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诈:5000年来的谎言、伪造与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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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很难对人类的状况做出精确描述。在天平两端,人可以是恶魔,也可以是圣徒。有些人吝啬,有些人慷慨,有些人端庄得体、才华横溢,还有些人粗糙鲁莽、愚笨不堪。然而,尽管人类行为中这些更强烈的表现,往往更引人注目,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会发现自己身处任何可设想的行为光谱的居间某处。

正是在人类经验的这片灰色模糊地带,欺诈盛行,假货猖獗。这无疑可以追溯到大约十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以其现代形态出现的时候。人们通常把重大事件视为历史,认为它们揭示了有关前人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但在很多方面,在人类经验中这片广袤难解的中间地带上世世代代以来所发生的事,告诉了我们更多。无疑,如果不把人类状况的这一方面考虑进来,对历史肥皂剧的任何解读都是不完整的。

道德上可疑的事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沼泽,其原因倒也稀松平常。每个欺骗艺术家都知道他的受众有多好骗,即便是——或者说尤其是——那些自认为老谋深算的人。每个骗子也都清楚地意识到,人们轻信好话,这几乎是个普遍的倾向。人的这些基本癖好,为无耻之徒打开了方便之门,去欺骗利用那些没那么愤世嫉俗的人。

公元1165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马努斯收到一位不知名的基督教国王“祭祀王约翰”(Prester John)的来信,据说他的领土延伸出印度直至巴别塔。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是派出使徒一路东行,盼望祭祀王约翰能够前来为被穆斯林军队围困在耶路撒冷的“十字军”解围。正如这幅1564年的地图所显示的,祭祀王约翰的神秘王国激发了世世代代探险家的想象力,成了他们探索的目标,却从未被人发现。

相比之下,导致继之而来的侵犯——如人类经验中比比皆是的虚假陈述、仿冒伪造、蓄意煽动等——的动机就要稍微复杂一点了,并且人有多少种,动机就有多少种。人之所以利用他人的无知、贪心和偏见,往往只是出于贪婪的理由,不过仇恨和个人恩怨也常常成为驱动力,还有纯粹的恶作剧,对权力和影响力的渴望,想要“露一手”的愿望,或者仅仅是想要得到认可的可悲需求。

然而,无论在具体个案中动机源自何处,令骗局成为可能的机制显然深深印刻进了令人心灰意冷、难以捉摸的人类状况之中。只要人类和语言存在,欺骗和谎言就存在,欺骗艺术家和受骗的人、轻信者和愉快盘剥他们的人,也都存在。

如果人的疏忽和利用这种疏忽牟利的愿望,是且总是人类心灵无法舍去的一部分,那么接踵而来的骗局、欺诈和谬论也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副目镜,来审视过去和现在的种种奇谈怪论。这副目镜或许还挺管用,因为尽管人之轻信易骗是恒常的,但它的表现方式却随着每一代人的恐惧、抱负以及世界观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最最不济,我们还是可以在此自信地宣称,我们讲述的,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

对这段辉煌历史的讲述,仅举最近一例,便有查尔斯·麦凯1841年写的《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而我们在本书中,从五千年的人类经验和生命本身亿万年的历史中,截取了50个异彩纷呈、声名狼藉的片段。我们尽量把每个故事讲得简短,因此在书后提供了进一步阅读的书单。上网浏览也能获取有用的信息,但你得时刻提醒自己,网上信息的真确性可没人给你打包票。

书里讲到的事,有些已经为人所熟知,另一些则相对陌生。有些事涉及故意歪曲事实,另一些事更多反映了受到误导的流俗偏见。还有些事揭示了人类精神的麻木和刻薄可以堕落到何种深度,而另一些事则——平心而论——增进了人类满足的总量。不过,纵观以上种种,它们揭示出了人类经验中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

一方面是人性的恒常不变:从人类第一次动笔记录下自己的想法、感受和经验,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物种显然在总体上没有丝毫变化。相较而言,另一方面则是历史长河川流不息:时移事易,我们的偏好和信念——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有备而待的谎言——时刻都在变化。

作为本书作者,我们尽量克制自己,不拿50个片段中的任何一个,去附和某种更宏大的历史观或历史叙事。希望这一做法是明智的。毕竟人类经验在这件事上过于任性。但我们也确实觉得,每个故事都讲了点什么。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欺骗都应受到谴责——实际上有些骗子还真的挺亲切友好的——于是,我们在书里埋了个小彩蛋,看你能不能找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