还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如心理方面的咨询、一些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如存在缺乏获取知识的渠道等问题）。对于曾经犯下过错的服刑人员来说，相应的惩罚确实是必须的，他们应该有对自己行为的清楚认识和反省，这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过分地将他们的反省和忏悔当作伤害他们的利器，过度地给他们贴上标签制造偏见和歧视，否则这最终只会变成多数人的“正义”对少数人的“暴力”。他们的身份不应只是被“一棒打死”的罪犯，而更应该是需要并且能够被规训、教育的过失犯。他们需要更多来自社会的包容，也需要更多来自我们大家的人文关怀，更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追求更高精神层次、思想自由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