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面向第二个百年的高质量发展路径[3]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后两步走的战略目标、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2020年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向实现现代化迈进，到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时，人均GDP将超过20000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按现在的高收入组计算，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将突破中等收入上限，进入高收入国家，那么预计中国在2028年前后将突破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再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35年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预计人均GDP突破40000美元，建成现代化强国。[4]

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给了我们经济发展路径，更提出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矛盾、新发展理念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式方法。核心强调了发展体系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个根本命题，中国经济增长从物质供给转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基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奋斗目标提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非经济性因素成为主导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内在经济逻辑在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的三重发展，GDP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力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及国际化带来的“规模效率”。技术依赖于“干中学”，资本靠高储蓄和吸引外资快速积累，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开放中转变为“人口红利”，创造了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第二个百年是中国转向现代化的阶段，人的全面发展贯穿整个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的转向已经是必然的选择。然而转向是艰难的，高速增长意味着“规模收益递增”，经济的“正反馈机制”自我强化。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路径后，经济走向均衡，“规模收益递减”，经济回馈机制减弱，这就需要构造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才能打破原有增长路径依赖，转向新的发展方向和实现新的发展理念。

（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S形增长路径

1.增长研究范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一直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命题。课题组认为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遵循着S形路径和发展阶段演进性特征。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的阶段性变化会引起发展动力结构、政府干预、技术进步等阶段性根本变化（张平、刘霞辉，2007）。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会递减，低成本要素持续累积不可持续，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在从工业化到城市化，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中，会出现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的转换与挑战（张平、刘霞辉、王宏淼，201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张平、刘霞辉、袁富华、陈昌兵、陆明涛，2012）。

S形曲线的增长命题涵盖了两方面的拓展。第一是构造了一个依赖时间的增长模型。该模型具有最少两期性质，即阶段性特征，一期是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发展阶段，受到阶段性极限限制强制转向，转到“规模收益递减”的二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时，能否依靠创新等新要素推动经济走向内生经济增长是不确定的。此外，跨期会受到自然条件等的约束，因此需要一套新发展模式。第二是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增长模型中。S形生产函数是在增长依赖资本、劳动要素积累的模型中拓展增加了新的规模递增要素，把社会、制度、创意、人力资本等新因素加入模型中，并将增长从单一经济绩效目标转向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福利目标，修补了新古典增长范式。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不包括阶段性，也不包含任何非经济性要素，是一个单调的要素积累增长模型，外生变量为技术进步和人口。内生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内生为技术进步，作为持续推动因素。增长模型中没有破坏自然资源引起气候变暖的成本项目，也没有两极化分裂社会的代价因素。把人类社会、意识形态、自然资源等高度复杂化过程简化为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型，是永远增长的永动机模型，适合于工业化无约束开采物质生产阶段；而用于基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阶段分析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增长模型对单一增长过程和极其简化的经济学抽象作为经典分析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它难以涵盖经济真实发展的多阶段特征和阶段转换的特性，而且过度简化掉非经济性因素，成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因此与现实经济和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融于一体的人类真实活动也越来越不相关。这些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积极探索，他们试图从多方面进行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一直将经济生产方式与阶级产生相连接，形成了丰富的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发展机制分析，并划分了历史发展的大阶段，指导了实践。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经济学者都在不断探索经济与伦理、社会等人类活动变量互动连接的理论逻辑。阿马蒂亚·森（2000）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两个根源：一是由“边际革命”开创的经济学的“工程学”根源；另一个是经济与伦理学的分离。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浩如烟海，出现了经济“嵌入”社会等理论、在心理活动的基础上拓展的行为经济学等。经济行为与人类社会、意识、道德、政治、法律等活动的互动性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基准。

在经济发展多阶段性的探讨方面，罗斯托（2016）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中以经济发展阶段为基准讨论了每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基本方程”，将“非经济因素”和“增长阶段与极限”作为讨论阶段的范式，并将经济发展阶段归纳为起飞阶段、成熟技术阶段、大众消费阶段等。亚洲金融危机后，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再次将发展阶段研究推到了重要位置。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张平，2015）。阶段性讨论在本质上隐含了阶段性断点的可能性和演化分叉的可能性，这也是人类社会多样性特征的一个产物。

加入自然成本冲击来探讨增长模型是在增长模型中增加成本项目。大自然作为复杂系统在不断被破坏累积后会“涌现”宏观现象，带来具有全球性的气候灾害、环境污染、瘟疫等冲击，根本性地改变经济增长的技术和演进路径。工业化以来，以刺激消费、增加物质消耗为基准提升GDP增长的模式不断受到温室效应的挑战，自然灾害、污染和疫情等冲击的规模和频率不断加大，已经构成了增长的损失（成本）项。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古典式的自然开采-加工污染-过度消费的工业化生产与生活模式，将其转变为可持续增长模式（赫尔曼·E.戴利，2001）。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直接造成全球经济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在《全球经济展望》中把全球经济预测由原来的3.2%调低到-3%，自然冲击给全球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不断加大。气候经济学被全球所接受，气候、环境、排放、循环经济等被列入全球气候协约中，并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中国成为《巴黎气候协定》的缔约国，减少大气污染、降低排放、循环利用物质已经开启了中国新的生产方式。

增长路径转折是经济增长路径逐步逼近阶段性极限的特征表述。路径转折是一个过程，属于必然趋势。路径转换的方向含有多种可能性，如经济学、组织学中讨论的“路径依赖”，是指经济增长没有成功地转换到更高的增长阶段而陷入增长困境中，也被称为增长陷阱。中国增长路径的阶段性极限特征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1）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和市场全面开放，要素价格完成了国际市场定价，基于市场规模扩张和隐蔽资源（要素）重新定价推动的规模收益递增效用逐步递减；（2）“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的比较优势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人口负债；（3）技术进步中的模仿效率和效益随着本国技术水平接近全球技术前沿边界而下降，技术创新开发不确定性增强；（4）结构再配置效率下降，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传统农业为主导转向以现代化部门为主导，从农村到城市的结构再配置效率也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而递减；（5）自然成本约束明显加强，可持续发展成为增长的要求；（6）基于城市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推动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变。

这些增长模型和发展模式新探索，实质上是要推动增长路径转变，其最大的特征是通过非经济因素的加入取得超越增长的广泛的民众支持，形成“正反馈”机制。

2.S形增长曲线模型和2021～2050年长期增长预测

S形增长曲线的本质是人均GDP基于资本要素积累而扩展的增长生产函数，扩展为一个因时而变的增长路径，构成了一个逻辑曲线（刘霞辉，2003）。依据模型和最新的数据，我们重新估计了中国长期增长曲线（陈昌兵、张平，2018）。我国人均GDP在1953～1978年波动较大，在1984～2019年增长幅度较大，依据1978～2019年的数据，用贝叶斯估计模型得到如下结果：参数估计可得到α的均值为0.00412，95%的置信区间下为（0.00398，0.0042），a的均值为86.15168，95%的置信区间下为（83.9856，89.4521）；b的均值为0.0892，95%的置信区间下为（0.0827，0.09176），收敛于α=0.00412，可得到k=242.72，a=86.1516，b=0.0892。由此得出我国人均GDP的S形增长曲线函数为：

计算1978～2019年的实际人均GDP与模拟人均GDP可得到方程预测误差项为e2=7.4159，曲线见图3，可计算的拐点为2033年，即我国人均GDP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再转入稳定增长阶段，2034年以后我国人均GDP增长将进入平稳发展期。

图3 实际人均GDP与模拟人均GDP

注：本模型测算由陈昌兵（2010）更新计算。

根据模型的预测值，结合2019年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的基数，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2020年只按名义增长3.5%和汇率为7计算GDP增速，而后年份假定汇率为7，并做三个阶段的通货膨胀率假设，2021～2033年GDP平减，即通货膨胀率水平保持2%，2030～2040年通货膨胀率降低到1.5%，2041～2050年通货膨胀率降低到1%，意味着在2050年以前人民币汇率对外保持小幅升值的态势。按模型预测的人均GDP增速（见表2），到203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万美元，到2050年人均GDP达到4.1万美元，实现现代化强国。从现在到2050年的经济增长将逐步从赶超速度向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收敛，因此财富水平的关键不是速度，而是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以及汇率的升值，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多方面和谐稳定的特征，因此减少波动，实现和谐和持续增长是发展的根本。

表2 中国经济增长情况

表2 中国经济增长情况-续表1

表2 中国经济增长情况-续表2

2020年后的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以物质效率供给转向深度城市化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即通过消费和服务提升人的质量，以实现创新和提升效率。城市化由经济体系向福利社会体系转型，其核心是为人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随着户籍改革在2020年的逐步实施，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市化与以户籍人口衡量的城市化逐步统一，预计到2030年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而后城市化率的增长进入自然增长阶段，即通过城乡人口比例的自然变动来提高。城市人口比重高于农村人口，而且年轻化程度高，预期寿命高，通过人口自然增长的差异来推动城市化率，到2050年基本城市化率将达到85%。

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核心是基于深度城市化过程中的人的现代化，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应将政治、文化、社会、法律、人与自然和谐等“非经济因素”作为关键变量纳入中国国家现代化体系的构建中。

（二）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中的经验事实与模式演进

我们预测2033年为经济增长转折点，但转折本质上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点，而且这个过程是由一组转折性经验事实推动的。我们就这一转折过程的经验事实进行梳理，讨论发展模式的变与不变，理解过程中不可更改的趋势与传统模式锁定的冲突及调整。

1.经济增长转变中的经验性事实

中国经济转折过程中的一系列相关事实，都在揭示着规模收益递增过程的转变。

（1）“结构性减速”，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推动的“规模收益递增”经济赶超阶段结束。2012年中国由“结构性加速”转到“结构性减速”（袁富华，2012）。“结构性赶超”是指资源从低效率的传统产业部门转配置到高效率的现代工业化部门，通过结构性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是中国赶超增长的第一大结构性动力，2011年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个别年份会低些，但很快就会恢复，而2011年后，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系统性下降，到2019年下降为30%。完成工业化后，由于服务业规模效率低于工业部门，所以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开始加速后，经济增长因服务业比重上升逐步减缓，这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和趋势相一致。经济结构服务化是路径转向的最重要标志。

（2）全球化市场带动的“规模收益递增”结束。中国利用比较优势，通过出口拓展全球市场。2015年，中国出口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重达到14%，而后略有下降，2019年为13%，之后进一步下降，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8.6%，下降到2018年的0.85%，出口带动效应下降，出口导向的经济扩张结束，逐步转向以国内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3）空间聚集获得的规模收益特征预计到2030年前后结束。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2019年突破60%，空间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推动着城市化投资、私人住房购买和城市建设产业的发展，预计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70%后，城市规模聚集度将逐步稳定。2030年后，城市人口占比是靠城市人口占比高、年轻人多、预期寿命长以及人口自然增长而提高的。城市化率的提高失去了人口转移带来的聚集效应，相应地为人口空间聚集而大幅度投资的城市建设周期结束，城市化加速增长路径转向平稳发展路径。

（4）中国“人口红利”已在2015年结束。“人口红利”是中国赶超路径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人口红利”即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从改革开放后持续上升，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人口是负担而不是红利。这是因为后发国家人口多，由此导致贫穷，进而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只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化进程中，而且参与国际化分工，才能推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化负担为红利。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在2012年见顶后逐步缓慢回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按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在2031年将达到14.6亿人的顶峰，人口增长转变为负向，劳动供给增长率下降，65岁人口占比接近20%。

（5）中国的资本形成增长速度逐步下降。资本形成来自一国储蓄，包括国内投资和净出口，现阶段中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下降至1%，因此中国储蓄现在主要来自国内储蓄的增长。从现有情况看，储蓄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着收入增长减缓，储蓄增长也将减缓。与此同时，居民、企业、政府负债增长加速，国家金融实验室公布的2020年资产负债表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负债占GDP的比重为57.7%，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为161.1%，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为40.5%（张晓晶、刘磊，2020），净储蓄水平持续下降，资本形成增长速度也逐步下降。

（6）中国汇率重估带来的GDP高速增长在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后结束。中国在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汇率从5.8贬值为8.7，从此开创了出口持续盈余的历史，通过压低汇率增强比较优势提升出口竞争力。随着中国贸易总量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提高，汇率贬值带来的出口效应第一次被修正，2005年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到2015年时，中国GDP按美元计算超高速增长，包含了名义GDP的高速增长和汇率升值。汇率升值导致大量国际资金涌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是基于外汇资产的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推高了中国名义GDP增速，中国名义GDP增速达到每年15%左右，加上每年汇率升值约3%，中国以美元计价的GDP年均增速高达18%，汇率升值带来了中国超高速赶超和财富效应。201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2016年10月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体系，2017年后人民币双向波动，直到2020年形成了比较均衡的汇率体系，但汇率升值带来的大幅度经济增长阶段已经结束。汇率定价透明化后，中国资源（要素）价格也逐步与国际定价接轨，隐蔽资源（要素）重估结束。

（7）2015年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协定》，2020年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些都强调了中国减排的国际责任，持续发展约束成为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基本的事实预示着阶段性发展逐步走向转折，原有的增长路径不可持续。

2019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未来15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增长速度向发达国家收敛，规模收益逐步递减。增长路径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其内生逻辑，也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三大规律。第一是人类需求定律，经济学中的恩格尔定律、心理学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以及大量事实都已经证明了需求定律，即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物质消费占比将不断下降，精神需求则不断上升，与之匹配的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张平、刘霞辉、袁富华、陈昌兵，2015）。

第二是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创新效率补偿规律。精神需求的提升必须伴随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提高，从而提升人的创新能力，形成创新效率补充，否则该循环是不可持续的（袁富华、张平、刘霞辉、楠玉，2016）。

第三是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人们的收入-福利水平超过小康阈值后，经济体逐步进入均衡增长阶段，经济约束逐步减弱，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中心议题，大量的非经济因素成为现代化体系构建的新基础。

2.转型方向、路径依赖与模式变革

中国经济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最重要阶段，首先遇到的是经济规模收益递增的消失，经济增长放缓，路径需要转换，并且这一转换没有强的经济激励。其次，与原有高速增长相伴的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即发展模式中控制系统（宏观制度）的导向需要转变，需要重新确立激励方向，转变相关结构（市场结构、产权结构、生产结构）、利益格局和动力机制（正反馈机制），从而改变路径锁定状态。中国从经济赶超模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模式，从单一物质增长转向以“人的发展”为基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是一个全新的激励目标。相应的发展模式也要做出巨大的调整，否则难以实现这一转型。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中，一方面要融入更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质的新要素，将创意、人力资本、知识与数据等变量加入创新变量组；另一方面要将非经济要素纳入基本增长模型，绿色作为可持续度量变量加入，共享作为包容性变量加入。而经济因素外的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等作为制度性治理变量，同样作为重要的新变量加入增长模型。高质量增长模型要素组要远远高于传统的增长模型，而被解释变量也不仅仅是GDP，而是包含了基于人的发展的多维社会福利目标函数。增长路径的改变充满了不确定性，原有路径和模式都会阻碍这一转型。以超前性的意识开拓未来的方向，最终依据路径导向，积极改变发展模式，制定基于“人的发展”的宏观激励目标和配置体系，形成基于新要素的新结构，建立新的非经济要素的“正反馈机制”，通过国民积极参与打破路径锁定，从而实现路径和模式（激励）的双重转换。

增长路径的转换直接涉及打破增长路径依赖和原有发展模式锁定的利益格局，否则很难转向新的发展路径，最终会导致经济停滞。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成为模式转换的根本。路径依赖来自技术路径讨论，诺思（North，1994）将其引入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理论涉及很多命题，我们从以下三大问题入手讨论。（1）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机制保证了路径持续性的逻辑。经济报酬作为唯一的激励手段，具有自我强化效应，并形成一个单一的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体制格局；（2）制度变迁动力机制揭示了制度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是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产权制度安排效率，意识形态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通过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一组相互关联的制度体系，使制度的变革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绩效问题，而是拓展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技术、人口统计学和意识形态”问题（道格拉斯·C.诺思，2011）；（3）路径锁定，本质上是利益格局和历史选择对现在选择的约束。

大量学者沿着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很多探索，特别是在打破路径依赖方面的探索非常广泛。打破路径依赖的相关分析涉及路径构造以及路径依赖与路径构造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过程，挑战路径等，并延展到微观层面。从现有分析看，由于规模递增因素消失导致原有路径需要改变，技术进步和微观组织分析侧重于再构造新的“规模收益递增”路径，但从一国的宏观经济与制度角度看这是不可行的。任何国家都不存在持续的经济规模收益递增特性，当转入规模收益递减路径后，往往是从赶超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狭义的增长绩效难以持续提供规模递增的回报，改变增长路径并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变得非常不易，两个拓展是必须的：第一是在高质量转型过程中加入广义绩效，即构造基于人的发展的福利目标；第二是“正反馈”机制需要拓展到意识形态领域，降低构建政治和法制体系的交易成本，加上社会参与等非经济要素的“正反馈”，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基于人的发展的高质量增长路径这一方向性改变和激励过程是可以构造的，通过使用经济奖励和惩罚来影响路径发展，以非经济因素建立“正反馈”机制，形成经济与社会等的共同演化过程，打破原有利益锁定。这一个过程保持了渐进性、正反馈、共同参与、共享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使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路径转换模式与激励的特性更多地来自目标转变、激励机制改变、社会参与度推动的“正反馈”，以及利益再调整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锁定，这是改变路径模式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中国政府和学者已经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转型方向上达成了共识，而且有众多相关改革措施出台，但路径转型依然举步维艰。一方面，赶超增长的路径依然有其增长空间，未到极限，而新增长路径更多地显示出均衡、可持续性，呈现规模收益递减趋势，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这与“规模收益递增”下形成的观念和路径差异巨大。另一方面，新增长路径在经济绩效上需要以创新为中心的内生增长制度设计，需要更广泛地开放产业管制，特别是让大众参与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引入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获得经济与非经济报酬激励。这次转型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新方式，宏观资源配置和激励体制改革是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根本，通过宏观配置体制和激励目标的转变，提高社会参与性，推动路径转向。这个现代化转型过程也是治理现代化的过程。

由于增长的“规模收益递增”接近尾声，可用的正向经济绩效激励或可分享的利益越来越少，既得利益者会展开存量博弈，主要方式如下。第一种是透支未来，增加高负债，试图延续“规模收益递增”；第二种是保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强占弱势群体的分配份额，加大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第三种是通过更多的干预、管制等损害市场机制的行为，设租寻租，大幅度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制度效率。遏制传统路径依赖形成的利益锁定在微观层面要围绕着降低交易成本，不断吸收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质的新要素，积极推动和深化市场配置资源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同时加快开展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改革，矫正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行为，积极改变增长路径的导向和激励目标，增加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参与，消除路径依赖对新增长资源的消耗，为转型创造有利的宏观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