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

就哲学而言，技术哲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名为“现代哲学史”的课程涵盖了文艺复兴时期和17、18世纪的哲学家。“当代哲学”则涵盖了20世纪初的哲学。哲学的主要分支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17、18世纪的大多数现代早期哲学家即使不是名义上也都事实上从事科学哲学研究。到了19世纪中叶，一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撰写了专门关注科学哲学的著作。只有少数重要哲学家对技术做过详细论述，比如1600年左右的培根和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大哲学家”虽然对科学有很多论述，但对技术却鲜有谈及。由于假设技术是对科学的简单应用，或者技术无非是为人类谋利的手段，大多数哲学家自然会对这样的“技术”兴趣寥寥。现代早期哲学中的“行动”乃是围绕着科学知识议题，而不是关于技术。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传统对科学技术持悲观态度。浪漫主义者强调它们成问题和有害的方面，只有少数学院派哲学家才关心对技术本身的评价和批评。特别是在德国，有一种悲观主义文学关注一般现代社会特别是技术社会的罪恶。我们将详细考察这一传统在20世纪的几位继承者。在英语国家，除了华兹华斯（Wordsworth）等浪漫主义诗人，以及卡莱尔（Carlyle）、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和罗斯金（Ruskin）等19世纪中叶的文化批评家，或者社会主义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很少有人对技术评估有过详述。只是随着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人们才意识到原子弹和氢弹可能实实在在地导致人类灭绝，英语世界才出现了广泛的、流行的、批判性的技术评估。随着人们普遍意识到工业污染及其对环境的破坏是一个重大问题，也许从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或者从1970年的世界地球日，人们又开始关注如何理解技术的负面影响。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基因工程和克隆人的幽灵开始徘徊，以及用技术操纵人类遗传甚至人性成为可能，对技术的批判性评估又出现了新的议题和动力。

“技术与哲学学会”[1]成立于1976年，此时距离哲学的诞生已有数千年，距离人们开始对科学知识的本性进行深入考察已有三个世纪，距离系统科学哲学的诞生已有一个世纪。

技术哲学不仅诞生很晚，而且直到今天也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个问题是，技术哲学涉及不同知识领域的密切互动：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以及一些美学和宗教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专家很少深入参与科学哲学研究，反之亦然。此外，理想的技术哲学涉及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历史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甚至声称，由于没有人能够掌握所有相关领域，所以没有人能使技术发生转向或偏转（见第6章）。

技术哲学的主题是多种多样的。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科学哲学及其最新发展与技术哲学的关系（第1章），还简要讨论了技术的定义的性质以及各种拟议的技术定义（第2章）。第3章介绍了技治主义或说由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精英来统治这一主题，它也被用来讨论一些历史性的技术哲学（比如柏拉图、培根、马克思、圣西门和孔德的那些哲学）。第4章讨论了技术理性和一般合理性的问题，考察了对合理性的各种刻画和进路：形式合理性、工具（或手段—目的）合理性、经济合理性、先验合理性和辩证合理性等，还介绍和评价了风险/效益分析这种形式合理性，它与数理经济学密切相关，常被用于对技术项目的评估。

接下来，本书考察了与逻辑的、正式经济的、分析的进路截然不同的技术哲学进路。第5章介绍了现象学（包括对具体经验的定性描述）和解释学（包括对一般文本的诠释），讨论了将现象学和解释学应用于技术仪器和计算机等领域的几位技术哲学家。

第6章和第7章处理了与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有关的复杂议题，讨论和评价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即认为技术变化会引起社会和文化其他方面的变化；以及技术自主论（autonomous technology）[2]，即认为技术在人类控制之外，以其自身的逻辑进行发展。

第8章描述了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是不是技术，以及人最典型的特征是语言还是技术等争论。

第9章和第10章讨论了经常被排除在关于技术的本质和发展的主流叙述之外的群体。尽管大量使用家用技术（household technology），在工厂和电信业中被广泛雇用，但在关于技术的一般叙述中，妇女往往会被忽略。这些叙述常常集中于大型技术项目的男性发明者和建设者，即使一些最出色和最激动人心的当代叙述也是如此（Thompson，2004）。女性发明家、制造业中的女性以及家务劳动的负担往往未受重视。同样，在西方主流的技术调查中，非西方技术往往被搁置一旁。阿拉伯人、中国人、南亚人和美洲原住民对西方技术发展的贡献常常被忽视。美洲、非洲和南太平洋没有文字的原住民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其力量和价值也常常被忽视。然而，民族科学技术（ethno-science and technology）提出了关于合理性在技术中的作用，以及技术本身的本质等方面的议题。

至少从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时代开始，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技术批判传统。与关于进步和技术的纯粹利益的主流信念不同，浪漫主义运动颂扬野生的自然，批判工业城市的丑陋和污染。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生态学的发展，人们除了在情感和审美的层面上普遍偏爱自然胜于技术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基于科学对工业污染进行批评。1970年以后，政治生态运动，特别是在德国和美国，成为一场批判甚至拒斥技术的群众运动。甚至连19世纪初勒德派（Luddite）的捣毁机器概念也被重新提出。

最后，在20世纪后期，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简称SCOT）成为技术社会学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进路反对并批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自主论，这些理论声称技术是以自己的逻辑遵循预定进程的。相反，有人声称在技术发展中存在着大量偶然情况。许多利益集团对某一特定技术的最终形式进行了投入，技术发展道路“显而易见的必要性”乃是一种幻觉。

作为一个学科的技术哲学起步较晚，并且涉及大量交叉知识，因此，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很难获得初步定位。一方面，很多技术专家和科技政策制定者撰写了大量诸如“技术与人”的文献，但这些餐后演讲式的文献大多很肤浅。另一方面，一批极为晦涩难懂的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和马丁·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复杂和艰深的欧陆文献。这种源自欧陆的技术哲学的确试图把握技术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些文本往往部头巨大且雄心勃勃，但也往往使读者感到望而生畏、头昏脑涨。德国人马丁·海德格尔和他的学生们，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阿伦特和马尔库塞，以及法国技术失控论者雅克·埃吕尔，肯定都因其文风的晦涩艰深而“臭名昭著”。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文字振奋人心、趣味盎然，但往往无可救药地混乱不清，这表明那种晦涩并不仅仅为欧洲作者所专有。美国自由职业者刘易斯·芒福德是一位建筑和城市规划评论家，同时也是技术理论家，他的文字流畅易读，但有时冗长啰唆。

不仅欧洲的主要人物（如海德格尔、阿伦特和埃吕尔，唐·伊德称他们为该领域的“祖父”）晦涩难懂，而且还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即20世纪的其他许多哲学流派也对技术哲学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英美语言学的和分析的科学哲学。除了欧洲各种哲学流派（新马克思主义、欧洲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解释学），美国实用主义和英美过程哲学也为技术作家提供了框架。20世纪初被主流分析哲学家广泛拒斥的过程哲学，经由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德勒兹，在布鲁诺·拉图尔和保罗·维利里奥等常常被称为“后现代的”技术哲学家中经历了复兴。例如，通过这次法国复兴，英美社会建构论科学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对怀特海产生了兴趣。

本书的目标之一是向初学者介绍不同技术哲学观点背后的各种哲学进路。我们将要考察的哲学进路包括分析的科学哲学、伦理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过程哲学、实用主义、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等等。有些章节讨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社会建构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以及英美科学哲学。不同章节中还有关于海德格尔哲学、过程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框。希望这些内容有助于引导学生进入这样一个已经配备了各种进路和哲学词汇的领域。

尽管文献复杂多样，但技术哲学领域有着光明的研究前景。各种常见的哲学分支，如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相互竞争的、鲜有交流的哲学流派，可以通过它们在技术哲学中的运用交织和融合起来。

最后，我衷心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引领读者进入技术哲学中诸多迷人的主题和研究进路的指南。

注释

[1]此处原文为“技术哲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而事实上，在1976年建立的学会的准确名称应该为“技术与哲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简称SPT。SPT是目前英语世界乃至国际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哲学研究组织，旨在促进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并出版会刊Techné: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与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仅一字之差，背后体现的其实是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的差异。——译者注。

[2]也可译为“自主性技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