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记忆伦理的社会学视野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作为涂尔干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身上带有很多涂尔干风格。其理论最为核心的特征，是将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以社会框架论践行这一思想。具体言之，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的核心观点是：个体记忆是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下形成的，甚至不存在个体记忆的空间。哈布瓦赫（2002：94）的一句名言是：“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我们只有从外部（这里指把我们置于他人的位置）才能对记忆进行思考，这就是他的社会框架论思想。这一研究充满了涂尔干色彩和社会科学精神，他的记忆研究是典型的社会科学式的研究。
不过，哈布瓦赫的研究也涉及伦理主题。例如他通过以弗所寡妇案例，指出社会就像那个以弗所的寡妇一样，不惜吊起死去的丈夫来拯救活着的情人，所谓“吊起死者拯救生者”（哈布瓦赫，2002：127）。
这个故事是说以弗所城有一个在贞节方面远近闻名的寡妇，在丈夫去世后，她悲伤得无法自已，于是就去丈夫的地下墓穴守节，日夜啼哭，已有五天不吃不喝了。这墓地还有一个看守罪犯尸体（这些尸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以示惩罚）的士兵。士兵见到守节的寡妇，先是以食物劝慰，继而色诱“谋取她的贞操”。在士兵和寡妇的女仆的合力下，士兵和寡妇最终在墓地结成夫妻。这时，由于士兵疏于职守，他看守的罪犯尸体少了一具。士兵决定在可怕的刑罚来临之前自行了断。这时寡妇哭了：“上帝不容我。在同一个时候看到我平生爱过的仅有的两个男人的尸体。不，我说，把死的吊起远比把活的杀死要好得多。”于是她下令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尸架上取下，吊到丢失尸体的那个十字架上。
生者遗忘死者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就如同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一样，而社会就是这样“理所当然”地逐渐忘却死者和过去的。哈布瓦赫解释了这一遗忘行为发生的客观原因和心理基础：“一个人独自回忆起别人没有想起来的东西，就像一个人看到了别人没看见的东西一样”，会显得突兀和不可理解，不具有可持续性和社会合法性（哈布瓦赫，2002：127）。他说出了遗忘何以可能的社会基础，而没有问及如此遗忘的对与错。
记忆伦理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质疑“吊起死者拯救生者”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对的，本书对记忆伦理问题的思考也可以说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我们将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讨论的社会品质/社会精神问题纳入对记忆伦理问题思考的核心。事实上，对记忆伦理的思考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社会学视野的介入，而涂尔干社会学传统中凸显的社会精神/神圣社会是认识记忆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这尤其表现在对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非自主回忆的认识中。表面上看，秉持涂尔干学派传统的哈布瓦赫处理的是集体记忆，并将个体记忆放置在很低的位置，个体记忆甚至不在他的考虑之列，而普鲁斯特则表明了非自主回忆的个体性，二者间是一种对张的关系。但事实上，普鲁斯特所强调的记忆个体性也是蕴藏着深厚的社会精神的。
非自主回忆是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典型案例是普鲁斯特对小玛德莱娜点心的记忆。这一回忆之所以是不由自主（非自主）的，在于他对这部分过去生活的回顾不是来自个体理性努力的结果，而是来自当下现实生活场景（如品尝小玛德莱娜点心）的一个偶然刺激，使得个体不由自主地陷入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中，并深刻地影响了个体的当下乃至未来的生活，普鲁斯特认为他提取出来的过去关涉生活品质。
他还提到了一个颇为深刻的非自主回忆案例，它来自马塞尔对外祖母为他“弯腰脱鞋”动作的追忆。马塞尔第二次来到巴尔贝克，在海滩宾馆弯腰脱鞋时，想起第一次来巴尔贝克时外祖母为他弯腰脱鞋的场景，并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追忆已经去世一年多的外祖母，同时他也注意到母亲对外祖母更加深沉的追忆和怀念。在普鲁斯特对这一生活品质的深切感受中，我们发现了社会精神内在于其中，即本书提及的“圣化故去外祖母”的行为。可以发现，即便非自主回忆是非常个体化的，甚至外力无法介入其中，但就是在这样的个体记忆中，依然蕴藏着其背后的动力——社会精神。
也就是说，普鲁斯特所论的记忆虽然属于个体记忆范畴，在这一层面，他与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之间构成一种对张关系。但是，通过分析非自主回忆激发出来的内容，我们发现它基本上是社会性的，例如普鲁斯特和母亲对外祖母的追忆，他们圣化外祖母的行为完全是社会性的，体现了哈布瓦赫所说的个人性中的社会品质，且展现了社会神圣意涵。
“社会”是记忆伦理得以存在的一个前提，同时，“社会”也是认识记忆伦理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秉持社会学视野去认识记忆伦理这一社会存在，社会学视野具体指涂尔干-哈布瓦赫的社会学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神圣”传统。事实上，在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中讨论记忆伦理，就是聚焦于记忆伦理背后的社会道德，处理个体的自我保存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张力。
它与既往对记忆伦理的讨论存在一些差异。以往学者多从哲学、伦理学、文学等角度做记忆伦理研究，相对缺乏对社会本体问题的关怀，即没有这么强的社会学关怀。如上所述，本书的社会学关怀是涂尔干风格的，它构成了本书的角度和立场。当然，对于这一传统中的“社会决定论”的质疑在学术界中是一直存在的。针对此，本书在“记忆的微光”和“延迟的弥补”两个概念中做出如下努力：一方面，力图描摹个体的被压制状态，提出被忽视的个体的视角（记忆的微光）；另一方面，力图描述集体对个体精神生活的提升作用，去展现社会的正向引导力量（延迟的弥补）。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涂尔干传统的哈布瓦赫的社会品质论构成了思考记忆伦理的一个视角。尽管表面上看，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忽视记忆伦理问题，但它为本书的记忆伦理思考提供了社会学工具。也就是说，本书对记忆伦理的讨论基本是以这一派的社会学关怀为参照的，它的来源是涂尔干传统中的“社会神圣”思想。
“社会神圣”中的“社会”一方面具有压制、限制个体的含义，另一方面也具有结成社群、提升个体的含义。这在本书的记忆伦理的阐发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记忆的微光”这个概念，在最初的意义上是讨论在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处于受压抑状态、难以得到舒缓的个体记忆的挣扎状态和反抗，它体现了社会压制、限制的意涵。这一挣扎往往处于沉默的暗夜，很难被打捞起。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承认个体记忆的被压抑状态，主张不能因其处于弱势而去忽视它，甚至否定它。因此，本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描述它的存在状态，另一个任务是描述它之所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这为解放这一状态提供了必要基础。
“延迟的弥补”这个概念，则主要用于解释家庭记忆代际传递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它体现了社会提升个体的含义。它主要是指家庭中长辈去世后子孙辈的追忆，往往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追忆弥合了既往的代际冲突；其次是通过追忆，子孙辈完成了对长辈的“圣化”，个人也在其中获得成长。尽管这些只发生在精神层面，长辈已逝去，追忆看似无物质上的功效，但构成了一种延迟的弥补。它一方面提升了作为后辈的个体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提升自身的一个途径。
上述两个概念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其讨论的是记忆伦理中所隐含的个体自我保存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
尽管在理论工具上，本书强调记忆伦理的社会学视角，尤其强调来自涂尔干传统的“社会神圣”观念对记忆伦理的基本作用，但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并没有局限于社会学的传统田野方法，而是试图打开视域，将记忆伦理置于一个更为开放的田野空间，其中还包括将文学作为“田野”。
将文学作为“田野”去思考记忆伦理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澄清文学的“虚构”与记忆的“真实”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真实是有着多重意涵的，而记忆真实与事件真实之间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在二者的关系方面，记忆真实并不等于事件真实，例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强调过的“大丽花”故事的虚假记忆案例，在这里记忆情节发生了错误，但主体仍然坚持于此，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看似虚假的记忆支撑起了主体对过去生活感知的“大厦基础”，并真实地影响了该主体的观念和生活。如果其记忆中的大丽花被置换成真实的罂粟花，则该主体的记忆花园就会被摧毁，甚至其精神世界也会坍塌。
对于记忆伦理，参与讨论的学者很多，包括阿莱达·阿斯曼、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徐贲（2016）、陶东风（2018）、赵静蓉（2013；2015）等等。与既有研究有所差别，本书强调社会学是观察记忆伦理问题的另一重要工具。
我们也在既有相关研究中获得非常多的启发。例如，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是一位很重要的记忆伦理研究学者，她启发我们从多维度去思考记忆伦理问题。我认为最值得一提的是，她拥有一个独特的田野。二战后，德国社会在不同层面出现了对纳粹屠犹的反思，当然也包括对德国社会自身作为受害者（包括战后德国人被驱逐、妇女被强暴等事实）的反思。阿莱达·阿斯曼的田野不仅限于政治和思想界的现实，她的文学田野给她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域，也使得她更好地在记忆研究的微小实践和宏大历史之间建立起了勾连。这一工作也是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Mills）所提倡的，只是阿莱达·阿斯曼的田野路径不同于传统社会学。她的记忆田野为她的记忆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血肉和框架，在我们看来，也为记忆伦理的思考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在中国社会，对记忆伦理的讨论，在实践层面关涉道德共同体的构建。本书提及的“记忆的微光”和“延迟的弥补”都可以作为记忆伦理的核心问题，即一个社会该如何正确处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社会的撕裂，进而构建一个道德共同体。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过去，也就是如何处理历史。过去与未来二者间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没有过去的人，是很难有未来的，因为仅有现在是轻薄的、无方向感的。有学者指出，我们得以安身立命，根本上并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资源和关系资源，而在于基于现实和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综合感知，那是一种踏实感和结实感，事实上也就是潘光旦先生所说的位育思想，即安所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