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女真人的蒙古化现象

蒙古人从中原退居故地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演变，分割成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分。此时，明朝正走向衰落，而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带领之下迅速崛起，建立了爱新国政权。明朝和爱新国试图在对抗中占据优势，不约而同地努力争取漠南蒙古。明朝采取“西虏攻东夷”之策略，以“市赏”的形式，从经济上扶持林丹汗，联合对抗女真人。但是，语言沟通及心理认同等因素影响着明朝与漠南蒙古之间的往来。努尔哈赤则利用地域和文化的相近、相似之优势，采取各种措施淡化双方间的文化差异，增加相互族群认同，以“譬伐大木，岂能遽摧？必以斧斤斫而小之，然后可折”[26]之态度，仅以两代人的势力就使得“恒不肯服属于人”的漠南蒙古成为自己的属部。努尔哈赤采取的措施可归结为“女真人的蒙古化”。具体内容就是将被征服的海西女真人及投附的蒙古人统一划归到八旗内，以八旗理念构建新的共同体；又在新建的共同体内尽量增加蒙古文化元素，使得女真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缩小，以此来博得蒙古人从文化、心理上认同和接受女真人。这便成为清初蒙古人投附爱新国的首要原因。

一 女真人的“蒙古遗种”之认知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宣宗三十九年，即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7），努尔哈赤曾向朝鲜派使臣说“我是蒙古遗种”[27]。学者们对努尔哈赤的“蒙古遗种”之认知或忽略，或不屑一顾，或认为只是为了安抚蒙古而采取的策略或自我粉饰的表象。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族群”身份是在社会活动中通过“自认”和“他认”获得的。事实证明，努尔哈赤的“自我认同”转化为蒙古人的“他者认同”之时，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则是实实在在地成为征服蒙古诸部的思想基础。那么，我们再探析努尔哈赤“蒙古遗种”之“自我认同”的根源依据何在。

《元史·地理志》记载“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真之人，各仍其旧，无市井城廓，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28]。可见蒙古人和女真人有很古老的渊源关系。有元一代，留居故地的女真人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北元时期，辽王后裔长期统治女真部落，蒙古化的女真人被称作“üjiyed”即“乌济叶特”。明英宗时期起，女真人不会使用女真文，来往信件启用蒙古文。从此以后，女真人的服饰、语言以及文化上有了大量蒙古元素，为其以后的对蒙政策提供了有效帮助。漠南蒙古东部诸部地处蒙古高原最东部，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建州女真人相邻，中间无天堑隔绝，相互走动较为频繁。部分蒙古人进入建州女真劳作，附属而居。[29]女真人也常常因生活所困，到临近蒙古部落当佣工。据说，努尔哈赤本人就曾在蒙古部中进行过劳作。[30]这种密切交往，使两个民族的文化容易产生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蒙古人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辅助渔猎；女真人以渔猎为主，畜牧业的比重也相当大，双方生计类型很接近。畜产品、山货、猎物皮张等的长期交易，为语言文化的融入、渗透搭建起了平台。女真和蒙古同属马背民族，擅长骑射，在饮食、衣着以及风俗习惯上双方也有诸多相同之处，食肉、喝奶、披皮及养牲畜之习俗自古就相同。所以，努尔哈赤说“尼堪与朝鲜两国，虽然语言不同，但是所穿的衣服、生活的方式是一样的呀！蒙古与珠申，我们二国也是语言不同，但是穿的衣服、生活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呀！”[31]

海西女真各部首领的族属多来自蒙古。[32]叶赫部始祖系蒙古“土默特氏”，“虽属东夷种类，而世与北虏结婚”[33]，林丹汗就娶了叶赫贝勒金台什孙女为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来自蒙古，系蒙古苗裔”[34]，哈达部王忠、王台的族属源于乌拉布占泰族系，也是蒙古后裔。《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载“初，哈达国万汗（王台），姓纳喇……及乌喇贝勒祖纳齐卜禄七代孙”。努尔哈赤也是“北结插汉”，“西连哈喇慎、朵颜、顺义王等，结为婚媾”[35]，使女真文化特征逐步被淡化。

努尔哈赤先祖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有妻三，蒙古女居其二。文化上的外部因素和血缘上的内部因素等则是努尔哈赤自称“蒙古之遗种”的直接原因。这种认知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族源上的亲近感和文化上的认同感，使得相互间的联姻、联盟更容易形成。“为了族群和民族的认同感，国家和政权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构建出有关民族的预想，而族群内部或边缘人们也会欣然地接受这个想象，因为这是世俗社会中需要的信仰和归属。人们不在乎一个标志是否的确代表了人们希望的意义，人们只在乎人们希望的意义有一个标志可以作为代表”[36]。努尔哈赤的“蒙古遗种”认知充当的正是蒙古人族群认同信仰的需求和欲望。

自元以来，满洲及其先民与漠南蒙古各部的关系日益密切。双方地域接壤，血缘融汇，语言文化相互渗透，民族心理日渐趋同。这种认知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嫩科尔沁部的语言文化在100多年间与女真人有了沟通与接近，产生出种族源上的亲近感和文化上的认同感，所以他们才能够接纳彼此走到一起。

二 女真人的蒙古化进程

自元大一统以来，女真及其先民与漠南蒙古各部地域接壤，血缘融汇，习俗相仿，语言文化相互渗透，直到明末，这一关系日益密切。在与蒙古人长期交往中，努尔哈赤看到蒙古文化之优点和蒙古人的“合则成兵”之本色，遂积极采取以蒙古文化优化满洲文化之策略，即“女真人的蒙古化”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正如有学者认为“在满族肇兴时期应该说吸收最多的是蒙古族文化”[37]。

有关清代“满人汉化”“汉人满化”[38]及清后期“满洲人的蒙古化”[39]等问题研究颇多。但是“女真人的蒙古化”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内蒙古大学王宝平硕士论文中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的蒙古化”现象，认为漠南蒙古各部吸收众多女真人，使其成为蒙古人。并认为“蒙古人与满洲人通过彼此的吸收融入磨平了双方差异，相互的认同变得亲近”[40]。蒙古人无意识地将女真人改变为蒙古人，而努尔哈赤则有意识地将女真人包装成蒙古人。

努尔哈赤采取的“女真人的蒙古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借用蒙古文字

蒙古语和女真语（即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语言有诸多共性，双方间“借词”和公用词很多[41]，直接交流并不困难。符合语言在共同体想象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即源自不同血缘的人群，一样可以通过共同的语言想象着一个共同的祖先的原理。

蒙古族有自己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蒙古文字起了很大作用。女真人在长期发展中逐渐丢失原有之文字，玄城卫指挥撒升哈写给明朝皇帝奏折中提请“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真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42]等，和“……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43]，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女真人与蒙古人地理相邻、习俗相同、语言相近，因此选择蒙古文当作对外交流工具，“皆习蒙古书”。努尔哈赤本人也是通习蒙汉诸文。[44]

1599年，努尔哈赤命噶盖、额尔德尼两位通晓蒙古文的巴克什，“将蒙古字编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45]。对此，努尔哈赤认为“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实为女真）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46]。并坚持“汉人读汉字，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47]。努尔哈赤的认知和坚持，对满文字的创立和颁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噶盖、额尔德尼创制的满文，即无圈点满文推行33年后，又一名杰出的语言学家达海归纳、规范出新满文，从天聪六年（1632）三月正式颁布。[48]但事实上，即使在新满文出现后，蒙古文在满洲人的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并行不悖，成为满洲建立前后一段时期内的普遍现象。

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有诸多因素，但是“满文的创制和推行标志着曾为女真人后裔的满族共同体，已经发展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49]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努尔哈赤借用蒙古文的创意起了决定性作用。换句话说，满文在读写等方面与蒙古文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的特点引发了蒙古人心理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这也是满文顺利颁行的一大原因。

（二）借鉴蒙古制度

在元代，女真人作为元朝的臣民，具有充分接受蒙古人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影响的历史。因此，女真人建立的爱新国政权，不可避免地借鉴了蒙古制度。

丙午年（1606）十二月，蒙古喀尔喀台吉恩格德尔尊封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50]，蒙古与满洲往来不绝。10年后，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爱新国，年号天命。从此之后，在爱新国国朝制度中就出现了遵循蒙古制度模式的诸多现象。对此，著名学者蔡美彪在《大清建国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一文中，很有启发性地提出努尔哈赤所建爱新国政权是多方效仿大蒙古制度而建立[51]的论点。白初一的观点更进一步，认为“与其说‘模仿’，不如说继承了北方民族政治体制的传统”[52]。

爱新国制度中出现的“扎尔固齐”是对蒙元时期的断事官制度的效仿。在爱新国建立之前，努尔哈赤就“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规定“凡有断听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53]。

立战功者授darqan（达尔汉）号，是努尔哈赤所创国朝官制效仿蒙古旧制的又一例子。清代“达尔汉”号，系蒙元时代“答剌罕”名号的继承。按《蒙古秘史》说法，darqan（达尔汉）“九次犯罪，可免”。据《北虏风俗》载：

及虏既归，仍以纛竖之如前，将所获一人生束之，斩于纛下，然后会众论功。群夷上所掳获于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掳获于虏王，而莫之敢匿。虏王若得干，余以颁群酋；群酋若得干，余以颁群夷。轻功者升为拔都打儿汉，功重者升为威静打儿汉，再重者升为骨印打儿汉，最为重者，则升至威打儿汉而止。[54]

北元时期，达延汗再度统一蒙古黄金家族统治后也给予有功之臣“达尔汉”号。如达延汗对参加右翼三万户之战的人皆授予“达尔汉”号。[55]

1607年努尔哈赤征讨乌拉部，并对立功者授“达尔汉巴图鲁”等号。关于此次战役，《满文老档》记载：“于淑勒昆都仑汗四十九岁的丁未年三月二十日，布占泰截路的一万兵，被两个儿子率领的一千兵击破。阵斩领兵主将博克达父子，生擒常住贝勒父子，及其弟扈里布贝勒三人。杀其三千人，获马五千匹，甲三千副。（中略）待击败敌人回来后，淑勒昆都仑汗赐给弟贝勒‘达尔汉巴图鲁’名号，汗亲生的长子首冲大敌，特赐名号‘阿尔哈图图们’，次子代善贝勒，于阵中把主将博克达贝勒于马上生擒斩之，同伴进入敌阵时追击都追不上，而与其兄长一同进击，因而赐号‘古英巴图鲁’。”[56]

努尔哈赤诸子称为“台吉”也是女真人借鉴蒙古制度的一个例子。台吉是蒙古“黄金家族”贵族才能拥有的专用名称。早期，努尔哈赤有军功的诸子皆被称作“台吉”。爱新国开国前这一称呼有所改动，出现“贝勒”与“台吉”并用的局面。天聪时期，“台吉”专指蒙古贵族，“贝勒”则成为满洲贵族的称呼。崇德时期，“贝勒”又成为蒙古贵族所获的爵位名称之一。

努尔哈赤号“昆都仑汗”，蒙古语意为“恭敬之可汗”，舒尔哈齐号“达尔汉巴图鲁”，褚英号“阿尔哈图图们”，多尔衮号“墨尔根岱青”，多铎号“额尔克楚库尔”，皆为蒙古语。天命十一年（1626），嫩科尔沁首领奥巴与努尔哈赤会面。以“当察哈尔兵至时，其兄弟属下人皆遁去，独奥巴烘台吉奋力抗战”之故，号奥巴为“土谢图汗”，号兄土梅为“代达尔汉”，号弟布达齐为“扎萨克图杜棱”，号贺尔禾代为“青卓礼克图”[57]。从上述名号中看不出蒙满差异。

（三）尊崇喇嘛教

满洲先人信奉萨满教，“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礼，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祇，名曰堂子”[58]。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立一堂宇，绕以垣墙，为礼天之所”。清世祖定鼎燕京后，“沿国俗，度地长安左门外，仍建堂子”。直至清末，拜堂子诣堂子为新年初一日或出征前凯旋后满洲皇帝、贝勒大臣必做的重要礼仪。可见，清朝皇室或上层对萨满教的虔诚崇拜和笃信。

但是，努尔哈赤本人对新接触到的喇嘛教和游历四方的游方喇嘛产生浓厚兴趣。时人常见“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之。将胡则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59]的情景。1615年，努尔哈赤又在赫图阿拉城始建佛庙，对蒙古喇嘛“二礼交聘，腆仪优待”[60]。西藏囊素喇嘛至辽阳，努尔哈赤“敬礼尊师，倍常供给”[61]。努尔哈赤尊重喇嘛并大兴寺庙，原因有两个：一是尊重蒙古人的信仰习俗；二是想利用喇嘛教优抚蒙古。这些是努尔哈赤从信仰、习俗方面将满洲人与蒙古人的差异缩小的努力。此种努力被其继任者们继续发扬，衍生出入清后治理蒙古的“因俗而治”之措施。

此外，与蒙古各部联姻是努尔哈赤所持“女真人的蒙古化”措施的重要环节。随着联姻的广泛深入和持久延续，满蒙联姻成为非常普通的“通婚”现象，为“建立满蒙亲缘关系，促进满蒙亲谊情感”[62]等方面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崛起于白山黑水间，逐步统一女真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63]，迅速升级为新兴的、最具活力的政治、军事力量。当时的女真、蒙古各部较为分散，生产力又低下，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较贫乏。因征战等原因，双方之间的属民流动频繁，女真人中融入很多蒙古人，蒙古人中亦有很多女真人。努尔哈赤在掌握足以使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采取“女真人的蒙古化”措施，对女真人、蒙古人的族群意识、民族意识进行有意整合构建，致使女真（满洲）人和蒙古人在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国朝制度、宗教信仰、血缘血统等方面差异缩小，将满洲人包装成更像蒙古人。其结果是彼此的认同、认知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而联姻、联盟，直至投附，顺理成章。

天聪时期，皇太极继续推行努尔哈赤所创“女真人的蒙古化”政策，以“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64]之态度，“不易其俗”之原则经略蒙古。这一切，从精神上增加了漠南蒙古对爱新国的依附，“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65]成为当时多数蒙古人的认知。天聪后期，林丹汗衰败，传国玉玺、玛哈噶喇金佛东移至盛京，蒙古人面临重大历史抉择。当时遗忘了“九部之战”惨败教训的嫩科尔沁蒙古人及漠南蒙古诸部，对说着蒙古语写着蒙古文字、信奉喇嘛并广建寺庙的“蒙古遗种”，即满洲皇帝丝毫没有陌生感或排斥感，跟随金佛玉玺全部投附到其麾下，接受其分封，成为其藩属。顺治初年，有蒙古血统的福临继承皇位，兵锋直指大明王朝时，外藩蒙古又全力辅佐新皇帝顺利入关，问鼎中原，共同建立起国体为“满皇蒙王”的满蒙联合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