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私学的兴起

教育的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官学的衰退和私学的兴起。

官学的衰微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长期以来的宗法世袭制让贵族子弟拥有天然的统治特权，其是否能拥有权位跟他们在学习上的成就没有明显关系，因而形成了“可以无学，无学不害”的风气。当时的教育被官府所垄断，教学对象主要是贵族，既然贵族无心治学，那么必然导致官学的衰落。加上西周末年，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名存实亡，王权衰落，礼崩乐坏，旧时的制度已难以维持，当时的辟雍、泮宫及地方庠序学校大都已经荒废。

春秋时期战乱频繁，统治者忙于扩大统治范围，国力都用在战争方面，无力也无心再顾及学校教育。没落的贵族和文官在此情况下难以维持原来的职位和地位，于是开始流落四方。他们带着原有的简册、器物，以及自身的学识到各国去寻找新的出路。这些人主要以传授知识为业，导致“学术官守”难以维持，开始出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情况。至此，原本被贵族垄断的文化和学术开始向民间流传，民间的学术人才纷纷出现，为后来私学的兴起和发展做了铺垫。

流落四方的知识分子开始加入“士”的阶层。士在原本的社会制度下属于贵族的下层，后来转变成平民阶级的上层。《春秋穀梁传·成公元年》中曾提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士从春秋开始被列为四民之首，此时的士是自由民，既有可能做官，附庸统治阶级，又可能自谋生计，依附于土地。战乱时期，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一阶层，不仅通过传授知识谋得生活费用，也常常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因此士在当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统治阶级中也兴起了“养士之风”，于是更多的人希望能进入“士”的阶层，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私学的发展。

诸子私学

私学是由私人设立的，较为分散和自由，向平民开放，不再是政治机构，教育活动也独立于国家的政治活动。私学教派林立，思想自由，有各自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后来又逐渐形成自己的学说体系。此时，教师正式成为一份独立的职业，受教育也不再是贵族的特权。

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主要有私人教育团体和私家教育学派两种主要的形式。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思想和教育迅猛发展，几乎奠定了整个中华文明的根基。其中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有儒、墨、道、法四家。

第一，儒家私学。孔子是儒家私学的首创者，在其办私学之前，当时私学的规模尚小，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形式规范。至孔子时，门下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因而儒家私学是私学的一个大发展。相较于其他私学，儒家私学非常入世，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较高的政治抱负。孔子去世后，儒学发展成八个支派，以孟子和荀子的两个学派较为显著。

第二，墨家私学。墨家主要代表手工业小生产者，主要传授生产和科学知识。他们的教学很多是在生产实践中进行的。同时，墨家私学也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团体，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尊首领为圣人。

百家争鸣

第三，道家私学。“出世”是道家的显著特点，因此他们也鲜有明确的教学活动。老子曾在周王朝担任“周守藏室之史”，熟谙周朝的典籍，学识渊博。因而有许多人——包括孔子，问学于他。尽管文献中未见老子有何办学活动，但也不能排除他有私家传授知识的情况。庄子也没有明确的私学，但从《庄子》一书中能够判断，他也曾有弟子和门徒传承思想。

第四，法家私学。早期的法家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法家真正的创始人李悝和吴起等人是儒家西河学派的弟子，后来商鞅的出现把法家推向了成熟阶段。自此，法家的理论开始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指导实践，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一所重要的官立学府，由齐国君主出于“招致贤人”的目的而开设。通常认为创立于齐桓公当政时，历经一百五十多年。学宫设于临淄城的稷门外，因此称为“稷下学宫”，讲学的学者则被称为“稷下先生”。相比私学，稷下学宫有雄厚的经费支持，办学条件更为优越。同时，学校又采用私家主持的方式，教学内容和学术活动等不大受齐国官方干涉。公私兼备的特质让稷下学宫成为各大学派思想交流和发展的基地。稷下学宫鼓励各家争鸣，创造了自由辩论的学术氛围，而这也让齐国得以广揽贤士，为争霸积累了足够的人才资源。

齐桓公开办稷下学宫的初衷，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因此各位稷下先生既认真治学，也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常参议政事。他们把君王对自己政见的重视程度作为在稷下学宫去留的依据。“诸儒谏不从，各分散。”因此齐王必须给予稷下先生们足够的经济待遇和政治礼遇。除去这一层政治色彩，稷下学宫终究是治学之所，诸子百家的思想在此激烈碰撞，为思想解放提供了绝好的平台。稷下先生们在这个学术气息浓厚的场所能潜心治学，著书立说，为后世创造了无比珍贵的文化财富。这样雄厚的学术资源和物质条件，以及系统的管理制度，使得整个学宫的师生人数最多时达至百千人，也让稷下学宫无愧为一个高质量的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