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意义

本书提出了吸引性经济权力这一新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诸如相互依赖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外交理论，都是本书理论思考的来源，但是本书的研究又与其他研究不同，笔者希望通过运用这些理论知识构建自己的解释框架，而不是在某种解释框架之下去看待问题。具体来看，本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1． 理论意义

第一，本书提出了吸引性经济权力这一新的概念。概念一般是环环相扣、层层包含的，那么吸引性经济权力概念的提出也是依照“权力—经济权力—吸引性经济权力”这一逻辑层层推导出来的。本书首先梳理了权力这个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概念，把本书的权力研究限定在“运用”这个维度上；然后，在这个维度上，通过比较经济外交、经济治国术的概念，明确了经济权力的概念，即运用经济资源产生的影响力；最后，本书把概念聚焦到更为具体的吸引性经济权力上来，认为经济权力有吸引和强制两种手段，本书仅探讨吸引性手段的具体运用方式。

第二，本书总结了吸引性经济权力的四种运用方式。本书从“使用手段”和“利益性质”两方面来区分经济权力的运用方式，并将之界定为结构型经济激励、扩散型经济激励、指向型经济激励和施压型经济激励。这四种方式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吸引性经济权力的整体。另外，本书还把允诺的利益与实际的利益区分开来，从而明晰了施压型经济激励与经济制裁的区别。在这里，施压只是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在对方行为政策改变之后仍然可以得到其原本可以得到的好处，所以也不失为一种激励。总体来看，把使用手段、利益性质、利益状态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看待经济权力，将使经济权力的理论更加丰满。

第三，本书把经济权力的运用从经验观察抽象上升到理论研究。吸引性经济权力并不缺乏实践，但缺乏理论研究。其实，中国外交中的经济权力运用已经早早地走到了经济权力的理论研究之前。正如前面的研究方法中提到的，本书运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即从实践到理论。这种归纳是可行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实践是纷繁复杂的，但是各个看似特殊的外交实践中也有着普遍性的规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现象本身，只停留在观察的层面，不能抽象出包含普遍规律的理论，就不能推动研究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对于本书来说，吸引性经济权力的四种运用方式正是通过对中国外交的长期观察得出的。

2． 现实意义

第一，吸引性经济权力是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权力的运用中，吸引和强制这两种手段或许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人们并没有研究在实践中怎样将吸引操作化，也没有意识到吸引中除了正向激励还可以有反向激励。本书丰富和细化了经济权力的运用手段，它不仅把既往的外交实践清晰地归纳为四种手段，也有助于以后的决策者依据事件的性质找到合适的外交手段。吸引性经济权力的理论普遍适用于拥有经济权力，并且愿意使用吸引性手段来发挥经济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当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实践吸引性经济权力的外交运用，并且这个实践也将丰富吸引性经济权力的理论。

第二，吸引性经济权力的理论既来源于中国的外交实践又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中国必然要思考如何将巨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可兹利用的经济权力，这是本书最大的现实关切。如何运用经济权力涉及两个问题：权力是用作吸引还是用作强制？具体怎么操作吸引与强制？根据中国外交的传统及中国倡导的和平与合作的外交原则，吸引性经济权力是中国的不二选择。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本书提供了结构型经济激励、扩散型经济激励、指向型经济激励和施压型经济激励四种方式，这些方式相互作用并共同构成吸引性经济权力。这四种方式既涉及在宏观上与他国发展友好关系，也涉及在具体领域改变他国的政策行为；既涉及利用相互依赖的经济结构这种静态的手段，也涉及通过增加利益发挥动态的影响；既涉及给予好处的经济诱导，也涉及撤回利益的经济施压。所以说，本书提供的这些外交手段都是具体的、现实的和可操作的。

第三，本书为反向激励作为一种和平的外交手段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本书中，最有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就是施压型经济激励，因为这个概念本身似乎就是一个悖论：既然是“施压”，怎么能成为“激励”呢？中国如果使用施压型经济激励手段，是否违背了中国和平外交的传统呢？本书认为，施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施压不仅没有减损他方实际拥有的利益，并且行为主体还出于吸引的目的希望对方政策改变之后继续给予其利益。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理论上对于施压型经济激励的合理论证为我们使用这种外交手段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