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律法书的源流

律法书，是统治阶层颁布的强制管理自身及民众的且具有非临时性的法令文书。如《睡虎地秦墓竹简·行书》载“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觱（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147]即是。其中有规定传递命书或其他文书的时间，还有违犯该法令要受到律法处置的内容。该简文被学者们认定为秦国的行书令，具有明显的命令性和强制性，由秦官府发令，受令者为官府传达文书的相关人员。《金布律》“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148]、《厩苑》“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149]等均属于此类令书。

律法书的出现，据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期，如《尚书·尧典言》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150]等。不过其时并无文字，所以此说可信度不高。最初，律法书因主要内容为刑罚规定，故被称为“刑”，如《左传·昭公六年》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151]虽然，由于史料保存问题，夏商之时有无成文法尚难判断，但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成文法当属无疑，其时被称为“刑书”，即《逸周书·尝麦解》云“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书”^[152]。而所载的刑罚种类也十分多样，《尚书·吕刑》曰：“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153]

从现有文献来看，西周时期律法书的整体种类和数量还比较少，而且仅见周王朝有法的记载，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修法事件在文献记载中明显增多。《左传》即记载了晋、郑两国的几次修法活动，如《宣公十六年》“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154]、《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晋侯悼公即位于朝。……使士渥浊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之法”^[155]、《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156]等。当时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法，如“齐有轨里连乡之法，晋有被庐之法，楚有茅门之法、仆区之法，今皆传其名。其余各国类此者当甚多”^[157]。进入战国时期，以李悝在魏国变法编写《法经》^[158]为标志，各国开始掀起变法浪潮，如商鞅携《法经》入秦国变法，且改“法”为“律”，吴起入楚国变法，屈原为楚国作《宪令》，司马穰苴为齐国编《司马法》，等等。

战国时期律法书迅速发展，不仅数量上增多，其内容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由最初刑法为单一主体，开始向刑法为主、诸法兼用的方向发展，^[159]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仅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现的律法种类就远超《法经》的六篇，有《田律》《仓律》《金布律》《工律》《司工》《行书》《藏律》《游士律》《中劳律》《敦（屯）表律》等数十种，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更是认为“睡虎地十一号墓的秦简只能反映其中的一小部分”^[160]。律法结构的转变应在商鞅改“法”为“律”之后才开始，因为赵光贤先生认为在战国初年“李悝著的《法经》实际上还是刑律”^[161]。

需要说明的是，成文法的出现与成文法的公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吕思勉先生认为在很长时期内法（律）都是藏在官府内不公开的。^[162]公开性的法（律）则出现相对较晚，有的学者认为成文法的修订当以李悝编纂《法经》为标志，“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编纂是从战国开始的”^[163]；但学界基本认为当以郑国子产“铸刑书”^[164]为标志，“成文法的公布，在春秋晚期已经开始”^[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