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依据

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创新的作用日益重要，正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重大战略，明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虽然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2014年GDP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2018年达到13.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但与经济总量不相对称的是，我国企业的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除了华为等少数企业外，至今尚缺乏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知名企业。

应该如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此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其中一个普遍观点认为，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提高研发投资，即R&D投资绝对额。基于此，大量学者深入探讨了R&D投资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补助（Wallsten, 2000；Bloom et al.，2002；Hussinger, 2003；朱平芳和徐伟民，2003；唐清泉和陆姗姗，2008；张东红等，2009；赵付民等，2010；王俊，2010；姜宁等，2010；Klette和Moen, 2011；Stephen和Irem, 2012；Kasahara et al.，2013）。

（2）外部制度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干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三个维度（Stiglitz, 2000；Hall, 2002；Johnson et al.，2002；Bond et al.，2003；Khwaja和Mian, 2005；Claessens et al.，2008；张杰等，2011；廖开容等，2011；蔡地和万迪昉，2012；张杰和芦哲，2012）。

（3）市场竞争强度（Kraft, 1989；Blundellet et al.，1999；Aghion et al.，2005；Asher Tishler和Irena Milstein, 2009；Tishler和Milstein, 2009；平新乔和周艺艺，2007；吴延兵，2007；沈坤荣等，2009；柯东昌，2012）。

（4）财务特征，包括公司规模、负债水平、盈利能力等（Kamein Schwarts, 1987；Sapienza, 1989；Lichtenberg, 1991；王任飞，2005；张长征等，2006；朱平芳等，2007；刘运国和刘雯，2007；戴跃强和达庆利，2007；聂辉华等，2008；高良谋和李宇，2009；任海云等，2010；白俊红，2011；廖中举，2011；金星，2011；Revilla和Fernàndez, 2012；张西征等，2012）。

（5）公司治理，包括股权特征、董事会构成、高管特征与薪酬激励等（Hambrick和Fukutomi, 1991；Balkin等，2000；Barker和Mueller, 2002；Lee和O’neill, 2003；Hosono et al.，2004；Wu和Tu, 2007；李华晶和张玉利，2006；杨建君等，2007；毕克新和高岩，2007；刘运国和刘雯，2007；冯根福和温军，2008；Aghion et al.，2008；文芳和胡玉明，2009；刘渐和等，2010；任海云，2010；刘胜强和刘星，2010；唐清泉等，2011；胡德朝，2011；Dilek和Dianne, 2012；陈闯和刘天宇，2012；黄蕾，2012；刘小元等，2012；Brossard et al.，2013；张明和童伟伟，2013；罗正英，2013；周建等，2013；顾远等，2013）。

上述文献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但是不同文献之间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如政府补助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既有文献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刺激效应），也有文献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挤出效应），还有文献得到了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倒“U”形关系。相互矛盾的结论严重影响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和企业制定自主创新战略带来了困惑与困难。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样本的选择有关，既有学者采用上市公司，也有文献采用非上市公司；既有选择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也有专门针对中小型企业的研究。对样本的不同选择会在两个方面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差异：一是统计性差异，抽样的误差会产生差异；二是理论性差异，由于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可能在理论上就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有自己适用的理论，而以往文献大多把相同理论作用于不同样本之上，得出异议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以往文献大多把研发投入等同于创新水平，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分析，从而推导出相应假设和结论。固然二者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否增加研发投入就一定会提高创新水平却是存在疑问的，研发投入只是影响创新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绝非充要条件。提高创新能力还会受到人力资本、管理制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以往探讨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文献中直接在理论上将二者等同是存在一定缺陷的，而这种理论上的不足必然又会进一步导致实证结果的分歧，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一般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但其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可能并非完全是通过增加研发投入的途径而实现的，甚至研发投入没有增加反而有所降低。由于决策更加科学或降低了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等其他内在机制促进了创新能力，由此只能得出公司治理对于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但很难延伸出其对研发投入也必然具有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影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应该不仅局限于分析R&D投资，而是应该拓展至研发投资效率，进一步探讨何种制度设计能够显著增强研发投入的产出比，从而为我国正在实施的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资金来源（Huang和Xu, 1998；Kortum和Lerner, 2000；Pender, 2007；梁莱歆等，2009；唐清泉等，2009；白俊红和李婧，2011；李洪伟等，2012）、资金管理（Kurt等，2003；S. K. Ethiraj, 2005；肖广岭，2005；梁莱歆和马如飞，2009；Liu等，2011）。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学者研究了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朱有为和徐康宁，2006；冯根福等，2006；岳书敬，2008；陈修德和梁彤缨，2010），但上述文献更多关注宏观的行业层面，较少专门研究微观企业层次的研发效率。更为关键的是，从公司治理尤其是董事会制度建设视角探讨研发投资效率的文献比较少见。而近年来公司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企业界以及学术界的重视，我国相关政府部门为增强公司治理有效性也不断出台了各种法律法规，从而积极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公司治理的显著作用一方面表现在提高监督能力，保护中小股东等相关利益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在于提高公司整体的科学决策能力（李维安，2003）。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决策中枢，在公司治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那么，如何合理架构董事会组织结构以及选择合适的运作机制，才能发挥其增强研发投资效率，进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先前文献对此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大样本的实证检验，本书拟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以期为我国的政策制定和企业的创新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