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波兰文原版序

拿到这本《俄国思想史》的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即书中对哲学的讨论为何与对社会思想的讨论有如此密切的关联；或许还会另有一种疑惑，即作者为何分别将1760年和19世纪末选作他叙述的起点和终点。

先谈第一个问题：撰写某一国家的哲学史，这显然既有利也有弊。比如，理论哲学就很难被强制性地置入国家框架，除非它在某一特定时期碰巧成为世界哲学中的一个章节。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主要对哲学理论中所表达的“世界观”感兴趣，对哲学理论的历史决定因素和社会功能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在国家背景层面展开其研究，旨在彰显思想与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然而，这种方法必然意味着要将研究重点从纯粹的理论哲学转向不同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哲学基础。

就俄国而言，另有几个很好的理由支持将社会思想纳入哲学史。首先，哲学在俄国的出现相对较晚，要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起来并非易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异常艰难的政治时局使然，在被严格控制的大学，探索性思想的发展受到制约，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一方面的某些变化方才开始发生。阻碍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另一个因素，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关于政治压迫、国家落后以及有待解决的紧迫社会问题的痛苦意识，分散了人们对那些与社会实践无直接关联的问题的注意力。因此，哲学反思必然涉及伦理问题、历史哲学问题、政治问题以及更多见的宗教问题，而部分地忽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等传统问题。在民粹派这一19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阶层，致力于“纯哲学”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是对人民神圣事业的背叛。

前面提及的几种情况，使得从狭义的专业角度撰写一部俄国哲学史变成一件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资做证的有拉德洛夫、施佩特和雅科文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版的此类著作。[1]这几位作者关注的是经院派哲学家，他们用形式主义标准来定义哲学，给出一幅俄国思想史的贫乏图景，并在最终的分析中认定那些经院派哲学家全无原创性。这一结论或能被这些作者自己的论述所推翻，但毫无疑问，严格地说，俄国哲学的原创性并不易确定，而它对西欧思想的依赖却显而易见。只有当我们在俄国思想史的语境中审视这一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即它最接近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的心灵，并被他们视为与祖国未来最为相关的问题，如此方能看到俄国哲学惊人的原创性。在19世纪尤其如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思想与其影响之间最非同寻常的异体受精；一个大国的快速现代化被压缩进一个很短的时间段；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中古代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奇异共存；外部影响的迅速涌入以及对这些影响的抵制；一方面是西欧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对知识精英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不断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本土传统和社会现实。所有这些因素均会使19世纪的俄国思想史显得更加有趣，更富戏剧性，胜过许多拥有更丰富哲学传统的发达国家的思想史。更何况，还必须添加上俄国知识分子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承诺，他们对道德理想的热情追求，以及他们对他们所面对的那些“该诅咒的问题”的敏锐理解。

这并非是说，哲学问题只能作为社会政治传统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本书之后的章节仅讨论俄国社会思想中那些具有重要哲学内涵的方面。具体的政治纲领不会得到讨论，除非此类讨论为理解社会哲学的发展所必需。哲学理论要自其社会意义和历史重要性的角度来加以考量，但一些脱离俄国思想主流、影响较小的哲学家也得到了讨论。毕竟，本书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即提供一本有用的参考书。本书作者不得不做出一些取舍，但选取或舍弃某位思想家，所遵循的主要是纯哲学标准。[2]

另一方面，对年代的选择则是由历史标准而非哲学标准所决定的。俄国的19世纪是一个文学和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它有许多鲜明的特征，使得我们能把它作为一个结构整体来看待。在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的俄语含义即指一群受过教育、自己觉得对国家的未来负有责任的群体，这个群体观点不一，却因反对保守的共同精神而团结一体。就这一意义而言，“知识分子”是一个伦理类别（甚或一个政治类别，当知识分子的立场被认为是反政府的时候）。[3]俄罗斯人此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均与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有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能对人类做出什么贡献？”“我们如何完成我们肩负的使命？”在试图为这些问题寻求答案时，俄国思想家们利用了特殊的“后发优势”（privilege of backwardness），这使他们能够从更先进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本国的情况，利用那些国家的理论资源。因此，追踪思想的接受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兴趣问题，其重要性还体现为，这是旨在建构俄国思想在其中形成和快速发展的思想语境之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18世纪下半叶的思想家也被列为讨论对象，因为他们诉诸的主题预示了19世纪所讨论的问题。俄国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一在俄国哲学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问题，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首次开始纠缠人们的思想，它也见证了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间之联盟的逐渐分裂。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开始形成，他们既独立于贵族阶层主体，也独立于沙皇专制制度，启动西化进程的沙皇专制制度导致了知识精英阶层的出现。正如米留科夫指出的那样，俄国批判性社会思想的传统起源于叶卡捷琳娜时代。[4]

一些读者可能会疑惑，此项研究的时间范围为何止于1900年而非1917年。把研究范围限定在19世纪以内，这个决定由多种原因促成。20世纪初，即专制制度危机的最后一个阶段，目睹了诸多强大政治团体的出现。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不再仅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它也在劳工运动中赢得了支持者，其结果即一个组织完备的政党在1903年第二届社会民主党大会上的建立。1905年革命后，各政党开始公开活动。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一场危机，这场危机随着《路标》文集的出版在1909年达到顶峰。在这部文集中，众多著名知识分子转而攻击19世纪的激进传统，认为知识分子的唯一使命即创造文化价值。在俄国政治光谱的另一极，日常斗争的战略战术似乎变得比对俄国历史和未来的哲学思考更为重要。与此同时，经院派哲学则沿着专业路线发展，集中研究之前被忽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开端彻底打断了俄国思想的连续性，相反，19世纪的那些争论，其中包括关于俄国和欧洲之关系的争论以及关于知识分子之角色的争论，都在哲学语境和政治语境下得以继续。然而，鉴于哲学专业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思想和行动间的更紧密联系，似乎再无必要在此书中讨论20世纪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本书是作者对俄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18年研究之结果，因此，它难免要以作者在波兰和国外出版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为基础。[5]

最后，我想表达我的希望，希望这本俄国思想史著不仅能引起专家的关注，也能激发普通读者的兴趣，如果这位读者渴望更多地了解作为伟大的现代欧洲文学之一种的俄国文学之背景。

安·瓦

注释

[1]拉德洛夫：《俄国哲学史纲》（E.L.Radlov,Ocherk istorii russkoi filosofii）（圣彼得堡，1912）；施佩特：《俄国哲学发展史纲》（G.Shpet,Ocherk razvitiia filosofi v Rossii）（彼得格勒，1922）；雅科文科：《俄国哲学史》（B.Jakovenko,Dejiny ruské filosofie）（布拉格，1939）。

[2]需要指出，本书并不讨论俄国的逻辑史或科学哲学。

[3]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即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那部非民粹派立场的俄国社会思想史著《俄国社会思想史》（Ivanov-Ruzumnik,Istoriia russkoi obshchestvennoi mysli）（圣彼得堡，1907），此书将俄国历史解释为两个抽象原则之间的斗争：一是不墨守成规的“道德个人主义”（其极端表现即为共同利益牺牲自我），一是小市民的利己主义，或资产阶级式的接受现实。在拉祖姆尼克看来，“知识分子”是一个卓越的道德概念，只有“个人主义者”和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方能被称为知识分子之一员。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这部著作是俄国知识分子的颂诗，它神化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在19世纪，这种语气绝不可能出现，因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热衷于自我批评。只有在20世纪，当俄国知识分子不再是反对保守势力斗争中的领导者，它才可能沉湎于如此大胆的自我夸耀。

值得注意的是，波兰也提供了另一经典案例，即根据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将他们确定为一个社会阶层。与流行的观点相反，“知识分子”一词（波兰文为inteligencja）并非产生于1860年代的俄国，而是出现在1840年代的波兰。关于波兰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之异同的有益分析，见格拉：《旧波兰知识分子的生与死》，载《斯拉夫评论》（A.Gella,“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Old Polish Intelligentsia,”in Slavic Review），第30卷，第1期（1971年3月）。

[4]米留科夫：《俄国文化史纲》（P.N.Miliukov,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kultury）（圣彼得堡，1901），第3卷，第248—250页。另见拉伊夫：《俄国知识分子之生成：18世纪的贵族》（Marc Raeff,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The Eighteenth-Century Nobility）（纽约，1966），以及梁赞诺夫斯基：《分道扬镳：俄国政府与俄国精英（1801—1855）》（Nicholas V.Riasanovsky,A Parting of Ways:Government and the Educated Public in Russia,1801—1855）（牛津，1976）。

[5]尤见我的三本书：《个人与历史：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华沙，1959）；《斯拉夫派之争：19世纪俄国思想中的保守主义乌托邦历史》（牛津，1975；1964年波兰文初版）；《资本主义之争：俄国民粹派的社会哲学》（牛津，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