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汉文学的文体考察
秦汉文学不仅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与空间分布，在文体创造方面，也有其特殊贡献。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至秦汉已经日益明确，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也多在秦汉时期基本定型。
从现存资料看，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当以蔡邕《独断》为最早。该书卷上论官文书四体曰：“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揭开了文体学研究的序幕。此后，略晚于蔡邕的曹丕著《典论·论文》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略举四科八种文体，以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西晋初年，陆机著《文赋》又标举十体，并对各体的特征有所界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此外，像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直至任昉的《文章缘起》[1]、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均有或详或略的文体概论，条分缕析，探赜索隐，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萧统广采博收，去芜取精，将先秦至梁代的七百多篇优秀作品分成三十七类加以编录，成为影响极为久远的一代名著。从蔡邕《独断》到萧统《文选》，前后绵延三百多年，中国文体学最终得以确立。
当然，对于秦汉文体的考察，还要注意其特殊性。任何一种文体，随着时代的变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或趋同或分化的变异。因此，研究文体学，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其材料的取舍论证，必须限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不能没有根据地利用后代材料来推断前代的文体特征。具体说到秦汉文体研究，虽然《三国志》《后汉书》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两书的作者（包括注释者）已经生活在文体学方兴未艾的时代，他们所记载的传主的著述情况，往往是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很难反映秦汉士人的文体观念。因此，对于秦汉文体材料的取舍，只能参照秦汉时代的著述。[2]此外，文体分类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可以依据功能划分，分为实用性文体或非实用性文体；也可以参照授受对象划分，譬如发布对象，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平辈之间；还可以从不同的应用场合来区分，甚至从发表的不同方式来确定。这是因为，不同时期，对于各种文体的要求和重视程度颇多差异。就秦汉时代而言，文体的观念还没有后世那么明确，大多数文体还是以应用为主。即以东汉文学大家蔡邕创作为例，我们可以将秦汉文体分为五种情形加以论列：
一是天子独用的文体，有四种，《独断》卷上记载说：“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这四种文体始于汉初。《文心雕龙·诏策篇》：“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3]所谓汉初定仪则，始于汉高祖刘邦五年，叔孙通制定礼乐制度，至七年始成定制。[4]这套礼仪的具体内容多已失传。孙星衍《平津馆丛书》辑录有汉官七种，其一即叔孙通《汉礼器制度》一卷、《汉官》一卷。
二是大臣呈递的文书，也有四种，《独断》卷上记载说：“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文心雕龙·章表篇》：“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5]
三是笺、启、封事等实用文体。《资治通鉴》卷五四“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条胡三省注：“《字书》：笺，表也，识也，书也。《左雄传》：文吏课笺奏。自后世言之，奏者达之天子，笺者用之中宫、东宫、将相大臣，檄者征召传令用之，非所以谢恩也。窃意自蔡伦造纸之后，用纸书者曰笺，用木书者曰檄，故言笺檄谢恩也。”[6]是笺、檄原本一意，与奏不同。这类章奏等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格式要求。大臣奏书不一定都要自己写作，捉刀代笔在两汉并非稀罕。因此，两汉就出现了一些以写奏书出名的文人。不过，捉刀代笔终究不是办法。阳嘉元年，顺帝从左雄上书奏请，凡“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7]说明对于文吏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能笺奏”。
四是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等抒情文体，见于《后汉书·蔡邕传》。《后汉书》成于刘宋时代，其中所涉及的文体观念，难免有后人附加的成分。但是，《蔡邕传》中所谓诗、赋、碑、诔、铭、连珠、箴、吊、论等文体在秦汉时期确实已经为当时士人所熟知、所掌握，可以说是当时的主要文体。
五是书、颂、记、祝、对问、设论、章句等文体，见于张溥编《蔡邕集》。这些文章的命名虽出于后人之手，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相关资料足以证明这些文体也多盛行于秦汉。此外，汉代为儒家经典作注疏的新文体，即注疏体，主要有故、传、说、记、章句、笺等，偏重于学术研究方面。[8]
从唐前文体学的发展来看，至少可以注意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古代文体在秦汉时代已经初具规模。《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论述各种文体多达五十余种，其中除少数文体如“启”类出现于汉代以后外，多数重要作品均产生于秦汉。[9]这种观念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看法。甚至像《文章缘起》论列八十五体，就明确标识始于秦汉者六十七体。[10]现在看来，这些文体还可以概括为三类，即诗歌（包括楚歌、乐府诗、五言诗、七言诗）、辞赋以及各类实用性文章。对此，本书第二编第二章有专门论述。第二，在唐前文人心目中，实用性文体与抒情性文体并没有明显的区分，都为他们所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应用性文体更能得到时人的重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实用性文体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有政策上的鼓励。对此，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也有专门论述。第三，无论是哪一种文体，尽管其形式多有变化，但是对于文采的要求始终是一贯的。如前所述，就是一些应用性很强的文体也多讲求文采。
[1] 中华书局影印元刻《山堂考索》本。其真伪问题，颇多争论。傅刚《〈文选〉与〈诗品〉、〈文心雕龙〉及〈文章缘起〉的比较》（收在《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迎平《〈文章缘起〉考辨》（收在《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均认为《文章缘起》为任昉作，其说可从。
[2] 洪迈《容斋续笔》卷四“汉代文书式”云：“汉代文书，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国，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所载，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见者为明白。”随后例举《史晨祠孔庙碑》《樊毅复华下民租碑》《无极山碑》《常山相孔庙碑》等详论其格式，并论定其“汉世文书之不滞留”的事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
[3] 〔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页。
[4]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22页。
[5] 〔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6] 《资治通鉴》卷五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43页。
[7] 《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1页。
[8] 详见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9] 二十一篇中，《杂文》中细分“对问”“七发”“连珠”。《诏策》中细分“策书”“制书”“诏书”“戒敕”“教”。《书记》中细分“谱”“籍”等二十四种。
[10] 除前面已经论列之外，尚有玺文、反骚、白事、移书、序、志录、誓、明文、解嘲、训、辞、旨、喻难、谒文、悲文、祭文、哀词、离合诗、图、势、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