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序
本书作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俄文名： Алексáндр Алексáндрович 
，1867—1953）是国际历史学界公认的、20世纪中期以来最权威的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者之一。他所著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1928年初版）至今仍然是与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弗奥多尔·乌斯宾斯基（Fyodor Uspensky）、奥斯特洛戈尔斯基（Ostrogorsky）的作品齐名的，对拜占庭帝国史最具综合性的、详尽的论述。
瓦西列夫曾于彼得堡大学师从职业拜占庭学者瓦西里·瓦西列夫斯基（Vasily Vasilievsky）学习，后来在该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于1897—1900年间，他转赴巴黎求学。1902年，他曾随同尼古拉·马尔（Nicholas Marr）考察了西奈山的圣卡特琳修道院。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谈到自己致力于研究近东（巴尔干半岛、希腊、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它本身的魅力，而是由于它在亚历山大征伐之后，在东方传播希腊化文化和给予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明以丰富的希腊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注1。
当他驻留于塔尔图大学（Tartu University,1904—1912）之时，瓦西列夫写作并出版了其影响力巨大的专著《拜占庭与阿拉伯人》（Byzantium and the Arabs，1907）。他还进入了乌斯宾斯基在君士坦丁堡所建立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12年，他回到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1917—1925年）。十月革命之后，他于1919年被选聘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25年，在他访问巴黎期间，瓦西列夫受到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邀请，决定移居美国。经罗斯托夫采夫介绍他前往威斯康星大学就职（1925—1939年），后转至哈佛大学的顿巴登橡树园研究中心工作（1944—1948年）。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布拉格被选为尼科季姆·康达可夫（Nikodim Kondakov）研究院的院长及国际拜占庭研究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es Byzantines）的会长。
他的主要作品有：《斯拉夫人在希腊》（Slavs in Greece，1898）；《利凡特的拉丁统治者》（The Latin Sway in the Levant，1923）；《拜占庭帝国史》第一卷《自君士坦丁至十字军时期》（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1: Constantine to the Crusades ，1925 年俄文版，1929年以后多种语版）；《拜占庭帝国史》第二卷《自十字军至拜占庭的衰亡》（1935年之后多次再版）；《拜占庭与阿拉伯人》第一卷《阿莫里亚王朝时期拜占庭与阿拉伯人的政治关系》（Byzantium and the Arabs, Vol. 1: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nes and Arabs during the Amorian Dynasty，1900俄文版，1935年和1950年法文版）；《拜占庭和阿拉伯》第二卷《马其顿王朝时期拜占庭人与阿拉伯人的政治关系》（1900年俄文版，1935年和1950/1968年法文版，两部）；《克里米亚的哥特人》（The Goths in the Crimea，1936）；“11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徙拜占庭之开放的舞台”（“The Opening Stages of the Anglo-Saxon Immigration to Byzantium in the Eleventh Century”，Seminarium Kondakovianum，1937）；《俄罗斯人于860年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The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in 860，1946）；《阿尔戈斯的圣彼得“生平”及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The ‘Life’ of St. Peter of Argos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1947）；《君士坦丁堡竞技场的波菲利乌斯纪念碑》（The Monument of Porphyrius in the Hippodrome at Constantinople，1948, 1967）；《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紫棺》（Imperial Porphyry Sarcophagi in Constantinople，1949）；“萨索菲拉托的圣迪米特里镶嵌画的历史意义”（“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saic of Saint Demetrius at Sassoferrato”，Dumbarton Oaks Papers，V1950， 29-39）；《查士丁一世：查士丁尼时代的前奏》（Justin, the Fir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poch of Justinian the Great，1950）；《俄罗斯人第二次攻打君士坦丁堡》（The Second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1951, 1967）；《法兰西的休·加佩与拜占庭》（Hugh Capet of France and Byzantium，1951）；《721年哈里发叶齐德二世的破坏圣像敕令》（The Iconoclastic Edict of the Caliph Yazid Ⅱ, A. D. 721，1956，1967）；《拜占庭历史作品概览》（A Survey of Works on Byzantine History）；《埃德萨的圣迪奥多勒生平》（The Life of St. Theodore of Edessa）；《世界两端，西方和东方的中世纪思想》（Medieval Idea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West and East）；《祭司王约翰和俄罗斯》（Prester John and Russia ，1996, ed. W. F. Ryan），后四种作品出版时间不详。注2
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较完整地记载了自324年到1453年间的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发展史，是现代从事拜占庭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该书的俄文版本早自1917—1925年间就已经先后问世，是作为瓦西列夫在大学任教期间的基础教材。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英文（1928—1929年）、法文（1932年）、西班牙文（1948年）及土耳其文（1943年）等各种语言的版本。上述版本都在原有基础上作了修订、增补，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版本均已经绝版。
目前这个译作，是根据1952年发行的第二版翻译。该版本以原作者的法文版著作（1932年）为蓝本，补充吸收了20世纪30—50年代拜占庭研究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增设了一节专门论及拜占庭封建化的问题，探讨拜占庭土地制度与古罗马时代及中世纪西方土地制度的关系，显而易见，作者并不认同“拜占庭不存在封建”的西方传统观念，在同类著作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本书作者于1953年去世，该书在1958、1961年重印时没有进行修订，只改正了一些印刷上的错误，另附有作者为1952年版本写的简短前言。
原书分上下两卷（正文计846页），共九章，附有拜占庭王朝世系表和皇帝年表，六幅地图及重要参考文献、索引等。第一章是对拜占庭史学研究的概述，回顾了16世纪以来西欧及世界各国研究拜占庭史的基本状况，介绍了有关史家和史学著作，是“二战”以来到20世纪50年代，对各个时代的拜占庭研究状况总结概括较为全面的综述。随后的八章，完全是按照拜占庭主要王朝生存的历史顺序排列的，依次为：第二章，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时代（324—518年）；第三章，查士丁尼及6世纪的拜占庭（518—610年）；第四章，希拉克略时代（610—717年）；第五章，伊苏里亚和破坏圣像时代（717—867年）；第六章，马其顿王朝（867—1081年）；第七章，科穆宁朝和十字军时代（1081—1204年）；第八章，拉丁帝国和希腊流亡王朝的复国斗争（1204—1261年）；第九章，拜占庭的灭亡（1261—1453年）。
然而，本书又不完全是按照编年体例写作的。编年只是以大的历史时期为框架，在此大框架下，作者对每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专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因此，每一章之下，通常是以王朝各代继承者在位的时间顺序为基本线索，对各特定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倾向予以概述，然后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最后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文学、教育和艺术成就。有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则跳出时间的断限，加以全面综合性的论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本书的第二章跨越了两个历史时期，即从君士坦丁时代到查士丁尼之前，这体现了迄今为止，世界拜占庭学者的一致意见，从君士坦丁时代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前奏时期，是地中海世界从“古代的罗马”向“中世纪的拜占庭”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罗马-地中海世界发生的重要变化包括：基督教被罗马统治者所认可，并奉其为国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首都迁离古城罗马，在君士坦丁堡（希腊化古城拜占庭）建立新都。在帝国内部，是集约化的奴隶制向以小农和隶农为主的自由农业经济的过渡；在帝国外部，是来自北方和东方的诸日耳曼部族在罗马帝国的广大地区定居、建“国”，与“罗马人”在各个地区交汇和融合。在语言文化上，以拉丁文化为主体的“罗马化”文化与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希腊化文化长期对抗和共生的结果，是罗马帝国东部的日益“斯拉夫-希腊化”，罗马帝国西部的“日耳曼-拉丁化”。罗马帝国基督教会的“统一”也势必因此而接受在11世纪中期分化为“拉丁大公教会”和“希腊正教会”的最后结局。在这一历史时期，昔日罗马世界的立法、行政组织和管理模式、军队建构和战略战术、贵族和元老的身份等级制度、社会各层级间流动的规则和方式，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到查士丁尼时代，他必须面临着所有这些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鉴于此，作者对于第二章的整体把握不同于后面的几章，并不以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的王谱世系为主要脉络，而只描述这一历史时期对后世的变化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一是君士坦丁的政迹（包括接受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主持尼西亚大公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都）；二是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的改革（戴克里先的“四头政治”之源起，其对帝国后世政治的影响；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的军事改革、行政体系改革和货币-赋税改革等）；三是君士坦丁之后续统治者（特别是狄奥多西王朝的各代统治者）在解决4—6世纪的蛮族问题（从战胜蛮族到雇佣蛮族、建立蛮族军团）方面，在致力于解决基督教内部争论，确立基督教正统信仰体系和基督教教纲方面，在维修和完善君士坦丁堡防务（城墙）和供水系统方面，在搜集、整理罗马古法、颁布《狄奥多西法典》方面，做出的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所有这些对“主流”问题的描述中，作者还情有独钟地以浓墨重彩描述了“背教者朱利安”企图放弃基督教信仰，恢复传统罗马多神崇拜的失败，从而向读者昭示：基督教的胜利与传统多神教退出历史舞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不以任何精英的个人喜好为转移。无疑，4—6世纪的所有这些成就，为查士丁尼时代完成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进程，开创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法律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在每一章的最后一部分，都专设栏目介绍本章所述同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及艺术成就，相对于涉及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同类学术著作，这种处理方式显示了作者对于各个时期拜占庭文化-文学-史学和艺术等的特别关注和全面把握。读者只须阅读每章的这一部分，就会很明晰地掌握拜占庭文学－史学－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历史学家和历史作品特别做了系统的介绍和理性的分析阐释，有助于读者把握这一脉络，寻找和搜集更多更好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本书详细论述了4—15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外交斗争、东正教文化圈的形成，其中包括斯拉夫和小亚细亚地区各族群和欧亚草原民族不断融进东地中海希腊化文化圈的历史，也涉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及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东地中海地区交往（贸易、宗教传播和战争）中的对抗和冲突。作者特别强调了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中世纪拜占庭帝国是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前哨，在整个中世纪世界起到了维护基督教的希腊化文明、抵制外来军事和宗教文化介入-渗透欧洲世界的重要作用。作者特别强调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时期对阿拉伯人进攻的胜利，“拯救了拜占庭帝国和东方基督教世界”，“拯救了整个欧洲文明”注3。
与此同时，作者也并没有忽视古代的、草原民族的、基督教的及伊斯兰教的诸多文明元素在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及东地中海诸岛、海岸和小亚细亚高原的相互交融及相互吸纳的进程。对于自古以来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即陆上丝绸贸易的传输通道和海上的香料通道，对于东西方生产技术和建筑艺术、绘画艺术的交流，对于中世纪地中海商业中经常遇到的商路争夺问题注4、海盗问题和海上法权问题等，作者都有专门的阐述。而且，由于本书作者运用了不少阿拉伯作家和叙利亚作家的史料，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探究这一时期的战争、和平、贸易交往和宗教斗争的程度和各时代的演进，更提供了深入了解和探究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中亚世界、黑海地区及欧亚草原突厥人的文明化进程及各族群历史发展主要脉络的重要资料。
该书的译出，将丰富我国汉译世界名著翻译中涉及拜占庭史的学术珍藏，且有助于我国从事世界史，特别是欧洲、西亚历史的学者们深入了解和研究中世纪的东欧、巴尔干地区史、地中海政治史及小亚、阿拉伯伊斯兰教发展的早期历史，以及东西方在宗教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和战争冲突方面的历史脉络和个别细节问题，也有助于法学家和政治史学者们对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的政治、法律制度史作深入的研究；同时对那些有志于研究东正教及阿拉伯文化区各民族的交往和军事、外交斗争的人们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