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系列丛书序

中国社会正步入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可能遭遇以前数十年未曾经历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当前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层面，有关新常态阶段可能出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经济新常态带来社会的“非常态”，即过去稳定化、常态化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社会心态与行为模式出现一定演进和变迁。研究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心态演进，构成了分析新常态背景下可能出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框架，有助于我们在精神层面赋予中国发展道路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加深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和理解。从现实层面看，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国家稳定，社会心态研究可以为国家有效地处理可能出现的社会失衡局面提供基础信息和预判机制，已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

作为社会心态研究的两个主要面向，网络社会心态与现实社会心态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网络社会心态无法脱离现实社会的身份束缚，却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二者不是简单的并列或延伸关系，而是相互嵌入、相互建构，共同构成整体的社会心态（余建华，2014）。

我们认为，研究和把握新常态历史时期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具有独到的学术和现实价值：

第一，互联网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的重要呈现场域和主要交锋平台。在不同意见相互激荡、多种力量相互碰撞的网络环境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心态极易通过互联网快速蔓延、发酵和放大（常倩，2012；Stieglitz & Linh，2013），集结超出现实集会人群数量千百倍的超大规模社群，形成规模巨大、破坏力和建设力均极为可观的强势集团（杜骏飞等，2015），导致用户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态度等方面的极化（Wu，2014；Yardi & Boyd，2010）。不仅如此，面对外部刺激，网民往往会投入强大的心理能量做出反应，并具有比普通人群更高的从情绪到行为的转变概率。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社会心态不仅成为判断意见强度的新指标，更可能蕴涵远超出现实社会心态的社会能量，成为社会变迁的一个动力源（桂勇等，2015）。

第二，在中国的经济新常态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开展网络社会心态研究，对把握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中的关键群体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伴随互联网用户激增，农村、弱势、边缘阶层的网民以及新生代（90后、00后）和年老的人群比例会继续加大，这些网络上不断成长的用户群，恰恰是新常态经济环境下最值得关注的现实人群，他们在特殊时期通过互联网加速集结；另一方面，个体通过群体动态机制在网络上形成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在趋同类聚或同质分类的过程中，形成“网络极端情绪群体”，跳出现实社会群体划分，建构新的在线社群结构（Huang & Sun，2014）。研究网络社会心态，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关键群体，有助于我们在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比较中，更加全面完整地把握网络社会结构的动向。

第三，互联网为我们研究社会心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传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语境，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研究条件和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源。网络社会心态能够被互联网使用的痕迹完整地捕捉到，运用网络不仅使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民族志”研究，对某一群体的文化、价值观、网络行动模式加以观察，相对真实地收集资料、还原社会心态原貌，还可以基于系统的海量数据对非正式沟通的流向、观点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以及网络社群结构进行观察或做出合理的推断（法雷尔，2013）；更有学者已将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拓展到多学科交叉领域，如探索社会情绪与财政经济学的关系（Nofsinger， 2005），将推特心态作为“股票市场预测器”（Bollen, Mao & Zeng，2011）等。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是一个充满潜力和张力的新兴研究领域。

总的来说，学界在现实社会心态研究方面虽已积累了不少成果（Maio， 2003；周晓虹，2009），但受线下调查方法的限制，相对忽视了网络社会作为社会基础性存在方式对社会心态的影响。2014年，我们开展“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之前，在中国知网以网络社会心态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显示只有几篇文献；即便以“网络”和“社会心态”作为共同搜索词，所得文献也不过十余篇。这些研究散见于多个研究领域，包括对网络流行语词表达现象的研究（潘泽泉，李超锋，2010）、网络舆情频发相关非理性心态研究（李玉娟， 2012）、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乐媛，杨伯溆，2009）等；大批网络舆情研究聚焦于对“事件或议题”的分析，未能实现以“人”（网民）为本的深层次心态研究；相对系统的网络社会心态整体性分析框架尚未形成。

那么，网络社会心态研究应该是什么样的？网络社会心态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展开，可能的关键点又在哪里？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初步的设想。

第一，要有理论梳理和分析框架建构，通过跨学科合作来解决问题。

中国的网络社会心态研究正处于初期积累阶段，散见于网络舆情研究、网络社会思潮研究、网络表达研究等诸多领域，其内涵、外延、测量标准、逻辑起点、与现实社会心态的关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亟待整合梳理、建构发展。为了建构整合性的分析概念框架，我们需要汲取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综合的视角审视现有研究，为整合研究路径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网络社会心态不是网络舆情，研究者需要转换思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扎扎实实做好历史记录，完成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网络社会心态的长期追踪。

在我们看来，网络社会心态研究不同于现有的大量网络民意或网络舆情研究聚焦“事件/议题”的研究路径。如何从聚焦短期效应，容易产生“污染”民意和群体极化现象的舆情研究，转向以网民个体为中心、以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网络表达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是我们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重点。我们尝试过依托网民个体在网络上自然呈现的内容，运用人工编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固定的微博用户所发全部博文进行整体性分析；也开始尝试运用大数据的方法，对微博数亿条信息展开机器学习。这些尝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观察和探讨网络用户的深层心态与实际意愿，从宏观的网络社会视角呈现相对稳定的民意取向。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我们尝试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特定的背景下，构建一个反映当代中国网民思想观念的具有历史记录意义的资料库，为深刻理解中国网络社会心态的演进提供丰厚坚实的数据资料基础，包括：连续3到5年收集数十类社会职业的网民数据库，覆盖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体制内党政军工作者、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底层群体、商界精英与高资产人士、自由职业者等；连续3到5年分析新浪微博上亿条随机抽取的博文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动向；连续3到5年开展覆盖不同社会群体的线下真实个人的深度访谈和观察报告等。

第三，重视结构分析，呈现基于心态的网络社群结构，并阐明网络社会心态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网络社会心态具有其独有的表达和演进逻辑，不仅表现在社会心态的呈现上，更体现在由社会心态聚合而成的虚拟社群结构中。研究网络社会心态的一大优势在于，线上数据具有比线下问卷数据更加丰富的层次结构。结合现实社会属性，通过海量数据挖掘不仅能追踪网络用户动态变化的社会心态，刻画出不同网络社群的价值偏好，亦能通过揭示网络社群观点形成、两级或多级聚合分化的过程和规律，系统呈现网络社群结构的时代特征，为促进网络社会的良性演进提供理论依据。

第四，要始终在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并存互构的关系中把握网络社会心态。

中国的新常态历史阶段，为社会心态变迁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社会环境。在此过程中研究网络社会心态演进，不仅要呈现其特征、结构、变迁，更要在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研究两者如何影响社会心态变化的深层机制，通过对生成机制、传播机制、扩散机制、冲突机制的种种辩证研究，思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形式的网络社会的新形态。

第五，要尝试探索趋势，关注网络社会心态对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影响。

网络社会心态不仅能折射社会现实，还对社会现实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凝聚抑或分化人心、传播正向的价值取向抑或输送负向的价值观念、整合抑或分裂群体关系，等等。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网络社会心态的演进的一个现实目标，是要将其应用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探索中。

总而言之，网络社会心态蕴涵着超出现实社会心态的社会能量，已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源。研究新常态背景下的网络社会心态，需要我们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线上数据（如微博、微信数据）与线下多元群体访谈相结合；横向群体结构比较和纵向历史变迁比较相结合；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系统地从理论、数据、结构、机制、影响等多个方面研究中国网络社会心态的演进过程及其对社会进程的潜在影响。相关研究将不仅为反映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特征、趋势开拓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加深我们对中国网民、中国网络社会乃至中国民众心态的整体性理解，亦通过独特的视角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寻求基于网络社会的创新性理论建构。

我们刚刚起步，有太多不足，希望在前行的道路上与同仁共勉。

李良荣、桂勇

2017年5月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