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一部大书从何写起,取决于作者描写的对象是什么,想表达什么,他的整体构思又是如何。小说名为《儒林外史》。“儒林”,指读书人。“外史”,即有别于正史。正史,写的是军国大事,军国大事由谁来决定?自然是帝王将相,老百姓说了不算。帝王是棋手,将相是棋子,百姓则连棋子的棋子都算不上。唯其如此,鲁迅挖苦正史“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正史的目的是记录历史,为统治者总结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是所谓以史为鉴。在世界上,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历史最为重视,没有“之一”。《儒林外史》写读书人这个群体的生存困境,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精神状态。在《儒林外史》诞生以前,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一直是小说家和戏曲家感兴趣的题材;但是,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精神面貌、历史命运,只有到了吴敬梓的笔下,才得到了那样真实、全面、充分而深刻的反映。正史以纪传体为主,其他的体裁,如编年体、国别体、纪事本末体、专史等等,处于从属的地位。史书体裁的这一特点对中国的小说有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小说喜欢围绕中心人物的命运来展开叙述。读者特别关心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的命运。中国的读者,喜欢钻进小说,充当里面的一个角色。这种欣赏习惯的养成,与中国小说特别注重人物命运的传统有关。一部小说,写得再烂,读者还是要看下去,等待那个大结局。在这一点上,吴敬梓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他不想迁就多数的欣赏习惯。《儒林外史》没有中心人物,也就取消了围绕中心人物的命运展开描写的模式。在《儒林外史》这种结构的引导下,读者跳出全神贯注于人物命运的阅读习惯,欣赏着一幅幅的浮世绘,体验着其中的世态人情,咀嚼着其中的讽刺意味。如果你适应不了这种新的模式,那就可能读不下去。吴敬梓关心的是儒林整体的命运。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历史命运,这一题材本身具有无比丰富的内容和巨大的历史深度。问题是怎么通过长篇小说的形式将其艺术地呈现出来。
中国的白话小说,与宋元的说话艺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短篇的白话小说,有“入话”作为铺垫。元代的杂剧,开头有“楔子”作为铺垫。中国的长篇白话小说,它们的开头,喜欢从盘古开天,从三皇五帝讲起,从零开始,从猿到人。这是为了向小说的母体史传靠拢,同时也是在向其表示敬意。可是,吴敬梓却取法短篇白话小说的入话和元杂剧的楔子,为《儒林外史》设计了一个楔子。这个楔子与小说的下一回没有情节上的联系。王冕是元末明初之人,而小说从周进的故事开始,已经是明朝的成化末年。此时的明朝,离朱元璋立国之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周进和王冕,风马牛不相及。吴敬梓为什么需要这个楔子,回目说得非常明确:“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吴敬梓以批判的目光,以一个讽刺小说家的目光来审视儒林,他需要一个标杆,来作为全书褒贬人物的尺度。他选择了王冕来做这个标杆。
王冕是元末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王冕身世中的哪些元素吸引了吴敬梓的关注?王冕出身农家,自学成才。他蔑视权贵,鄙视世俗,特立独行,狂傲不羁,淡泊仕进,同情百姓的苦难。王冕的诗写得很好,尤其善于绘画。王冕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预见到元朝即将崩溃。这些元素,都非常符合吴敬梓的要求。可是,历史上的王冕,应过科举,与达官贵人也有来往。他的思想,从幻想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遗世独立,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吴敬梓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净化提高王冕的思想境界,把他刻画成一个胸怀磊落,横眉冷对鱼肉乡民的官吏,躲避功名富贵如瘟疫的人。历史上的王冕,善于画梅。“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的题画诗《墨梅》)吴敬梓将其改作善画荷花,突出其清高脱俗,使其与放牛的生涯更加契合。出水芙蓉,意味着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面对着恶浊的环境,依然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高洁的品质,这就是王冕喜欢荷花,擅长描绘荷花的言外之意。与此同时,吴敬梓洗去王冕身上的怪诞和急躁,把他塑造成一个可敬可亲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却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作为儒林的榜样,这件事情本身就发人深思。作者特别着力地刻画了王冕的“孝”。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在他们的名著中都闭口不谈“忠”,生当歌舞升平的康乾盛世,皇上的雨露却没有洒到他们的身上。他们没有享受到太平盛世的繁荣之果。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不忠还有辩解的余地,譬如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譬如说天命之类,而不孝则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理由。如果一个人被加以忤逆不孝的名头,那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无法在社会上存活。在儒家看来,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是天生的、绝对的、无条件的。这种关系非利益所能左右,是为人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人兽之限。一个人如果连父子、母子关系都可以置之不顾,能够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诅咒,哪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可是,现实社会有时就会将人推进这种尴尬的选择之中。郑厉公让雍纠去刺杀权臣祭仲,而雍纠却是祭仲的女婿。雍纠将此事透露给了他的妻子雍姬。雍姬去问自己的母亲:“父与夫孰亲?”母亲明确地回答:“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雍姬如梦方醒,立刻向祭仲告密。祭仲当机立断,将雍纠杀了。是个男人都可以做丈夫,可父亲只有一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厉公听说此事后,愤愤地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厉公害怕祭仲的报复,匆匆地逃到蔡国去了。在《儒林外史》里,时不时地出现功名富贵与孝道的对立。正如刘咸炘《校雠述林》卷四《小说裁论》有云:“若严致中之谋产,王德、王仁之纳贿,荀玫之忘亲,匡迥之弃妻,王惠之鄙:此皆市井之行,贱恶之事,而读书识字者躬行之。匡迥之父及卜崇礼、祁太公,皆不识字之愚农,鲍文卿则一伶工,而敦厚卓绝,乃士人所不及。匡迥一身,为农则孝,为士则弃妻,其激射之义显然。书中备载杂流而独名《儒林外史》,乃深责儒者,儒者之所以卑劣若此者,功名富贵也。”在《儒林外史》里,对孝道的推崇赞美与人物的社会地位、高低贵贱没有关系。
这部讽刺巨著的楔子里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一开头就点出“功名富贵”四个大字,开宗明义:功名富贵是试金石,考验着文人学子的思想境界。鄙视功名富贵是文人的最高境界。在王冕的故事中插入胖子、瘦子、胡子三个似乎是不相干的人,其实,三人正是全书势利者的影子,他们的谈话方式正是书中势利者的谈话模式。从小说艺术上看,《儒林外史》于对话的依赖,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很多情节的介绍、人物的刻画,不是靠叙述,而是靠对话来实现。这是小说摆脱史传的束缚,更加生活化的必然选择。王冕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说是一代文人的灾难,是全书的画龙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