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下人家

当年共水县城里只有一条大街（小街倒有四五条），东起万年桥，西到共水湖大堤，长约一两公里。街的两边是机关单位和商店门市，也夹杂着一些住宅民房。朱红军家在县城的最东面，下了万年桥就是他家了。一栋青砖大瓦的房子，临街的墙上有一扇门，但没有窗户。因此那门显然是后门，墙也应该是后墙。朱红军家的大门朝南，对着一块菜地。朱红军他妈整天在菜地上忙活，浇水、施肥、拔草、搭豆架……她还养了很多鸡鸭。不远处的大寨河堤上，一棵小树上拴着一只山羊。然而最让他妈自豪的还是一片水杉林，耸立在河堤的坡面上，枝繁叶茂，笔直的树干直冲云霄。

朱红军的爸爸叫朱崇义，不是本地人，据说是当兵出身，转业后来到共水的。他在共水县公安局工作。我们家搬来共水县城的时候，朱崇义在下面的赵集公社当公安助理，十天半个月才回一次家。每次都很匆忙，待不上一天，往往当天回当天就走了。因此我去朱红军家约朱红军上学，很少能看见朱崇义。朱红军还有一个弟弟，叫朱红兵，比朱红军小五岁，后来被朱崇义带到赵集读书去了。

朱红军家的园子虽说鸡飞狗跳，绿树成荫，一派繁荣的景象，但他们家的人丁却不是很兴旺，至少看上去如此。他们家的繁荣是朱红军她妈造成的，然而她本人却出奇地安静。她整天待在菜地上，甚至很少进屋。朱红军家的房子里一般只有朱红军一个人。来约朱红军上学的时候，我通过他们家堂屋里的门框向外看，终于看见了他妈。她待在外面，或蹲或站，忙活个不停。如果有一阵风吹过，便会蔬菜摇曳，水杉哗哗，他妈就像一棵硕大的蔬菜或者一棵瘦小的水杉，也跟着晃动。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妈说过一句话，当然她不可能是哑巴。唤鸡的时候发出“喔咯咯，喔咯咯……”的声音，还挺响亮的。

朱红军他妈没有工作，是当地的农民，从小生长在县城边上的村子里，从来没有挪过地方。朱崇义则是国家干部，吃公家的粮食，拿国家工资，正儿八经的城镇户口。像他们这样的结合，在共水县城里还有很多。男的是公家人，找个当地姑娘结婚，家就安在女方的村子里。也是图方便，谁让女方所在的村子就在县城边上呢？如果远一点，比如在下面的公社，结合起来就不太现实了。女的图的则是男方有工资拿，可以补贴家用开销。因此县城周边村子上的姑娘们便有了某种近水楼台的意思，嫁给公家人成为一时的时尚。

当然，不是所有的姑娘都能如愿以偿的。铆足了劲，要嫁一个公家人，看看年龄渐长，过了二十五还没有消息，也就将就嫁一个本村的农民了。嫁了也就嫁了，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嫁给公家人就不必去生产队的大田里劳动了，而农民嫁农民还得劳动。不去生产队劳动，但仍然在队上吃粮，只不过粮食得自己花钱买，不是用工分抵（挣工分就得劳动）。买粮食的钱自然出自丈夫的工资。如果你嫁了公家人还去生产队劳动，就会很没有面子，嫁公家人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所以说，嫁了公家人就不去生产队的大田里劳动，不仅是一个标志，更是风俗和习惯，轻易破坏不得。

朱红军她妈不去生产队劳动，但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呀，而要做事，只有干农活。从小干惯了，不干手会痒，还会生病。好在每家都有生产队分的自留地。对他妈来说，嫁给朱崇义就是换了个地方干农活。以前是在生产队的大田里集体劳动，而现在是在自己家的园子默默地孤独地劳作。

朱红军和他的弟弟从来不干农活。他们的户口虽然随母亲，在生产队上吃粮，但生活习惯和纯粹的农村孩子还是有很大不同。朱红军不仅不干农活，也不怎么去村子里转悠，串门走亲戚，他基本上是在共水县大街上长大的。戴着军帽，穿着朱崇义淘汰下来的公安制服，结交的也都是家住县城的子弟，甚至说话的口音和村上的人也有区别。他也帮他妈干活，但只干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搬运”。这活儿是在朱崇义的授意下进行的。

朱崇义喜欢送别人东西，而朱红军他妈自留地上的出产源源不断，朱红军就拿着这些东西去送人。送给朱崇义的战友、同事和熟人，也送给和朱崇义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从很小的时候起，朱红军就挎着一只大篮子，里面装着蔬菜、瓜果、鸡蛋，有时候还有活鸡活鸭，行走在共水县大街上。篮子很沉，朱红军瘦小，道路漫长，所以说这是一件苦差。

开始的时候，还需要朱红兵当帮手。小哥俩抬着篮子，一个人出一只手，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年纪稍长以后，朱红军就不用弟弟帮忙了，渐渐地竟也能行走如飞。篮子的分量随着朱红军年龄的增长也越发地沉重。朱红军发育中的身体和逐渐增加的重量较着劲儿，终于占据了上风。只见他左手倒右手，右手再倒左手，频繁换手并不是为了平均体力，而是玩杂耍。朱红军会将装满的篮子高高地抛起，然后用一只手接住，有时候还背过身去接。他一路玩得高兴，路人侧目。年纪较大的县城人都见过他的这手绝活：凌空倒腾篮子。朱红军善于发明无聊的游戏，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吧。

但无论怎么玩，东西必须送到，对方还不能拒收。如果没有送到，朱红军又把它们运回家的话，朱崇义就会很不高兴。他勃然大怒，把朱红军摁在长板凳上，脱下裤子用皮带猛抽。后者记忆中不多的几次挨打，都是因为这样的事。朱红军其他的事朱崇义则不闻不问，比如去河里游泳或者上学逃课。

后来朱红军就学乖了，东西没有送到，对方不肯接收，他也不再运回家。而是把它们送给自己的同学、朋友，也送给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实在没有地方送，就送给路边要饭的。

当时共水县大街上有一个很出名的乞丐，二十出头的样子，据说五六岁的时候就在这条街上要了，朱红军很喜欢把东西送给他。此人气宇不凡，面目可亲，送东西之余朱红军会邀请对方和自己掰手腕。两人难分高下。那时候朱红军才上小学三年级，所以情有可原。他对要饭的说：“再过几年，你就不是我的对手了！”

要饭的也有理由，他说：“我要是能吃几顿饱饭，你就比不过我了。”

于是朱红军就更愿意把东西送给要饭的了。但愿他能尽快地吃饱养壮，和自己公平地较量。再后来要饭的就在街上消失了，听说县委办公室的张主任收养了他。要饭的更名张新生，不再叫“小要饭的”了。

我和朱红军成了朋友以后，他开始把东西往我们家送。反正住得近，几步路就走到了。朱红军将篮子往我们家厨房的地上兜底一倒，就完成了搬运任务。这些东西我大部分转送给了丁小海，因为他们家里穷，生活很困难。朱红军知道以后很高兴，夸奖我这人很讲义气。就像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本来就是我的。

“送给了你就是你的。”朱红军说。

朱崇义有家规，自留地上出产的东西可以送人，但绝对不可以卖。因此，朱红军他妈没有让朱红军去过自由市场，她本人也从来不去。除自己家食用，所有的出产都得送人，这是唯一可能的出口。实际上，朱红军他妈只管埋头生产，根本不关心产出的去向，只要有去向就好。管它是卖还是送人呢，管它送给什么人，是朱崇义的战友还是朱红军的同学。如果没有去向，就会非常麻烦，朱红军他妈那还不憋屈死了？如今他妈只管生产，朱崇义执意送人，朱红军又是一个从小训练有素的搬运工，这家人配合得真是十分默契。

朱红军他妈经营自留地不是为了自己家所需，她为生产而生产，为劳动而劳动。朱崇义则只有一个念头：送出去，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家里也好落个清净。两口子都不顾家，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朱红军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他们家的东西，不仅多余的要送人，留着自己吃的也要送人。不仅地里拔的摘的要送人，就是做好的熟食也要送人。吃的要送人，用的也要送人，不仅送东西，还送钱。朱红军他妈和朱崇义结婚十几年，日子是越过越穷，除了结婚时盖的三间大瓦房和两个儿子没有送人，几乎全都送光了。当真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还借了一屁股的债。我去朱红军家约朱红军上学时感到的那种冷清，不仅是人丁不兴旺，还因为他们家里什么都没有。

一次朱崇义和他的一个战友闲聊，对方很羡慕他有两个儿子。那人的情况和朱崇义大体相似，从部队转业后来到共水，和附近村子上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十几年下来，老婆一生再生，家里有五个女儿，就是没有一个男孩。难怪他要羡慕朱崇义了，说他有两个儿子真是好福气。尤其是老大，长得虎头虎脑的，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战友叮嘱朱崇义，一定要让朱红军当兵。他说：“我看你家老大的面相，是个当军官的料，将来至少也是个团级干部。”

朱崇义说：“你要是看着喜欢，我把他给你当儿子得了。”

战友说：“那哪能啊！”

他一再谦让，朱崇义反倒更固执了，这儿子就非得送出去不可了。朱崇义说：“你不答应，就是不给我面子，瞧不起人啊？！”

回家以后，他对朱红军他妈说起这件事，后者立马就昏了过去，用葫芦瓢舀了一瓢凉水才浇醒。她不哭也不闹，也不和朱崇义讲道理，反正只要一提把朱红军送人就昏过去。朱崇义无计可施。再次见到战友时他说：“反正你们家人口多，生活也不宽裕，儿子我就先帮你养着吧……”

战友感激不尽，也不知道是真感激还是假感激。

就这样，朱红军虽然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但身份已经不同。朱崇义对待他就像对待别人的儿子一样，客气有加，但比较冷淡。去赵集公社当公安助理的时候，朱崇义带走了朱红兵，对朱红军则懒得过问。当然也不怎么打他了。

这年除夕，下午没事我去朱红军家串门。朱崇义也从赵集赶回来过年了。他正指挥朱红军他妈将准备过年吃的做好的熟菜从一只小碗橱里搬出来，放进一只大篮子里。那小碗橱也太小了，大概放了七八碗菜，没搬几下就搬空了，篮子还没有装满。朱崇义又让重装。篮子下面垫了一层花生，花生里则埋了鸡蛋，再把菜碗放上去。另外朱红军他妈还准备了一只猫叹气（一种口小肚大有盖的篮子，悬挂在房梁上可防猫儿偷食，所以叫作“猫叹气”），里面装上刚蒸好的馒头、花卷、肉包子和糖三角，热气腾腾的。朱崇义这才指示朱红军出门。临走，也没忘记让朱红军捎上两只活鸡。

他对朱红军说：“给你爹送过去。”

我陪着朱红军，从旁边搭了一把手。我们抬着大篮子，朱红军的另一只手上提着猫叹气，我空着的手上则拎了两只活鸡。两人沿着共水县大街一路向西而去。朱红军送东西送惯了，丝毫也不觉得累。我就不行了，途中几次要求换手，停下来休息。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我正好有话要问朱红军，他大概也很想说个明白。

我问：“你不是父母亲生的？怎么还有一个爸爸啊？”

于是朱红军说起了朱崇义把他送给人家当儿子的事。“我有两个爸爸。”最后朱红军说，似乎非常地自豪。

他告诉我，“第二个爸爸”如今得了癌症，住在县医院里，过年他们家人肯定没有心思弄饭，“第一个爸爸”才让他送吃的东西过去的。

我说：“癌症？还有没有救啊？”

朱红军说：“没救了，已经是晚期，躺在医院里等死。他一死，我就只有一个爸爸了。”说的时候毫无悲伤的意思，反倒有一点高兴。

就这样，我们穿过除夕之夜空无一人的共水县大街，奔向县医院。快到的时候响起了一片劈劈啪啪的鞭炮声，空旷的大街上不免回声四起。当我们走进医院大门的一瞬间，天就完全地黑了下来。

这年春节一过，朱崇义的战友就去世了。这以后每逢清明扫墓或者冬至鬼节，朱崇义就会提醒朱红军：“别忘了给你爹去上坟，多烧一点纸！”

后者于是去供销社里割上一刀草纸，带上火柴，跑到县医院的院子里点燃烧掉。坟地路远，具体的坟头也不容易辨认，所以朱红军每次都就近去了县医院。

那家人也搬出了单位的家属院，在共水湖大堤边上租了几间房子，战友的遗孀经营一家小饭店，以养活众多的女儿。朱红军他妈自留地上的出产更加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他们家，也算是朱崇义对老战友一家的看顾。然而他本人不便出面，怕引来闲话，送东西都是以朱红军的名义。朱红军可是这家人的儿子。当然外人不太清楚，还以为他是他们家未来的女婿呢。

朱红军送东西的时候经常会带上我。我发现，这家人的大女儿正是初二二班的伍奇芳，应该是同一个人。我不免因此想入非非，觉得有一天朱红军会和伍奇芳结婚的。但到底会不会呢？我不敢问朱红军，因为他从来不谈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