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山河破碎
4个日本关东军参谋的一场密谋，竟使东三省山河色变。
“以下克上”式的疯狂赌博：1万对21万，装备也是东北军占优，但胜利者却是处于绝对劣势的关东军，没人能理解。
“九一八”事变，对中日双方来说，都是悲剧的开场。
9月18日，中国国耻日！
柳条湖，日本人动手了
1931年9月18日夜，一轮弯月高挂清澈的夜空，点点疏星无力地眨着眼睛，俯视着广袤的东北大地。白山、黑水、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像往常一样，静静地躺在东北大平原的怀抱中，似乎根本没有觉察到身边将要发生的事情。
奉天（今沈阳）城外七八里处的东北军兵营——北大营，此时已被浓浓的夜幕笼罩。蛙虫的低鸣声催得北大营中7旅8000余名官兵渐渐进入了梦乡，只有哨兵抱着枪站在四门的哨卡上，疲倦地抵御着困意的袭扰。然而此刻，几百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四面八方紧紧地盯在了这些沉沉入睡的官兵身上。这眼光，闪现着恶虎跳跃扑击前的焦灼、紧张、兴奋和贪婪。
北大营西南侧七八百米处的柳条湖村附近，八九个人影在暗夜中晃动着，其中有人叽里咕噜地用日本话说道：
“河本长官，怎么就这么点儿炸药？多放些保证能让这段铁路飞上天。”
“闭嘴，笨蛋，你懂什么？！”
数月前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低低地呵斥了一声。这位关东军中精通爆破技术的年轻中尉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些守备队的军士，“一群从不知动脑子的笨蛋。”河本心里嘀咕着，懒得再搭理身边的这些人，只管自顾自地忙着把一包包骑兵用的、精巧的小黄炸药包，塞进两节路轨接头处。他确信，经他亲手测算的这些炸药足以使这段铁路路轨断开，枕木飞离。此刻，使他有些担心的倒是，即将开来的火车千万不能因这段路轨的炸断而发生颠覆。他心里清楚，这铁路可是大日本帝国在满洲的重要交通线，一旦发生火车倾覆，将会给以后的行动带来许多麻烦。为此，他的顶头上司今田大尉不止一次向他交待过，而他也认为这正是他显示爆破技术的一次良机。
“一定要干好啊！”一声轻吟从河本末守心底涌出。他颤着手点燃了导火索，几条黑影迅速闪向了路边。
“轰”的一声巨响，火光飞舞着划破了黑沉沉的旷野，炸断的路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而去。此时，时针指向9月18日夜间10时20分。几分钟后，一列由长春开往奉天的火车在断口处颠了几颠，左右一阵摇晃，却奇迹般地冲了过去。
精明的河本末守轻松地嘘了一口长气，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细小的眼睛更紧地眯在了一起。
“撤，快撤！混蛋，往哪儿跑？向北，回分队！”
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几乎与此同时，这一消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遍了正在参加夜间“演习”的日军。顷刻间，这些满脑子“大日本皇军至高无上”的日本兵士陷入一股疯狂的躁动中。本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被‘侮杀’”的事儿已令这些满是帝国优越感的士兵蠢蠢欲动。眼下的消息，不啻将一把熊熊火炬投入堆堆枯柴之中，立时引来一阵狂躁、喧嚣。
“不能让支那（中国）人如此猖狂！”
“大日本皇军不可辱！”
“打进奉天城！荡平北大营！”
“摧垮支那军队！”
奉天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一间作战室内，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此刻内心极度紧张。这位日后闻名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日本战争狂人，对此次行动的成败并无把握。板垣虽说从军已30多年，经历过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严格培养，更接受过日俄战争炮火的考验，但像今天这样以一个最高指挥官来策划一场可能震惊世界的冒险行动，他又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更何况这次行动完全是“以下克上”式的先斩后奏，而中国军队又有绝对的优势，一旦起来还击，那可如何收场？这时，他又想起了酒馆里的那场赌博。当4个年轻的参谋酒酣耳热，对到底干不干争吵不下时，石原莞尔提议掷筷子定天命。结果投掷的结果是3:1，不能干。但花谷少佑一口饮尽杯中的酒，说：“你们不干，我干！”
众人一起干了杯中的酒，嚷道：“那就干吧！”其实在座4人的心里，都实在想干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们也知道，这实际上是一场胜算很小的冒险。一股难以驱散的阴影笼罩在板垣征四郎的心头。但他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受过日本武士道精神熏陶的中年官佐，有着自己仕途上的追求，想到自己多年来苦心追求的“满蒙战略”，想到日本军魂可能将由自己来进一步“光大”，心中竟涌起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之感。
“人生之途，当全力以赴。”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这则座右铭。
“丁零零……”桌上的电话猝然响起，把一屋人的目光都引了过去。
板垣征四郎疾步走到桌边，接过电话，一个急促而兴奋的声音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大佐阁下，柳条湖计划已顺利完成。各部队状态良好，等待您的命令。”
出师顺利，好兆头啊！一阵喜悦从板垣征四郎心头泛起。放下电话，他转向众人，表情又恢复了往日的凝重，但声音中却有种掩饰不住的激动：“各位，一切顺利，按计划行动吧！”
一道道攻击令随着电波的飞荡，传向沈阳四周的日军中：
关东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即刻攻击北大营。
第5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
步兵第29联队攻占奉天城。
“轰，轰！”两门280毫米的巨型榴弹炮在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将炮弹送向北大营。北大营立刻震颤不已，火光冲天。300名红了眼的日本兵弹上膛、枪上刺，像开了闸的洪水，呼啸着冲向北大营。
隆隆的枪炮声划破了北大营，划破了奉天城宁静的夜空。
北大营中，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此刻正心绪不宁地在屋里来回踱着。几个月来，一种不祥之感总是萦绕在他心头，连续发生的两件事更加深了他的这种感觉。“万宝山事件”，日本人明明占了便宜还纠缠不休，时不时就在各种场合提一提。好像东北军在仗势欺人。更甚的是，中村震太郎大尉竟擅闯我东北军屯垦区刺探军情，人证、物证俱在，谁是谁非一目了然，即使中村死了，按理日本人也说不出什么，谁知日本人却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硬是胡搅蛮缠，强词夺理，以至东北军将团长关玉衡撤职查办也不能平息事态。赵镇藩当时心里就有种感觉：日本人纯粹是在找碴儿！
“弱国无外交”，赵镇藩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沉重。
“万宝山事件”中死的中国人又何止一个，到头来还不是中国人吃哑巴亏！他的心里充满了压抑、愤懑。他虽算不上东北军老人，可他好歹也随东北军关里关外四方征战数年了，早已养成了那种无羁无绊、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可每每与日本人打交道，就总有种被一条无形绳索紧紧捆绑的感觉。唉！在中国的土地上竟找不到替中国人说理的地方，这使他感到了莫大的悲哀和羞愤。
军人就是要守土保国，为民分忧。可如今我算个什么军人啊！吃着东北父老的血汗俸粮，却眼看着他们遭受日本人欺侮，吞咽自己屈辱的苦水，这还算个军人，还算个堂堂七尺的男子汉吗？！这种感觉每时每刻都在啃啮着他那颗痛苦的心。
痛苦之余，赵镇藩又时常陷入深深的思索中。为什么日本人能如此张狂？泱泱中华大国为何在弹丸小国日本面前畏畏缩缩？为什么几千年来处处向中国学习的小日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却能如此之快地跑到前头去。眼下日本军队不过几十万，可中国有几百万军队，为什么日本人能把枪口指向外面，而中国人却总是在内战中你死我活地挣扎？
眼下的东北，日本关东军也就一两万人，可我20余万东北军却一再退让，这究竟是为什么？他越想越感到茫然，而茫然又更加重了他的痛苦。
近两个月来，日本人从东北军眼皮底下频频向奉天调入军火，一车车用篷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从奉天南站卸下，运进日本兵营。而且白天、黑夜不停进行攻击演习，矛头直指奉天城和北大营，使奉天四周充满剑拔弩张、大战在即的火药味。赵镇藩心里很清楚，这绝不是日本人在向东北军示什么威，日本人早已认为他们够威风的了。那么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这么细细地一想，他那颗空落落的心就更不踏实了。随之而来的焦灼、忧虑之情常使他彻夜难眠。
上个月，7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局势和可能对策。一天会议下来，结果令人堪忧：奉天一定有大事发生。为此，旅长王以哲带着材料，亲赴北平，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请授对策。
王以哲心急火燎，一下火车就直奔少帅养病之处、协和医院一间宽敞奢华的病房。
张学良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又像是在思考着。“……少帅，综合来看，奉天事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关外兵力空虚，关内各部却拥兵自重。一旦事变发生，日本由朝鲜、日本海运兵力，恐我东北军各部难以抵抗，甚至有兵败之虞。果真如此，那我们岂不有负国家，有负东北父老？所以请少帅考虑，是否可由关内调回一部分部队，以解燃眉之急。”
沉吟良久，病容满面的张学良才开口道：
“以目前时局看，日本人尚不敢如此。现在中央的意思是避免冲突，调兵恐怕不妥。还是那句话，遇事别抵抗，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一瓢冷水把王以哲浇个透心凉。他原以为千里之外跑来陈情，少帅起码能给个灵活的应对之策。谁知少帅不但一兵一卒不发，扔给他的还是那避之唯恐不及的紧箍咒。一阵绝望、怨艾从心头升起。
王以哲弄不明白，自进驻北平后，少帅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东北基业可是老帅几十年风风雨雨打下的啊！难道你少帅愿意看着它沦入日本人之手？更何况你少帅当初归服南京国民政府，不就为抵抗日本人插手东北事务吗？而且老帅死于日本人之手，东北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张学良似乎看穿了王以哲的心事，轻轻地叹了口气，解释道：“既然我东北已归顺南京，我又身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学良就得顾全大局。如果有事，一切先从外交解决。”
张学良当时的不抵抗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最后采取“不抵抗”政策呢？首先是他对时局判断的错误。当时的少帅年轻气盛，如日当空，正处在人生、事业的顶峰，这虽对他巩固自己在东北的大权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掩盖了他的一个极大弱点，即对外交、政治上的复杂、艰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观点显得稚嫩。尤其当他看到日本国内的政局出现动荡，而关东军兵力又显得单薄时，便一相情愿地拿日本与中国的情形作比较，因而也更轻信日本人还不至于在整个东北大动刀兵，实行全面的武装占领。此时尽管已有人向他指出，日军有可能以占领奉天为开端，逐步实现对东北的占领，但他听不进去了。其次，他在享受着蒋介石这棵巨树的荫庇。想当初东北易帜，南京在道义上和舆论上都大力支持了他。再加上他的果敢专断，及时处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使一度飘摇动荡的东三省稳稳地掌握在了他的手中。对这些，蒋没有一句责难之词，仍旧一如既往支持着他。到了蒋、阎、冯中原大战，他慧眼观时局，巧辨利弊，在三方打得精疲力竭时，及时进兵关内，把东北军的砝码重重地压在了蒋介石的一边，不出两个月，中原大战以蒋的最后胜利而告终。正是由于他的入关，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使蒋介石对这位刚入而立之年的少帅除了敬重、感激外，甚至有再生父母之感。于是南京政府的高官任命、赞誉褒奖、特邀赴京等荣誉接踵而至。蒋介石甚至专门为他在北平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委任他为代理委员长。这样，东北军的势力范围就不再囿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三省，而且囊括了河北、热河、察哈尔及北平、天津共6省2市。从此，他独霸北方这半壁河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真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当初改旗易帜，投靠蒋介石这步棋走得太妙了。
1930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张学良尽管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凭他挥兵入关，助蒋胜阎、冯，平叛石友三，实现了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多年夙愿，蒋介石竟派出专列，特邀他进京赴会。
沿津浦线南下，而立之年的少帅不但被秀美的中华大地所吸引，更使他难忘的，是蒋总司令对他此行的重视和厚待。蒋除派国民政府要员张群等人亲往济南车站迎接外，铁路沿线各站，都有地方政府官员主持欢迎的场面，大标语“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总司令”引人注目，这些令张学良激动不已。而这仅仅是个序幕。车到南京，张学良更陷入了一片赞美、恭维、令人倾慕的欢乐海洋中，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那天车到下关，蒋介石早已派来了专车迎候在那里。张学良在十几辆小车的簇拥下驶上了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的道路。
一路上警车开道，众车相随，好不威风。沿途彩旗招展，人海如潮，南京市万人空巷，都来一睹少帅风采，这更令张学良陶醉。当晚，蒋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张学良再次成了中心人物。人人争相与他握手、碰杯，对他表示祝福、恭维，各种鲜花、美酒令他应接不暇，那一刻，他可谓春风得意，容光焕发。会后，蒋介石主动与他换了帖子，义结金兰。而他的夫人于凤至不但成了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太太的干女儿，也与宋美龄成了异姓姐妹。
讲义气、重感情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对这些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第二天，蒋介石亲率南京众大员陪同张学良拜谒中山陵。其间，蒋介石很自然地把话拐到了两人的关系上。他十分动情地对张学良说：“咱们是兄弟，今后要患难与共，不分彼此。从今天起我的卫队就是你的卫队。”这不但让众人对张学良更为刮目相看，也使为人仗义的张学良认识到：蒋公有恩就报，够义气，是个领袖人物。
如果仅把张学良当初听命中央完全归结为从蒋介石手中获益及对蒋的信赖，似乎还缺少些什么。对坐镇6省2市，统兵数十万的实力人物张学良来说，他对他自己的故乡，也是自己命根子的东北，不会没有自己的观点。当时的张学良认为：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如要挑起争端，则可能导致大的战争。而日军虽然在东北兵力不多，但其国内兵力源源而至，则绝非东北一隅之力所能抵抗。当初改旗易帜，他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如今东北既已听命于中央，则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问题，应有个整体考虑。此外，当时的张学良对国联也抱有较大幻想，认为国联绝不会听任日本一家独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如果国联放纵日本使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则世界各国会怎样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是不会坐视不管的。这些，都使拥有重兵却犹豫未定的张学良严重误判，造成了令他终身难以挽回的遗憾。
对这些，王以哲当然无从知晓，他只觉得这种事靠外交解决简直是天方夜谭。何况他是一个军人，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他所需要的，只是军队力量的强大和命令的合理、可行。
张学良最后神情黯然地对王以哲说：“我原想回关外一趟，可有些事又使我未便成行。你还是快回奉天吧。遇事多和张辅帅、臧主席商量。”
走出协和医院后，王以哲一阵失望。东北军坐镇一方，几十年征战，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今天却要外国人来保护。老帅要是地下有灵，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唉，让我回去怎么向弟兄们交待？
果然，军官会上，王以哲话没说完众人就先炸了锅：“遭受日本人攻击，不抵抗怎么能成呢？这不让我们睁着眼等死吗？”
“军人打仗就是要尽用手中武器。不还击，不抵抗，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见众人群情激奋，王以哲站起来摆了摆手，重复道：“这是少帅的命令，有什么法子？我们要绝对服从，不要再为难副司令了。”
年轻气盛的旅部朱参谋站起来说道：“命令固然要服从，可也不能坐着等死啊！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可敌人来了，我们还走得了吗？走不了只有起来应战，应战又哪有不抵抗之理呢？”
……
王以哲认为众人说得有理，一时颇感为难。他沉思良久，咬着牙说道：“不行的话，我们就见机行事。敌人来了我们就跑，实在不行也可以开枪迎击。但要保证衅不自我开，做有限度的退让。必要时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
众人一时相对无言，表情复杂。既然旅长已经担了责任，做了退让，还能再说什么呢？命令总归是命令，军人对命令是没什么价钱可讲的。
会议就这样有些沉闷地散了。
可旅参谋长兼619团团长赵镇藩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眼下，奉天城的日本人不但急运军火，大搞演习，还给在乡军人及日侨发放武器，大肆训练，颇有些蠢蠢欲动之势。而7旅却被这道命令捆得死死的，连个整体计划都搞不出来。战事在即，何谈动员战备、筹措物资，更别说进入戒备状态了。看着周围的日本人像憋足了劲轰然鸣叫的坦克，再看看7旅和东北军各部队太平无事的样子，看看奉天城一片祥和、毫无大战在即的气氛，赵镇藩心中是千般焦急，万缕悲哀。
越想越烦，赵镇藩索性出了屋子，信步来到了院里。
脚还没站稳，大营西南方“轰”的一声巨响使他一惊，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
听声音像是在铁路方向，怎么这么响？凭着他多年的战场经验，他立刻辨别出这不是炮声。旅长不在，今天可大意不得。
自上次会议后，赵镇藩时刻都有种惴惴不安之感，担心着哪一天一场横祸会突然降临到7旅头上。他心里清楚，一旦有事情发生，北大营和7旅必然首当其冲。尤其是今晚，他的这种感觉更强烈了。现在关外兵力空虚，东北的军、政、财根基在奉天城，奉天城几十万东北父老和7旅近万将士的身家性命今天可都攥在我赵镇藩的手中，他感到了自己肩头的分量。想到这里，他转身快步进了屋里，抓起了桌上的电话：“值日官，我是赵镇藩。派人出去查一下，外面的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放下电话，赵镇藩思忖道：想来日本人还不会这么快就动手吧？上午日军第2师团33联队长村田大佐来探访的事又浮现在眼前。
村田与赵镇藩已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听说村田的到来，赵镇藩止不住心里一阵嘀咕：“现在日军调动繁忙，演习频频，他此刻怎么会到大营来？”
会客室里，村田屁股还没落座，就似有所指地问道：“赵参谋长近来很忙吧？”
“哪里，还是老样子。近来贵军倒是活动频繁。不知联队长今天忙中得闲，到此有何贵干？”赵镇藩心里明白，村田此刻是绝没有闲心出来访友叙旧的，所以也懒得跟他兜圈子。
“啊，敝人有些事想跟王旅长商量商量，王旅长呢？”
“噢，王旅长有些公事出去了，联队长有什么事可否先跟我赵某说说？”赵镇藩点了村田的将，两道锐目直视对方。
村田干笑了两声，给自己顺了个台阶：“哪里，哪里，赵参谋长见外了。是这么回事，这些天来咱们之间多事，容易产生误会，发生些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咱们历来相处得还是不错的嘛，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故，我希望事态不要扩大。”村田高深莫测地盯着赵镇藩说道。
……
想到此，赵镇藩心里踏实了一些，与其说踏实，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安慰，此刻，他只希望日本人行动不至于太快。
突然，又是“轰、轰”两声巨响把他从沉思中惊醒，望着窗外的火光和涌起的团团浓烟，赵镇藩的心忽一下沉了下去。不好，像是军士队营房被炮火击中了。他妈的这些小鬼子，来真的了。
这时，传令兵冲了进来：“参座，日本人炮击大营了，另得报，日本人越过铁路，向大营冲来。”
赵镇藩一时急火攻心，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认为还是先叫旅长速回大营再说。转身进屋，抓起了桌上的电话：“喂！要三经路王旅长家。”
“旅长吗？我是赵镇藩，日本人动手了，对！我刚得到消息，日本人炮击了大营，似又有步兵向这边冲来，你看怎么办？”
“老弟，沉住气。你把队伍先集合起来，等我的话。在事情没弄清楚前，千万别随便开枪。我这就去找荣参谋长。”
“旅座什么时候回来？”
“等我见了荣参谋长后再说。”王以哲说完扣上了电话。
赵镇藩就觉得心底一股无名火在往上蹿。沉住气？说得轻巧，现在火烧眉毛了，却连打不打都定不下来，叫我怎么沉得住气？你旅长向全旅官兵规定过：非常时期，官兵一律不得在外宿夜，可你倒溜回家里。“不准开枪”，现在开枪开炮的不是我而是日本人。
尽管委屈，但他知道现在抱怨起不了丝毫作用。放下电话，他急忙喊道：“传令兵，传我的令，各团立即集合。不准开枪，等候命令。”
他点上一支烟，急急地抽了两口，头脑冷静了一些。他感到与其在这里等着，不如自己直接联系，他操起了桌上的电话：“喂，要司令长官公署荣参谋长。”
荒诞的军令：“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
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这几天忙昏了头。少帅在北平养病，代理长官张作相十几天前就回锦州小岭子私第为父奔丧，至今未归。只有荣臻与（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外交特派员王境寰全权处理东北的军政、外交事务。虽说是3人，可离开荣臻什么事也办不成。偏偏最近的公事、私事又接连不断，其中最令他头痛的，还是那扯个没完没了的“中村事件”，几次耐下心来与日本驻奉天的领事和关东军代表谈判此事，可日本人不顾事实，强词夺理，致使屡次谈判都毫无结果，不欢而散。如此一来，日本人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而荣臻对反复无常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失去耐心。这时候，偏偏又遇上老爷子的寿诞，17、18日两天来，整个荣府张灯结彩，车来人往，贺声不断，难有片刻闲暇。既要应酬前来祝寿的大员、显贵，还要添置香案、陪堂会戏，博得老寿星的欢心。这不，都晚上10点多了，整个荣府还是烟雾缭绕，灯光通明，佳丽的欢笑声、洗牌的哗哗声不绝于耳，丝毫没有兴尽告返之意。
荣臻应酬于宾朋贵友之间，一会儿东厅，一会儿中寿堂，忙得个不亦乐乎。这时副官疾步走近他，低声道：“长官，出大事了，日本人炮击了北大营。赵镇藩来电话告急，请长官速到公署。”
荣臻一阵心惊，所有豪兴雅致一扫而光。
车到公署，荣臻疾步下了车。典雅、富丽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这更加重了他内心的不安。
进入灯火通明的屋里，臧式毅、李济川等一批东北军、政官员站起身，围了过来。
“情况怎么样？”荣臻一进门便抢先问道。
“刚才7旅赵参谋长报告，大约10点半听见大营西南方一声巨响，情况不明。时隔不久，日本人向北大营连开数炮，而且有步兵越过铁路向大营冲去。”
“日本人方面有什么消息？”荣臻想了想问道。
“下午和林总领事谈完后再没接到任何通告。”
荣臻转过身去没再吭声，他意识到可能他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了。日本人可真是挑了个好时候。现在关外兵力空虚不说，几个主要长官也都不在位。就是剩下的这些部队也完全分散在东三省各地，完全没有进入备战状态。更要命的是那道“不得抵抗”的紧箍咒，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荣臻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仗？经历过这种局面？“灵活处置”，说起来容易，怎么个灵活法？更何况对手还是凶残无比、有备而来的日军。要是好处理，张作相岂能到现在还不回来？荣臻觉得自己像被推上了一艘狂涛中的小舟，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桌上的电话这时响了起来。
“喂，荣参谋长吗？我是赵镇藩。据准确情报，刚才日军炮击北大营，现在营西门外有日军在活动。”
“你们旅长呢？”
“旅长在家里。我刚才去了电话，他可能随后就到公署。参座，如果日本人向大营发起攻击怎么办？必要时我们是否可以迎击？”
“前些天不是传达过嘛！一定要沉住气，不准动，把枪都放在库房里，等事情查清楚再说。”
“收枪入库？那日本人冲进来，不是让我们等死吗？”赵镇藩有些急了。
荣臻本来就心情沉重，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压抑在心里的一股无名火终于无法控制地迸发出来：“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挺着死，也是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扔下电话，荣臻六神无主。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让7旅官兵收枪入库，很可能就是让他们等死。可他又能怎样呢？少帅在北平三令五申不得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张作相跑到锦州奔丧，到现在还没回来，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荣臻毕竟只是个参谋长。如果要他耐心细致、智谋过人地辅佐官长，他可能非常称职。但大事来临，要他行权决策时，就显出了果敢拍板的欠缺和胆魄的不足。
就荣臻个人而言，他当初对不抵抗命令也是有着种种忧虑的。兵家之争，哪有战端未开就一味退让的命令呢？就是想挂免战牌，这仗也得免得了才行啊！人家四处打你，你想仅靠躲避使对方罢手怎么可能呢？以往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对日本人避让，无异于抱薪救火，只能助长日本人的骄狂气焰。日本人的蛮横早使他觉得无法再忍了，下午他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谈判便是如此。
18日下午，林久治郎来到公署，又谈起了令荣臻头疼的“中村事件”。
“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了严重关头，参谋长准备如何答复？”林久治郎开门见山，摆出一副最后通牒的咄咄逼人之势。
荣臻对此早有准备，他计划在最后关头亮出自己的“撒手锏”，让日本人无话可说，彻底了结令人心烦的“中村事件”。他不慌不忙地转回身，拿出中村大尉在新安岭一带绘制的军用地图、各种文件及间谍实物，说道：“总领事，你自己看看，这些东西能让我说什么呢？你们既没有向交涉署照会，又没有我们的护照，如何让我们行保护之责？”
“参座，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今天还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什么？”尽管嘴上强硬，这些突然出现的物证还是令林久治郎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想到中国方面会在最后一刻走此一招。立时，他觉得满身燥热，汗珠顺着他那泛着油光的面颊淌了下来。
但林久治郎不愧是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熟知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他深知此时的慌乱不但影响后面的谈话分量，还会给对手增强一分心理优势。现在必须反击，在心理上打倒对手。他太熟悉中国官员的弱点了。必须施以高压！想到此，他拿出一副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道：“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自由行动，这是我们陆军省历来的作风。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谈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吧！”
荣臻乍听这话先是一愣，随之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什么外交官，简直与强盗无异。你们军人历来的作风是横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的军人呢？公理呢？真是强盗逻辑。想胡搅蛮缠，想讹诈，你们找错了人。想到此，他不顾身旁其他官员的一再暗示，硬邦邦地顶回一句：“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的，你们没护照，擅入我新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今天让我退缩办不到，我不能写亡国史的第一页。”
林久治郎一跃而起，把手一挥，像是要把荣臻拂走似的，声音尖厉地威胁道：“这事没法谈了，告辞。”
临走，还回头扔给荣臻一句硬邦邦的话：“日中友好关系的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
好一副刁蛮无理、盛气凌人的嘴脸！这些事想起来就让荣臻心烦、气闷。依他的看法，不给日本人一点颜色，他们是不会老实的。可10天前在北平，张学良撑着病体对他讲的那些话又时时撞击着他：“不要抵抗，遇事一定要退让。”平时替别人出惯了主意的荣臻，今天却实在没法替自己拿出个主意。他觉得自己像是处在一条狭窄的山梁上，左走不成，右挪不是。纵使他此刻心里再急也无济于事。
正当荣臻一筹莫展之际，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7旅旅长王以哲少将疾步走了进来。
“参座，日本人已先动手了，怎么办呢？”
荣臻心里没着没落，想了想说道：“再往北平给张副总司令挂个电话，请示一下。”说罢操起了桌上的电话。
一阵呼叫后，传来了北平的声音，荣臻忙提高了嗓门：“喂！我是荣臻，请张副总司令听电话。”
“副总司令陪美国武官去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去了。”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
“请速转告副总司令，奉天出大事了，我一会儿再去电话。”荣臻垂头丧气地放下电话。
这时，赵镇藩再次来电告急，情况比上一次更具体了一些。“日军由柳条湖出发，向我北大营进攻，现突破西卡门。参谋长，我们不能等着挨日本人的打啊！”
“在未得命令前，无论如何不能开枪。就是日军进入营房，也不准抵抗。武器都要收入库内。”
“参座，这个指示已经报各团长说了，他们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官兵们现在都在火线上，怎么能去收枪呢？”赵镇藩仍徒劳地苦苦坚持着。
“赵镇藩，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荣臻丝毫不为所动。
“要是日本人要命呢？”
“要命就给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
荣臻的退缩仅仅是悲剧开始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告急电话开锅似的纷纷打来。
航空处：“情况现在危急，机场的40多架飞机怎么办？”
“赶紧飞锦州，锦州不行，辽河以西任何地方都可以。”
奉天城小西门警察哨：“日本人现在攻城，扬言如果不开城门，他们将用炮打，到底开不开啊！”
“听命令，暂时不开。”
奉天监狱：“城上站满了日本兵，用机枪向院内扫射，在押犯人已有暴动行为，拖下去会出大乱子，到底怎么办啊！”
“情况紧急你就开门放人。”
航空处再电：“我支持不住啦！各方派人去找，可飞行员一个也找不到。日本人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处理呢？”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荣臻实在是无力应付这种局面了，就这样，在以后的短短几天内，张学良苦苦经营多年，耗资巨大而亲手建立起来的东北军航空队对抗战未起丝毫作用就消亡了。占全国半数的飞机（近300架）还没有升空，更没放一枪一弹，就全部落入了日军之手。这些飞机此后频频出现在中国军队的上空，使中国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常听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东北军旧部官兵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些飞机这么邪乎、厉害，令人胆寒。
就在荣臻疲于应付接踵而至的电话时，密电处处长张志忻冲了进来：“参座，南京急电。”
荣臻一把抓过，急忙展开来，上面写道：“倾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奉明天皇旨，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由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
呃？这么看来日本人是在演习。屋里众人长吁一口气，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刚才还是紧张、沉闷的气氛，现在像是突然间云开雾散，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一直惊慌地站在一旁，看着这混乱场面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这时感到了一种卸下千斤重负般的痛快感。作为文职最高官员，他这时是最关心事态的发展、可也是最说不上话的人。一见局势转向平缓，他又摆出了作为地方主人而应有的姿态，脱口道：“唉，这些日本人真没办法。下半夜了，他们的演习估计也快收场了，各位是不是休息休息，吃点东西？”
谁知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又把这些文武大员的美梦击得粉碎。
“参座，我是赵镇藩，现在大营内乱成一团，满院子都是日本人，还到处开枪，他们已砸开枪库，抢夺枪支，而且还打死我中校军械官一名，士兵数名。王旅长在你那儿吗？请他火速回营。”
放下电话，荣臻默默无语，一颗心彻底地沉了下去，这个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不是演习，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这时，王以哲上前一步进言道：“参座，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是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还不能还手吗？”
此刻，荣臻心里乱成一团，他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在一场对他来说毫无准备的较量面前，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意志上，他都极惨地败下阵来。
半晌，他抬起头来，对王以哲未置可否地说道：“鼎芳（王以哲字），你回去吧，随时来电话。”
“好。”王以哲转身出了公署。
汽车驰进夜幕，呼啸着向城外冲去。刚出城门没多远，一阵乱枪打来，汽车一阵急刹车，随后一头栽到路旁。钻出汽车，王以哲看到前方一片散乱的人影和子弹出膛冒出的阵阵火光，心里骂道：“妈的，路被封锁了。”突然，又是一阵乱枪向这边打来，王以哲一惊，转身向回跑去。
北大营内外，此时枪声已像开了锅似的响成一片。赵镇藩带着传令兵来到了621团3营，眼前的景象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3营官兵眼看着日本人毫无阻拦地狂呼乱喊，乱冲乱打；眼看着前面的弟兄不断倒下，急得顿足捶胸、声泪俱下。一片喧沸声中，一个粗壮的汉子脱口大骂：“这狗日的小鬼子打到眼前了还不让开枪，待在这里等死啊！哪个混蛋说的不让打，我真想杀了他。这当的什么兵，丢祖宗的脸啊！”边说边撕打着自己的胸口，一颗硕大的头“咚、咚”地向墙上撞击，血水渗了出来，染红了褐色的墙壁。
赵镇藩看着这些焦虑、恐惧、绝望无助的士兵，内心翻江倒海，不能自持，他没敢走进屋就扭头向回转去。
“参座，你就救救弟兄们吧！”一个浑身血污的士兵从旁边闪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了赵镇藩面前。
“参座，狗日的小鬼子不是人啊！连长吩咐不准开枪，弟兄们没法子，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可他们冲进屋来，见人就扎，有的弟兄心里害怕躺在床上装睡觉，可让小鬼子活活地用刺刀挑了下来。我们一跑，他们追着屁股用枪打。参座，我们追随你多年了，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救救7旅啊！”说罢，伏在地上号啕大哭。
赵镇藩觉得自己的头颅像是要炸开来，热血阵阵，顶得他不能自持。妈的，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不能让7旅这8000余名将士像一群捆着的绵羊一样被送上刀板。他心里发着狠，转身叫道：“传令兵，传我的令，日本人敢拦着，就让卫队连反击，把突入大营的敌人给我打出去。再传张团长，让他们断后，其他部队火速撤往东山咀子。”
传令兵眼睛一亮，激动地跳了起来，“放心吧，参谋长，保证传到。”
卫队连突然开火，实施反击。日军一阵混乱，随后停止了无目的地乱冲。火力一下子集中到了大营西北卫队连身上。
各团、营东北军官兵突然听到自己队伍的还击声，一阵振奋，一片欢呼、沸腾。“嗨！咱们的人开火了，好样的，打他个王八犊子。”“咱还卖什么呆？快操家伙，打啊！”听着还击的清脆的枪声，红了眼的7旅士兵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群情激愤地涌向了自己的长官。
“撤！快向东门撤！”这时命令已到，各部长官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19日凌晨4时，赵镇藩率7旅绝大部分官兵撤出了北大营。可日军还不罢手，步步紧逼，延伸的炮弹“咣、咣”地落在7旅溃退的路上。团团火光，掀起黑色的泥土四处飞散，不时有人惨叫着倒在黑沉沉的夜路上。7旅狼奔豕突，溃不成军。
站在路旁，看着低垂着头乱哄哄地从自己面前走过的部队，赵镇藩心情沉重，悲哀不已。违抗军纪，我甘愿受过，要杀要贬随你们便。可我赵镇藩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3000万东北父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看着眼前这支疲于奔命的溃败之师，再看看身后火光冲天的北大营，一阵悲哀、委屈涌上心来。大帅、少帅，我赵镇藩对不起你们！这东北军几十年的一方大营今天毁在了我的手中。滚滚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洒向了脚下的黑土地。
凌晨5时30分，区区300名日军占领了北大营。
就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第29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3路进攻奉天。同样的不抵抗，更进一步的退让，使日军没费几枪几弹，堂而皇之地从城门开进了奉天城。6000多军警，除少数做了零星的抵抗外，大都是睁着双眼、目瞪口呆地被日军缴了械。至19日凌晨8时30分，奉天全城重要的军事目标、党政机关、金融、交通、通信机关、学校、社会团体、机关几近全部沦入日军之手。一场令国人、令世界震惊不已的事变，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爆发了，又以不可思议的结局结束了。
日军兵不血刃，拿下奉天。
9月18日这一天，南京也发生了一件颇有影响的事。蒋介石在周佛海等的陪同下，登上了海军“永绥”号战舰，亲赴江西，督师“剿共”。在当时报纸舆论的一片吹捧声中，蒋介石身着戎装，登上战舰，向前来送行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频频挥手致意。这时占据他头脑的，恐怕只有早日“剿灭共匪”，凯旋回朝。东北，对他来说是一个太遥远、甚至有些虚化的地方。
1931年9月19日，又是一个朗朗晴天，太阳吐着血火，烧灼着肥沃的辽河大地。清晨，50万居民一觉醒来，吃惊地发现奉天城已面目全非。巍巍的古老城墙上，竣工不久的高楼大厦上，路旁高挑的电线杆上，醒目地飘扬着日军的太阳旗。那“太阳”燃烧得如此灼热，如此刺眼，如此令人难以抬头相望。一队队威风凛凛的日本兵步伐整齐地踏过街区，令脚下的大地颤动不已。寒光闪闪的刺刀，在太阳的直射下那么耀眼，令人胆寒。这些可怜无助的中国父老乡亲哪里会想到，睡梦中的他们已成了令人哀怜的亡国奴，开始了长达14年置身于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的悲惨生活。更令他们痛苦不解的是：我们的军队呢？我们用血汗供养的东北军呢？我们的子弟兵都哪里去了？
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决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并决定于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一天，哀悼奉天陷落。
资料表明，“九一八”事变，中国官方损失178亿元，公、私总损失不下200亿元。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北军的300余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九一八”，一个令中国人难以接受却又必须接受的“国耻日”。从这一天起，9月18日便成了张学良及东北军数十万将士每每谈及便羞愤难当的日子。这一天，也成了4万万中国人感到耻辱而无法忘怀的一天。
东京，战争离你已不远
9月19日凌晨，“秋老虎”的暑热渐渐散去，喧闹了一天的东京终于静了下来。白天熙来攘往、喧嚣不宁的街道此刻清凉孤寂、杳无人影。昏黄的路灯下，白天游行、集会时丢弃的传单、小旗随处可见。1931年夏秋的日本人，在极端军国主义的疯狂鼓噪下，显得格外地狂热、兴奋、骚动不宁。
东京市郊一座精巧、典雅的日式别墅里，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正在自己舒适的榻榻米上梦进千里。一会儿是满洲的万里硝烟、铁甲奔腾，一会儿又是俄国境内的炮火连天、纵横厮杀，一会儿又是内阁首相若礼次郎苍白的面孔、惊恐不定的眼神。忽然，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美国兵冲了过来，他急转身想走，却被若一把抓住，急得他上下踢腾，难以脱身……一阵急促的铃声在耳边响起，缭绕回荡。他睁开了惺忪的双眼，迷迷瞪瞪地坐在那里，脑子里纷纷乱乱，刚才的梦还在翻腾着。直到电话铃再一次猝然响起，他才慵慵懒懒地抓起电话。
“阁下，满洲出大事了。关东军急电已到，请您速到军部。”南次郎一激灵，彻底醒了。
汽车飞驰在寂静的路上，南次郎的大脑也在不停地翻腾着。几个月以来，军部上下像开了锅似的沸腾不已。内阁猛削军人薪水的风波未平，满洲问题一波又起。尤其是在参谋本部的中村大尉被中国军队虐杀后，这一狂涛更是达到顶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各级官佐围绕满洲问题的多次磋商讨论，多次安排的一些训示、演说更使军部的这种气氛不断高涨，似乎满洲问题的解决已迫在眉睫。为此，他还遇到了麻烦。
8月4日，在军部召开的师团长会议上南次郎发表训词，公开断言：满蒙方面的形势发展对日本非常不利，使人觉得事态重大，诚属遗憾。其原因在于邻邦（指中国）长期宣传培养、恢复国权之排外思想，以及新兴经济力量向满蒙之发展等事态重大已不是暂时现象，而是长久现象。
消息传到外界，内阁首相若礼次郎紧急召见了他，指责他在高级军官会议上妄下结论，言词失当，无视内阁，企图扩大满洲问题的严重性，挑起军人排斥内阁，煽动武力解决满洲问题等。但在南次郎心里，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不妥。满洲是帝国的国防生命线，是日本屏障苏俄的第一道阵地，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后方物资基地。他十分赞赏老前辈田中义一的一句话：“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可保守的内阁却根本无视这一点，开口闭口都是文人政客的那一套外交辞令。一遇到国际问题，总是带有明显的调和色彩，在满洲问题上也总是软弱无力。他们对军部的建议总是竭力压制，可对软弱的外相币原却言听计从，这不能不使南次郎大为失望。他知道眼下还不是与这些文人政客争锋角力的时候，所以对若礼次郎的指责，更多的是多方推诿、百般狡辩。因而在得知今夜满洲发生事变的消息时，客观地说他是欣喜多于忧虑。
汽车在混凝土路面上微微颠簸着，爬上市谷高地的缓坡。路旁的绿草、杜鹃花在昏暗的车灯下显出一片青灰色。走完坡路，车子在一个“Y”形的岔路口向右一拐，绕过一座怪石堆砌、透着一种冷峻美感的假山，“嘎”的一声停在了一座像一堆积木搭成的楼房前。这里就是日本军队的心脏、日本战时的神经中枢，坐落在市谷高地的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清晨7时，东京日本军部的高级将领齐集会场，匆忙召开了紧急会议。大会议桌的横头，南次郎正襟危坐，一面硕大的太阳旗悬挂在他头后的墙壁上方，“烘烤”着气氛森严的会场。南次郎右手方依次坐着：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中将、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左手方为参谋次长二宫重治中将、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少将、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及作战部代理部长今村均大佐。对面为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会前，只有南次郎、金谷范三等少数人阅过关东军发来的急电，而更多的人尚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此时正交首接耳低声询问着。金谷看了南次郎一眼，见对方点点头，便转向参谋次长二宫重治，说道：“开始吧！”
主持会议的二宫重治次长先就收到的电报作了简短的说明，随即指示今村均大佐宣读关东军方面来电。
会场一时气氛凝重、静寂，只有今村均急促、有力的声音掠过众将佐耳际，在屋里回荡着：“（一）18日夜10时30分，奉天北方北大营西侧，暴戾之中国军队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军，与驰援之我守备队部发生冲突。据报告，我奉天独立守备第2大队正向现场出动中。”“（二）北大营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其兵力约有三四个中队，逐次遁入兵营。我虎石中队11时与北大营兵五六百人交战，现已占得北大营一角。但敌机关枪、步兵炮正在增加。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负重伤。”“（三）板垣参谋正作如下区处：（1）守备第2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2）步兵第29联队攻击奉天城；（3）守备独立第5大队攻击北大营北侧，受第2大队指挥；（4）要求第2师团以主力支援。”
电文念完，众人一脸惊愕。会场还是一片沉寂，只有南次郎的目光在众人脸上睃来睃去。
南次郎对此时众官佐的惊愕是完全理解的。6月底，他也曾向前来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传达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的精神，并强调再隐忍持重一年，一俟日本国民及国际社会接受日本主张之时，即全面解决满洲悬案。但“中村事件”发生后，满洲和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各在野党和帮会对内阁，甚至军部起而攻之，新闻舆论也大肆渲染、鼓噪，主张先内后外的内阁尽管一再发表声明，其威望却在民众的心目中一落千丈。而鼓吹先外后内的右翼势力、在野党政友会及枢密院、贵族院的强硬派充分利用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向民众灌输“满蒙是‘10万亡灵、20亿国币’所获得的‘圣地’；维护这一帝国生命线是行使自卫权；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惩罚中国之不当是为了东洋悠久之和平”等观念，从而煽起了国民的民族情绪，鼓起了日本人对外侵略的狂潮。特别是满洲青年联盟代表团回到日本本土后四处游说，会见政府、贵族院、政党、财界的要人，劝他们为解决满蒙问题而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在各地大肆演说，向日本国民宣传满蒙日本化的必要。若礼次郎首相也感到了这股排山倒海般的狂潮难以遏制，因而不得不在党大会的讲话中也唱了几句强硬派的调子。连若礼次郎首相都不得不适应眼下的形势，对一向主张早日解决满蒙的南次郎来说，自然也认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南次郎还颇有些政治头脑，对内对外，他还是不露声色，坚持过去他所提倡的隐忍持重，他知道舆论时常捉弄人，有时跟得越紧，栽的也许越快。任何人都不能不做些表面文章，军人也是如此。基于此，他对外的调子自然不像内心那样高昂、偏激，这也使得军部的这些将佐一时摸不清他们的官长究竟对满洲是个什么态度。
见无人开口，南次郎放下撸着长髯的手，说道：“事出突然，所以请各位来商讨一下对策，主要是对时局的判断和下一步的措施问题。”说着，他提高嗓音，收起了微微的笑意，“上个月我曾说过，满洲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向事态严重的方向发展。虽然我们强调隐忍持重，可满洲的形势恐怕不许我们再过于持重了。目前，在满洲的关东军只有1万人，将少兵微，装备又差，处在张学良20万部队的包围中。这必然导致中国方面乘机兴起排斥外国、收回国权的思想。要记住，满洲有我们帝国20亿国币的投资，更有10万帝国精英的亡灵。失去满洲，就等于失去帝国的国防生命线，它必然祸及帝国的千秋大业。帝国不答应，就是弃尸满洲的帝国亡灵也不会答应。所以满洲的严重事态必须加以解决。这次关东军行动有些突然，请诸位就下一步的处置谈一谈吧。”
首先站起来打破僵局的，是身材高大、威风凛凛的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这时，他一扫以往给人的那种悠然超脱的印象，神情严峻、目光沉稳，颇有些军人气魄，以山形人特有的卷舌音说道：“我认为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合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应给关东军充分的支持，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彻底解决满洲问题。”言辞简洁，态度鲜明。
会前，小矶即与顶头上司金谷总长讨论过电报内容，已完全窥透了军部首脑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因而在拿出自己的观点时更显得毫不踌躇、锋芒毕露。参加会议的这些军部将佐，其实内心早已接受了满洲将以武力解决这一观念。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天到来的早晚而已。须知，直接或间接控制舆论，鼓起日本国民民族情绪的，正是这些主张铁血政治的军人。而当时的舆论导向和国民的偏激，也使他们认定眼下是一个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有利时机，所以小矶的话立即引来了一片响应之声。
匆忙召开的会议，却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最后，确定了“以此冲突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的陆军方针。并考虑派驻朝鲜日军一部应急增援，国内第10师团应急动员、做出发准备的腹案。会后，责令陆军省军事课准备一份向内阁提出增兵满洲的建议。
上午10时，日本内阁紧急会议也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了。
会前，若礼次郎首相总觉得这次事变的发生与国内形势的吻合太惊人了，所以他总有种感觉：这次事变也许与关东军，甚至与军部有关。会议开始前，他反复询问南次郎：“关东军这次行动，确系是针对中国军队的暴戾而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可以这样相信吗？”
“当然。”南次郎毫不含糊地应道。
但若礼次郎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望着台上慷慨陈词的南次郎，他隐隐地觉得内阁对军部的约束力正在逐渐减弱。
若礼次郎是在1931年4月犬养毅遇刺后，再次被推上频繁更迭的内阁总理宝座的。上任伊始，他就确定了先内后外的治国方针，力图首先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树立一位在国内深孚众望、能一呼百应的强硬政治人物。他为自己能成为这一人物而不懈地努力着，并艰难地协调着同军人、财阀、政客等各方的关系，同时也倾尽全力谋求迅速消除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阴影，指望首先把经济颓势扭转过来，再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帝国国防，最终彻底解决满蒙悬案，实现帝国霸业。为此，他继续留用前外相币原喜重郎，艰难地继续着“协调外交”。
最初的一个多月，各方局面尚好，这给了他以极大的信心。但入夏后，形势却发生了对他越来越不利的变化。先是中国的“革命外交”，要求收回国权，冲击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引发了日本人对内阁协调外交的不满。“万宝山”事件更使主张先外后内的军人、强硬派政客和右翼势力联起手来，在满洲和日本本土公开与若礼次郎对抗。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中主张强硬的人数日渐增多，民众舆论也变得对他日益不利。“中村事件”曝光后，国内强硬派反对内阁的浪潮达到顶峰，民众也被政友会、内阁中强硬派、军方，甚至右翼势力煽动起狂热的民族情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若礼次郎内阁。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协调外交就此算是破产了，而他先内后外的一整套大政方针和规划也像一艘即将远航的船，刚出港湾就被水下的暗流推上礁石，触礁搁浅了。面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他这才发现了自己这么快就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国民之所以被军国主义鼓噪得有些歇斯底里，根本在于他们希望帝国的军靴能随意踏向东亚的各个角落。他们更希望人人手中都能马上有笔丰厚的财富，而不是他的长远计划、蓝图，他们只在乎眼前的利益。
若礼次郎无力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心中充满遭受挫折的苦涩。这使他不由得怀念起过去的美好时光。1930年4月，作为日本首席全权代表，若礼次郎在征得内阁同意后，在《伦敦条约》上签了字。回国时，他像一位凯旋的英雄一般，受到了狂热的日本国民的欢迎。那时的日本国民，主张和平的人占据着统治地位。他怎么也想不通，仅仅一年时间，日本的政治气候就完全掉了个儿。还是那些曾衷心希望和平的国民，现在却开始狂热地鼓噪起战争来。
尽管若礼次郎也有着解决满蒙问题的夙愿，但他毕竟是日本内阁的首相，他必须考虑一旦采取强硬措施，日本可能对各方造成的影响和面临的局面。反复权衡，他觉得眼下还不是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所以对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更应该慎重。但舆论的冲击他也不能不考虑，因此他决定策略一些，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此时南次郎的发言已近尾声，台下的阁员已被南次郎的话引得颇为激愤。这时，南次郎抓住时机，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早已在军部定下的“关东军行动适时，应予支援”议案。他认为此时头脑发热的内阁成员们无疑会投上令他满意的一票。
谁知节外生枝，外相币原喜重郞接下来的发言不但把南次郎的美梦打个粉碎，还使他万般尴尬，下不了台。
外相币原喜重郞是带着一腔怒气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
一大早，币原喜重郞与往常一样做完户外活动后，开始了早餐。边吃饭，他边毫不例外地翻开了今天的早报。但今天的报纸却令他早饭也没吃成。报上的号外以特大号字写道：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队。我关东军全面还击，日中两国开战！币原既感到震惊，又感到气愤。惊的是满洲怎么一夜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怒的是他作为日本外相，此前竟毫无所知。作为外相对这么大的事竟然需要靠报纸来了解，那他与普通国民还有什么差别？盛怒之下，饭也顾不上吃，他起身便直奔外务省。
这时，外务省已忙作一团。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电报也发至东京外务省。第一电曰：“因中国方面迭次要求和平议决，职即以电话告知板垣，谓中日两国并未开战，中国又采取不抵抗，宜即停止，避免不必要之伤害。板垣答称：此事涉及皇军权威，军方决定彻底解决。职之提议，为军方所拒绝……”第二电：“从满铁全线军队同时出动这一点综合观察，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职已托满欣总裁向本庄司令官要求制止，望政府设法制止军队行动……”第三电：“军方独断与不法行动，已使职失去抗阻之力。”
第三电所说“不法行动”，是指奉天森岛领事劝阻军方不成反受威胁一事。
9月18日夜10时半左右，奉天北面枪声四起，立刻惊动了领事馆的人员。几个月来形势的不断恶化，早使这些外交人员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们毕竟不同于关东军，作为外务省的官员，他们必须执行外务省的协调外交方针，艰难地协调四处寻衅的关东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此前，森岛领事已从东北军方面了解到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态度，所以事变一起，他马上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关东军所为。遂于10时45分紧急求见板垣征四郎，试图说服他息兵停火，以和平手段解决此事。但图谋已久的板垣岂肯就此罢手？他傲慢地拒绝道：此事军方自有主张，你们最好不要干涉军队的指挥权。根本没把他这个领事放在眼里。
森岛倒是颇有外交官的涵养，并没有计较板垣征四郎的轻狂，只是一再苦苦相劝，希望关东军立即停火，以免事态扩大。这时刚从菊文饭店赶回来的特务机关参谋花谷正少佐从旁边冲了上来，悖然变色，“咣啷”一声抽出军刀，咬牙切齿地对森岛吼道：“你们领事馆的人竟敢干涉军方统帅权！”并进一步威胁道，“谁干涉我就杀掉谁！”一副疯狂之态。
森岛面色铁青，看着周围面露杀机、冷眼相看的关东军少壮军官们，知道再说无益，扭头冲了出来，直奔领事馆，向林久治郎做了汇报。
林久治郎听罢，心中一股难以按捺的怒火冲了上来。军方怎敢如此对待帝国的外交官？难道我外务省对军方的监督权在你关东军身上就起不了作用？想着，他抓过桌上的电话，直接要了板垣征四郎，要求他停火息兵，和平解决问题。谁知板垣总是不软不硬的一句话：“军队要按计划行事。”万般无奈，只好电告东京外务省，急搬救兵，请政府出面干涉。外相币原喜重郞看罢电报，一阵愤怒：又是这帮军人。
务实派外交家币原喜重郎，自连任外相后，还是坚持他不懈追求的币原外交，力争努力协调好日本与各国的关系。但军人们的擅自行动却常使他在外交上陷入窘境，这不但严重影响了外务官员的谈判效果，还大大影响了他作为外交家的声誉。所以从骨子里，他恨透了那些擅自行动，甚至不跟外务省打招呼的军人。今天的事件又是如此，以致他还不如那些早起的街头市民先知道事变的发生。怀着这股怒气，他来到了会场。
南次郎坐在台下，望着台上时而激动，时而深沉，抑扬顿挫地发言的外相币原喜重郞，心里感慨道：这家伙可真会表演。但南次郎越听越坐不住了，他感到芒刺在背，一阵阵热汗顺着脊背在向下流。一时间，他感到了人们投向他的目光，心里止不住骂道：关东军是怎么搞的！诸多大事都不报告，想瞒着我，可现在却让外务省这些白脸文官掌握得清清楚楚，真是一群混蛋。
币原喜重郞这时讲话的口气越发强硬，矛头所指也越加明显。不仅痛斥了关东军狂妄专断、目无内阁的侵权行为，也指责了军部的软弱无力、间接纵容。他最后以五点归纳说明结束了发言：“（一）抚顺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早有关东军‘九一八’发难之秘密报告；（二）中国军队并未抵抗；（三）花谷正出刀威胁领事，不愿停战；（四）林总领事要求关东军停火无效；（五）满铁领事木村锐市等4人报告：完全是关东军积极策划了这次事件。这种未经内阁许可的擅自妄动如不惩戒，势必恶化日中关系，降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亦有损皇军威名。”
一语即毕，四座哗然。内阁要员，尤其是保守派对关东军如此胆大妄为深感震惊，进而大加指责。更有人指桑骂槐，矛头直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会场一时陷入一片激昂声中。
南次郎和金谷范三眼见气氛急转直下，却有苦难言，处境十分尴尬。看着激愤的众人，南次郎沮丧万分，勇气泄尽，也不敢再提驻朝鲜军过境支援的事了。
在军方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内阁很快定下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一）事变不得扩大；（二）禁止拓务省关东厅及满铁公司参与事变；（三）由奉天总领事馆就近监视关东军行动；（四）分遣辽阳多门师团、无野旅团及守备队岛本大队长，各将所属队伍集中到奉天附近；（五）长春旅团担任警戒，以自卫为限度。
然而，就在紧急内阁会议进行的同时，参谋次长二宫、军务局长小矶和教育总监荒木私下进行了会商，一致同意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
下午2时，在陆相南次郎、代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教育总监三长会上，只有陆相南次郎勉强同意了政府“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的方针，而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未置可否。
回到参谋本部后，金谷范三立即召集了部长会议，各部长均对内阁决议提出异议。最后，作战课呈上欲发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电报，两条内容是：“（一）相信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及处理深合时宜，深信此乃提高帝国军队威信之举。（二）根据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之态度等情况，阁议决定事件之处理不宜逾越必要之限度。为此，今后军之行动应本此主旨妥善处理。”
从电文中不难看出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肯定，但单单不提具体“不扩大”的措施，只是闪烁其词地转述了内阁的决议，以“必要”的限度来决定今后的行动。何为必要？100个人可以做出100个解释，这恐怕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事术语里也难以查到。这无疑放了关东军一马。难怪关东军在接到这则电文时大喜过望，备感振奋。它不仅肯定了关东军的先斩后奏，也为今后不断扩大事态找到了强硬的借口。极端的纵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动，这就是军部对内阁“不扩大”方针的具体贯彻。
金谷范三阅毕，飞舞着笔，愉快地签上了名，对作战课长笑着说道：“你们这些鬼头，直钻到我心里去了。”
90年后的今天，许多研究中日战史的专家，都对日军几个参谋就能擅自发动一场导致日后两国全面战争的事变感到惊讶、不解。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日军层层分担责任的一种策略，目的是掩饰最高当局挑起战争的罪责。细细琢磨，此话不无道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先斩后奏，替本庄繁开脱了挑起战端之责；而本庄繁在支持了板垣、石原的行动后，再上奏军部，又替军部分担了责任；而军部在造成既成事实后上奏内阁直至天皇，又使人觉得天皇和内阁是无辜的。这样一环环追下去，所有责任便都落在了板垣和石原两人身上。而内阁和军部定下的“不使事态扩大”的方针，尽管对制止那场事变没起到任何作用，却成了战后日本人替内阁、军部开脱战争罪责的主要依据。其实细想一下，这种观点也很难自圆其说。内阁以及军部在制定出“不扩大”措施的同时，对挑起事变的板垣、石原，甚至本庄繁为什么没有惩处，反而在日后连连提升？为什么事后对既成事实总是加以承认，而不愿恢复原态势？起码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军部对事变扩大后的形势是满心欢喜、企盼不已的。须知，实现满蒙战略是当时绝大多数日本政客、军阀所追求的。无怪乎连有的日本学者都说，“九一八”事变，日本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如果当初日本内阁对军部能以有效的措施多加约束；军部在接到本庄繁的通报后，能雷厉风行地加以制止，迅速恢复原态势；本庄繁接到板垣和石原的请求后能即刻加以阻止，谋求和平解决，那么那场引发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导火索是完全能够掐灭的。但历史没有如果，日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动一场事变，进而引发一场战争，所以在把自己赌注输个精光之前他们是决不会罢手的。
只有“胡子”出身的马占山真抵抗了
一道“不抵抗”命令，捆住了20余万东北军将士的手脚，决定了白山黑水悲惨的命运。9月19日，事变爆发仅一天，沈阳、长春、营口、鞍山、抚顺、安东等辽、吉2省20多座城市便陷落敌手，不出一周，辽宁、吉林2省便沦陷了。
蒋介石被惊呆了。他想不到日本人的胃口如此之大，更想不到日本人干得如此无所顾忌，野心毕露。他最初的判断并不认为日本人有鲸吞东北的可能，可日本人用大炮、刺刀把他的幻想击得粉碎。
日本人也被惊呆了。区区一两万人一周内便掠地千里，击溃（如果还有抵抗的话）中国十多万东北军。但面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肥田沃地和无尽的各种天然财物，少得可怜的日本兵竟手足无措，犹如盗贼面对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一般，一时竟无从下手。
关东军兵不血刃拿下吉林后，对下一步究竟如何行动产生了不少争议。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比较谨慎，深恐兵力不足发生意外。获得非凡的战绩时，先保住成果是他处事的一般原则。他当下便电示各路日军，先稳定扩张成果，休整十天半月。对黑河、龙江等地暂缓攻击。
北满在惶惑、惊恐中迎来了1931年秋天。虽然战火暂时还未烧到这片远离关内的黑土地上，但战争的气氛却几乎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本庄繁也算是个“中国通”，看来他并不愿到处刀兵相加，他更愿对私心较重的东北军各级官员施以软硬兼施的伎俩。付出不多的金钱和日本人自己加封的权势，如能拉拢过来一些中国当地军政要员，不仅省去了刀兵相见所付出的更大代价，而且能对外造成东北人对日本帝国“众望所归”的和平景象，这对尚未对中国宣战的日本来说自然大有益处。再说即使征服了东北，日本人眼下仍只能靠扶持傀儡来支撑，“以华治华”是天皇和日本内阁对关东军一再重申的指示。
此外，狡猾的本庄繁司令官还在顾虑另一个巨人。北满地处边陲，与苏联仅一江之隔。自1905年日俄大战后，苏、日两国间便埋下了战争的种子。当时虽然日本胜了，但美、英幕后的相助影响极大，而且日本胜得很惊险。连日本天皇对再战苏联能否取胜也没有把握，因而对苏联一直是敬畏、仇视，暗中备战，指望在将来全部完成军事整备后再战而胜之。在对苏战备没有做好之前，东京的一致态度是先不要招惹苏联这头巨熊。本庄繁既知道斯大林不好欺负，更知道东京的态度，所以在黑龙江问题上他没有像辽、吉两省一样直接出兵，而是采取军事压力与金钱、权势诱降的方针。不到万不得已时，关东军不直接出兵。打定主意，本庄繁撒出关东军特务机关和日本外务省驻东北各地领事人员，加紧了对散驻各地的中国军政官员的诱降活动。
9月底，洮辽镇守使兼吉林省防第2旅旅长张海鹏叛变投日。满脸麻子的张海鹏生性残忍，利欲熏心，眼见日本人在东北势力越来越强，此人便有了借助日本势力扩张地盘、升官发财的梦想。当日本代表向他私下允诺：只要他能与日本人合作，关东军将代表日本帝国供给张部大盖枪2万支，弹药随时接济。并答应攻下黑龙江后，委任张海鹏为省长。在张作霖手下多年难以发迹的军痞张海鹏见状，急不可耐地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
10月13日，张海鹏以手下干将徐景隆为先锋，率3个团的兵力进犯黑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将军率部在江桥迎战。徐景隆未战却误触地雷当场被炸死，伪军在江桥守军的反击下一哄而散。
伪军进犯失败使本庄繁认识到，张海鹏伪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斗志，要真正解决黑省问题，日军不出兵恐怕是不行。
江桥之战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重视。10月中旬，北平张学良急电黑省，特任原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黑省军事总指挥，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督率黑省军民稳定局势，保卫家园。
日军此刻已有蠢蠢欲动之势，黑省群龙无首，街市荒废，学校停课，到处人心惶惶。参谋长谢珂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心指望马占山能早到省会就职，以稳定军心、民心。
10月19日晚，马占山在万人企盼中，按预定时间准时赶到了黑省省会齐齐哈尔。
马占山生在东北、长在东北，但他没有秉承东北人高大魁梧的身材，相反，却是身材瘦小、貌不惊人。身材外貌上没有东北人的影子，但他仍让人感到浑身上下透着东北人特有的个性，那就是他的性格、气质。早年，他曾在蒙古放牧七八年，不但养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而且胆大惊人。更吸引人的是他为人仗义，生性豪爽，不论是早年替有钱人扛活还是日后发迹，他都恪守一个信条：如果别人求到你时才伸出援手，那就不是朋友。正是如此，他走到哪里很快都会成为受人拥戴的首领。
马占山弃农从军纯属意外。19岁那年，为了照顾家人，他身怀在蒙古草原上学成的骑射绝技，回到了老家怀德县毛家城子村西炭窑，替本村老财姜大牙放牧。一天，一匹骏马走失，姜大牙一口咬定是马占山偷了马，并把他交到警察局。
警察局里，见钱眼开的警察自然不会向着身无分文的马占山，不停地严刑拷打，折磨得马占山死去活来。但马占山生性倔强，一口咬定：“没偷就是没偷，打死我也没偷。”
胆小怕事的父亲马纯哪见过这阵势，为救出马占山，变卖了家里当年的全部麦青，赔了姜大牙马钱才算了事。几天后，走失的马又回来了，但姜大牙爱钱如命，一口咬定马没回来，死不退钱。挨了打又贴了钱的马占山咽不下这口气，终于在一个无月的黑夜跑到黑虎山，落了草。马占山真正占山为王了。
凭着他的本事和仗义的性格，马占山坐上了黑虎山头把交椅。这之后，他回村收拾了姜大牙，解了心头之恨。再往后，他金盆洗手，率黑虎山弟兄投了军，并屡得上司赏识。大字不识一个的马占山平步青云，官运亨通，而对他最为赏识的是张作霖的把兄弟、东北军老帅吴俊升，马占山几乎是一直为他效命，官职也飞快地提升。
皇姑屯事件，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同车的吴俊升也命赴黄泉。马占山得到消息后，泪流满面地对身边的副官大声说道：“这公仇私恨，必报之。否则，我马某不是人！”
从这天起，马占山恨日本人直恨得咬牙切齿。对马占山，张学良见过几面，印象很深刻。危难之际，张学良把这位有骨气的瘦小汉子放在黑省，也算是用心良苦。
10月20日上午，马占山在黑省省府新落成的大礼堂举行就职大典。当300多位黑省军政官员全部到会后，参谋长谢珂急急忙忙找到马占山道：“马主席，清水也来了。”
清水八百一，是日本驻黑龙江省的领事，马占山对他的到来，报以冷冷一笑：“他有什么祝贺的呢，要是张海鹏代理省主席他才是真正祝贺呢。今天他来，无非是刺探我马某的政治态度。”
想了想，马占山又继续道：“他要是找您摸我的底，您告诉他，马占山到黑龙江是守土的，不是来做官发财的！”
谢珂赞同道：“等会儿在大会上，请主席重申政治主张！”
“好！”马占山说完，进入主席台。
就职典礼举行得很隆重，马占山首先宣读了原省主席万福麟电告省各机关负责人的电令：凡擅离省者，以弃职潜逃罪论处。之后他向大会宣读了万福麟对全省同胞发来的辞职原因说明通电。最后他向大会再一次强调称：“……诸位，马某奉命就职，时逢国难当头，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就占了我辽宁、吉林两省，现在又企图举犯我黑龙江。从今起，为了维护本省治安，诸位应群策群力，共相赞助，各司其事，各尽其职，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之责……”
听到这里，很多人都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清水迫于阵势，也假惺惺地站起来点头鼓掌。
马占山用眼角斜扫了一眼清水，接着又道：“……原国民政府蒙边督办张海鹏，老迈昏愦，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至此次张贼叛变国家，罪止张贼一身，其部下如不反抗国军，决不横加株连。尔军民人等，如能将张贼活擒来辕献俘，或携其首级来献者，在职军人立即加升二级，并奖大洋1万元，百姓赏大洋2万元……”
述职讲到中途，马占山激昂地突然一拍桌站起：“参谋长谢珂将军！”
“马主席，谢珂接受您的命令！”
“请向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北平张副司令、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各省、市及本省各县通电：‘占山遵电令于本月20日驰抵省垣，就职视事，当兹边围垂危，千钧一发，牺牲所惜，陨越堪虞，惟望远锡箴视……粉身碎骨也要保卫国家……’”
马占山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很旺。万事当头，军事为主。他首先加强部署，充实军事力量。他颁下命令，任命朴炳珊为黑龙江省城警备司令；派骑兵一旅旅长王南屏替代自己为黑河警备司令；将原兴安屯垦军步炮兵约4个团的兵力，改编为新编黑龙江省防第一混成旅，委任苑崇谷为旅长，驻富拉尔基，以加强对付景星方面的来犯之敌。
军事上安排停当，他又尽起了黑省代主席的职责，大力安定民生，恢复金融及地方治安事宜。不准任意抬高物价，不准囤积居奇，对于扰乱市面、扰乱国计民生者，严惩不贷。
军政好安排，人心却难安定。马占山到任后，最感头疼的是投降之风甚嚣尘上。马占山很快认识到，要稳定黑省局势，准备抗击日军，自己必须旗帜鲜明。为此，各种场合他都竭力痛斥投降派，坚定全省军民抗日决心。以劣绅赵仲仁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向日军投降，迎张海鹏入省。马占山毫无回旋余地地坚决拒绝，并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投降将军”。内部安定后，他开始与日本人较起了劲。生性倔强的马占山最反感的就是日寇的威胁恫吓。对此，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加以回击，并在各方面严阵以待。日本关东军和驻省垣领事馆曾威胁马占山下野，将黑龙江省政权移交张海鹏。马占山根本不理会日本人的强逼，断然拒绝，决心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决心定下后，他立即在省垣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对之策。会上，汉奸倾向日益暴露的地方劣绅赵仲仁又弹起了投降老调。他认为日寇来势凶猛，不可抵御，主张撤出阵地。并说：“咸以库空如洗，兵无利器，请马氏顾全地方，欢迎张海鹏。”
“赵仲仁！”马占山再也按捺不住了，拍案大怒，“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投降将军。再说马某出身绿林，位重未阁，亦何惜一死呢……外人入侵，你不抗击，何谓国人？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张海鹏和日本人都还没看清楚，马某死也不会出卖国土的。有机会你转告张海鹏、日本人，就说他们要黑龙江可以，必须提他们的头来换。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中国人中只有个别败类，被金钱迷惑而丧失人格！”
“在座诸公，谁敢再议投降，我处死他！”徐宝珍团长拔出手枪大喊道。
铁一般的决心和不可动摇的抗日意志终于压住黑省官员中的投降派。会上决定，动员全省的一切抗日力量，迎击胆敢来犯的日军。
马占山铁一般的强硬姿态粉碎了日本人诱降的念头。所向披靡的关东军一直认为黑省中国军装备低劣，绝难抗衡，见马占山硬着脖梗就是不服，遂定下了武力解决黑省武装的决心。
马占山不买日本人的账。只要日本人有种来，他马占山就有种打。以他的话说：战是亡，不战也是亡，同样是亡还不如拼尽而亡。话说得虽粗，但不乏铮铮铁骨，一腔血性。
马占山早已把自己看作哀兵，但哀兵更能创造奇迹。
江桥，是洮昂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道，南北交通要冲。日军要进犯黑龙江，必须首先占领江桥阵地。11月4日，日军以飞机7架掩护，第2师团派出4000精兵，在4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配合下，向江桥、大兴车站发起猛烈攻击，企图一鼓荡平马占山黑省的军事抵抗。马占山见日军大举来犯，毫不退缩，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江桥保卫战爆发。
马占山的黑省军队论装备在东北军中自然不能与张学良布置在辽宁各地的精锐军相比，但与其他军队相比，马占山的部队从上到下杀敌心切，士气极高，这大大弥补了部队装备的不足。担任江桥正面防御的是马占山最为得力的卫队团，仗打起来至死不退，顶住了日军的轮番攻击，并在岸边芦苇丛中巧设伏兵，痛歼强渡上岸之敌，稳定了全线防御。左翼骑兵连发挥得也极出色，在连长阵亡的情况下，连副自动担起指挥之责，杀敌数十。马占山亲赴前线，拍着连副的肩叫道：“好小子，有种。从今天起，骑兵连归你了。”
5日，首战受挫的日军改变部署，驱使张海鹏的伪军为前队，日军在后督战猛攻江桥。貌不出众的马占山虽没上过一天学堂，更没进过什么军事院校，但战场的血与火铸就了他的指挥天才。在命吴松林旅和徐宝珍卫队团坚决扼守桥头和江岸阵地的同时，他密令张殿九的步兵第1旅由洮昂溪南下增援。正当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刻，第1旅前锋部队适时赶到，守军全体官兵顿时士气大振，两军前后夹击，越战越勇，日军全局陷入被动，终于在午后2时，全线溃败。
仅11月5日这一天战斗，日军便拉回伤兵、死尸数十卡车，滨本联队付出了空前的伤亡代价，战后日方公布：此役日军战死167人，伤600多人；张海鹏伪军死伤700多人。
5日的战况不仅震惊了关东军，也震惊了日本国内。日本广播风向急转，一天前还说黑省军事装备陈旧，不堪一击，可一天后，又诡称马占山拥有新式武器等等，关于马占山的报道也突然间急增。
日军前线指挥官恼怒异常，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大为震惊。为压住马占山的咄咄势头，星夜从四洮路急调援军，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
6日晨，当朝阳撕破东方灰色的云幕，随着8架日机的到来，硝烟尚未散尽的江桥阵地，重又被弹雨火海覆盖住。这一日投入攻击的日军，计有滨本步兵联队、高波骑兵联队近4000人，加上张海鹏的3000伪军，日方投入攻击的兵力达到7000余人。
50多门重炮、野炮的狂轰滥炸，8架日机反反复复地俯冲攻击，使江桥阵地一片火海。卫队团在敌猛烈的火力突击和反复进攻面前，伤亡剧增。江桥主阵地形势危急。
关键时刻，马占山亲临卫队团所处第一线，顶着硝烟泰然自若地指挥作战。激战至上午10时，他见敌我反复争夺，僵持不下，便心生一计，急令骑兵为先锋，迂回包围江桥南侧日军。
快速的骑兵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侧后，勇猛地横冲直杀，一时令日军队形大乱。日军顶不住马占山的前后夹击，竟把长官抛在后面，各自溃散。骑兵纵马追杀逃敌，真是淋漓痛快。一颗颗人头滚落地上、一股股热血四处飞溅。马占山的这次固守反击，导致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联队亦伤亡惨重。之后，马占山再接再厉，赶赴江桥北部河套一带指挥，命张殿九旅增援守军实施反击，又将伪军击溃。
一天的血战，马占山指挥灵活，日伪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日军哀叹这是到东北以来空前损失的一战。
江桥之战后，马占山又在三间房阵地顽强苦战一周，打退了日军多门二郞师团7个联队的无数次进攻，直到所部被打得不足2000人，方才退出江桥阵地，转进省城齐齐哈尔。
马占山顶住了“不得抵抗”的压力，苦战江桥，打响了东北正规军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这一枪清脆响亮，回声之大，连马占山也是始料不及。
自11月5日江桥一战成名，全国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爱国学生寄发的电文和慰问信，犹如雪片飞来。各界慰问团携带各种慰劳品，甚至赶着猪、牵着羊或怀揣现洋，奔赴前线，慰问马部全体官兵。北平抗日救国会专门发来电文说：“此次暴日侵我黑省，举国同愤，将军保土卫民，孤军血战，忠勇义烈，钦佩莫名，尚祈整饬军旅，继续奋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上海《生活周刊》在发给马占山的专电中称：“奋勇抗战，义薄云霄，全国感泣，人心振奋。”当时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诗：
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
手抛日球归正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更令人称奇的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马占山抗日情形所感动，特制了“马占山”牌香烟，竟然一时畅销全国。老板当即派人向黑省运去几车烟，慰劳马占山的抗日勇士。
世界各国的报刊舆论，对江桥抗战也大加评论。《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中可称道仅有的一人……”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电和声援信，把马占山誉为“抗日英雄”。
马占山身为旧军人，不缺钱也不缺势，但他在以往的内战战场上，唯独得不到国人的赞誉和支持。江桥一战，却令他声名远播国内外，这是他做梦也难以想到的。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江桥一战，使其一生都罩上了抗战英雄的光环。1938年8、9月间，当他借道陕北前往重庆时，在陕北受到了毛泽东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毛泽东除高度赞扬马占山积极抗日外，尤其对其江桥抗战赞不绝口。
江桥，是马占山的成名之地。江桥，也是中国军队回击日军大规模进攻的第一块阵地。蒋介石想不到，亿万国人也想不通，中国军队的正式抵抗始于远离内陆的黑省边陲，而第一个打响抗日枪声的竟是貌不惊人、“胡子”出身的地方将领马占山。
马占山敢为别人不敢为，名垂抗战青史！
黄浦江，中国军人请你作证
1932年年初，漫天飞雪弥漫了整个东北大平原。寒风呜咽，人语声悲，东北广袤的黑土地进入了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
天冷，人心更冷。
“九一八”事变过去3个多月了，在国联软弱无力的调解声中，中国东北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泥沼中挣扎，越陷越深。不出百日，白山黑水丰硕的土地一块块落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东三省沦陷，致使中国山河变色，日月无光，整个中国都感到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黑夜中。
1931年11月末，蒋介石通电下野。但蒋介石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这么多年，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几乎都留下了他的痕迹，蒋介石下台后，中国仍在旧日的政治航道上徘徊，往来奉化溪口的电文仍标示着蒋介石至高无上的地位。
仅仅一个月，孙科发自南京的邀请电便结束了蒋介石闲居故里的生活。而导致剧情反转的，竟又是日本人。
日本人得寸进尺，“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政策”显然助长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气焰和野心。身在中国的日军自不必说，就是日本国内的军人和右翼势力也借机排挤、攻击那些反对战争的内阁要员、军中“稳健派”将领，使加速扩张的声势越来越大，日本内阁定下的“不扩大”方针早已形同虚设。
自1931年下半年，日军在征服东北的同时，又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寻衅滋事，其中在上海的活动大有不压服中国人不罢休的势头。
1932年1月中旬，潜入上海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伙同日军特务机关的田中隆吉少佐，打砸焚毁中国商店，并杀死杀伤3名中国警员。与此同时，日本海军战舰30余艘驰入黄浦江，数千名陆战队员在上海登陆。而日本驻上海的最高代表村井领事却反诬一口，并无理要求上海市政府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民国日报》。
此时，疯狂的征服欲不仅使日本人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风度，外交官竟也如此不顾公理、不顾尊严。这其中缘由，既有这些日本人身后的战舰和军队，也有中国方面无止境的退让而助长起来的邪恶。1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还未作出答复的情况下，日方再次发出更为严厉的“哀的美敦书”，限令上海市政府对村井的要求做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
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接到指示后，还是答应了日方提出的要求，1月28日按期封闭了上海抗日救国会。村井阴笑着答应了，但身后却又走出了日本军人、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盐泽以日本军人目空一切的姿态发出通牒，限令中国第19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日军进驻。
日本人公然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无耻要求，吴铁城意识到事关重大，当即电告南京请示。
1月28日午夜23时，盐泽幸一看了看表，向前线早已做好准备的陆战队下达了攻击令。盐泽少将并非没有耐心，虽然他的通牒下达还不足一天，但他压根儿就没指望中国方面答复，他想用他的数千名陆战队员，用飞机、舰炮让中国人答应他更苛刻的要求。
中国的妥协和软弱使日本人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实力，过分相信武力的威慑。从盐泽幸一事发前后的态度看，他是存心要挑起一场战争，至于他本人急于扩大战火的原因，也许是陆军在中国的屡屡得势刺激了他。但中日史学界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也一致公认：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已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国联对日本的反击声虽然软弱，但各国对日本都怀有一种厌恶心理。1932年初，在国联大会即将开幕的情况下，日本欲在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必然会引来国际社会的谴责声，在这种背景下，“满洲国”很难得到国际承认。为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日本人先挑起上海战火，必要时即使他们在上海做些让步，也有利于“满洲国”的成立，有利于日本外交。盐泽一意孤行要挑起战火，是否得到东京的授意无法查证，田中少佐和川岛芳子制造事端却是受军部指使。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些内情却一无所知，从而导致判断失误。直至战火在上海全面爆发后，南京的汪精卫、何应钦等军政大员更多的是在指责奋起抵抗的第19路军，对上海、全国乃至国际形势的判断他们注意得太少了。
1月28日午夜时分，上海法租界金菊村蔡公馆顶层平台上，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中将手持望远镜，观察着闸北方向升起的团团烟火，他的内心犹如倒海翻江般无法平静。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他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他又时时保持着清醒。他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到，但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他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几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他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蔡廷锴畅快地感叹道，又把目光投向了隆隆枪炮声响起的方向。
这时，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上将也来到了蔡公馆。
“爆发啦？”蒋光鼐轻声问道，语气平静如水。
“嗯！”军长轻轻答应道，盯着面前十分熟悉的那双眼睛。
两个数年来生死与共的老搭档，都从对方眼睛里读懂了一切。“我们的路在前面，坚决走下去吧！”不知是谁轻吟了这句两人共赏的座右铭。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19路军是杂牌军，但第19路军数万官兵在抗日战场上却像一块来自福建的花岗岩，像一块坚硬的钢。1月29日凌晨，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明誓死抵抗、尽军人天职之决心：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至于18日夜11时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叩艳
闸北天通庵路，第19路军翁照垣旅大出风头，在友军的配合下，他们顶住了日本海军陆战队5000精兵的轮番进攻。身着灰布军装、身背斗笠的19路军官兵有如神助，硬是用血肉之躯，用步枪和手榴弹，挡住了盐泽幸一少将的去路。急得已跑到第一线的盐泽始终弄不明白，自己近10艘大型战舰、数10架飞机、近100辆坦克、铁甲车掩护的日本皇家海军精锐怎么就越不过闸北中国军队的血肉防线？
盐泽幸一不停地增加海、空火力，增加地面兵力，但得到的只是更大的伤亡和来自各方面越来越多的嘲弄。战争爆发第一周，中日沪战始终局限于闸北弹丸之地。
2月4日，东京军部来电，命令盐泽幸一少将尽速移交上海日军指挥权。接替他的，是日本皇家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中将。临阵换将，东京军部也是迫不得已。此时，国联调查团已从巴黎出发，踏上了前来中国的征程。如果在调查团到来之前不能解决上海战事，日本将丢人现眼，日本外交也将更加被动。
战场换将是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但东京的政治需要却使盐泽幸一少将成了牺牲品。战前，盐泽曾当着众多西方记者的面夸口：“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如今倒好，4小时、4天，甚至一周过去了，他不但没能“了事”，反而在上海这座国际都市里一再受挫，丢人现眼。还没回国，“大嘴的盐泽”这种嘲讽话已从东京军部飞到了上海。
上海，给盐泽幸一一生都留下一个难堪的回忆。他灰头土脸地交出了指挥权。
野村中将虽不似盐泽幸一那么狂妄，但从骨子里也是一个轻视中国军队的“帝国武士”。接替盐泽赴任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说着，他抹了把唇须，信心十足地补充道：“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已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
2月11日午后，野村驱动陆战队官兵及随他而来的新锐援兵共1万余人，在舰炮、飞机的猛烈轰炸、炮击下，向闸北、蕴藻浜、曹家桥一带发起了全面猛攻。
连续两天，日军像是撞在了一堵坚硬的墙上。虽然中国守军阵地屡屡被烟火尘土吞没，工事、壕沟被炸得残破不堪，但从尘土中钻出的守军像是誓死捍卫阵地的土地神，一步也不退缩。深信武士精神的野村被震动了，心里开始有些动摇。这时他开始理解他的前任“可怜的盐泽君”。
2月13日，野村也成了“可怜”的人。他的职务，由日本陆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接任。植田是有备而来，他的身后又增加了1万多名精通陆上作战的陆军和几十架飞机。
事实上，早在1月底战事爆发不久，日本海军省见盐泽幸一在上海陷入困境，便厚着脸皮向陆军求援。说来也巧，不久前，关东军攻击锦州时曾遇到东北军抵抗，关东军当时兵少将少，向葫芦岛海面上的日本海军求援。但海军对关东军的屡次扩张颇有妒意，便冷冷地以东京方面有“不扩大”的指示为由而拒绝了。今日海军想在上海抢个功，不想却抱住个扎手的刺猬。出口求人，也觉得嘴软。
果然，对海军还记着仇的陆军省得知海军的窘境后，又是幸灾乐祸又是冷嘲热讽：“海军有强大的舰队，有精锐的陆战队员。大口径舰炮能解决支那军队，求我们干吗？”
“海军连在满洲扩大事态都坚决反对，现在竟想把事态扩大到长江沿岸，让他们说说这是为什么？”
眼见海军着急、陆军幸灾乐祸，参谋本部最后出面了。在向陆军说了一大堆软话后，陆军方才答应出兵。陆军出兵，一方面是服从参谋本部的协调指挥，另一方面，陆军也对上海这颗长江上的明珠垂涎欲滴，而在这之前，上海一直是日本海军的势力范围。
2月3日，日本海军正式提出了陆军派遣独立混成旅团的要求。而陆军方面动员的却是植田谦吉中将的第9师团，并声称陆上作战的观点应由陆军来定，第9师团乃解决上海战事的最低限度兵力，海军省上层人物这时也发现了陆军对上海的野心，遂以“派遣师团规模的战略单位会刺激外国”为借口，坚决反对。
陆军省更是干脆，反正是你求我，如果你不想看着手里那点宝贵的陆战队官兵被打光的话，还是得听我的。当下表示，如不按陆军提出的派第9师团进兵上海的话，陆军则不出兵，“等待海军反省”，并命令第24混成旅团停止出发准备，就地待机。
2月4日，海军熬不住了，只得同意了陆军的意见，陆军省这才洋洋得意地把植田谦吉中将送上了战舰。海军被陆军实实在在地捉弄了一次。
植田谦吉一踏上战地，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他并未急着进攻，而是调整部署，同时亮出了两手新招。
2月18日，植田谦吉向蔡廷锴重发了“哀的美敦书”：
本职基于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达到任务，热烈希望，兹对贵军通告左开各件：
（一）贵军应即从速终止战斗行为，于2月20日午前7时以前将现据之第一线撤退完毕。于2月20日午后5时以前从黄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连结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松镇之线起算，黄浦江东岸由连结烂泥渡及张家桥之线起算，各从租界境界线向北20公里之地域（包括狮子林炮台）内撤退完毕，且在该地域内撤去炮台及其他之军事设施，并不新设之。
（二）日军于贵军开始撤退后不行射击轰炸及追击动作，但用飞机之侦察，不在此限。又贵军撤退后，日本军队保持虹口附近之工总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园之周围）。
（三）贵军第一线撤退完了之后，日本军为确实实行起见，派遣有护卫之调查员于撤退地域。该项调查员带日本国旗，以资识别。
（四）贵军对于该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财产应完全保护之。此项保证如不完全，日方当采用适当之手段。
（五）关于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区域）外国人之保护，容另商议。
（六）关于禁止排日运动，1月28日吴市长（按：指吴铁城）对于村井总领事之约诺应严重实行，关于此项当另由帝国外务官宪对贵国上海行政长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项不能实行时，日本军将对贵军不得已采取自由行动。其结果所生之一切责任，应由贵军负之。
蔡廷锴接书后，立即召集19路军高级将领开会。打了半个多月了，将士们需要点儿东西调剂，再鼓鼓劲儿。果然，众将军看完植田谦吉的通牒后，一个个气往上鼓，对日本的狂妄痛骂不止，杀敌的激情重又燃烧起来。
最后，蔡廷锴起身说道：“我已经准备好了给植田谦吉的答复。各前线部队备足炮弹，听命令集中炮火猛轰小鬼子的阵地。我想这够劲的了。”
隆隆的炮声震动了植田谦吉，也激起了他急于显显身手的欲望，他已经很久没有上战场了，他喜欢那硝烟的刺鼻味，喜欢那惊心动魄的隆隆声。他亮出了他第二个杀手锏：中央突破。此刻，由他调度的日军已达二三万人，接近19路军官兵总数，但他的装备却是中国军队无法相比的。他打算把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顽强的19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同时，以有力之一部向北席卷，击溃新近增援至沪的第5军。
植田谦吉毕竟是陆军出身，熟悉陆战，作战计划通观全局，颇有大手笔的味道，不但他的两个海军前任无法企及，就是再派别的将领也不会超过他这个作战计划。但他的计划面对两支强劲的中国守军，能变成理想的作战方案吗？
自20日开始，庙行、江湾承受了雨点般的炸弹、炮弹，承受了遍地日军一次次不停顿地攻击。第一线部队阵地，已成了尸块血肉与泥土弹片混合而成的焦土。幸运的是，这次出现在战场上的两支中国军队，一支是素以爱国著称、纪律严明的第19路军，一支是爱国将领张治中统帅的中央军第5军。高级将领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爱国心，使这两支部队合作无间，保证了整个行动的协调一致。第19路军阵地被突破，张治中硬从火线上抽出部队为19路军解围；第5军庙行反击日军，第19路军在侧翼死死拖住日军，把胜利之功让给了第5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杂牌军与中央军精诚合作，以劣势之师屡挫敌锋，激战一月有余，在整个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一仗是国民党军抗战的经典杰作之一，也是在国际上扭转中国军人形象的关键一仗。“一·二八”之后，西方民众都知道了背着斗笠、一身灰军装的19路军，他们成了中国优秀军人的化身。而熟悉内情的西方军界，在赞叹19路军顽强、有韧性、纪律严明的同时，更注意到了国民党精锐第5军几次果断反击和沉着的防御。西方军界强调的是进攻，因而第5军的反击看来更对他们胃口。
1月22日，庙行镇战斗波澜起伏，“一·二八”淞沪抗战达到高潮。上午9时左右，第5军88师527团部分阵地被敌突破，该团第3营守军从营长陈振新直至炊事兵，几乎全部倒在了阵地上。亲自督战的植田中将集中兵力猛攻一点的战术终于结出了果实，植田见状，调集主力猛扑突破，急欲向两翼扩张。
庙行方向中国守军一时面临险境。
第5军军长张治中见状反而沉静下来。参战前，他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他对学员们讲得最多的就是反击、进攻，他是反对军队到处设防的那种将领。但投入沪战后，各线防御的强大压力使他竟一时忽略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战术。日军的突破，这时反倒提醒了他。
“不能总是让植田谦吉那么舒服，想打哪儿就打哪儿，不得已时，哪怕丢失部分阵地也要想法打到日本人身后去。”想着，他觉得眼前豁然一亮。他走出指挥部，带上当预备队用的教导总队剩下的两个营，直奔俞济时将军的88师指挥部而去。
在88师指挥部，张治中向第5军全军下达了命令，并迅速通报了友邻第19路军。
87师257旅孙元良旅长率所部向庙行镇增援；蕴藻浜北岸的261旅宋希濂旅长率该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88师师长俞济时率全师从正面向敌反攻。
更令张治中惊喜的是，第19路军也为反击尽了自己的全力。第6师副师长张炎率全军仅剩的两个团，由竹园墩向敌侧背出击。
突然的反击大出植田意外，慌乱中忙命前线部队回缩，但为时已晚。中国守军三面夹击，敌溃退之时一部被截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残敌拼死顽抗拒不投降。血战至晚20时，枪炮声才渐渐平息下来，植田谦吉眼看着自己手下的这1000余人被中国军队吃掉。
张治中临危决断，毅然于庙行反击，痛歼日军，一时引起国内外轰动。26日，蒋介石于南京统帅部向张治中发来贺电：“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日军声誉则一落千丈。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
张治中手握电报，亦喜亦悲。悲的是，第5军忠勇官兵为痛歼劲敌也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代价，其中长官就达八九十人，士兵1000余人。更令他伤悲的是，88师262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双双阵亡。但望着战场上遍地的日军尸体，他也感到这些袍泽的血没有白流，他为这些可敬可爱的人而自豪。
日后，张治中在所著《淞沪抗日作战所得之经验与教训》一书上端端正正地写道：“以我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斯书殆亦不啻滴滴鲜血所写成。”
而第19路军官兵的伤亡与第5军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军人的鲜血是炽热的，奔涌的黄浦江感到了融入自己怀抱的这股股暖流。
2月28日，植田谦吉中将的全面攻势最终破产了。植田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是他碰到了出乎整个日军意料的顽强抵抗。在他失败的最后一刻，东京再次临阵易帅，将几年前曾担任过日本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大将派到了上海。
东京几十年没吃过败仗了，他们更难以容忍无敌的“皇军”在上海、在世界的眼皮底下战败。白川义则大将赴沪的同时，又一个紧急动员的日本师团和200架战机飞临淞沪战场。这样，进攻上海的日军已达六七万之众，人数已略超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总和。但中国守军苦战月余，人员伤亡巨大，疲惫交加，弹药匮乏，与援兵不断的日军相比，显然处于较大的劣势。
2月29日，白川义则调整部署后，集中兵力向闸北八字桥、天通庵发动猛攻。战斗惨烈至极，19路军在后继无望的情况下，每投入一个疲弱不堪的营、连，几乎都要全部消耗在阵地上。当日，双方形成拉锯战，阵地数得数失，守军予敌重创，并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一名。
但面临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新攻势，第19路军手中已无一兵一卒的机动力量，处境艰难。
第19路军指挥部，军长蔡廷锴中将眼窝深陷，表情沉重，不停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总指挥蒋光鼐上将也是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坐着。自开战来，一个月过去了，19路军数次致电军委会，请领弹药，请求援兵，甚至连军饷也在催请。自1931年10月起，第19路军已5个月没领到一分钱的薪饷了，眼下全军官兵鏖战沪上，没人提薪饷的事，甚至有人殉国在战场上，中央却拖欠着他们那少得可怜的津贴。弟兄们不提，做长官的却于心不忍。
但所有的请示报告都如同泥牛入海，杳无回音。实在地说，蔡廷锴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有所预料的，也知道南京有不少人在背后骂他的娘。
早在大战爆发前的1月24日，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杜月笙和史量才来到了法租界金菊村蔡公馆，客气地邀请蔡将军到杜月笙的宅邸，说张静江有要事要面晤蔡廷锴。蔡廷锴知道张静江与溪口那位大人物的特殊关系，知道蒋介石又要隔山绕水地出面了，他也正好想摸摸底，便欣然赴约。
丰盛的午餐过后，众人在客厅刚落座，张静江开门见山地说：“第19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顾全大局，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自当告知蒋总司令。”
蔡廷锴听着听着，脸上挂不住了，当下也没多考虑，正色道：“上海是我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碰了个钉子，一时窘得满脸通红。最后，会面不欢而散。几日后，当淞沪战火燃起后，19路军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蒋介石是下野之人却也通电响应抗战。蔡廷锴笑着对蒋光鼐说：“老蒋口是心非，又耍他那一套把戏了。不管怎么说，上海战事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
一月血战，19路军所需军火、援兵始终没再来过，印证了蔡廷锴的判断。今日眼见手下部队的使用已达到极限，蔡廷锴不得已中只能采取下策。
“总指挥，正面防线已无兵可调了。欲继续支撑，唯浏河方向尚有两团兵力可调。”蔡廷锴盯着蒋光鼐，极不情愿地建议道。
“那浏河防务怎么办？日军登陆浏河，直抄我军后背，将使全线防御动摇。”蒋光鼐摇摇头，反问道。战争爆发后，蒋光鼐大权下放，基本上都是由前线总指挥蔡廷锴行权决策。但今日调浏河防兵事关全局，他不能不提出自己的疑虑。
“浏河部队是不宜调，可不调，正面被敌人冲垮了仗还怎么打？既然到今日都不见中央援军，料他们也不会来了。上海民众虽热心支持，但市人何以能战？”
“嗯。看来只能如此了。但不管怎样，还需向军政部再发一电，告之浏河防御已空虚，如若中央再按兵不动，那上海的未来应由他们负责。”蒋光鼐心里咒骂着，看来是不愿替那些南京政客背战败之罪。
3月1日，白川义则再次发起攻击。设防浏河的最后一个团也被调到正面防线，浏河只剩下一点儿象征性的正规军和苏北大刀队200多人警戒，19路军向中央请调两个师的电报发出后又如过去一样毫无音信。
19路军苦战一个多月，已成强弩之末。
钱门塘第5军军部，张治中将军也有些感到吃力了。
2月下旬，在部队连续挫败日军攻势后，第5军也遭受到惨重的伤亡损失。本来这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仗，日军有海、空军助战，实施的是陆、海、空联合立体进攻。其火力之凶猛，87、88师两个杀遍中国各地的中央军部队也从未见过。而中国军却仅凭血肉之躯和火一般的抗战热情，这虽能挫敌锋芒，却无法减少部队的伤亡。面对部队兵员锐减，他电请军政部，甚至给蒋介石亲自拍去电报，请南京速调附近部队增援上海。
但一连数日，中央对援兵事只字未提。起初他不理解，张治中赴沪上作战，蒋介石答应得可是极爽快的。
那还是蒋介石由洛阳到达南京时的事儿。当时，张治中身为中央军校教育长，到机场接校长自然是分内的事儿。见蒋介石走出机舱，张治中急步迎上前，脱下自己的大衣披在他肩上，关切地问：“委座，近日来身体可好？”
“还好。文白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军校的事多劳你了。近来南京怎样？”
“上海吃紧，战火愈急，南京人心不定，流言不少。”张治中谨慎地说道。
“嗯，都说了些什么？说说，说说看。”
“第19路军单独支撑沪战，终难持久，此尽人皆知之理。因而有传言：本党中央和军政部是要看着第19路军被打光，是要借日本人之手排斥异己。”
“娘希匹。无端生此谣言者，意在中伤我党国。至中正个人，磊落坦荡，有数日前之通电为证。与诸将赴国难、共生死亦中正所愿，勿容他人非议。”蒋介石气愤中忙不迭地表白心迹，但脸色阴沉得厉害。
张治中在一旁看得明白，心中暗忖：“下野之人，以个人名义通电表示抗日决心，换了别人也许是有心抗战，但话从善于见风使舵的老蒋嘴里出来，也许就不是那回事。”但这些话他未便明说。事实上，他倒是有心率中央军支援上海作战，这倒不是他贪恋指挥实权，而是感到国家养兵多年，危难之际不建寸功实在心里难安。
想着，他抓住机会进言道：“委座，以职之意，为堵塞流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见蒋介石没有反对的意思，他毛遂自荐道：“如果现在没有别人可以去，我愿意前往！”
蒋介石转过身，盯了张治中一眼，态度极爽快：“文白，好，好啊。”
这一瞬间，蒋介石出乎意料的痛快竟使张治中觉得自己也许错看了蒋介石。
没几日，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88师被紧急征调南京，组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兼87师师长，准备赴沪参战。
2月4日上午，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将第5军军长的大委任状交给张治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文白啊，委座将这两个精锐师都交给你了，你可要珍惜它哟。”
“部长放心，治中明白使命。”张治中接过委任状，像是没明白何应钦的意思。
“第5军到沪以后，归蒋光鼐指挥。部队6日出发前往淞沪。”何应钦最后交代道。
面对救援电报，何应钦不可能不知道上海的战场形势，但军政部不但不再给淞沪战场增加一兵一弹，反在南京四处放风诋毁第19路军，斥责其擅自还击日军，拒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致使沪局无法收拾。面对第19路军的一份份求援电，军政部甚至向各地军队通令道：“第19军有3个师16个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淞沪战场又出现了一幕奇怪的景象。一方面，日军援兵渡过日本海，源源不断地投入沪战，而距上海近在咫尺的中国军队，如无锡、苏州的上官云湘一个师、驻浙江的戴岳一个旅及在杭州、赣东的中央军嫡系数十个师却按兵不动，像是在看外国人打仗似的。第5军军长张治中见状痛心疾首，第19路军蒋、蔡两将军更是咬牙切齿，痛骂南京误国。
第19路军始终没有等到援兵。
浏河的空虚终于被日本人发现，无法打开局面的白川义则大喜过望，他当即给正在渡海的援兵下达命令，直接抢渡浏河，包抄中国军侧翼。
3月1日，大批登陆日军突破浏河防线，直接威胁中国守军后路。3月1日夜，第19路军、第5军忍痛放弃坚守了一个多月而没被日军突破的第一道防线。
3月2日，蒋光鼐、蔡廷锴基于一腔抗日热忱和对南京军政当局的痛愤，通电全国各界：“……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已后援不继。自2月11日，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中日两军停战。南京方面自然早就盼着能停火歇兵，东京鉴于上海一月之苦战，也不愿再碰顽强的19路军和第5军。双方遂各据现地，转入防御警戒。
上海战火在燃烧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渐渐收住势头，熄灭下去。但大上海，已是满目疮痍。
结局虽然沉重，但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参战将领觉得上海一战不虚此生。全军官兵用爱国热血向世人昭示，中国人决不甘于受亡国之辱，他们有能力与现代化日军争锋较量。世界也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勇敢无畏和献身精神。美国博物馆出于对第19路军的敬意，特将一顶官兵们随身背带的斗笠收藏于馆中。
但真正让中国将士感动而欣慰的，是海内外中国人对这些敢于抗战的勇士的崇敬和支持。1月30日上午，沪战正激烈时，“国母”宋庆龄及何香凝女士冒着战火前往真如慰问官兵。眼见19路军负伤官兵置身冬日的街头，两位女士焦急、心疼。她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方呼吁，并亲自组织，一天工夫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女士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数月得不到军政部军需品的19路军官兵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弄清缘由，她没多说话，回沪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上海的姐妹父老立刻动了起来，仅仅5天，3万多套崭新的棉衣棉裤便送到了前线官兵手中。在这方面，上海民众远比官僚的军政部效率高，这让蒋、蔡二将军感动不已。
2月5日，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来到真如第19路军指挥部，把随行的200多名童子军交19路军指挥。他们在19路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19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数人在前线牺牲。
最令19路军感动也最令19路军愤慨的，是海内外爱国人士捐赠款项一事。各界人士感激19路军为国家争国格而奋起抗战，为奖励有功官兵，抚恤阵亡烈士，购买军需物品，前后捐赠款项达700余万元。这几百万元原本只能表示国人对英雄的一片心意，想不到，军政部却惦念上这笔款项了。
当时，第19路军已有8个月没从军政部领到军饷了。当他们在发饷日子向军政部请领欠饷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手里不是很有钱吗？念你们是抗日英雄，准你们从捐款中支出600万作过去所欠军饷，余数上缴。”
以社会捐款充军饷，这大概在哪国军队中也闻所未闻。但身知自己处境的19路军用钱太急，总不能让官兵们半年里得不到一个大子儿，他们中许多人是要养活战乱中的家小的。蒋光鼐、蔡廷锴琢磨再三，最后只能让军政部“宰”这一刀。但百余万余款他们决不相让，坚持用作伤残官兵和阵亡将士生活、抚恤之用。大概军政部的人也觉得与那些血洒疆场的亡灵争这笔钱心中有愧，只能答应了19路军的要求。
蒋、蔡二将军保住了这笔浸透着鲜血和爱心的捐款，但他们心里却在流血。战场上，他们是硬汉子，他们没有眼泪，有的只是威武和仇恨。但退到后方，他们却时常想落泪，尤其是想起昔日朝夕相处而今却不知魂系何方的弟兄，想起那些身为官兵父母官的统帅。
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但世事不公却让他们寒透了心，有时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
1932年5月5日，在英国公使兰普逊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不再前进；日本军队撤退至战前原驻地。
《淞沪停战协定》及其附件条约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
上海，世界闻名的东方名城，却随着条约签署，实际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1932年5月6日，蒋介石以19路军“违令”抗日为由，下令一个师调江西，一个师调武汉，一个师调安徽，19路军总部暂留南京。显然，蒋介石欲肢解这支在上海建立了殊勋的部队。由于蒋光鼐、蔡廷锴的坚决抵制和全国人民对自己心目中英雄的声援，蒋介石吃掉19路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又过数日，蒋介石下令，19路军全军即刻调赴闽南，参加“剿共”……
5月28日，苏州体育场。即将开拔的19路军官兵、原第5军部分官兵及全国各界人士共4万多人，在悲壮的气氛中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烈士追悼会。会场人山人海，花圈如林，却静得只能听到人们轻轻的抽泣声。
大会开了整整6个小时，但走出体育场的人们仍是一步一回头。
淞沪抗战结束后，为减轻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显示出对抗战的热心，蒋介石授意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先总理陵园附近的灵谷寺前，在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28位阵亡于淞沪抗战中烈士的遗骸。其中，19路军70具，第5军和宪兵团58具。128位烈士忠骸将时刻提醒每个中国人，记住“一·二八”这值得纪念的一天。
黑土地上的民族魂
1932年4月20日，以英国爵士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到达了沈阳，开始对“九一八”事变及日军在中国东北的现状进行调查。该调查团结束调查后将向国联提交调查报告，这对东北未来的国际公断影响极大，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东京外务省和日本关东军都对调查团一行格外关注，东京方面为此派出数人陪调查团作全程旅行。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此刻显得有些坐卧不宁。在这之前，东京已传出消息，军部有意调本庄繁返回东京，据说天皇背后也插手此事。本庄繁不知东京河水深浅，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何种结局。在东京事情没着落前，他很怕这次国联的调查出点儿纰漏，捅出些娄子来，那对日本、对关东军、对他自己都太不利了。
对“满洲国”，本庄繁已感到厌倦了。“九一八”事变，他尝到了征服的快感，也着实风光过一阵子。但半年过去了，他开始为当初的征服、风光偿还代价。自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后，“满洲国”各地一度曾摇摆不定的众多东北军像是突然醒来，争相成立各种义勇军、救国军，四处出击分散的日军。更令本庄担心的是，东北的中国老百姓不但掩护这些流动不定的抗日军，甚至大批加入到这些部队中去。一系列现象使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苗头，再这样下去，这一股股抗日势力将会蔓延为一场漫天大火，必须尽早扑灭。拿定主意，他指示作战课，暂缓对热河、察绥方面的行动计划，先设法“剿灭”中国东北的抗日势头。
但几个月了，成效甚微。4月1日，江桥抗战的中国英雄马占山逃脱日军的控制，再举抗日大旗。4月18日，马占山、丁超等联合吉、黑两省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日军，并于28日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关东军进击海伦的通道。
与此同时，沈阳四周的义勇军甚至农民也开始大规模袭击日军。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弄得本庄繁手忙脚乱。为度过眼前的危机，本庄繁指示各部：凡国联调查团将去之地，提前进剿，严加戒备，同时禁止任何中国人接近调查团。
就在本庄繁竭力布置和平假象的同时，一封电文传到了国联调查团。发出此电的是就任“满洲国”黑省省长兼警备司令仅月余的马占山。江桥抗战后，孤立无援的马占山眼见山穷水尽，为保住尚存的数千抗日力量，虚意接受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劝告，降日受职。上任仅一个月的马占山此刻突然反水，并向国联揭露日本成立“满洲国”的阴谋，无疑在国联调查团中引起轰动。
马占山总是给日本人制造麻烦。他的这一招又给了本庄繁司令一记重拳。
但真正对义勇军印象深刻的，还是国联调查团中唯一的中国代表顾维钧。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资深官员，赴国联前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起初，他也曾认为义勇军不过是些山贼草寇。但随国联调查团到北平后，从张学良那里扭转了一些印象。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吃了大亏，此时想方设法暗地里支持义勇军。他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接济义勇军枪炮弹药、军费粮饷，甚至在北平还成立了后援会等若干支前组织。这引起了顾维钧的好奇和关注。
来到东北后，顾维钧这才发现义勇军在东北妇孺皆知，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一名旅馆侍役偷偷地流着泪对他说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做亡国奴。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要去参加义勇军。”
“你相信义勇军能赶走日本人吗？”顾维钧严肃地问道。
“不知道，但日本人很怕他们。跟着他们死，也比在这儿受气强。”
顾维钧无话可说，只觉得心情沉重。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遇到机会，他就会向代表团各国代表揭露刺刀上架起的“满洲国”。身为外交官员，他虽然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但旅馆那位青年的话，又时常让他产生出一丝困惑和疑问。
6月5日，国联调查团一行结束了东北之行，返回北平。他们走了，但黑土地上的枪声并未平息。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迎来了他们的高潮。
东北大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多年来一直以匪患闻名全国，到处闹“胡子”。不仅仅是地方穷，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崇山峻岭、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都是“胡子”繁衍的好地方。“胡子”闹得凶，舍家弃业投奔山林也成了不少人没活路时的自然选择。
但日本人的到来，远甚于以往的任何一次灾荒。当亡国奴、受小鬼子欺侮，粗犷、豪放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马占山江桥屡挫敌寇，一战成名，不但令东北父老振奋，更引得各地的东北军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警察，甚至山林里的“胡子”，也纷纷拉起队伍，四面向日本人出击。一些一度受日军声威震慑而降日的伪军又开始大批大批地反水，重将枪口对准了日本人。仅有两万多人马的关东军终于陷入四面受攻而应接不暇的窘境。
4月21日，东北军的叛将、原东边道镇守使兼辽宁省防第1旅旅长于芷山部下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唐本人被推举为总司令。当天，唐部举行誓师大会，通电讨日，参加者迅速增至万余人。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在日后的战争中多次予日军以重创。
5月3日，东北通化大刀队与日军激战方正台子，用大刀砍死日军40多人。
5月23日，马占山部与日军在呼兰城郊展开激战。有勇有谋的马占山再次大败日军，并一口气追出上百里，直到松花江北岸傅家甸才收马回营。
与此同时，丁超、李杜的吉林省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和黄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在辽、吉、黑3省大力发展组织，扩充抗日实力。
投身抗日队伍，在当时的白山黑水间似乎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就连“九一八”事变前正在拉杆（组织匪帮）或关在大牢里的胡匪头们，也都为东北父老的这股抗日热情感化，拉起队伍下了山，投入了抗日义勇军的阵营。其中，掌舵的大多是声震关内外的积年惯匪，如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的项青山、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东北的匪盗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整齐地下山，投身到同一支队伍里，就是地方当局多少次优禄招降也难见这种局面。
这些土匪也算是良心未泯，终于在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家园遭难时，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样尽了一份自己的力。
东北各地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搅得关东军应接不暇。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手忙脚乱，屡向东京军部告急，请求援兵。
东京被震动了。6月3日，陆军省向外界公布：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在东北战场死伤计4163人，约合关东军发动事变时总兵力的一半。实际上，陆军省不但与海军省失和，与内阁也并非完全一气，报战果总是夸大其词，报损失总是七折八扣，这在当时的东京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即便以这个数字与“九一八”时沈阳仅死2人、伤10余人的伤亡代价比较，东北抗日义勇军给日本关东军造成的损失也是太大太大了。
1932年夏，本庄繁率关东军全力“征剿”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时，义勇军抗日力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时30万之众的抗日义勇军，足迹遍及白山黑水的各个角落。本庄繁为招降各路义勇军，准备了数百份“满洲国”高官的委任状。但令他意外的是，每次的招降活动都会迎来一通臭骂和一场攻击。涣散的旧军官们好像摇身一变，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分子。他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变得如此快，变化如此大。
8月8日，东京大令传到东北。日本陆军铁腕人物武藤信义大将奉调关东军司令，同时兼任关东地方长官、驻满全权大使，集三权于一身，本庄繁奉旨回国。
武藤信义大将果然显示了铁腕人物的强硬，他又为关东军带来两个新锐师团。对义勇军，他基本放弃了招降策略，准备用飞机、大炮镇压东北的抵抗力量。
武藤信义把攻击矛头首先指向了曾与关东军拼得最凶的马占山部。齐克路上，日军两个师团的重兵对马占山千余残兵穷追不舍。兴安岭深山中，日军重兵包围了马占山部。激战过后，马部伤亡惨重，马占山身边只剩下5人，陷入绝境。多年后，马占山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只剩11粒子弹，加其余5人，子弹也不足100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8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的，一步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走近便一枪一个，将8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突出重围并不等于脱离魔爪，日军仍在四处搜捕。携带边防印信的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中牺牲殉国。韩参议人又瘦又小，50来岁，鼻下留着胡须，酷似马占山。面对血肉模糊的头颅，日军也吃不准是否击毙了马占山。但搜尸时恰好搜出了马占山的印章和关防印信，引来日军一片欢呼。东京也很快得知了马占山被击毙的消息。近一年来，这个马小个子可让日军吃够了苦头，今天新账老账一笔勾销，无论关东军还是东京军部，都感到满意。
打垮了马占山，日军又把主力转向辽东，追击丁超、李杜残部，攻击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这时，日军的兽性开始显露出来。9月14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夜经抚顺郊外平顶山矿区，打死日军3人。次日，日军出动一个大队至平顶山村，将全村3000余人赶入平顶山西南山沟，10余挺机枪一阵狂扫，后又用煤油焚尸。只有一个5岁的女孩儿方素荣躲在草垛中幸免于难，并一直活了下来。战后，她作为活证人，多次在各种正式场合指控日军的暴行。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和残酷本性，早在6年前的东北已提前上演。
在“追剿”各路抗日义勇军的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仍不断被调入东北。而此时的东北义勇军却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援。张学良坐镇北平，虽有心相助，却远水难解近渴，辗转数地才能送到义勇军手中的枪弹也少得可怜。渐渐地，义勇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10月，日军击垮马占山，驱赶冯占海退入热河，“剿灭”李、丁、王部后，开始对最后一支义勇军、部署在满哈线上的苏炳文部动手了。武藤信义对军事作战极其慎重，义勇军虽已所剩无几，但对苏炳文这最后一支一万二三千人的抗日力量，他丝毫没有大意。他电示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少佐，命其速报苏炳文及其所部情况。几天后，林义秀少佐便发来报告，情况甚详：
苏炳文年40岁，辽宁新民县人，保定陆军学校第1期步兵科毕业生，曾在北京袁世凯建立的模范团中服兵役及任尉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共同出兵远东。1918年，他任中国陆军第9师营长，被编入驻海参崴支队；1927年，他任东北边防军步兵第17师师长，1928年调任黑龙江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任国防筹备处处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务。1930年出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东北陆军步兵第15旅旅长等职务，为张学良嫡系。他于1929年曾到齐齐哈尔访晤会谈，言语行动表现傲慢。对于驻在地日本领事和馆员以及满铁公所职员等均淡然视之。1930年，他到海拉尔任职后，常与苏联驻海拉尔、满洲里两领事馆往来，而日本领事馆邀请他赴宴，他多谢绝。1931年“九一八”后，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他将驻满洲里的步兵团、骑兵旅开到嫩江桥助马作战，抵抗皇军。1932年4月，马占山由齐齐哈尔逃走，我部屡次派人约他进省城（齐齐哈尔）会晤，并拟调升高职，他概不接受。根据谍报，他现正召集流亡，扩充兵力，准备反满抗日的工具。他系正式军人出身，抱有爱国思想，亦有相当威望，非土匪出身者可比，不可轻视。加以接近苏联，难免不无异谋。倘不能使其就范，应以武力消灭之，免为燎原之火，以完成早日统一东三省之目的。
武藤信义大将阅毕电文，意识到面前的对手是个将才，又起了招降之心。自来到东北后，武藤信义发现“满洲国”虽已扶植起来，但军事将才却是奇缺。马占山有勇有谋，可至死不从，而张海鹏一类的庸才老迈昏聩，难以指望。苏炳文现在孤军一支，施以高压、权贵，或许他能为“满洲国”效劳。
为显示诚意，他派出了自己的参谋长小矶国昭将军前往劝降。谁知苏炳文回答得十分干脆：“与小矶没见面之必要。要见，战场上见。”
小矶国昭连苏炳文面也没见着，便悻悻地返回沈阳。
听罢小矶国昭的报告，武藤信义大将无奈地摇了摇头，下达了进攻令。
11月中旬，日军以第10师团及所部骑兵旅团的优势兵力，冒着大雪向嫩江河畔的苏炳文部全线展开攻击。此时江河封冻，地面坚硬，日军铁甲车、坦克车横冲直撞，给苏部守军带来极大威胁。
战斗进行得极其残酷而血腥。义勇军装备太差了，1万余人中有枪者仅半数，几乎没什么重火器，一队队爆破队员抱着炸药冲向敌坦克，却很少成功，很少能回来。两天中，皑皑落雪红了变白，白了浸红。
战至28日，苏炳文所部仅剩学兵连、卫队营和步兵9团残兵不足2000人，已实在无力支撑，不得已忍痛退守海拉尔。
12月4日，苏炳文通电全国，称弹尽粮绝，但未辱国格，请国人谅解，随后率部退入苏联。
在此先后，马占山改名方秀然，与李杜、王德林、邢占清、孔宪荣等一批义勇军抗日将领也都退入苏联。日后，这些抗日英雄辗转各地，回到关内，几乎都投入了全面抗日的战场。
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失败了。但国家危急关头，这些抗日英雄拒绝日军高官厚禄诱降，全凭一腔热血而自发走向战场，实为中华民族之光荣。他们的壮举，不但使关东军图谋热河、华北迟滞达一年之久，而且用鲜血为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坚持东北抗战提供了经验教训。
他们失败了，但问心无愧。面对30万自发而起的军队，南京军政部却连一名像样的指挥官也没派，更别说军械粮饷、增援部队。实际上，直到1933年日本关东军大举进兵热河时，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东北义勇军十多万亡灵所换来的战略价值。
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国争得了一年的时间，他们虽败犹荣。
1932年5月15日傍晚，劳碌了一天的东京人又像往常一样，涌上了熙来攘往的大街，急急忙忙地向家中赶去。日本三弦琴悠悠的乐声四处飘荡，使东京沉浸在一种说不清是哀婉还是静谧的日式氛围中。这时是东京人一天中心情宽松、惬意的一刻。一天劳作下来，人人都有一种解脱重负的轻松感，有一种奔向舒适、安逸家中的急迫感。整座东京陷入了人潮涌动的高峰之中。
春日如火的夕阳洒向了整座城市，染红了大街小巷，染红了一幢幢日式建筑的屋顶。富丽堂皇的日本首相官邸沐浴在春日美丽的晚霞中，四周的花卉绿草五彩缤纷，生机盎然，整个官邸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但这仅仅是短暂的一刻。
落日将尽，官邸便从宁静中被惊醒。嘈杂的喧闹声、怒骂声，令人心惊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把整个官邸搅了个天翻地覆。一阵乱枪过后，日本首相犬养毅大睁着恐怖的双眼倒在血泊中，硝烟弥漫在整个官邸建筑内……
同日，日本内大臣官邸、第一大政党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首都警察厅、变电站等地同时受到袭击，整个东京一时陷入混乱。
东京震惊了，日本全国一片紧张，飞越大洋的电波也使全世界为之愕然。
这场由日本法西斯“血盟团”策划的“五一五”事件很快被弹压下去，事件的策划和指挥者，海军中尉古贺志清等数十人成了“血盟团”的牺牲品。
日本人总是弄出些令世人难以理解的怪事。堂堂的一国首相，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而且是被刺于首相官邸，这使日本国内大为震惊。事实上，不祥的凶兆此前已出现在首相犬养毅的面前。3个月前的2月9日，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便死在“血盟团”头子井上日召手中；3月5日，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团琢磨也倒在井上日召的枪口之下。这些本应引起犬养毅的注意，然而他忽视了这股暴徒，忽视了正在日渐壮大的这股法西斯势力，最后终于没能逃过这场恐怖劫难。这也许是命中注定，20世纪后入主首相官邸的文官，大都以命赴黄泉来最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军人背景的人却很少如此。
尽管犬养毅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外扩军政策上，比前任首相若礼次郎要激进得多，但从根本上说仍未超出协调主义者的框框。由于对国际关系顾虑重重，在日本是否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犬养毅显得颇多踌躇。当贫穷、饥饿的狂潮席卷日本列岛时，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街市的泼皮无赖，生活日渐下降的市民及贪欲似海的财阀、商贾富绅，在军国主义狂徒的煽动下，将万把利剑一齐指向了他。他的内阁及一些政党、财阀暗中也成了他的反对者。可悲的是，以恐怖活动来改造日本国体的逆流甚嚣尘上时，犬养毅甚至无视这股恐怖力量的壮大，结果自食其果。
事件平息后，日本首相的推荐人西园寺公望前思后想，不禁黯然神伤。几年来，他已数次在多事的日本政坛上充当这个角色了，可经他手扶上去的人，不是最后被轰下台，就是死于暴力之中，这使他忧虑重重，伤感万端。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文人内阁结局总是这么不幸。只要一闭上眼，“五一五”暴乱分子的威胁、警告便似赶不散的幽灵，萦绕在耳边：“对共产俄国东进的抗争是必然的，因此，必须迅速建成‘满洲国’”，“满洲新‘国家’乃日本之生命线，应当使之发展，但在目前国内形势下，则绝不可能。”“这须建立摆脱政党、财阀之腐败的纯正而强有力的政府。”
想到几次组阁的失败，想到日本国民的狂热，一直对日本内外政策颇感困惑的西园寺公望，倒像是从暴乱分子的叫嚣中悟出些什么。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对时局、对人的判断。也许是人老了，要不为什么总是出现差错。经过反复考虑，商议权衡，他决定走一步他几十年来都未敢走出的险着，奏请天皇恩准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朝鲜总督的海军大将斋藤实充任下届内阁首相。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日本几十年来第一次打破常规惯例，避开政党组阁。他希望斋藤内阁能起个过渡的作用，日后看时机再恢复政党统治。但被日本国民视为仅次于天皇的神一般的偶像西园寺公望哪里会料到，他的这一险着，加速了日本政党内阁的崩溃，使协调外交彻底垮台。斋藤内阁倒确实起了过渡的作用，但却把日本内阁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日本在一步步向战争的泥淖滑去。
一直观望的日本军部眼见下去了小鬼，上来个阎王，止不住心花怒放，恶胆陡增。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一个更为险恶的野心像按在水中的浮球，撤回手后，便不可遏制地蹿了出来。
8月，东京发出的一道军令使日本军界沸腾不已，却令中国惊恐不安。在日本军界深孚众望的武藤信义大将继任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关东厅长官、驻满全权大使，实现了日本军界少有的军、政、外交“三位一体”。此外，少壮派军官、“九一八”事变激进分子小矶国昭中将接替三宅光治少将，为关东军参谋长，并加派以果敢专横著称的东条英机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实力骤然加强，一时名声大噪。
梦系“满洲国”的东京军方当然不会忘了“九一八”事变的两功臣，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命令传到中国东北的同时，板垣便扛上了闪着金光的少将肩章，并匆忙投入了赴华北就任特务机关长的准备。石原也由陆军中佐晋升为陆军大佐，并调回国内参谋本部以待重用。两个充满帝国梦想的战争赌徒终于在自己事业的前期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14年后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板垣做梦也没想到，他会为那曾是过眼烟云般的辉煌付出生命的代价。
血祭雄关，626团伤亡惨重
1933年元旦，严寒笼罩着关外，地上满是残雪，空中朔风呜咽。地处东北、华北交接处的锁钥通道山海关，天低云暗，凄清落寞。路人行色匆匆，神情惶惑，一种无法看见却又分明存在着的紧张气氛凝固在这座600年古城的上空。只有间或零星响起的爆竹声提醒着每一个人，1933年新年已经到了。
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的最东端，东临渤海，两面环山，素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农民英雄李自成骁勇一世，最终决战兵败山海关，结束了他曾横扫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壮举。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最后败给“胡子”张作霖，导致了直系的消亡，也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多少为战争殉道的人弃尸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又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这里把酒朗笑，豪气冲天。它确是一座险关、要隘。
然而山河破碎的旧中国，竟无法保护自己神圣的土地。19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个原本应该极隐秘的军事重地，却因腐败清廷签订的《辛丑条约》，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军事要塞”。根据条约规定，当时11国有权在山海关驻兵，但实际派兵驻扎的仅有英、美、日、法、意5国。其中日军有一个直属于天津驻屯军的守备队驻兵山海关，队长是陆军少佐洛合正次郎，一个深谙中国事务，在日本军界又颇有背景的“中国通”。洛合正次郎是日军中名声显赫的洛合大将之子，早年曾在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任战术教官，后又来到中国，任中国陆大教官，所以他不仅对中国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是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家中的座上宾。
当时驻守山海关一带的中国军队，是临永警备司令兼东北步兵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中将。自15个月前接防山海关以来，何柱国消瘦了许多。由于南京方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敌政策，只是一个笼统的“避免冲突”，所以山海关地带中国军队实际上处于一种不战不和、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而此时日军第2师团及张海鹏大量的伪军都云集锦州、绥中地区，虎视山海关。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何柱国焦虑、无奈。由于他也像东北军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对国联干涉日本一事深信不疑，这使他在与日本人交涉过程中采取了能拖就拖的消极策略。但他又深知自己是个军人，守土有责，尤其今天又拱卫着中国的第一道门户。如果让日军从他手下入关，那就不再是什么东北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生死问题。这使他决定拖不下去时，就与日本人一拼到底。为此，他早在1932年就曾制订出一个防御计划，并于10月间部署完毕。
12月8日，日本关东军铁甲军炮击山海关，公然向中国军队挑衅。由于当时日军天津驻屯军与关东军分属两个系统，步调并非完全一致，因而在中国方面的抗议下，两军内部矛盾重重，关东军没敢贸然扩大事态。但在解决此事件过程中，山海关守备队长洛合少佐进一步对何柱国施加压力，想诱使何独立自治，实际上是屈服于日本人当傀儡。
12月8日事发当天，洛合单独在密室里向何柱国透了底。由于洛合平日与何柱国交往颇多，所以今天摆出一副像是多日老朋友的姿态，说道：“何将军，现在日本决心已定，无论如何要保证‘满洲国’国境线的存在和‘满洲国’的安全。为此有两种方案：一个嘛，是由关东军直接采取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口；第二个是由你何将军出面缓冲，立即在滦东和热河地区成立独立自治区。何将军是老朋友了，所以不妨对你明说，帝国更希望第二种方案能够实现。”
洛合倒是没说假话，此刻日本知道日内瓦国联正在最后磋商李顿报告书结论，因此对直接出兵长城各口有所顾虑。如果能把何柱国拉过来，那么日军既能掌握进出华北的锁钥，又能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效。见何柱国默然无语，洛合又不失时机地抛出诱饵，说道：“只要何将军能这么做，帝国决不会亏待你。何将军，你不仅可以立即得到帝国提供的200万日元预付金，日后你部全部饷械均由帝国负责供给。”
见何柱国还是不开口，洛合有些急了，开口道：“今后的路还要你何将军选择。但我要奉告一句，如果这一方案行不通，那日本帝国就只能采取直接行动，那时就不再是长城各口的问题了，如有必要，即使进取天津也无所顾惜。”
临走时，深谙中国事务的洛合意味深长地对一再推说要仔细考虑的何柱国说道：“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将军是明白人，要为中日亲善出力，不要再坐失这最后良机了。”
这使何柱国连续几日陷入苦苦思索中。他倒不是为洛合的利诱所动，而是在思索眼下这种与日本人暂时相安的局势究竟还能拖多久。过去的一年多里，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抵抗指示，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他根本无主动权，甚至只能说是招架，他也只能抱住那空中楼阁似的幻想，在日本人、南京政府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着，等待着。但究竟在等什么，他也是一片茫然。眼下，日本人图穷匕见，使他感到自己可游刃的余地已几乎没有了，那么他所能接受的路只有一条：抵抗。
12月中下旬，何柱国匆忙南下北平，向张学良最后陈请策略。
半个月后，何柱国又秘密地坐在了由北平返回山海关的专列上。这次北平之行，使他轻松了不少，张学良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苦挨了一年之后，早已反省到自己的失误。如今日本人又来拆他的台，他那颗一直在滴血的心再次震颤起来。他终于下定决心与日本人决死一拼。他除了命东北军一部防守热河外，又下令第32、第29军紧急开赴长城各口隘，准备抵抗日本人进攻。鉴于山海关形势日紧，他专门拨出一个火车头，命何柱国速返回山海关，协调指挥山海关防务。眼见主帅下了抵抗令，想到一年多来忍气吞声、两头受气的艰难即将结束，何柱国非但没有大战将临的紧迫感，反而觉得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不禁轻吟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啊。”
列车过了天津，又进入了残雪覆盖的郊野，大地一片空旷，有一种协调、宁静的美感。望着窗外，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冲动，希望有一天脱去戎装，隐居乡间，重新体味一下这种宁静无忧的生活。沉浸在无限遐思之中的何柱国浑然不知，此刻山海关已陷入一片惊天动地的枪炮声中。
1933年1月1日晚10点50分，由绥中出发的关东军约3000人及张海鹏的大量伪军，在8架战机、20余辆坦克、10余门野战炮的支援下，向山海关发起了进攻。东面海上，日军战舰两艘也以舰炮实施火力支援，一场陆、海、空立体进攻，压向山海关中国军队。
当时，驻山海关中国军队只有何柱国旅626团两个营兵力，其中第1营守南门，第3营守东门，其余少数随团长配置在西门为机动力量，整个守军人数不过1000余人。而日军装备占优，人数又多，一场恶战势在难免。然而626团守军一年多来饱受屈辱，想到自己身上背着的“不抵抗”恶名，想到今天有家难归，却是人人同仇敌忾。这些正值青壮年、有血性的东北汉子实在不愿再让中国人、再让家乡父老戳他们的脊梁骨。这让日本人吃了苦头。
自1日夜攻击发起后，在辽南从未失过手的日军第8师团主力首次受挫，近两昼夜不停顿地攻击始终未能奏效。日军被阻于山海关外，数百名官兵弃尸山海关城下。恼羞成怒的日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这“天下第一关”。
经过两天浴血拼杀，中国军队626团也伤亡惨重。由于最初的防御计划只是把山海关这个应该成为要塞但却无法成为要塞的关口作为警戒地区，所以指望增援是根本不可能的。唯一能支撑他们的，是几千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是一个军人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
“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
“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
“以最后一滴血，为个人争人格！”
阵地上时时有初级指挥官声嘶力竭地大喊：弟兄们，记住我们的口号。每次呐喊，总能使疲惫的士兵们激起一腔腾腾热血，驱赶着连日苦战的劳累和紧张。日军的伤亡在不断增加。
3日上午10时，随着密集的炮火轰鸣和飞机尖厉刺耳的俯冲轰炸声，日军再次发起了全面攻击。爆炸燃烧的大火浓烟，遮云蔽日，穿云裂石的枪炮声，使山海关这个本来不大的小城像是开了锅一般。南北城墙及附近商铺民房，炸毁尽净，守军在这猛烈的炮火中伤亡剧增，而一拨拨日军像蝗虫般涌向城垣，攀城炸墙，企图突入城内。团长石世安见情况危急，急率预备队投入反击，将占领南门及东门城角的日军赶出城外，战况再次稳定下来。
态势虽暂时恢复，但守军也是拼尽了最后一丝气力。2个营伤亡过半不说，手中预备队也已投入战场，再无兵力机动了。日军虽然再次失败，但似乎看到了中国守军此时已是强弩之末，遂略加调整，又向山海关发起了猛烈攻击。应该承认，这时的日军，武器装备先进，士兵训练有素，与这样一支军队交手，626团能死守2昼夜，杀伤敌数百名，虽败犹荣。
午后2时，敌军再次增兵，强攻南门和东南城角。东南城角虽然屡破屡堵，但随着一阵密集野炮和坦克炮的猛轰，一个巨大的口子被掀开来，日军坦克掩护步兵蜂拥而入，北门、东门也很快失陷，战火燃向了城里，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1营死战不退，与敌坦克、步兵殊死拼杀。日军坦克轰鸣着向顽强无畏的中国士兵冲去，殷红的鲜血四处飞溅，冰冷的钢制履带沾着中国士兵的血肉向前滚去，反坦克武器的匮乏和装备的落后使满腔民族热血的中国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是中国军队落后的代价，也是一个民族应该得到的血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就要付出比实际高出数倍、数十倍的代价。
战至下午，1营营长安德馨及2连长刘窦晨、3连长关景泉、4连长王宏元、5连长谢镇藩全部战死，1连长赵壁连身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伤亡难以计数。团长石世安见山海关四门已破，大势已去，不得已率十多人由北门撤出，山海关黯然陷落。
此役，626团安德馨营全部阵亡在山海关长城下，实现了用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誓言。日军破城后，又屠杀了未及撤出的妇女、学生及市民百姓3000多人，日军的暴行，已显示出暴戾残忍的一面。
山海关陷落，举国震惊，民众哗然。全国各地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加评论，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新北平报》“老百姓谈话栏”连续几日载文评论山海关失陷，文中讥讽道：“中央知道榆关（山海关）失陷吗？……中央政府至今对于整个抗日大计，仍在那里犹豫不决，还是那一套旧文章，电令日内瓦我代表报告国联。华北是华北，中央是中央，仿佛抗日的分工责任分不到中央肩上似的，忍心害理，看华北大地，一块一块像东三省那样丢掉。报告国联，一年零三个月了。去年日本攻击锦州，各国使馆均派员视察，至今效果如何？明知不行，还要绕这个弯子，不是欺骗国民是什么？……”
1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炮轰及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民众及瓜分中国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的进攻华北，国民党的继续不抵抗的政策及其民族武断宣传的破产，将更加促进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日反帝斗争的更加高涨……”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通电国民政府，希望中央“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
正在江西布置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面对国内外千头万绪的复杂形势，也是烦恼、困惑。日本人蚕食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剿灭”中共他就将淹没在中国民众的怒涛之中。可眼下两广虽口头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会派出，中央军又要“剿共”，从哪儿调兵呢？思来想去，他的眼光只能重新投向两广。
1月21日，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竑奉蒋介石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游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由于黄绍竑门出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有十几年交情，又一向被蒋视为颇有人缘，所以关键时刻要平定两广、“围剿”中共，蒋介石自然不会忘记这颗颇有些分量的棋子。此前，两广驻沪代表杨德昭曾表示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负江西“剿共”之责。蒋闻讯，立刻产生了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派黄绍竑游说两广，出兵“剿共”，中央军名义上北上抗日。如两广答应，则中央军出兵一部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主力则置于两广军侧后，督其“剿共”，无论两广军与红军谁家胜了，都替他蒋介石除去一块心病。如果两败俱伤，则中央军乘虚而入，“剿灭”红军，吞并两广部队。此为上上策。如果两广军队拒绝行动，则由他们担下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就像个商人，时时都在算计着利害得失。
广州方面也不是吃闲饭的，当闻讯黄绍竑前来广州时，他们就已意识到了蒋的用心。黄绍竑抵达广州后，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一些空空好话外，什么诺言也得不到。在云集了两广高级将领和高级党政人员的军事会上，黄绍竑和徐景唐几乎磨破了嘴皮，可对方不是推说械弹不足，就是军费不够，就是不答应派兵去江西。次日，陈济棠把黄绍竑请到家中，几句寒暄过后，陈济棠突然直盯盯地看着黄绍竑，颇意外地说道：“季宽（黄绍竑字），我们是十几年共患难过的老朋友，今天你要说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钳着，好抽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
这一直白的问题点得黄绍竑颇感惊讶，一愣神间，陈济棠笑着说道：“我想一定是的，蒋的抗战是假的。你看是不是呢？”
眼见陈济棠已看穿了一切，黄绍竑只得无言地苦笑着，表示默认。
蒋介石见陈济棠死活不肯出兵，虽然气愤，却也无奈，只得一面广造舆论，诋毁两广军队，一面调来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和刘戡第83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和全国舆论。张学良却不知道蒋的心思，还着实激动过一阵子。
山海关之战，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夺占山海关后，曾向石门寨等何柱国主阵地作试验性进攻，但被击退。见中国守军防守严密，而千里之外的日内瓦国联对中日冲突的裁决又到了最后阶段，日军便暂停在了山海关一线。
1933年初的日内瓦国联总部，中日代表唇枪舌剑也进入了白热化。此时，中小国家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上，主张制裁日本，但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退出国联的威胁颇为担心。
为使日本打消退出国联的念头，一些大国准备绥靖日本，牺牲中国。为此，国联秘书长杜拉蒙和副秘书长日本人松村制定了一个妥协案，准备回避迫使日本取消承认伪满洲国而国联回避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问题。作为回报，日本也要为国联保留些面子，默许国联笼统地对伪满洲国表示反对。国联围绕此问题的争执一时僵持不下，中日争端的解决一时陷入一片混沌。
这时，中国方面获悉这一阴谋，中国代表施肇基代表中国立即就此问题向国联提出抗议。19国委员会中非难杜拉蒙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33年1月15日，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向各国发表通告：美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这样，美国在大国中首先向日本表示了强硬态度，使以大国为中心的妥协案宣告流产，中、日国联之争有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中国一方。此后，国联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2月14日，国联修改了《李顿报告书》，通过了要求日军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和确认中国对东三省统治权的最新报告，日本被逼入外交绝境。这时他们所面临的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执行国联决议，从东北撤军；要么与国联彻底翻脸，退出国联，不承担国联义务。对于图谋中国已久的日本来说，第一条路是断不能考虑的。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退出国联，承认外交失败这唯一一条路了。
2月17日，日本内阁针对国联情势，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国联的撤兵报告案。在看到外交努力彻底失败后，索性撕掉伪装，下令进攻热河。
仅仅3天后，日军便开始大举进攻热河，这也更刺激了国联，加速了日本外交的全面崩溃。24日，国联以42比1（反对1票为日本，弃权1票为泰国）通过了最后报告，谴责日本为侵略者，要求日本迅速从中国东北撤兵。国联日本代表团长杉冈不待会议结束，便铁青着脸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表情沉重地说道：“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
说完，就率日本代表团步出大厅离去了。大厅里，一时被一种紧张、沉闷的气氛笼罩着，除中国代表面露喜色外，各国代表团似乎都沉浸在一种不可理解的思索中。一个月后，日本便完全退出了国联，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蒋介石、张学良的“国联梦”破碎了。日本人除了遭世界谴责外，只是失去了一个无关痛痒的国联会员资格。中国却实实在在丢了东三省，成了最大的输家。把国家命运寄托在“国联”身上，想来可悲。
长城抗战，换来一个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放洋出走西欧。张学良前脚走，蒋介石后脚就委任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新委员长。刚从江西“剿共”前线大败而归的总指挥何应钦代理了张学良的职务，进驻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华北军事。
此时的华北，随着中国军队热河战败，已是边关告急战云压顶。
危急时刻，蒋介石把曾留学日本、在国内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放在多事之秋的华北，完全体现了南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华北不似东北，华北是中国北方的中心，有着象征着大中华的千年古都北平。丢了华北，无异于放弃了半个中国。
何应钦赴华北前，蒋介石指示这位国民党军的2号人物：此去华北，应拒日军于长城各口外。军事上迫不得已时，可与日军交涉停战。
何应钦上任几天后，便向华北各部队颁下战斗命令：
命傅作义将军率所部第7军团防守独石口，傅可设军团部于张家口；
命已与敌在热河交过手的王以哲第7军先防守古北口，待中央军徐庭瑶第17军到达后再换下整补；
命宋哲元率29军防守喜峰口，将日军顶在长城防线的突出部外；
冷口方面的防务由商震率第32军担任。
此外，由长城撤下来整补的东北军也得到命令：整补完毕调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布防。驻节察省多伦的孙殿英41军须坚守多伦以东地区，威胁敌后，使日军不能不顾及身后。
长城，2000多年前秦始皇抵御外敌入侵的古老工事，想不到又成了2000多年后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唯一工事。中国人，该为中国数千年悠久、辉煌的历史而骄傲，但也不能不为今日武备的废弛而痛心。秦始皇时代，毕竟没有飞机大炮，但今天，中国军队必须面对这些。
3月9日，喜峰口要隘首先告急。当时，防守喜峰口的是万福麟东北军第53军，该军虽有5个师另1旅的庞大编制，但自热河之战兵败凌源、平泉后，士气低落，无心再战。29军王治邦旅下午说好当晚29军便可接防喜峰口，请万福麟部再维持半日。但就在王治邦的111旅接近喜峰口时，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的前卫队开始进攻喜峰口。万福麟军扼守喜峰口天险的一个旅竟在日军一阵炮击后望风而逃，丢了喜峰口高地。
29军援兵眼睁睁地看着喜峰口落入日军之手，又是痛恨又是焦急。王旅长气愤不过，当即令最先赶到的师特务营投入战斗，夺回喜峰口。
喜峰口，是长城诸口隘仅次于古北口的第二大险关。关口高地，对口内、口外都是居高临下。万福麟部轻易失关，给接防的29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务营虽为全师主力，但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和关口高地上泼来的雨点般的枪弹，打得十分艰苦。黄昏时分，营长王宝良在率部争夺高地时中弹身亡，全营攻势受挫。恰在此时，增援的王长海团到达，迅即投入战斗。山上山下，一片混战，王团虽无力夺回喜峰口，但至少压住日军，使其不敢出击。
3月10日，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3个旅的主力一夜奔跑，按时赶到了前线，迎头击退了向下冲击的敌军。一整天，喜峰口前线枪炮隆隆，硝烟弥漫。几座小高地上，双方反复争夺，谁都不肯退缩一步，但谁也无力打垮对方。
11日，双方冲上杀下，又是一天激战，战况仍然胶着。日军兵力有限，几次反击都被击退；29军向山上仰攻，携枪不易。营、连长一声令下，士兵们身背大刀片，腰别手榴弹向上硬攻，无奈火力不足仍无法突破敌防线。
当晚，29军改变策略，决定以王治邦旅正面抗击，而以赵登禹旅两个团、佟泽光旅两个团出潘家口、董家口，绕袭敌左、右侧背。两日来尝到装备劣势苦头的29军在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想到了这个以长击短的大胆办法。
夜半，两支连日苦战的疲惫之师出发了。几天来，长城内外连降大雪，雪落到地上就结成冰。赵、佟2旅官兵虽然疲劳，但雪夜行军，奔袭敌后，士气十分高涨。拂晓前，赵登禹旅按计划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区；佟泽光旅亦快马疾进插向敌右侧后。
突袭前，旅长赵登禹把第一线突击任务交给了董升堂团。董升堂是赵登禹手下的一员虎将，膀大腰圆，有一身好武功。夜袭日军，大刀、武功将是隐蔽行动的好办法，赵登禹关键时刻又想到了董团。董升堂欣然受命，背插两柄鬼头刀，率全团扑向三家子、小喜峰口；与此同时，王长海团也悄悄地乘夜暗摸向狼洞子及白台子敌炮兵阵地。白天，鬼子的炮打得邪乎，但晚上大炮不能上刺刀，王团绝不会放过这些厉害的铁家伙。
雪夜，天冷得厉害。苦战数日的敌军人困马乏，正拥被熟睡。尤其小喜峰方向的三家子、前仗子日军骑兵驻地，满街是马，敌军在屋里酣睡，整条街竟是死一般寂静。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白天硬顶着飞机、大炮压力的中国军队会在雪夜采取偷袭战术，因而毫无戒备。许多日军被砍下脑袋或腹部被大刀刺穿时还在梦中。
29军夜袭战极其成功。喜峰口内外高地日军不但被斩杀众多，坦克、大炮也大多落入中国军队手中。一场干脆利落的夜袭战！
29军夺回喜峰口，痛歼日军，击毙联队长植田大佐，并在日后的防御战中，挫败日军无数次进攻，将日军拒在口外。同时，罗文峪方面也发生激战，29军另一部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军大战数十天，击溃了进攻之敌，使日军难越雷池一步。
喜峰口、罗文峪战役大获全胜，毙敌甚众，一时引来各方强烈的反应。
北平、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喜峰口大捷，把29军的大刀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抵御日军现代化装备的该是这种古老的兵器。接踵而来的各界慰劳团体也几乎毫无选择地往29军跑，反而冷落了几天后在长城沿线战斗更激烈的其他数个中国军，其中包括徐庭瑶的中央军第17军。
当时，全国各界人士只能从报纸、电台上了解到前线战况，而新闻记者只认打胜仗的中国军队。29军虽为西北军，一支杂牌部队，但喜峰口的胜利却使其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和声威。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田汉蘸着兴奋和激动的泪水，谱成了一首享誉全国的《大刀进行曲》，并且一唱就是几十年。
喜峰口一战也使日本国内大哗。日本战地记者壮着胆把喜峰口惨败的消息发回国内，日本各报相继转载，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
最气愤的恐怕是关东军司令官、铁硬的武藤信义大将，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政右卫门中将的电报中，他不留情面地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喜峰口、罗文峪使日本关东军意外受挫，主攻方向的调整使长城一线战局一时形成对峙。
前方战事的紧张并没有影响北平城内坐镇居仁堂的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上将的豪兴。一日，他邀请参谋长黄绍竑外出打猎游玩，当下，两人带上卫兵驱车直奔西郊颐和园。
阳春三月，昆明湖冰水初解，绿水浮冰间，成百上千的野天鹅纵情嬉鸣，这少有的一幅公园美景竟勾起了两人猎兴。黄绍竑命卫兵找来了管园的人。
面对一个军政部长、一个内政部长，管园的老者心里有些打鼓，尤其看到两人手上的猎枪。当黄绍竑问这园中的野天鹅能不能打时，管园人策略地回答道：“还从没有人打过。天鹅一到冬天就飞来，一过春天就又飞回去，是颐和园的天然美景。也许是没人打，它们才敢年年飞来。”
何应钦猎兴大发，手痒痒的，急急忙忙地打发走管园的，操起了猎枪……
权威、显贵，使几只无辜的天鹅遭了殃。这以后，天鹅便告别了美丽的昆明湖，再没来过。
打猎完毕，何应钦与黄绍竑散步闲聊。谈话间，何应钦提起了远在赤峰的孙殿英第41军。看得出，何应钦对孙殿英不但大为不满，甚至有些怀疑。
“孙部3万余人，3日前就已抵赤峰、围场一带。我让他们固守多伦以东山地，吸引日军，可他那里没怎么打就向回退。一路上拉夫扰民、四处骚扰，已有很多人到我这里告状，有的人甚至说他接受了伪满的委任状。我已停了他们的军饷、给养。”
黄绍竑听罢，当下询问道：“敬之兄，说孙部通日，可有证据？”
“没有，不过该部非但没能吸引日军兵力，反弄得怨声载道，总该让他们反省反省。这些地方土顽，真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我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何应钦贵为军政部长，对孙殿英这种军不像军、匪不像匪的部队最是反感。
“我看有必要派个人去看看。眼下用人之时，万不可把他们逼急了，如果没人可去，我可以走一趟。”黄绍竑听出了何应钦的弦外音，当下自告奋勇道。
“季宽兄如能前往，自然最好不过。不过快去快回，长城战事的平静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还会打起来。到那边一切事你可全权处理。”
4月，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在沽源以北的平地脑保（蒙语，泉水的意思）见到了41军军长孙殿英。孙殿英一脸的麻子，给人的印象粗鲁愚昧，但此人憨愚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精明狡诈的心。10年前东陵盗宝，他成了全国的靶子，但他拿出盗来的一部分财宝四处打点，甚至送到了蒋介石、宋美龄那里，最后事情竟不了了之，相反是得了财宝又出了名。今日见内政部长兼参谋长亲自到来，联想到两月来停扣的军饷、给养，自然知道眼前这位“钦差”的分量，不待黄绍竑把话说完便忙不迭地表白道：“部长有所不知，多伦地方虽大但人烟稀少，给养自然困难。别说鬼子来，就是鬼子不来，我这3万来人待在那儿吃什么。这儿虽有些山，可这能叫山吗？寸草不生不说，地势也平缓，让我拿什么去挡日本人的坦克？部队开来后，既无兵站，又无存粮。部队不自己解决怎么办，怎么作战？军纪太坏我承认，可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我不想让自己的队伍走到哪儿都受人欢迎？”
孙殿英仗没打好，嘴皮子倒很是利落。黄绍竑对实情不了解，也懒得跟他磨嘴皮，当下又暗示道：“现在外面有很多闲话，你知道吗？”
孙殿英是个明白人，一听这话来了气，骂道：“他妈的，我知道外面有人造谣，说我见日本人不战而退，说我投了‘满洲国’。这都是有些王八蛋想整我。部长，你去看看，我的伤兵从哪里来的？我总不会把自己那么多的弟兄打伤吧。再说了，全国人都知道我孙某挖了小溥仪的祖坟，就是我想投他，他肯容我吗？这岂不是把我这麻子脑袋往刀板上送？我孙殿英虽然是土匪出身，混了几十年，也还知道一些民族大义，即使再愚也还知道与日本人、小溥仪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些造谣的人就是想栽赃我，好吃掉我的部队。请部长转报何部长，妥为处理此事。我孙某一定服从命令，绝无二心。”
孙殿英唾沫星子乱飞，一通表白，倒还说服了黄绍竑。当下，黄绍竑答应马上补发欠饷40万元和面粉4万袋，并命孙殿英率部在沽源、独石口、镇岭口一带布防，以便抽出傅作义部作战役机动力量。
这以后，孙殿英还真与日本人打了几仗，傅作义也得以抽身出张家口支援长城战事。黄绍竑辛苦半月，不虚此行。
3月10日午后，日军将主攻方向指向了长城重要关口之一——古北口，同时向冷口、界岭口方向也实施了攻击。古北口，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作战不力，未能阻住敌军，3月11日丢了古北口。刚从江西“剿共”前线调来的中央军第25师在师长关麟征的率领下立刻投入反击。古北口土石山上，中日两军反复争夺，均伤亡惨重。师长关麟征被日军手榴弹炸伤，但仍在前线督战。日军土黄色军装裹着的尸体也是满山遍野。
12日夜，日军增援部队开到，关师只能放弃夺回古北口的企图，退守第二线险关——南天门。南天门地形险要，但兵力布展不开，为稳定防御，关麟征只得把兵力一步步地往上调。日军以一个师团的重兵全力猛攻却难有进展。直至4月初，关麟征的第25师被打残了，只能以杨杰的第2师顶上去。而日军援兵也在大批涌向南天门。
小小的南天门，似乎成了整个战场的中心。至4月末，杨杰第2师也消耗得差不多了，17军军长徐庭瑶只能咬着牙，将手中的最后一个师——刘戡的83师投入战场。中央军到底是蒋介石的宠儿，17军先古北口后南天门血战近两个月，歼灭日军数千人，始终没让日军从自己的阵地上攻破。
关键时刻，日军突破冷口，直插丰润、玉田，威逼长城一线整个中国军队后路。为保住部队，何应钦下令前线部队全部后撤，长城各口门户洞开。
5月20日前后，一路日军进逼通县，宝坻日军攻占香河，北路日军到达顺义，北平重镇已处在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北平，在军事上已陷于死地。
北平已能听见隆隆的炮声，日机更是天天示威不断。城内风声日紧，引得军民一片惊慌，甚至何应钦、黄绍竑等最高军事长官也已收拾好行囊，随时准备撤离。但蒋介石此刻正在庐山部署“剿共”，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何应钦决定先斩后奏，与日军商谈停战。
早在5月3日，南京即派来了亲日派的重要人物黄郛，并任命其为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长，准备与日本人周旋。蒋介石原指望华北危急时，英、美等国能站出来说话，阻止日军威胁北平，黄郛不过为缓冲与日本人关系的一颗棋子。但国际社会对正处于风头上的日本人并无强硬表示，只希望双方停战言和，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
5月25日，何应钦派出参谋处长徐祖贻少将赴密云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谈判停战。日军第8师团师团长西义一中将以胜利者的姿态提出了停战办法：
（一）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以北，通州、香河、宝坻、林亭、芦台以南一带，以示中国军队停战的决心，请日军不再前进；
（二）于5日内日方派遣代表与中国军事当局讨论停战条款；
（三）正式谈判地点须在日军占领地内。
5月30日，曾留学日本的参谋部作战厅厅长熊斌受命赴塘沽与日军谈判。败军言和，自然难有公允。5月31日，随着熊斌与冈村宁次在《塘沽协定》上签字，持续近3个月的长城抗战写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
蒋介石开口闭口“剿共”，一切战备训练为了“剿共”，日本人岂能不放开手脚大动刀兵，国民党军各级将领又如何铁下心来抗日？一支弱旅在左右掣肘的干扰下连对手的战术特点和应对之法都未掌握就去面对一支装备精良的强敌，何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长城抗战是中国军人一腔热血的喷发，但仅有热血是不够的。
《塘沽协定》的签署，为日军打开了华北大门。在中日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指示关东军对华北的下一步策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国政府，实现日军控制下的“自治化”。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华北虽不像东北那样被坦克、大炮征服，但日军的一步步渗透使其离南京国民政府越来越远。若不是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和“七七”卢沟桥燃起的全面抗日战火，华北也许将是第二个东北。
华北不是东北，但对日军来说目的是一样的。
转眼已到了1934年的夏天。
3年来，正当蒋介石沉浸在“剿灭”红军的梦幻中时，日军已把辽、吉、黑、热河4省攫于手中，并大兵南下，取山海关，控制了长城内外各口隘。平、津两市东、西、北三面受敌，中国北方丰饶的半壁河山岌岌可危。而江南上海也成了中国不设防的城市。中国，正在不知不觉中被日本蚕食，一步步走向沦亡的边缘。
在这3年中，日本国内也是风雨飘摇，政局动荡。内阁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了3届。但无论哪一届内阁，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国内的危机，他们的眼光总是越过茫茫的大海，盯住了遥远的中国。面对3年来日军在中国北部所取得的战果，日本人惊得目瞪口呆，欣喜若狂。而天皇裕仁，则更是心旌荡漾，激动不已。当日军的铁蹄跨过长城，整个中国大地都感受到它的震动时，裕仁却大喜过望。他时常对着宫中那张巨幅世界地图发呆，望着图中央那巨大的中国，想到超过日本帝国3倍国土面积的中国东北已然在握，他的脸上忍不住绽出了花朵。尝到甜头的裕仁更加纵容和支持内阁、军方对中国所采取的扩张战略。这样一来，随着日军入侵战火的不断扩大，掌握中国统治权不久的蒋介石终于被身边的这只猛兽惊醒，不得不认真思索自己所处的实际环境。
7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又进入了酷热难当的盛暑，然而素以“凉岛”著称的庐山却仍是林木青翠，凉爽如春。蒋介石这时又上了庐山。这里他太熟悉了，无论是当年的北伐，还是今日的“剿共”，江西对他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每次赴江西，他除了有时在南昌待些时日外，其他办公、生活地点一般都是选在云遮雾罩、充满神秘色彩的庐山。
10日午后，蒋介石信步出了居室，沿着牯岭街缓缓地向山上走去，几名侍从小心地远远跟在后面。今天，他像是有满腹心事，虽然步态还似以往那般沉稳，但却显得有些缓慢。他时而抬头望望四周，像是在欣赏雾中群山的温柔、美丽，可时而又低头陷入沉思，偶尔晃动着手中的拐杖，像是要驱走心里的烦恼。浮动着的轻纱一般的薄雾，使日照峰若隐若现、朦朦胧胧，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他也像处在幻境中，对过去和未来产生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困惑感。
自他投身革命以来，虽然曾经历过几次危机，但更多的却是取得胜利的成就感。然而这3年他却备感艰难。国内各军阀实力派此起彼伏的反蒋倒蒋尚未平息，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几次“围剿”也出乎他预料地屡屡惨败，而日本人又借机在北方连连发难。尤其日本人，就像是一只窥视中国已久的饿狼，再也没有耐心等待了，趁他陷于中国内战而无法抽身时，不顾一切地扑向了中国大地。东三省硝烟未尽，日军又杀出山海关，侵占热河，扼住平津，虎视眈眈地盯住了华北，真是得陇望蜀，丝毫没有止息的意思。这使得中国人心中对日本人的仇恨和对国民党军退缩的愤怒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中共和一般民众自不必说，就是国民党内部对他也有颇多指责。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蒋抗日怒潮使他感到了震颤，感到了一种过去未曾经历过的危机，也多少冲击了他早已埋藏在心里的战略步骤。以他的本意，各军阀平定、国民党军政大权独揽后，下一个要征讨、“剿灭”的，便是他一直认为的心腹之患：中共和红军。前4次较量，他都大败而归。但他已从轻视红军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要集中他的全部军力，与红军进行一场生死较量，正当他为第5次“围剿”头几个回合得手而洋洋得意时，日本人却又在华北发难。江北半壁河山的危机，引起了全国各界排山倒海般的抗议狂潮，而他本人也不能坐视整个北方沦入日军之手。这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蒋介石心里当然清楚，以国民党现有的军力根本无法同时抗击日本和中共红军两方面的压力。这样，他必须在抗击日本和“剿灭”中共之间作出选择。
这种选择太令他痛苦了。两个对手中任何一个得势，都将对他的江山稳固构成致命的威胁，但他在一定时期内又只能树立一个敌手。此时如果放弃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调集他的国民党军主力到遥远的北方去抗击日军，他认为没有把握取胜。日本毕竟是个强国，武器装备先进，作战思想领先。与这样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军事帝国正面对抗，国民党军必将陷入漫长的战争而无力自拔。即使他最后胜了，那也是两败俱伤。而中共、红军则可能坐山观虎斗，急剧扩大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来日终将成为他的心腹大患，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更何况他认为初揽大权，根基尚未打牢。所以此时他是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可不放弃“剿共”的话，就意味着要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不断地侵入北方，不断地践踏中国的主权。而他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权力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逆流而行，他日后的道路上将遍布荆棘，甚至有可能被中国民众愤怒的狂潮所淹没，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使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苦思焦虑着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最终，还是他的政治私心和他“剿灭”中共的执拗使他决定继续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对日本人则采取交涉、拖延的策略。
就在前一天的第一期庐山训练团开学典礼上，身兼团长的蒋介石又一如既往前去发表了一通训示。他对这些身为高级军官的学员自然十分重视，他心里清楚这些人是成就他今后大业的栋梁，他更清楚眼下他们并非个个拥护他的政治主张。治人必须治心，治心方能正本，必须首先让他们明白中央的真实意图。
望着台下戎装笔挺、神采奕奕的学员，他颇有些激动，大声说道：“现在总有些人嚷着要和日本人开战。他们终不知，贸然和日本开战，不啻自寻灭亡。日本要灭亡我中国，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那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也太不知道敌人了。”
他顿了顿，望着台下一张张表情复杂的面孔，提高了声调，继续说道：“现在本党的中心，还是要安定内乱，共党不除，难以抗日。当然对日本，我们也决不屈服，但要讲策略，要会周旋，我们的外交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
他的这番话实实在在展现了他当时的思想。
时下，看着他的数十万正规部队对红军的“围剿”取得初步胜利，他自然急不可待地要“剿灭”红军，消灭中共，彻底地了却他心中的隐患。对日本人，他认为时候未到。他要在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固后，在中共这个心腹之患去除后，再去会日本人。那时，即使他败了，中国仍是他蒋介石的中国。
但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他一直都在走着一条弯路。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在外敌图谋中国不已的情况下，他却一门心思对内“征剿”，这毕竟是逆历史潮流的。而逆历史潮流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二·二六”，军刀舔血向战争
1936年2月26日凌晨，一片银色的东京还在鹅毛大雪中静静地睡着，整座城市一片宁静。
凌晨5时，东京市麻布区第1师团驻地，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余名官兵，在安藤辉三、河野寿2名大尉及8名中尉的指挥下，分成数路，杀气腾腾地扑向沉睡的市区。
震惊日本和全世界的东京“二·二六”兵变，在一些日军少壮军官的长期酝酿下，终于爆发了。可此刻，大祸临头的日本军政大员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却浑然不知，毫无戒备。
攻击首相官邸的，是粟原安秀中尉指挥的第1师团步兵第1联队的300名士兵。他们装备有重机枪7挺、轻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和手枪20支，子弹1万余发。这是一支完全按实战要求装备的部队。这股部队分成两路，在首相官邸枪杀警卫警官4人后，冲进内宅。在走廊上遇到了冈田启介首相的内弟、陆军预备役大佐松尾传藏。叛军误认为松尾就是冈田首相，一阵乱枪将其击毙。在松尾身上费了点周折，就给了惊魂未定的首相喘息之机。在一名女佣的帮助下，冈田在女佣狭小的衣柜中待了数小时才被人救出，在叛军哨兵的眼皮底下化装后逃出官邸，幸免于难。刺杀首相之后，粟原中尉又分兵一部，袭击了日本久负盛名的《朝日新闻》社。
与冈田启介首相相比，内大臣斋藤实就没这么幸运。步兵第3联队的坂井直中尉指挥15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内大臣府邸围了个严严实实。当叛军嚷着冲进院时，斋藤早已被军靴踩在雪地上的“嘁嘁嚓嚓”的声响和吵嚷声惊醒。他刚冲出屋子，便迎面撞上了叛军。一阵乱枪过后，坂井带着几个士兵走上前去，又挥起了军刀和刺刀。斋藤可算是最惨的一个，共遭受弹伤47处，刀砍和刺伤几十处，当即死亡。为杀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竟然采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日本陆军的残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何况被斩杀者还是日本国的重臣。日军士兵对自己的上司都能采取如此丧失人道的做法，人们对一年多后南京城里那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暴行自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斋藤的死不仅令西方社会看到了日本军人的兽性，就连天皇日后得知时也不禁倒吸凉气。
袭击斋藤实私邸的另一股部队，携带轻机枪4支、步枪10支，在高桥太郎少尉和安田优少尉共同指挥下，带领30名士兵袭击了位于荻洼的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私邸。当时正是早上6点多钟，习惯早起的渡边已经穿好军装，和粗暴闯入的这支队伍展开了对射，使安田少尉和一名下士负伤。但无准备的渡边子弹打光后，还是被对方的无情射击和军刀猛砍致死。叛军的屠刀不仅指向了文人，也挥向了自己的军人上司。
藏相高桥是清在这一天也遭到袭击。高桥曾当过日本银行总裁和贵族院议员，由于他坚持削减巨额军费，成了日本军人痛恨的大臣。当第3联队中桥基明中尉率120人冲进宅邸，击伤守卫警官后，高桥还在梦中。中桥率十多人破门冲进卧室，走上前去揭开了被子，大喝道：“天诛！”
“混蛋！”高桥是清大喊了一声，还没骂出第二句，中桥基明的一梭子弹已射入了高桥的躯体。另一名少尉走上前，一军刀将高桥连头带臂地砍作两段，几把刺刀也同时刺入了高桥残断的尸体。一切做完后，军人们对冲进来失声痛哭的高桥夫人耸肩说道：“对不起，打搅了，请安排后事吧！”
军人们没有再看高桥是清一眼，便满意地扬长而去。
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在这场恐怖的兵变中算是最为神奇的人了。当时，整个事变的第一号人物、第3联队被誉为“神一般的中队长”安藤辉三大尉率200名士兵闯进天皇侍从长的私邸后，这才发现侍从长的私邸如此之大。叛军到处搜索才在内室发现了侍从长夫妇。上士永田走上前分开侍从长夫妇，一边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作出牺牲吧”，一边开了3枪，一枪未中，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着心脏而过。这时安藤大尉来到室内，他本想用军刀刺穿铃木的咽喉，但是当他看见铃木夫人双手合掌，苦苦哀求“请您就此罢手”时，不知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行了个军礼扬长而去。铃木看来命不该绝，经过抢救他不但没有死去，反而作为后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首相，戏剧般地完成了改变日本命运的使命。
杀害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的任务，由所泽航空队的河野寿大尉指挥。他只率领8名士兵，携带轻机枪2挺、步枪2支、手枪5支。结果，不仅让牧野有幸逃生，而且遭到警卫的抵抗，河野大尉胸部中弹，下士官负伤，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河野后在医院自尽。
此外，叛乱部队还袭击了后藤文夫内相官邸，后藤因外出而幸免于难。
至上午8时，刺杀活动全部结束。叛乱者以陆相官邸为据点，由步兵第3联队的野中大尉率领约400名士兵，以重机枪8挺、轻机枪10余挺、步枪360支，占领了警视厅并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2月26日上午，东京市区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从当日下午起，全市所有剧场、电影院一律被勒令关闭，文娱广播节目全部停止，只能定时播放当局发表的新闻。各报社的晚报也被迫停刊，整个东京市民处于极端的惊恐之中。
军人的“以下克上”行为再次震动了日本，震动了全世界。叛军兵变得手后，满东京地发布“宣言书”，称：导致政治腐败、军人堕落、国家破坏的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一帮元凶，皆应诛杀铲除，以资实行天皇亲政的“昭和维新”。内阁幸存者看出了军人欲实行他们所谓的“清君侧”的荒唐行动，便做出了辞职的决议。傍晚，冈田内阁决定总辞职，指定后藤内相为代理首相，全体阁员的辞呈于是日深夜送皇宫。
第二天，2月27日，残雪覆盖的东京进入了戒严状态。
然而，叛军“清君侧”的行动，却首先激怒了日本国君——天皇裕仁。当日午后，天皇召来了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详细询问了事件的始末。平日一向温和的天皇今日显然动怒了，他以未曾有过的怒色狠狠地诅骂道：“朕所最信赖的老臣，一个个惨遭杀害，这还能说是报效国君的精神？像这样一些残暴军官是绝对不能宽恕的。”并当下指示本庄繁大将：“命令戒严司令官收缴他们的武器，不得已时也可以用武力镇压。”
皇上的敕命，在当时的日本是最高圣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但纷乱的东京，非常时刻却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事实上，命令并没有立即执行。
戒严司令官、东京警备司令香椎浩平中将，原来也是皇道派的同情者，他不但同情叛军，而且还完全默认了叛乱军官的行动，因而未立即执行镇压命令。非但如此，他甚至把川岛陆相和杉山元参谋次长请到司令部，恳求他们给予谅解。他说：“值此之际，作为和平解决的手段，只有请求天皇做出圣断，表示坚决实行昭和维新。反之，如果出动军队镇压，我相信谁都不愿意看到皇军相互残杀的悲剧出现。我打算立即进宫参见天皇，请求赐予断然实行维新的敕语。”
“根本不能同意你这个想法。迄今，不要说主管长官，甚至军界的长老都对他们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耐心说服，可是这些叛乱军官一点也听不进去。即使从维护起码的军纪而言，也是不能宽恕的，必须马上遵照诏敕命令调动部队进行讨伐。”
杉山元大声疾呼，表示坚决反对。但是川岛陆相却只是心情沉重地一言不发。
“我改变原来决心，坚决进行讨伐！”
善于见风使舵的香椎浩平听到杉山元的这一番话，抱着双肘低头沉思良久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陆相官邸，安藤辉三大尉等叛乱军人也在紧急商议下一步行动。这次事变，叛军指挥者实际上受了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思想的影响，如今事变已起，叛军自然会想到这位狂人，当下与北一辉进行了电话联系。之后，决定以皇道派成员、原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作为实施昭和维新的“正义军”首领，由他制定全部活动方针。但是，真崎显然不是他们的理想中人。见事情闹大了，真崎突然改变了态度，在陆相官邸作了20来分钟的说教后表示：“各位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势必成为皇军的罪人，我劝你们还是归顺吧！”
说完这番出乎意料的话后，真崎甚三郞怕沾上腥似的急忙离去。
接二连三遭抛弃，反叛的少壮军官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在占据的山王饭店和幸乐餐馆上高高悬起了盲目信赖天皇的所谓“尊皇讨奸”的旗子，岂知就是天皇本人视他们为凶暴的叛徒并命令严加镇压，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后来，一个被处死的叛乱军官，曾在遗书中写下这样的话：“我无比仇恨天皇背弃我们的忠实的行为。”
就在叛军一筹莫展之际，奉天皇大命实施讨伐的队伍，陆续从佐仓、甲府、宇都宫和高崎等地开进东京。28日夜间，集结在赤坂的叛乱部队，已经处于坦克部队的全面包围之中。24000名步兵也做好了战斗准备，预定于29日上午9时发动攻击，赤坂附近的居民已受命撤离。
内外交困，使叛军有些军官开始动摇了。但是，“神一般的中队长”安藤辉三大尉坚持进行抵抗，使产生归降念头的人又缩了回去。三宅板、山王一带，叛军部署了第一道抵抗防线。
29日晨，航空大厦的屋顶升起了“不要顽抗到底”的标语，坦克部队也开始行动，逐渐缩小了包围圈，这时叛军已成瓮中之鳖。
当坦克的履带声鸣响在安藤辉三大尉等人据守的山王饭店附近时，安藤辉三命令30余名士兵冲向电车道，一齐伏卧在坦克群的前面。
“反击坦克是不会有什么作用的，我们干脆就让它们从身上轧过去，让我们以死来表示抗议。”安藤辉三望着伏卧着的士兵，坚定地说。
坦克在安藤辉三等人面前停下来了，只是撒了撒传单就撤走了。这时安藤的顶头上司、步兵第3联队所属大队长伊集院少佐跑过来，泣不成声地对安藤说：“安藤君，你再听我说一遍，停止无谓的抵抗，用自尽表示效忠吧！士兵实在可怜，命令他们回去吧！”
“我决不接受这样的命令，没有理由因为怕包围和威吓而表示屈服。我们的方法错了，原以为打倒重臣、阁员就能实行昭和维新，事实上，应该在这之前先打倒内阁。让我自尽，见鬼去吧！”
安藤辉三面如土色，但态度坚决地吼道。
安藤辉三的怒吼，清楚地表明这场震撼日本全国的大事变所必然发生的真相。长期以来，陆军中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互相对立，明争暗斗，终于表面化。军阀相互间的内讧，使皇道派终为统制派所降服。
皇道派是一种超现实的天皇亲政论者，他们热衷于形而上学的改革。与此相反，统制派则是合理主义者的集合体，反对发动政变，主张在维持军事统制的前提下，实行合法的国家改造，所以也被日本人称为“政策派”。统制派敌视皇道派，皇道派又以实力回击统制派。1925年8月，皇道派的相泽中佐，光天化日之下在陆军省内暗杀永田铁山军务局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永田铁山被称为日本陆军中有名的秀才，又是统制派的巨头，所以被皇道派视为眼中钉。但是皇道派杀害永田，并不能为政变打开通道，今日“二·二六”事件的挫折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
飞机又一次在被包围的叛乱部队上空盘旋，抛撒传单，大喇叭里也在不断地发出号召投降的喊话。
“戒严司令部29日上午8时55分发表告士兵书，内云：敕命已颁，天皇陛下已有诏敕，你们真心诚意服从长官指挥，坚决执行命令这是对的。但是现在天皇直接命令你们回到原来部队，如果坚持抵抗下去，势必成为违抗敕命、罪不容诛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然而，如今已知误入歧途，就不该因为事情已到如此地步，或者强调情义而继续顽抗。决不能留下叛逆天皇而成为国贼的罪名，现在回头还为时不晚，要立即停止抵抗，重返皇军中来。如能这样，以前的罪过将会得到宽恕，这不仅是你们的父兄也是全体国民的衷心期望。务望从速放弃现在的阵地，回到原来岗位！戒严司令官香椎中将。”
这篇告士兵书是由NHK爱岩山广播电台著名广播员中术广播的，他那充满哽咽的语调，不但使平叛官兵深受感动，叛军士兵更是为之落泪。
事变最终平息了，整个过程，没有动用一枪一弹。官兵们一个个开始归顺，除了最强硬派的安藤辉三大尉在山王饭店自杀未遂外，其余全部投降。
下士官以下人员仍回原部队，军官们被收容到宪兵队，这时，他们还寄希望于军部，寄希望于日益强大的军人法西斯势力。他们默默地期待着以后在法庭上的斗争。
然而，他们的期望只是一场梦，特设的军法会议是按紧急敕命召开的。从4月末开始，只进行了一审，而且既没有辩护人，又不公开审判，他们没有被给予发言的机会。
这场匆忙的判决，于7月初结束了。7月12日，在代代木陆军卫戍监狱的刑场，被宣判死刑的13名军官全部被枪决。上午7时，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香田、安藤辉三、粟原安秀、对马和竹屿5人，身穿草绿色军装，蒙着眼睛，被看守架着押赴刑场。
参与这次执刑的人，有监狱长以下10余人，射手分3班，每班由1名大尉负责指挥，由5名中、少尉任射手。
监狱一隅空地上的刑场，掘有5条深沟，在被处刑者的两侧和背后都堆有沙袋，后面则是高高的砖墙，在相距约10米的枪架上，分别固定2支步枪，1支瞄准前额，1支瞄准心脏。后者是准备射后不能立即死去时再向心脏补射的。每个受刑者都是正坐，身体被绑在身后的刑柱上。
在赴刑场途中香田大尉仍慷慨激昂地对同伴们说：“诸位！我们的死是以满腔热血走向天皇陛下所指引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为天皇而死。让我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5个人并列在刑场上，一个人首先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其他的人也跟着喊叫起来。
在那令人窒息的瞬间，射击指挥官根据监狱长的指示，以手势发出了射击的口令。射手们一齐扣动扳机，目标是前额部。枪响的同时，鲜血飞溅。而此刻，在刑场附近的代代木教练场，步兵演习的隆隆炮声，直至行刑结束还在响着。
日本旧时有一句表述维新志士心情的话，叫作“恋阙之情”。“阙”是指皇宫。意思是志士们对于皇室寄托着欲罢不能的柔情，但是这种柔情只不过是一种无情的单相思。
这天被判刑的13人的心情，宛如“恋阙”一般，是充满鲜血地对日本天皇单相思的一场悲剧。
遥远的沈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很快得到了东京的消息。走上刑场的13条军魂那种满腹悲痛的遗恨，逐渐变成了仇怨潜移到他的脑海中。作为统制派的代表人物、日后日本的独裁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指导者，他以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让遗恨的烈火在胸中越烧越旺。
“二·二六”事变被镇压下去了。但日本军人干预政治、建立军国主义统治的步伐却大大加快了。3月5日，“二·二六”事变余烬未息，但新宿宝亭饭店的一间密室内，7名陆军部具有激进思想的骨干，已经私下制定好了日本军队和国内政治的新方针，其中三井中佐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他们的野心：“在这次受命组阁的广田内阁中，一定要以我们推举的寺内寿一大将作为陆相入选。要把政党搞垮，建立‘一国一党’的军政府，此为最佳时机，寺内就像个磨人的孩子一样，他这个特点对我们极为有利，只要我们积极推动，他就会一切照办。为此，首先要使广田内阁的阁员遴选必须符合我们的方针。”
三井中佐神通广大，说到做到。第二天，寺内寿一大将在三井的陪同下，代表陆军部向新闻界发表了颇具威胁性质的讲话：“新内阁必须坚决取缔政党和财界的腐败，应该具有实干精神和无比的气魄，采取积极和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国防为首要目标。从这个意义出发，绝不能允许自由主义者或者企图维持现状的保守派人物组阁，这是整个陆军的强烈要求。”
同日下午，寺内寿一大将率三井中佐等人面见正在组阁的广田弘毅，公开反对任用吉田藏为外相、下村宏为拓务大臣、小原直为司法大臣、川崎卓吉为内大臣、永田为文部大臣。寺内态度强硬，不是指责这个亲英派，就是指责那个自由主义、官僚出身或有政党背景，并威胁说如不按陆军意思办，他这个陆军推举的陆相将无法入阁，内阁也将因此垮台。
军人粗暴干涉内政终于在日本政坛公开化了！
寺内寿一和陆军能量更是大得惊人，几番折腾最后终使广田弘毅屈服，入阁人选，凡陆军不点头，广田是不敢任命的。
广田弘毅艰难地顺着陆军的意思组成了内阁，寺内寿一陆相也开始了他的“肃军”。遭打击的，自然是“二·二六”失败的皇道派。几番重大调整，“九一八”事变时的陆相南次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7名现役大将，以及3名中将、1名大佐被贬入预备役，共3000余名军官被调整更换。
日本军队终于成了统制派的一统天下。
日本政府终于也成了看军人眼色行事的摆设。日后，无论哪届内阁上台，这种风气只是愈演愈烈，直至东条英机上台后干脆由军人接管。
“为了对抗英、美为首的欧美集团，必须建立一个亚洲集团。”
“如以武力向南北扩张，必须实现全国意志的统一和国家的高度国防化。”
“应以经营中国大陆为首要目标，以建设满洲为中心，牵制北部正面之敌苏联，攻击背后的蒋介石。”
……
统制派幕僚们的一揽子提案，终于在8月7日的五相会议上以国策的基调确定下来。为实行军备扩张和进行战争准备，日本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开始了有组织的动员。国家总体战规划正逐步成形。
几年徘徊，几度波折，日本终于在世界震惊的目光中，进入了日后被日本人自称为“准战时体制”的时期。
磨刀霍霍的日本，终于步入法西斯军国主义歧途。不祥的战争阴云，终于飘过日本海峡，翻滚在对岸的中国大陆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