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
在婴儿10个月左右，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在那之前，他对各种要求和周围环境刺激的反应通常是无助和无意识的。他拥有“父母”和“儿童”，但他尚未拥有选择反应和控制周围环境的能力。他也没有自理能力，无法通过自己的活动接触生活，他只能简单、被动地接受生活所给予他的一切。
但在10个月时，他开始具有运动能力。他能摆弄物体，到处爬动，摆脱无法移动的束缚。诚然，更早一些，大约8个月之时，婴儿经常哭闹，他需要大人帮助他摆脱不舒服的姿势。而到10个月时，他已经能集中注意力观察并探索玩具。格赛尔和伊尔格的研究发现，10个月的儿童会：
……喜欢玩茶杯并假装喝水。他把东西放到嘴里嚼，喜欢大肌肉动作：坐着玩，向前探身并再坐起来。他抓玩具，踢腿，从坐姿换到爬的姿势，自己试着站起来，有时还可能弯身。他开始巡视四周，最喜欢的社会活动是玩藏猫猫和亲吻，让别人扶着双手学走路，坐在地板上，以及坐在可摇晃的玩具中摇来摇去。小女孩在被逗笑时，常把头歪到一边，这是她们第一个羞怯的表情。[1]
10个月的孩子发现自己已经能够依靠自我意识和思考做一些事，这种自我实现就是“成人”的开始（见图4）。当孩子能够发现“父母”中的“教导概念”和“儿童”中的“感觉概念”与他在实际生活中所发现的不同时，“成人”信息已经开始逐渐积累。根据所收集和加工的信息，“成人”发展出一套“思考概念”。
活动孕育了“成人”的诞生，并使人在未来岁月中处于忧虑状态时恢复自信。人们会去散步帮助自己“理清思路”，散步成为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因为在“成人”中记录着这样的信息：运动有益身心，它具有的独特功能能帮助个体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问题。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成人”既脆弱又短暂，很容易因“父母”中的命令和“儿童”中的恐惧而被打倒。妈妈说：“不，不！不要碰那个水晶杯”，儿童可能马上把手缩回，并开始哭泣。但一有机会，他一定会去碰碰这些东西，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尽管遇到重重阻挡，大多数人的“成人”都会存活下来，并随着个体的成熟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4 从10个月开始“成人”的逐渐出现
“成人”“主要将刺激转化成信息，并根据过去的经验加工并存档信息”。[2]“成人”与“父母”不同，“父母”以模仿的方式进行评价，并尽量适应别人的标准。“成人”与“儿童”亦不同，“儿童”会运用前逻辑思维做出草率的反应，“儿童”还会分辨不清或感觉扭曲。通过“成人”，儿童可以区分向他传授和示范的生活（“父母”），他所感受、希望和幻想的生活（“儿童”）以及与他自己所领悟的生活（“成人”）之间的差别。
“成人”就像是一部加工数据的计算机，在对三个来源的信息进行计算后做出决定，这三个来源分别是：“父母”“儿童”以及“成人”已收集或正在收集的信息（见图5）。“成人”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检查“父母”中的信息是否真实、在今天是否仍然适用，据此判断是接受还是拒绝它们；同时，“成人”也检查“儿童”，考察“儿童”中的情绪表现在今天是否仍然适用、是否过时、是否只是对陈旧的“父母”信息的反应。“成人”的目的不在于废除“父母”和“儿童”，而是让个体自由地对二者中的信息进行检验。用爱默生的话说，“成人”不应被动听的词句所妨碍，而必须检验“父母”和“儿童”中的信息是有益还是有害，例如，早年形成的“我不好”的决定就是有害的信息。
图5 “成人”从三个来源获取信息
很早的时候，“成人”就开始对“父母”中的信息进行检测。如果一个孩子发现“父母”中的绝大多数信息是可靠的，那么他会成为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他们说的都是事实。”
当一个小男孩看到心爱的小狗被大街上的汽车撞伤时，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马路上的汽车真的很危险”。当一个小男孩得到鲍勃回赠的玩具后，他会想：“如果我跟鲍勃分享玩具真的会更好。”当一个小女孩学会自己上厕所后，她会认定：“不把裤子尿湿真的感觉更好。”如果父母的指令符合现实情况，儿童就会通过自己的“成人”逐渐形成完整和一致的感觉。他对实践的检验得到了证实，在实践和检验中收集到的信息会帮助他构建起他所信任的一些“定律”。最初传授给他的信息支持了他的发现。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对“父母”信息的验证并不能抹去“儿童”中“我不好”的记录，因为这是早年被强制灌输的信息。母亲认为不让3岁的约翰尼乱跑到大街上的唯一办法是打他，由于他还意识不到危险，因此妈妈体罚的后果是孩子出现了恐惧、愤怒和挫折等负面感受，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妈妈这么做是在爱他、在保护他的生命。但恐惧、愤怒和挫折被记录到“儿童”中，这些感觉不会因为长大后知道妈妈这么做有道理而随之消逝。但是，如果我们能对产生这么多“我不好”记录的最初环境给予理解，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我不好”的信息在今天重演。我们无法抹去过去的记录，但我们可以选择避开它们。
“成人”通过检验哪些信息有效、哪些无效来不断更新“父母”中的资料；同样地，它通过检验哪些情绪可以安全地表达出来，以更新“儿童”信息。在我们的社会里，新娘可以在婚礼上哭泣，但在婚礼之后，她却不能向她的丈夫大喊大叫。哭泣和大喊大叫都是“儿童”的情绪，“成人”需要恰当地表达这些情绪。图6解释了“成人”在更新“父母”和“儿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图中，“成人”中的“成人”表示已经更新了的现实信息（例如，以前我被告知太空旅行只是幻想而已，但今天我知道这已经成为事实）。
图6 “成人”的功能：对现实的检验
“成人”的另一种功能是“可能性估计”，这种功能在小的时候发展很慢，而对大多数人来讲，甚至终生都很难把握住它。儿童经常面临很多不愉快的选择（例如，不吃掉菠菜就别想吃冰激凌等），对可能性的探索得不到任何激励。不探索事物发生的可能性会造成今天许多人际沟通的失败，而未预料到的危险信号要比预料到的危险信号产生更多的“成人”衰退或延误。这与投资公司的股票自动收报机特点很相似，在那些股票交易很活跃的日子里，后者对股票行情的记录往往要比实际情况晚很多小时，有时我们把这种延误称为“计算机滞后”，传统上惯用的补救方式是“等一等”。
可能性估计的能力可以通过意识的努力得以提高。如同身体的肌肉，“成人”可以通过训练和使用得以成长，并提高效率。如果“成人”对可能发生的麻烦保持敏感性，那么一旦有问题出现，马上就能找出应对办法。
但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成人”会被削弱，被不恰当的情绪占据上风。“父母”“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线很脆弱，有时彼此的界线模糊不清，容易受到外来信号的影响，使我们再度体验童年时经历的无助和依赖。有时，铺天盖地的“坏消息”向“成人”涌来，使“成人”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无力招架，只好充当旁观者，此时人们可能会说：“我知道我做的是不对的，但我无法控制自己”。
不现实、非理性和非“成人”的反应常见于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患者。危险或“坏消息”在同一时间内击倒了“父母”“儿童”和“成人”，“儿童”此时的反应如同小时候，会产生“不好”的感觉，并随之出现种种退行现象，此时个体觉得自己又成了弱小、无助和依赖的儿童。退行现象的最本质特点之一在于思维的阻塞，在实行锁门制度的精神病院，处处可见这种退行现象。当患者被关进病房后，他马上表现出明显的退行，这正是我反对运用“父母照顾孩子”模式治疗患者的原因，这种迎合个体心中无助的“儿童”的做法，会延误“成人”功能的恢复和重建过程。
理想的医院应该是舒适的汽车旅馆，不但有“儿童”游乐区，周围还有诊所大楼，负责设计各种活动以促进“成人”的自立。护士不穿白大褂，也不用父母的态度对待患者。相反，护士们身着便服，利用她们的技术和所接受的训练，帮助患者学会确认他们的“父母”“儿童”和“成人”的身份。
在我们的治疗小组中，每当某个成员过于情绪化时，我们就会用通俗又打动人的话对他说：为什么你不处于你的“成人”中？或者问他：“最初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呼唤出他的“成人”来分析引起目前忧虑的原因，并比较当前情况与最初情况，即与儿时所体验的忧虑间是否存在相似之处。
因此，“成人”的工作包括检查旧信息、判断它们是否有效，然后重新存档以备日后之用。如果这项工作进展顺利，过去被传授的信息与现实信息间不存在冲突，那么“计算机”就转入从事更为重要的工作——创造。创造力源于“儿童”的好奇心，同时还源于“成人”。“儿童”提供了“想做”的信息，“成人”提供了“如何做”的信息。创造力最基本的要求是时间，如果“计算机”疲于应付过去的事情，它就没有时间再去开展新的工作。许多“父母”信息在检查之后变成自动化反应，使“计算机”拥有创造的自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决定都是自动化的反应。例如，一看到单行道上所标志的箭头，我们就会自动地约束自己不往相反的方向行驶。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我们的“计算机”并没有对高速公路的设计、交通事故死亡情况和交通路标的绘制方法等大量信息进行加工，如果生活中缺乏“父母”的教导，每件事都从头决定，那么我们的“计算机”就无暇进行创造了。
有些人认为，未经训练并且未受到约束的儿童，要比那些受到父母严格限制的儿童更有创造性。我并不以此为然，如果一个孩子因为缺少足够的信息，不得不将时间花在徒劳无功的决定上，他就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探索、发现和拆装玩具。如果一个小男孩不必和母亲争论冬天出门是否要穿套鞋，他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堆雪人；如果父母允许孩子用鞋刷在自家的前厅墙壁上乱涂乱画，他在邻居家可能也会这么做，那么孩子就会面临难堪的局面，而他自己对此却毫无准备，痛苦的结果决不会给孩子带来“我好”的感觉。另外，其他一些事情也是浪费时间，如在街上与汽车进行相撞的试验后，其结果是躺在医院里缝上几针。“计算机”的时间就这么多，冲突耗费了很多时间。当父母所说的真理在“成人”看来并不正确时，这样的冲突最耗费时间。一个人若发现“父母”中的大部分内容与现实情况相符，那么这样的人创造性最高。他可以把这些有效的信息归入到“成人”中，信任它们，然后暂时忘掉它们并开始做其他的事情——如如何做风筝，如何堆一座沙土城堡，如何解微积分方程等。
但是，许多年轻人都因“父母”信息与实际生活间的冲突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最令他们烦恼的是，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父母”对他们有所保留。当真理来叩“父母”的大门时，“父母”说：“来吧，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有这样一个孩子，他的父亲被关在监狱里，母亲靠偷窃养家糊口，孩子的“父母”中有个强烈的记录：“永远不要相信警察！”当这个孩子后来遇到一个友善的警察时，他的“成人”对这个好心警察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如他如何在沙地上组织球赛，如何请大家吃爆米花，他的表情如何友善，他的声音如何温和等。对这个孩子而言，冲突出现了，他在现实中所看到的与他被教导的迥然不同。“父母”告诉他的是一回事，“成人”说的又是另一回事。在他依赖父母获得安全感的那段时间里，即使这种安全感非常脆弱，他仍可能会接受父母的说法，认为警察都是坏的，偏见通常就是这样传递的。对一个孩子而言，相信谎言比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更安全。“父母”以持续性的内心对话方式威胁“儿童”，迫使“成人”放弃并停止探索冲突。因此，“警察都是坏的”在孩子心目中演变成真理，这就是“成人”的污染，我们将在第6章中对此进行探讨。
[1] Arnold Gesell and Francis L.Ilg，Infant and Child in the Culture of Today（New York:Harper，1943），pp.116-122.
[2] Berne，Transactional Analysis in Psychothera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