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史诗学视野下的中国史诗

中国史诗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具有极大的开拓空间和众多的研究路向。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史诗作为一种中外各民族各国家共有的文类，显示出人类在史诗领域的共通性，“一带一路”沿线各民族的交流使得各民族史诗的认同与比较研究成为一种趋势。我们探究中外史诗的交流、影响和对话，在各民族各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中日益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在“一带一路”视野下进行蒙古族史诗研究，就是将蒙古族史诗分析置于“一带一路”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从蒙古族史诗与中蒙俄各民族的交流与交融的角度来分析中蒙俄各国历史上的交融与认同。在此，我们阐释国际史诗视野下的中国史诗与蒙古族史诗两个层面的内涵。

一 中国史诗的风格与体系

史诗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文学类型。西方的史诗研究始自浪漫主义运动时期，从构架到理论都已经相当成熟。我国史诗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期对国外史诗的介绍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搜集整理，对我国史诗较为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较于西方史诗研究，我国史诗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新时期以来，我国各民族史诗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先后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将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纳入“九五”重点目标管理项目，中国的史诗研究陆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形成自身的学术优势，如“活形态”成为中国史诗研究重要的学科生长点之一。1999年，“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库”建立，设立了与芬兰史诗卡勒瓦拉研究中心等国家和地区双边和多边“史诗工作站”，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史诗研究的影响。

关于史诗形成的时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史诗不同于神话，它是社会开始从野蛮时期迈入文明时代的产物。这个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逐渐发展，铁制工具相继出现，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氏族、部落、族群内部的群体意识觉醒，形成与对方展开抗衡、交战的思想意识与集体势力。为了争夺土地、实物，氏族、部落群体之间展开了频繁对抗，并涌现出率领族众争夺土地、猎物的氏族首领、猎手，这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史诗形成的时代。

纵观我国各民族史诗，既有数十万行的鸿篇史诗，例如，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也有几百行的短篇史诗，如鄂伦春族史诗《英雄格帕欠》，赫哲族史诗《满都莫日根》等。然而，无论是鸿篇巨制的长篇史诗，或是篇幅短小的短篇史诗，它们讲述的主题内容均是一个民族早期社会发展历史轨迹与部落群体生存状态，一个民族、部落的集体意识，集体观念，集体荣誉，以及集体历史命运与发展事业。

史诗与叙事诗不同，它具有宏伟性与神圣性。史诗的内容古老而丰富，包含部落英雄的成长史、部落形成的历史进程，以及部落群体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等非常多的信息量。与此同时，史诗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融进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民间文学形式。由此可见，一部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珍贵的口头文学资源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学、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百科全书。

史诗最初也是零散的口头传说和诗篇，经过数百年民间艺人的加工和润色，才形成宏伟的民族史诗。史诗的形成一般都要经历漫长的岁月，史诗中所发生事件的时间，距史诗的形成时间，尤其是距史诗书面化完成的时间，要相距几百年，抑或千年以上。希腊史诗约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繁简不同的抄本，而现在的定本主要依据的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抄本。印度史诗的成书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四大史诗经典早已书面化，并有各种语言文字的译本出版，它们在世界文学史及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史诗作为人类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代表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且具有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各门学科，诸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等，提供了在其他文献资料中难以找到的信息资源。

在我国南北方各民族中流传着不同类型的史诗，大致形成北方民族英雄史诗群与南方民族创世史诗群现象，这些史诗长短不一，类型各异，呈现短篇史诗、中篇史诗与长篇史诗并存共同流传的特殊现象。其中，短篇史诗一般由数百行组成；中篇史诗长达数千行，甚至上万行；而长篇史诗一般都是数十万行的巨型史诗，如我国的三大著名史诗——《江格尔》《格萨尔王传》和《玛纳斯》，每部史诗的规模都在20万诗行以上。其中，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有120多部，散韵结合，有一千多万诗行的规模。这些史诗主要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以及迁徙史诗、氏族复仇史诗等主题，内容十分古老。我国史诗的内容、讲唱形式、史诗形态、史诗艺人，对于揭示世界史诗形成的规律，史诗学理论的研究与建构，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 中国史诗研究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出版了一系列多民族文字书写的史诗文本集和研究专著、论文，史诗研究事业取得一系列成绩，提高了我国史诗研究水准，建立了中国史诗研究体系。纵观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史诗研究全景，具有如下特点：

（1）立足本土，纵观世界。从研究成果的资料采用来看，有20世纪初期我国已出版的文献资料、内部出版的原始资料，还有研究者调查到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以及外国文献资料。所运用的资料立足本土，纵观世界。

（2）研究视角新颖，研究方法独特。打破单纯研究史诗内容的局限性，借鉴西方史诗学研究理论，运用跨学科方法分析史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宗教、传统文化的影响因素；深入研究各种类型史诗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论述了史诗形成后在流传过程中的发展、变异及退化现象；说明了史诗异文、新史诗和模拟史诗的产生过程和形成方式；研究了史诗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发展与变异的种种趋向。

（3）总结出中国史诗的基本特征和独特性。相对于世界著名的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中国史诗具有活态史诗生存的条件，由史诗歌手、听众构成独特的演唱立体空间，史诗演唱歌手在民众生活的各种仪式上传承史诗，史诗演唱艺人的成长条件、社会职能、社会地位以及演唱特点、演唱习俗、演唱篇目和生平事迹均得到充分研究。中国史诗的活态性、规律性、民族性、地域性为世界史诗学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础。

中国史诗学研究，不仅开创了中国史诗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为中国及世界史诗理论体系的创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为国际史诗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活态史诗案例，为世界史诗学的深入研究与理论建设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三 中国的蒙古族史诗研究状况

虽然中国很早就开始收集整理蒙古族史诗，但研究却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史诗研究在初期主要集中于《格斯尔》和《江格尔》两大史诗。《格斯尔》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开始《格斯尔》的收集整理工作，通过田野调查对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格斯尔》进行搜集记录或收集不同版本，并选择性出版。这些工作不仅成为日后研究《格斯尔》的宝贵资料，还为将来的研究打下基础。除上述工作外，还从民间艺人那里收集、录音保存或出版口头文本，将《格斯尔》译成汉文。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建立了藏族、蒙古族《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在内蒙古设立专门小组和办公室推动《格斯尔》研究的开展。主要成就为，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统计格斯尔奇工作；二是搜集《格斯尔》母本，找到许多手抄本和《格斯尔神话》；三是出版《格斯尔》母本和研究作品；四是奖励一部分蒙古族《格斯尔》研究工作机构与个人；五是组织学术会议，推进《格斯尔》研究的学术交流。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之后，自2006年蒙古族《江格尔》和藏族《格斯尔王传》共同被选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通过国家《格斯尔》工作指导小组规划制定建立数据库、基地、研究丛书等项目，史诗研究从而进入空前壮阔的时代。

《江格尔》研究通常被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一位名叫边垣的人在狱中听过《江格尔》史诗中英雄洪古尔的故事，后来编写《洪古尔》出版。此后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以搜集记录、出版、翻译《江格尔》为主，同时开始从文学角度介绍研究《江格尔》。中国首部《江格尔》蒙文版本为阿·太白在俄罗斯托忒文版奥布来演唱的十章《江格尔》基础上增加《残暴的沙尔古尔古之部》《残暴的沙尔蟒古斯之部》《残暴的哈尔黑纳斯之部》后，转写为传统蒙文出版的《江格尔》。20世纪70年代起开展《江格尔》搜集记录和出版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整理手抄本和录音出版了各种《江格尔》母本。汉文版《江格尔》的出版也同时进行，1958年由学者色道尔吉翻译出版首部汉译版《江格尔》。

在此期间，从20世纪60年代起始的《江格尔》研究似乎只局限在《江格尔》的介绍和词语解释范围内。而1978年学者仁钦道尔吉发表论文《关于洪古尔的形象》后此项研究才进入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从文学角度拓展到包括美学、宗教、历史、民俗以及民族诗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整体研究。另外，1991年“中国江格尔研究学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江格尔》研究迈上新台阶。

第三阶段为20世纪末期至今。这一时期有关《江格尔》的研究作品增多，且学者们试图运用西方理论方法，即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结构学、叙事学与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等理论方法来分析《江格尔》的情节、母题，从史诗创作规律、江格尔奇演唱史诗技艺与演唱《江格尔》的民俗等方面做细致研究，把《江格尔》研究推向新层面。

接下来将概括介绍中国的蒙古族史诗研究内容维度与理论思辨。

（一）蒙古族史诗的思想、形象、艺术、美学研究

中国的蒙古族史诗研究初期主要集中在思想和艺术方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包括齐木德道尔吉的《试论 〈格斯尔传〉》、巴雅尔图的《史诗 〈三岁英雄古南乌兰巴特尔〉 的思想与艺术》、巴·格日乐图的《〈江格尔〉 与蒙古史诗的乐观主义》等几十篇论文。在这一潮流中，学者仁钦道尔吉于1990年出版专著《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 〈江格尔〉》，成为中国第一部汉文版蒙古族史诗研究专著。巴雅尔图博士的《蒙古族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北京版 〈格斯尔〉 研究》是中国第一部《格斯尔》研究的蒙文专著。然而，这些研究通常集中于《格斯尔》和《江格尔》这种大型史诗。

与内容和思想研究同时进行的还有史诗的形象、艺术方面的研究。早期发表论文包括，仁钦道尔吉的《评 〈江格尔〉 里的洪古尔形象》《略论 〈江格尔〉 的主题和人物》，孟和吉雅的《蒙古族民间文学中蟒古斯形象》，额尔敦高娃的《〈江格尔〉 与 〈蒙古秘史〉 的女性形象比较》，陶克敦巴雅尔的《〈江格尔〉 中的骏马》等。除此之外，在一些史诗整体研究作品里包括了形象研究。例如，纳·赛西亚拉图的《史诗 〈汗青格勒〉 研究》、巴·布林贝赫的《蒙古族英雄史诗诗学》等著作中关于形象有一定的研究。此外，额尔敦高娃教授的《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女性形象文化学研究》也值得一提。总体来看，史诗的形象研究包括形象类别、特征、对比、文化学等方面。

美学研究方面，有巴·布林贝赫的《〈江格尔〉 中的自然》，满都夫的《论 〈江格尔〉 中的蒙古族古代审美思想》《〈江格尔〉 中的自然观和对自然的审美观》等论文，此外，还有格日乐的《十三部 〈江格尔〉 的审美意识》、额尔敦高娃的《蒙古族史诗美学研究》、额尔登的《〈江格尔〉 美学研究》、呼格吉勒的《〈江格尔〉 中的形象美学研究》等作品。中国的史诗美学研究基本以美学理论研究人物形象、自然、力量、人物体态、理想梦境等，试图探索《江格尔》中的各种审美思维。

关于蒙古族史诗的曲调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包括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呼格吉勒图的《蒙古族音乐史》等著作中都专门设立一章研究史诗曲调，之后还有扎西达杰的《蒙古族 〈格斯尔〉音乐研究》《蒙藏 〈格萨尔〉 音乐艺术之比较》，吕宏久的《蒙古族英雄史诗——“陶力”的音乐形态发展简述》，乌力吉巴雅尔的《〈江格尔〉 所蕴涵的古代蒙古族音乐理论》等专题论文，2012年由博特乐图、哈斯巴特尔合著出版的专题作品《蒙古族英雄史诗音乐研究》。总的来说，用音乐理论研究史诗深入推进了以往语言层面的研究。

（二）蒙古族史诗的类别、情节框架结构和类型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蒙古族史诗研究开始关注史诗的分类研究，发表了诸多论文。例如，宝音贺希格的《关于蒙古族史诗的母题》《关于蒙古族史诗开头部分的母题》等，呼日勒沙的《论蒙古族〈格斯尔传〉 中的死亡与复生母题》，扎格尔的《〈江格尔〉 的幻化母题研究》《蒙古史诗的预兆母题及其探索》，乌力吉杜仍的《略论 〈江格尔〉 中的婚姻母题》，达·塔亚的《关于 〈江格尔〉 中的 〈手握胫骨叩拜出生太阳〉 仪式母题》，巴·达木林扎布的《卫拉特英雄史诗中的 〈手握胫骨叩拜出生太阳〉 仪式母题》，陈岗龙的《蒙古族英雄史诗锡林嘎拉珠巴图尔——比较研究与文本汇编》，乌日古木勒的《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等题材、类型、母题的研究。这些论文内容包括分析研究蒙古族史诗的某一题材、结构和母题，对某一母题或者不同母题进行比较等。

（三）蒙古族史诗的起源、传承流变研究

蒙古族史诗的起源从一开始就是令人关注的研究对象。其中除了整个蒙古族史诗起源，最受学者关注的是《江格尔》和《格斯尔》的起源、传承流变。例如，卫拉特巴依尔的《关于重新研究 〈江格尔〉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作品》、格日乐扎布的《关于 〈江格尔〉 产生形成时期》、扎格尔的《〈江格尔〉 起源发展的时间考究》、达胡巴雅尔的《从 〈格斯尔〉 的神话起源说起》、额尔敦哈达的《蒙古族 〈格斯尔〉产生的内在原因》、却日勒扎布的《关于 〈格斯尔〉 的产生时间和作者》、奥奇的《蒙古族史诗流变踪迹》等。

纵观学者们的论文，研究内容包括史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民俗、语言特征、宗教信仰、思维、历史足迹、地理环境等多个方面，观点各异。

蒙古族史诗的流变问题方面，达·塔亚的《库尔喀喇乌苏 〈江格尔〉 传统研究—— 〈江格尔〉 演唱传统的消亡原因之研究》和巴·布林贝赫的《文化变迁与史诗变异——蒙古族史诗发展的动态观照》具有代表性，二者对蒙古族英雄史诗在起源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影响而在内容、主题、思想方面发生的变化做了细致研究。

（四）蒙古族史诗研究

布里亚特史诗研究在中国相对薄弱，除了特·陶克陶夫、拉松玛等汇编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史诗专集《骑卷鬃红沙马的布扎拉岱汗》、彭苏格旺吉乐汇编的《呼伦贝尔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等出版物之外，学术研究作品较少。

卫拉特史诗方面，20世纪50年代开始整理出版以来，从新疆卫拉特、青海和硕特等地区发现了多部新史诗，并先后出版《那仁汗传》《钢哈尔特勃赫》《卫拉特蒙古史诗》《骑银合马的珠拉阿拉达尔汗》等卫拉特史诗专集或单本。除此之外，在蒙古族史诗汇集中包括很多卫拉特史诗。学术研究方面，仁钦道尔吉的论文《关于中国蒙古族英雄史诗》明确了巴尔虎和卫拉特史诗独有的特征。还有巴·达木林扎布的《卫拉特英雄故事研究》、策巴图的《卫拉特史诗 〈那仁达来汗及其两个儿子〉 与印度、蒙古族的 〈阿日吉·布日吉汗的故事〉 比较研究》、道·照日格图的《〈汗青格勒〉 研究》、额尔登毕力格的《卫拉特英雄史诗研究——以乌梁海史诗为例》等论文值得一提。卫拉特史诗研究主要集中在挖掘卫拉特史诗的独特特征和文化表现，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史诗或国外史诗的比较研究两个方面。

巴尔虎—喀尔喀体系史诗包括巴尔虎、扎鲁特和喀尔喀史诗。这一体系的史诗研究初期以收集出版巴尔虎、鄂尔多斯、乌拉特、巴林、科尔沁等地方的史诗开始。例如，道荣尕于20世纪60年代整理出版的《英雄史诗集》中的鄂尔多斯和巴尔虎史诗《阿拉坦希胡尔图汗》《智勇的王子希热图》，波·特古斯整理的科尔沁史诗专集《阿斯尔查干海青》，浩斯巴雅尔、勒·哈斯巴雅尔整理的《鄂尔多斯史诗》，季华编辑出版的《锡林郭勒民间口头作品选》中的阿巴嘎、察哈尔的八个史诗等。基本上从这一体系所分布的地区都搜集记录出版了不同数量的史诗。

系统研究该体系史诗的是仁钦道尔吉教授。他的研究包括《蒙古英雄史诗起源发展》《巴尔虎史诗与卫拉特史诗的普遍性特征》《巴尔虎民间英雄史诗的起源、发展和流变》等作品。其研究范围广泛，涵盖了巴尔虎—喀尔喀史诗的特征、类别、发展流变、艺术形象、文本、同系统内诸史诗之间的关系等。除了仁钦道尔吉教授，还有尼玛的论文集《乌力格尔研究》，他从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视角研究了科尔沁史诗。再有，乌仁其木格、陈岗龙、金海、朝克吐等人的研究也颇具成就。由于篇幅局限此处将不再一一赘述。

（五）蒙古族史诗的名称学研究

在蒙古族史诗名称学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主要关注研究“江格尔”这一名称。相关研究作品包括，贾木查的《史诗 〈江格尔〉 调查报告》、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 研究概况》、那日苏的《关于“江格尔”一词》等。有关“江格尔”这一名称的研究围绕两种观点，即“江格尔”一词源于外语，如波斯语、突厥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或者源于蒙语的某一个词语。

（六）蒙古族史诗的习俗、文化研究

中国的蒙古族史诗习俗和文化研究从整体来看，包括习俗、宗教、象征学和文化四个方面。习俗研究除了有很多专题文章外，还有达·塔亚研究《江格尔》传承习俗的专著《〈江格尔〉 传承习俗》、土尔扈特斯琴与娜仁格日乐编写的研究《江格尔》中的世代习俗的作品《〈江格尔〉 人名及世代问题研究》。在中国，史诗的习俗研究以《格斯尔》和《江格尔》为主，史诗中反映的习俗涵盖面非常广。

宗教方面的研究以《江格尔》和《格斯尔》为主，围绕蒙古族史诗反映的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佛教，从宗教视角细致研究死亡与复生、降生授记、诅咒、杀灭、灵魂、征兆、梦境、变形等母题。代表论文有，呼日勒沙的《〈格斯尔传〉 中的死亡与复生母题》、锡尼巴雅尔的《蒙古族史诗的预兆母题及其探索》、陶克敦巴雅尔的《与 〈江格尔〉 相关的佛教信仰》等。除此之外还有钦达木尼和唐吉思的《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 与蒙古族史诗之联系——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萨满教》，文章将蒙古族史诗与西方史诗进行对比，从哲学角度研究史诗中体现的萨满教较为新颖，值得关注。

象征学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象征学研究开展以来，开始挖掘史诗中的万物、道理、现象反映所蕴含的象征思维。例如，巴·苏和的《〈江格尔〉 与蒙古人的象征文化》，达·塔亚的《〈江格尔〉 中的黄颜色及其象征意义》《论蒙古人的方位象征意义之模糊化——蒙古族古代方位和 〈江格尔〉 中的方位之比较研究》，陶克敦巴雅尔的《〈江格尔〉 中的数字》等。

史诗的文化研究方面，总的来说体现在探索蒙古族史诗所表现的蒙古人古代文化踪迹及其根源、挖掘氏族史诗所表现的独特文化体现、比较蒙古族史诗与神话故事或其他书籍体现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等方面。例如，黄金的《史诗 〈江格尔〉 与 〈蒙古秘史〉 的军事文化比较研究》、唐吉思的《蒙古族英雄史诗与古代草原文明》等专著。

（七）蒙古族史诗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蒙古族史诗比较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从多方面开展并成就颇高。包括比较蒙古族史诗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史诗、比较蒙古氏族之间的史诗、比较一部史诗的不同异文或文本、比较江格尔奇演唱的史诗、比较蒙古族史诗与其他历史小说等。例如，曹都格日勒、斯琴呼的《〈江格尔〉 与其他游牧民族史诗比较研究》，那日苏和灵利的《〈江格尔〉 与 〈伊利亚特〉 和 〈罗摩衍那〉 比较研究》，美荣和李乌优的《〈江格尔〉 不同文本比较研究》，黄金的《史诗 〈江格尔〉 与 〈蒙古秘史〉 的军事文化比较研究》，乌力吉的《藏蒙 〈格萨（斯）尔〉 的关系》等专题出版物。

（八）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口传诗学、结构学研究

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运用西方民族诗学理论方法来研究蒙古族史诗的传承流变、类别及演唱史诗的语境，史诗艺人与听众之间的融合，表演过程中的再创作及其创作程式化等方面，取得成就。这方面的学术作品有巴·布林贝赫的《蒙古族英雄史诗诗学》、瓦·满来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深层结构——史诗深层结构的历史文化解读》、纳·赛西雅拉图《蒙古族诗歌史诗研究》、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 〈江格尔〉 程式句法研究》、斯钦巴图的《蒙古族史诗：程式到隐喻》等专著。诗学和结构学研究围绕一个史诗或整个蒙古族史诗开展，创造并丰富了蒙古族史诗诗学理论，挖掘史诗的深层内涵，为蒙古族史诗研究贡献力量的同时用蒙古族史诗实例论证了西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