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口本愿寺出张所”、稻叶圆成及其他

出版于1918年的《支那开教沿革史》[12]一书，系统记录了日本真宗自明治时代至1918年在中国开办寺院、从事传教活动的基本情况。据该书记载，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于1906年在湖北设有“汉口本愿寺出张所”，地址在“汉口独逸民留地胶州路”，“主任布教使”是田中哲岩，1913年赴任，信徒达2400人。在布教方面，有“周日说法”、“军队布教”（面向“对中支派遣的团队”）、“常例布教”（每月16日）、“出张布教”（面向商店、公司）、“地方布教”（范围包括江西省九江、湖南省长沙、湖北省沙市和宜昌、四川省重庆和万县）、“妇人会”（1913年创设，每月16日举行佛教和卫生等其他说法活动）、“星期日学校”（1913年创设，每周日有讲故事、训话、唱歌活动）、“佛教研究会”（1913年开设，已讲完《四十二章经》《法华经》）。

关于“主任布教使”田中哲岩，据日本在伪满创办的《满洲教报》第10卷第7期，有以《无量光》为题的“纪念号”（即专刊），其中收有田中哲岩的《汉口十三年》一文。文章回顾了田中自1906年来到汉口，之后转任成都、长沙、上海，以及1913年再次来到汉口并担任“主任布教使”的经过，其中重点记述了其13年来在汉口从“蓬草茫茫的沼泽地”搬到与“各国相竞争的长江沿岸、面向京汉铁路而拥有七八条街道”繁华市区的“发展史”。同时强调指出，“目前正在申请大殿的建设”，希望把它建设成“中支一带日本佛教布教的根本道场”，这是“如来赋予他的大使命”，这也是其与“汉口的深缘之所在”。[13]从田中哲岩的记述，可知“汉口本愿寺出张所”后来确实迁移到预定的日本租界，不到5年，信徒多达2400人。“汉口本愿寺出张所”的改建与发展与田中哲岩个人的努力有甚深的关系。

另外，据一些旅行记，“汉口本愿寺出张所”通常被称作“汉口本愿寺”，并且还为来汉访问的日本净土真宗人士提供住宿。比如，1922年常盘大定“踏查”中国佛迹，来到汉口时，就是寄宿在“汉口本愿寺”。据常盘记载，当时的住持便是田中哲岩。常盘这样记述他看到的“汉口本愿寺”的情况：

（11月4日）下午1点（乘船）抵汉口，乘松屋的汽车，在田中君的迎接下，我住进了本愿寺。本愿寺尚未完全落成，寺内因工人施工，显得杂乱，但建筑基本竣工，不失为汉口的名胜。陆陆续续有洋人、支那人前来参拜。据说庆典那天，在郊外古德寺的龙波印清和尚的指导下，一百余名支那僧绕道行经，受到支那人的好评……

翌日星期日，上午有讲座，田中君代我讲，晚上由我做学术讲演……

晚八点开始讲座。知识阶层，会集一堂。[14]

接下来，常盘记述了他在“汉口本愿寺”住持田中哲岩的引路下，翌日一起去古德寺观摩授戒仪式，其间目睹了“烧戒疤”的全过程。

不仅常盘来汉口时住在“汉口本愿寺”，之后似乎来汉口的其他与净土真宗相关的人士也都是寄宿在该寺，并且大都由该寺住持做向导，参访武汉地区佛教寺院。比如，1924年《海潮音》第5卷第1期有一篇题为《佛学院之日僧来访》的报道，称“又有汉口本愿寺住持偕同龙谷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秃氏祐祥及龙谷大学教授杉紫朗至院参观两次，皆曾与太虚院长略谈片时云”。[15]可见“汉口本愿寺”不仅是日本净土真宗在汉口的传教中心，而且是日本净土真宗人士来汉时的活动据点。那么，稻叶圆成是不是也住在“汉口本愿寺出张所”呢？

我们这里看一篇介绍稻叶圆成访华的纪念性文章，题目为《稻叶圆成师の渡支》，作者是稻叶圆成的学生诹访义让，刊载于《大谷学报》第30卷第2期（1952年5月）。文章称，稻叶圆成访问过中国三次。

第一次是1917年7～9月，稻叶圆成一行三人，由上海入境，先后到过杭州、苏州、宁波、台州以及目的地天台山国清寺，然后去过普陀山、天童寺，经南京、九江，后登庐山，接着乘船去武汉三镇，北上参访洛阳龙门石窟，沿着铁路线，经开封、天津、北京，参访北方文物古迹，9月13日离开北京，然后访问奉天、开城、釜山，同月20日返回日本京都。据该文载，稻叶圆成此行三人皆为同窗师友，结伴而行，对庐山和天台山充满着憧憬，在离开庐山的8月28日那天，稻叶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同行的住田智见：“在船中像与恋人分别似的，依依不舍，拿着望远镜一直看到庐山从镜头中消失。”第一次访华留有《支那佛迹巡礼日志（一）》，但未刊（见图1）。

图1 稻叶圆成《支那佛迹巡礼日志（一）》封面

图片采集人：何燕生。

第二次是1922年10月至1923年8月，稻叶单独行动，时间长达10个月，留有日记（见图2）。10月22日由上海登陆，以位于上海武昌路的日本东本愿寺别院为根据地，以浙江、江苏为中心，从事中国佛教史迹的考察与研究。先后去过镇江、扬州、绍兴、宁波、奉化、温州、天童山、南京（其间还再次访问过镇江）、嘉兴、湖州。1923年4月由南京乘船到汉口，先后去过宜昌、沙市、荆州、长沙、衡山、沩山。其中，关于嘉兴和湖州的考察成果，稻叶后来以《嘉兴と湖州との佛迹——灵峰より云栖へ》（上）（下）分别发表在《佛教研究》第5卷第1期（1924年3月）和第3、4期合刊（1924年12月）。稻叶于同年5月30日由长沙乘船，在日记中只写道：“5月31日，阴。”之后，日记不见有后续。不过，根据上海东本愿寺的记录，其于6月10日参加了东本愿寺长等神立轮番的葬礼，并担任葬礼的“大导师”，还说“8月10日稻叶教授归朝”。由此可知稻叶于5月30日离开长沙后便去了上海，8月10日返回日本。如前所述，在返回日本之前，稻叶再次去了汉口，然后与太虚一起去了庐山，并受邀在庐山为“世界佛教联合会”做了演讲。

图2 稻叶圆成《支那巡历日志（二）》封面

图片采集人：何燕生。

第三次是1927年8～9月。此行的目的是带领大谷大学的学生参拜五台山（见图3）。据道端良秀后来回忆，道端自己也在这批学生之列。

图3 1927年8～9月稻叶圆成率领大谷大学访华团访问中国时的照片[地址不详；前排左一为稻叶圆成，前排右二为道端良秀（当时是大谷大学学生）]

图片采集人：何燕生。

《稻叶圆成师の渡支》一文，是诹访义让根据稻叶圆成的访华日记撰写的，所记述的内容，应该可信。根据该文，稻叶先后两次去过庐山和汉口，而且第二次去汉口时，在汉口滞留的时间更长。该文还说，稻叶与太虚是“1923年4月在武昌佛学院访问以来的好友”，后来太虚邀请稻叶在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讲演，“由于这一契机，所以才有了翌年木村、佐伯两师的访华”。

然而，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稻叶圆成师の渡支》一文还提到稻叶圆成在汉口期间，在“汉口本愿寺”为该寺青年会举办了5天的连续佛教讲座：先生“这段时间，在汉口本愿寺，应田中哲堂（‘堂’，‘岩’之误——引者注）之要求，为青年会举办了5天的连续佛教讲座。这好像是为了纪念本愿寺日式建筑落成的一次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作为净土真宗大谷派创办的大谷大学教授的稻叶圆成此次来汉，就是住在“汉口本愿寺”。稻叶在汉期间，一方面，在“汉口本愿寺”举办佛学讲座；另一方面，以“汉口本愿寺”为活动据点，或去武昌佛学院会见太虚，或去沙市访问沙市佛教会，展开其在湖北省内的日中佛教“亲善”活动。稻叶此次来汉口的目的，虽曰之“研究”，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试图利用“汉口本愿寺”的人脉，加强与武汉地区及其周边各地中国寺院与僧侣特别是与太虚之间的关系，并且试图通过这些活动，为通过住持田中哲岩的努力而开始走向发展之路的“汉口本愿寺”做宣传。稻叶圆成此次汉口之行的目的，应该说是多重的。

那么，稻叶圆成又是如何认识太虚的呢？

前述常盘大定说他在“汉口本愿寺”应邀举行过一次讲座，讲座结束后，翌日由田中哲岩领路，曾去古德寺观摩了授戒仪式，其间目睹了“烧戒疤”的场面。常盘问古德寺住持“烧戒疤”的习俗始于何时，但对方答非所问，不知所云。常盘自己认为此习俗应该兴起于元代之后。据常盘记述，“日后，田中向武昌一僧打听，曰：‘起源于清朝。’然也”。[16]“武昌一僧”对“烧戒疤”起源的答复，让常盘感到满意，说明该人应该是一位熟谙中国佛教史的学问僧。那么，他到底是谁？常盘“武昌一僧”之言，颇耐人寻味。

然而，当时担任“汉口本愿寺”住持的田中哲岩的《汉口本愿寺创建颠末》[17]一书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似乎更有价值。

翻阅这本不厚的小册子，我们惊奇地发现，该书不仅记述了常盘大定来该寺落脚和举办讲座的事情（这与常盘本人的记载相吻合），还记述了古德寺住持印清和尚和太虚法师率领僧众参加了1923年10月27日举行的大殿落成庆典法会。原文意思如下：

10月27日上午，武汉三地的支那寺院为了庆祝大殿的新修落成，古德寺的印清和尚、湖北省佛教学院院长太虚和尚等率领一百余名支那僧，都穿着二十五条袈裟，立幢幡，绕道诵经，有敲钲僧，有打鼓僧，有敲磬僧，有敲木鱼僧等，列队前行来到本寺，在大殿本尊前诵完经后，来到庭院内，一起用了事前准备好的茶果，休息片刻后，接着进入大殿，诵经，绕行三次，完毕下殿，又绕各殿堂一周，退散而去。回想起来，此举承蒙好意，得到如此众多僧侣的参加祝贺，这是各地所不曾看到的，当属空前，故特记下，以表谢意。

该小册子还附有“汉口本愿寺”落成后的照片以及“支那僧”参加法会时的照片（见图4）。

图4 “汉口本愿寺”以及参加法会的“支那僧”

图片采集人：何燕生。

这里所谓“湖北省佛教学院院长”，当是“武昌佛学院院长”之误。如果这里的记载属实，那么，可以确认，“汉口本愿寺”与太虚之间一直保持日常法务上的往来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再结合前述《海潮音》第5卷第1期题为《佛学院之日僧来访》的报道，还可确认当时凡是到访“汉口本愿寺”的日本人士，尤其是学者，他们想去武昌佛学院拜访太虚时，一般是通过“汉口本愿寺”的领路或者引荐。因此，解答常盘大定关于“烧戒疤”的起源问题的那位“武昌一僧”，也很可能就是太虚（或者其弟子）。换言之，就当时的武汉佛教界来说，能够解答类似“烧戒疤”起源的学术问题的僧人，在住持田中哲岩心目中，似乎只有武昌的太虚或其弟子了。

按照常理理解，共襄法会盛举，请教学术问题，这些只有在形成一种相互了解和彼此默契的信赖关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此，稻叶圆成与太虚的相识，应该说与“汉口本愿寺”和武昌佛学院之间所建立的相互了解和彼此默契的信赖关系，不无关系。反过来，就太虚来说，其通过“汉口本愿寺”这个“特殊的平台”，结识了包括稻叶圆成在内的许多日本人，同时了解了许多日本佛教的信息；“汉口本愿寺”成为太虚当时了解日本佛教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么思考，应该合情合理。

其实考察稻叶圆成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日记（见图5），我们知道稻叶圆成就是通过“汉口本愿寺”去拜会太虚的。日记为日文，此试中译如下：

4月19日，半晴。……11时半，在古德寺龙波和尚的带领下，参观武昌的佛教学院。学院在武昌街区之外，规模较大。当时院长太虚和尚正好去武昌讲演，不在学院，见到了空也、慧圆居士（史一如）、悟幻、松林等教员和法师。空也和尚为我们做介绍，参观院内。讲堂、行持室、自修室、寝室、佛像图书馆、斋堂等完备不缺。学生有70余人，主要是僧侣，有主动到自修室自修者。行持室有礼拜堂，安置阿弥陀佛像，墙壁贴有行持法规。图书馆除《频伽藏》外，还备有《日本大藏经》一部、《日本佛教全书》一部，其他藏书不多，没有值得注意的东西。不过，备有三四种佛教杂志，可以了解目前中国刊行的杂志之名。

图5 稻叶圆成《支那佛迹巡礼日志（一）》

图片采集人：何燕生。

在日记次页，稻叶圆成记载说，他在返回的路上见到了太虚，二人“相谈甚欢愉”。总之，“汉口本愿寺”一方面为来自日本的人士提供住宿之便，另一方面利用其在汉口的人脉关系，根据需要，介绍日本人与中国僧侣特别是与武昌佛学院太虚相识，而稻叶圆成就是在这种“因缘”条件下与太虚相识并得到太虚信赖的。前述稻叶圆成去湖北省沙市拜访沙市佛教会陈妄清以及宜昌之行，其实也是利用了太虚方面的人脉关系。[18]“汉口本愿寺”住持田中哲岩扮演了为中日佛教双方“牵线搭桥”的角色。这在日本在华传教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缺乏合法性的情形下，正如稻叶圆成在《中外日报》中所强调的“日本佛教伟人”的理想形象一样，合乎日本佛教“布教师”所需具备的重要条件。[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