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百转千回系儒门
末世儒门,浊浪没清流
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梁济
若要问谁是梁漱溟思想的启蒙者和领路人,回答必定是他的父亲——梁济。梁济在中国儒学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虽然远不及日后的梁漱溟,但是作为一个出生于儒学世家的儒学门徒,他以自己悲壮的一生祭奠了他所信仰却无力挽其没落之势的儒学。这种舍身殉道的精神在日后的岁月里一直与梁漱溟不离不弃。
1918年11月,这是梁漱溟回忆里最为痛楚的日子。离60大寿还有几天的父亲梁济,毅然抛下妻儿,自沉于积水潭。这是梁济最后的一搏——用生命挽回日趋没落的儒学,警醒江河日下的世风。举身赴清池前,梁济把自己以前借他人的一笔钱还掉,然后到自己的老师处提前奉上贺寿的礼金,最后还为他侄孙女买了一些画册。
他的死和后来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都在当时的京师引起了轰动,时人认为都是殉清之举,逊位的末代皇帝也确实立即下伪诏追赠梁济谥号,表彰忠义。然而清朝不过是一个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代名词而已。1925年,徐志摩在看了梁济的遗书后,读懂了他的自杀行为,指出他是为“天理、义、信念、理想或是康德的范畴——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甚于生’的那一点”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儒家讲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济做到了前两者,但在治国上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而收效甚微。梁济一直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运用于世。他说:“久住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其中以不梯荣仲华(禄),不钻营肃(王)邸,最为心安之事。”但是他不幸生于中国封建王朝最没落的时期,天朝上国的光辉早已暗淡,作为儒学门徒的他不忍转身而去、独善其身,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应该说,梁济并不是一个迂腐的老夫子,他所秉承的是儒家积极入世、经邦济世的理念。他已经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没落,知道唯有新的思潮才能为这个民族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但凡是有益于家国的新思潮,他都会用包容的态度去积极地接受。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就已经表现出了变革的态度和立场。对于西学,他不同于当时的顽固派,而能看到其与时代进步相一致的一面。他教导弟子们说:“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对于变法维新,他也是热心支持,只不过由于官职较低,没有进入变法核心,因此变法失败后也未受多大牵连。但是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一系列事件让他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清政府的无可救药。
正因如此,当梁漱溟参加同盟会时,梁济也只是从国家民族和家庭道德上加以劝阻:“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畴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他是在等待清朝的自行消亡,是有所准备的,这样的人怎会在清朝灭亡7年后才殉清而死呢?
其实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梁济都把它作为社会好转的机遇。1912年,清帝逊位后他曾有死志:必将死义,以救末俗。他在心底还是对革命党人抱有期待,但是,中国的局势一次次被搅乱。此后的袁世凯专制、军阀混战导致社会每况愈下,他对新理想新党派的包容和妥协并没有让他看到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一再的失望,使得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民国初年,梁启超、吴鼎昌等人就发表文章告诫世人:中国的“国性”和民德正在日益沦丧,如果听任社会道德败坏下去,中国必然亡国,中国的命运将由中国人在德行上的振兴或堕落而决定,抛开这个基本精神去谈改革政治和社会史是没有用的。
梁济对此更有着切肤之痛。然而人微言轻的他,纵然是痛彻心扉、呼天抢地也是闻者寥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于是,死成了他最后唯一的选择。
他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遗言:“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他所效忠的是他的信仰,他是一个真正的儒者。“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梁济正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末世的污秽中盛开一朵鲜红的梅花。他纵身一跃,在污浊的浪潮中注入了一股清流,虽然并没有换来江澄月明,却成了他的儿子梁漱溟一生追逐儒学的源头。凤凰涅槃,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儒学的复兴,也将由梁漱溟等一批有志之士来完成。
弦外听音儒
同盟会
全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王国维
(1877——1927),中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国学大师,著有《人间词话》等著作。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