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数字非遗的发展现状

从2010年我国将非遗数字化保护纳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到2011年颁布第一部《非遗法》，再到如今“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再次提出多条非遗数字化保护具体措施，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日益深入。下面，将从数字非遗现存问题、发展动因、未来展望三个方面了解数字非遗目前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一、数字非遗的现存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发布的《世界文化发展报告》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若依赖资本力量实现文化遗产数字化，将会成为文化资源的廉价出口国和文化产品的进口国，极大地动摇民众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也会逐渐丧失对本土文化的解释权。进入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介入也使传统非遗在传承、保护与传播方面面临诸多困境。

（一）非遗本真遗失，难以还原活态性

非遗是一种文化的遗产，是特定人群的生活经验、历史传统、集体记忆，以及社会实践，我国的非遗保护强调“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因此保护非遗的原真性与文化内涵仍是数字非遗保护工作的核心。但是难寻非遗传承人、非正宗传承人作品遭受质疑、欠缺地方性知识、数字化难以还原非遗的本来面貌与文化意义等问题成为困扰数字非遗发展的重要难题。数字化保护是对传统非遗的活化创新，应在理解非遗内涵、展现非遗活态性的基础上进行延伸与发展。因此，如何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使非遗在保存内涵与创新活化之间保持平衡，完成非遗在数字时代的再生过程，将是数字非遗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数字能力欠缺，难以深度参与传播

无论是非遗数字化工作，还是非遗数字传播，并非仅靠非遗传承人一人之力就可以完成。国家苏绣非遗传承人邹英姿和姚惠芬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虽然认为数字传播对苏绣传承有重要作用，但仅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苏绣数字化传播的。”诸多非遗传承人也同样面临如此困难：民间非遗传承人大多专业过硬、技艺卓越，但整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认识与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缺乏数字技术与知识的储备，很难有时间和机会去了解和学习，也不免产生抵触新事物的情绪，可以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不熟悉数字传播、欠缺数字使用能力；等等。因此，这种非遗传承人数字能力不足、参与感薄弱的境况，使得找到合适的非遗传承人并非易事，也致使他们与广大受众之间的鸿沟在数字时代越拉越大。

（三）代际失衡严重，难以满足受众需求

非遗的无形性、活态性决定了其本质是变化，也凸显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消费升级，受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化，过于传统与陈旧的非遗内容并不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偏好，忽视了受众的兴趣偏好，即使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非遗进行转化、改造与再创，也难以满足受众多元化的需求。在国务院已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单中，40岁以下的仅7人，60岁以下的不足45%，平均年龄达63.29岁。“老一辈非遗爱好者老去，中青年受众群体不感兴趣”，不仅是苏绣在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困境，也是众多非遗在数字时代遇到的现实问题。早有学者对形式化、同质化的非遗数字化工作提出质疑：内容重复的数字资源以及“闭门造车”式的资源库，不仅没有实现数字传播的初衷，也没有凸显非遗在数字化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四）传播媒介单一，难以实现广泛传播

被称为“网络原住民”的年轻人是如今数字时代的主流受众。数字技术更符合当代年轻人的文化消费习惯与审美偏好，与其他年代的人群相比，他们对网络平台和数字内容的依赖尤为突出。因此，传统非遗“点对面”现场展示的方式很难吸引年轻受众的关注，也与数字时代受众多元文化创新的需求相脱节。虽然媒介日益多样、新媒体层出不穷，但相比其他领域来说，数字媒介在非遗领域的利用率与普及率并不尽如人意。非遗数字化工作的开展并没有跟上媒介变革的速度，采用新媒体等数字传播方式的非遗项目仍是少数，反而将数字媒体作为传统媒介屏显替代品的例子却比比皆是，这也是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呈现滞后现象、传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

（五）技术应用滞后，难以诠释数字非遗

我国非遗数字化传播起步较晚，非遗数字化技术应用并不深入，仍是重数字存档记录、轻数字传播开发，因此难以平衡非遗在数字化过程中的“道”与“器”，即非遗的形式与意义。目前，在我国非遗数字化过程中，利用互联网实现非遗信息共享的应用越来越多，如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但多集中在非遗数字化采集、记录等留存方面，单调、千篇一律的非遗数字化产品也让众多年轻受众渐行渐远。同时，在后续的对非遗数字资源进行分析、处理、开发等工作中，其他全息拍摄、动作捕捉、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并未实际深度介入和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在技术及时跟进、实现转化再生、资源众创共享方面仍有不足，并未完全融入数字化表达的话语体系，无形中限制了非遗数字展示方式与空间表达。

二、数字非遗发展的动因

自2004年加入《公约》以来，我国已开展非遗保护工作18年，数字非遗保护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与深化，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下面将从政策法律、经济、文化、技术升级四个方面对数字非遗在我国发展的动因进行阐述。

（一）法律、政策保障数字非遗发展

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自2004年起便不遗余力地践行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在《公约》的框架下，我国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为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开展保驾护航。一是国家通过《非遗法》将非遗保护纳入法律范畴，其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各地方政府也据此颁布了与非遗保护相关的地方性条例。二是非遗保护连续纳入“十二五”—“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构成了国家、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三级规划体系，并与《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共同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相关单位开展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三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2年5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从文化数字化的角度提出了诸多发展要求，对我国数字非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从国家到地方，还是从非遗保护到文化数字化，数字非遗在我国的发展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和政策作为指引和保障。

（二）文化经济激活数字非遗发展

2021年，我国GDP总量为17.73万亿美元，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文化产业的发展、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的推进奠定了稳定的基石。在国家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推行文化消费政策的情况下，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0%。《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文化数字化发展迅速，尤其是传统文化不断向数字化转型，而文化消费也将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引擎。伴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文化产业的持续增速，文化消费也随之不断升级，而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经济也在不断重构人们的生产生活，重塑社会的经济结构，让数字文化经济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化科技融合2021，迈入数字文化经济时代》指出，文化要素化作为数字文化经济最为显著的特征，主要是指数字技术助力文化资源转化为数据资产形态的生产要素。数字非遗正是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发展而来的非遗文化数字化新形态。由此可见，文化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将不断刺激数字文化经济增速发展，也将激活数字非遗在经济方面的增长，促进数字非遗快速发展。

（三）文化资源助力数字非遗发展

我国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资源，这是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推动文化经济增长、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就非遗而言，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共计42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在国内，国务院共认定1 55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非遗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可以取得双赢的效果：一方面，数字技术将为当代非遗保护提供丰富而多元的手段和路径，不仅可以让非遗文化以全新的数字形式得以长久保存，而且也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创新方式；另一方面，源源不断的非遗资源可以持续践行文化数字化、发展数字文化经济，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此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支点的数字非遗，也可以成为中国数字文化“出海”的新风向，通过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直播、短视频等多元的传播形式，推动中国数字非遗走向国际，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新表达，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四）技术升级赋能数字非遗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不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速。《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创新的重要策源地。我国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国各种技术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已建成全球最大的5G网络；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量子信息等新兴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中国大数据专利公开量约占全球的40%，位居世界第二。这些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不仅为数字非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也为非遗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成为数字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5G技术应用的落地、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为数字经济和新兴技术企业提供良好平台的同时，也促进了数字非遗在产品和服务上的不断创新，使更多的终端视听设备、新兴技术，如AR、VR、全息成像、交互娱乐引擎等融入非遗数字化传播进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数字非遗的沉浸体验感，能够更好地服务广大受众，实现非遗的数字化保护。

三、数字非遗的前景展望

以2022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202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为指导，根据我国数字非遗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四点数字非遗的前景展望。

（一）数字非遗在科研教育方面的展望

对数字非遗在科研教育方面的展望可以从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与应用合作三个角度来看，一是数字非遗的基础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化多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挖掘和建立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知识理论体系，拓宽数字非遗的研究视野。二是数字非遗的人才培养。一方面，会不断加强非遗教育培养，调整、引导和改善非遗教育干预措施，将非遗教育纳入现代教育体系，不但培养了文化、技术、创意方面的人才，而且培养了数字非遗在行政、管理、运营方面的人才，为数字非遗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会强化社会非遗教育培训，丰富数字非遗在社会上的教育形态，满足各类人群的学习需求，进一步提升传承人技能艺能和数字素养，加强非遗传承梯队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数字非遗的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三是数字非遗的应用合作。高校、科研机构将与企业协力合作，致力于研究数字非遗应用型成果，提升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率，探索数字技术在非遗保护中的更多可能。

（二）数字非遗在技术应用方面的展望

数字技术将不断强化在非遗资源供给上的赋能作用，未来，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将在非遗领域落地应用。一是非遗资源大数据管理与共享平台将会进一步完善，加强非遗数据安全服务，依托区块链、云平台等技术发展以非遗数据驱动的新业态新传承模式；二是伴随影音技术的不断升级，已有的VR、AR、3D扫描重建、互动感应、动作捕捉等技术将会更广泛地应用于非遗展示，同时元宇宙的快速兴起，也让虚拟人等创新技术融入非遗的数字化保护实践中，合力在线上和线下共同打造多元、互动、沉浸式的数字非遗体验场景，让数字非遗“飞入寻常百姓家”；三是探索解决非遗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失真问题，减少因外部数字技术手段造成非遗内涵与意义的表达偏差，寻求非遗与技术、媒介、再生等手段之间的平衡，让非遗传承主体在数字语境下归位，还原非遗的本来面貌。

（三）数字非遗在管理协作方面的展望

数字非遗在管理协作方面会不断加大力度。一是会进一步强化对非遗数字资源的版权保护，通过政策、法律、技术等手段解决非遗在数字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问题，通过规范合法合理的存档和获取方式，为数字非遗提供版权保障。二是将对非遗数字资源逐步实施动态性、标准化管理和建设，包括非遗项目的相关数据、非遗传承人、非遗资料等内容，强化管理过程，优化管理手段。三是将会加强数字非遗的内外协作，一方面，协调数字非遗相关部门，完善合作机制，紧密开展非遗资源、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加强跨领域、跨国界的沟通交流，促进数字非遗不断创新发展。

（四）数字非遗在传播转化方面的展望

传播转化将是数字非遗接下来的重要发展领域，逐步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一是将会在数字非遗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模式等方面不断拓展，构建适合数字非遗传播的全媒体体系，增强数字非遗的趣味性、互动性，提升非遗在数字空间的生存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二是将会大力推动数字非遗的创意性转化，依托数字技术创新传统非遗文化，在凸显非遗文化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同时，将数字非遗成果产品化，提升其社会和经济价值。三是将更加关注数字非遗与数字经济的结合，加快发展云游非遗、非遗直播、非遗数字产业园等数字非遗新业态，推动数字非遗产业化发展，发展以数字藏品为代表的数字非遗交易，推动数字非遗产品网络销售和“出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