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冬天

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卡普里岛上晒伤了。彼得·潘特的名字紧随特奥巴尔德·蒂格之后。赫尔曼·黑塞急着想找他的牙医。普契尼对决斗没有兴趣。一颗新的彗星出现在天际，拉斯普京让沙俄的女性神魂颠倒。而马塞尔·普鲁斯特找不到出版商来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医学博士阿图尔·施尼茨勒在操心他最棘手的病人：当代。来自柏林潘科区的一位吞火者成了阿尔巴尼亚的国王；他仅仅在位五天，但毕竟在位过。

1月

在这个跨年夜，从1912年12月31日到1913年1月1日之间的几个小时，我们的当代由此开启。这天气对于这个季节来说太暖和了——这是我们知道的，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唯有热烈欢迎。

12月31日这天，科隆天色渐晚，外面下着小雨。鲁道夫·斯坦纳在激情洋溢地演讲，这是他连续第四个晚上在科隆演讲了，听众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嘴。只见他端起一杯茉莉花茶，喝了一口，这时钟声敲响了12下，人们听到街道上的叫喊和欢呼声，但是鲁道夫·斯坦纳没有停下来，他宣布只有瑜伽才能让混乱的德国重新获得安宁：“瑜伽可以让被束缚的灵魂解放出来，超越这种束缚。”说话声持续着，又陷入沉默中。新年快乐。

毕加索低头看向他的狗，弗利卡这只布列塔尼犬和德国牧羊犬的稀有混血犬正仰头看着他。它不喜欢主人收拾行李，哀嚎着，非要跟着一起去，不管去哪里。所以毕加索干脆牵了狗绳，喊来他的新情人夏娃，就这么两人一狗从巴黎出发，搭乘下一班火车前往巴塞罗那。毕加索想把他的新爱人介绍给年迈的父亲。（不出一年，他的父亲、狗和夏娃都过世了，但此处暂不细说。）

赫尔曼·黑塞和他的妻子米娅想要再尝试一次。他们把三个孩子布鲁诺、海纳和马丁送到了岳母家，之后出发去了格林德尔瓦尔德。这地方离他们在伯尔尼旁边的新房子不远，他们上了山，住进名为“驿站”的小旅馆。在这个时节，下午3点刚过，这个旅馆便会陷入巍峨的艾格峰北坡的阴影里。黑塞和妻子希望能在这片阴影中重新找回爱情。就像其他人丢失拐杖或者帽子一样，他们遗失了爱情。但是天空在飘着雨。“等一会儿，”旅馆老板说，“雨马上就会变成雪了。”于是他们借了滑雪板。但是毛毛雨还在继续下。旅馆里的漫漫跨年夜让人煎熬且沉默，幸好葡萄酒不错。总算到零点了，他们疲倦地碰杯，然后回到了房间。第二天早上，他们把厚重的窗帘拉到一边，向窗外看去，雨还在下。所以吃完早饭后赫尔曼·黑塞把没有用上的滑雪板还了回去。

这时，里尔克正在西班牙小城龙达给精神矍铄的罗丹写信，内容非常感人。

12月31日，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闷闷不乐地在维也纳街头散步。这是辞别旧岁的最后一次散步。冰霜包裹着林荫大道两旁的树枝，墙壁缝隙里也挂着洁白的冰晶。黑夜的凉意渐渐笼罩着这座城市。他回到家的时候，镜片蒙上了雾气，他拿出用花体绣着名字首字母的手帕擦干净了。他把钥匙放在斗橱上，伸出仍然冰凉的手抚摸着这件家具——这是件传下来的物件。然后他也摸了下精美的镜子，它曾经挂在祖先的房子里。他坐在手工制作的奢华书桌旁边，写道：

“有时候人们认为，我们的父亲和祖父只给我们后辈留下了两样东西：漂亮的家具和过度纤细的神经。除了冰冷的生活、枯燥乏味的现实以外，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我们只是旁观着自己的生命，我们早已将杯中酒提前喝干了，但是仍感觉到无休止的口渴。”然后他喊来仆人，要了第一杯白兰地。但是他早就明白，这对挂在他疲惫眼皮上的忧郁无济于事。对此他无计可施，但是他知道衰败。当其他人只是隐约有所感觉，当其他人在借此玩些把戏时，他已经知晓了结局。于是，他给朋友埃伯哈德·冯·博登豪森写信，感谢他“穿越阴沉压抑的德国”送来问候。接着，他承认：“我总是感觉如此特立独行，这些日子，在这个杂乱无章、暗中充满恐惧的奥地利，在这位历史的继子这里，我感到自己如此异样、孤独和忧心忡忡。”“没有人，”信中写道，“听我说话。”

霍夫曼斯塔尔在年少时就成为传奇，他的诗句风靡欧洲。斯特凡·格奥尔格、乔治·布兰德斯、鲁道夫·博尔夏特、阿图尔·施尼茨勒，他们都为这位天才所吸引。但是年少成名让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不堪重负，他几乎不再发表作品了。现在，到了1913年，他几乎已经被大家遗忘了，他是旧日时光、“昨日世界”的遗物，这位当年的神童现在随着奉他为神童的时代一起彻底留在了过去。他是古老的奥地利、那个维也纳的最后一位诗人。在这里，到1913年1月时，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统治已经进入第65个年头了，真是不可思议。1848年他加冕称帝，1913年仍然在位，仿佛这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然而，他那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的统治如今已不再显赫，此时现代主义正在维也纳接过统治权。革命的领导者们包括罗伯特·穆齐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斯特凡·茨威格、阿诺德·勋伯格、阿尔班·贝尔格、埃贡·席勒、奥斯卡·柯克西卡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

他们用文字、声音和绘画颠覆了这个世界。

女按摩师总算离开了，托马斯·曼那精致优雅的岳母黑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傍晚从慕尼黑阿尔西路12号的别墅出发，去“托米家”参加跨年夜的晚宴（这不是纽约餐馆的名字，而是颇有家长做派的她给女儿卡蒂娅的小家庭取的昵称，他们婚后住在毛厄基歇尔街13号）。但刚在托马斯·曼家坐下来，她的背又开始疼了，这该死的坐骨神经痛。因为好托米明天得去柏林（他将来会苦涩地对这件事感到后悔），这个总是扫兴的家伙在跨年夜11点就突然提前离场了：“你们知道，我明天早上得出门。”但是在岳母看来，之前的气氛最多也就“勉强算得上融洽”。回家途中在哐当作响的电车上，他听到了欧迪恩广场的钟敲响了12下。她的背在疼，她的丈夫，数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坐在她旁边，一言不发，在算着某个复杂的质数问题，毫无浪漫可言。正好一街之隔的卡尔·瓦伦汀在这个晚上给莉斯尔·卡尔施塔特写信：“但愿我们永远健康，永远保持宝贵的幽默感，你也要继续做我那个乖巧的好莉斯尔哟。”多么浪漫啊。

对的，就是在这个夜晚，远在新奥尔良市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开始吹奏小号。而在布拉格，弗兰茨·卡夫卡坐在敞开的窗户前，充满渴求地、满怀憧憬地、心烦意乱地给住在柏林伊曼纽尔基尔希路4号的菲丽丝·鲍尔小姐写信。

伟大的匈牙利小说家、弗洛伊德的信徒、吗啡成瘾者兼色情狂查特·盖佐在这个夜晚坐在自己的医生宿舍里，它位于小型疗养地什图布尼尧的疗养院内，坐落在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边陲。他还读了一会儿卡萨诺瓦的文章，接着点燃了一根卢克索雪茄，又给自己注射了0.002克吗啡，然后做了个成功的年度总结：“360至380次性交。”还能再具体些吗？当然可以。查特列了一张表，事无巨细地记录着他和爱人奥尔加·约纳斯的关系，要论详细，这张表格程度只比罗伯特·穆齐尔略微逊色些：“345天，424次性交。”他已经在做年度总结了：“吗啡消耗：1 700毫克。”又继续写道：“收入7 390克朗，虏获了十位女士的芳心，其中包括两名处女。出版了我那本关于精神疾病的书。”那1913年会是什么样子呢？计划是明确的：“每两天一次性交。装假牙。买新外套。”那就开始吧。

1913年，万象更新。遍地都是新创办的杂志，想把时针拨回零点。马克西米利安·哈登1892年就开始在他的杂志《未来》中宣称未来属于自己，而下一代人却打算直面当下。戈特弗里德·贝恩，这位柏林韦斯滕德医院的年轻医生把刚写完的诗寄给了保罗·策希的杂志《新热情》和海因里希·巴赫迈尔的《新艺术》。只有1913年新创刊的《开端》他暂不考虑。当时《开端》第一期第一页上刊登的是年轻的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开端，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终结，“19世纪前后柏林童年”的终结！

马塞尔·普鲁斯特总算完成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终于完成了712页密密麻麻的稿子。他把这本厚厚的手稿寄给了巴黎的法斯凯勒出版社，然后是奥伦多夫出版社，之后是伽利玛出版社。全都遭到拒绝。伽利玛的拒信是其总编辑、作家安德烈·纪德亲手写的。他不久前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帮助下，在摩洛哥感受到了同性之爱的欢愉，想必甚是得意。纪德读到差不多70页就停了，因为他发现普鲁斯特在描述某种发型时在句法上出现了差错，这让他很是恼火——安德烈·纪德和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容易激动。总之，纪德认为这位作者不堪信任。日后，等他自己头发几乎掉光的时候，安德烈·纪德承认这次因为发型描述的句法错误而跌的跟头是其人生最大的失误。但现在先陷入绝望的是普鲁斯特。他这么写道：“在我的墓穴盖上之前，这本书的墓穴已经挖好了。”

1月1日早上，更详细地说是8点半，如果您想知道确切时间的话——皇帝威廉二世和皇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在波茨坦的新宫登上了汽车，前往皇室总部柏林王宫。他们顺利抵达，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这是个吉兆吗？

1月1日下午，加利福尼亚发生了一场地震。震中所在之地正是硅谷，这个日后统领世界的地方。1月1日，美国第一个邮政包裹发出，丝毫没有受到地震影响。几天之后，在写长篇小说《美国》的弗兰茨·卡夫卡却毫无头绪，中断了自己的写作。

1月2日，匈牙利的议会首脑第萨·伊什特万伯爵和反对党主席米哈伊·卡罗利伯爵为他们头脑简单且市民阶层出身的同事们做了个示范，如何用最有意义的方式解决政治纷争：一场决斗。1月2日凌晨，他们持剑对峙。两个人都受了轻伤。第二天继续议会的工作。接下来，卡罗利伯爵必须尽快结婚，他因为打牌而债台高筑，欠下了1 200万克朗。而第萨伯爵在6月10日再次当选匈牙利首相。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8月20日参加另一场决斗，这次对象是反对党议员乔治·保帕拉维齐尼，他指控第萨在一场名誉权的审判中对证人施加了影响。

这次决斗的双方也都负伤了。在经历了无数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第萨在1918年10月的那场战争中被起义军开枪射杀，死前留下了珍贵的遗言：“命中注定。”

是命中注定吗？不是的。1月2日，贾科莫·普契尼在他的托斯卡纳庄园里收到了一封要求决斗的战书。慕尼黑的阿诺德·冯·特滕男爵无法再忍受普契尼和自己妻子的风流韵事了。但是相较于把枪口指向人类，普契尼更喜欢瞄准鸭子和野猪。他让人转告男爵，可惜他目前没有时间参加这样的决斗。

第二天，阿图尔·施尼茨勒在维也纳把《儿戏恋爱》这部剧的电影剧本寄往哥本哈根的北欧电影公司。剧本里，新踏入爱河的少尉弗里茨因为早年与一位已婚女士的风流韵事而接受决斗，被戴了绿帽的丈夫虽然对妻子已经毫无爱意，但这毕竟事关荣誉。弗里茨卒。荣誉恢复了，但是完全没有意义。面对当下（这个他最棘手的病人），阿图尔·施尼茨勒博士给出了如上诊断。

1月3日，电影默片的时代结束了。在新泽西州西奥兰治，托马斯·爱迪生当晚在工作室里首次展示了有声活动电影机。这是首次能够同时放映图像和声音。就这么播放了起来。

1月4日，德国陆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过世了。他一辈子都在谋划战争。这位当时最伟大的战略家，提出了“一号行军计划”，即在世仇动手之前先发制人，这就是著名的施里芬计划。按此计划，德国陆军应该迅速攻占法国。但是他现在过世了，一切还会好起来吗？

1913年1月，恩斯特·策梅洛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博弈论——以国际象棋为例。“在有限的（二人零和）游戏（类似于下棋）中，要么其中一方有压倒性的策略，无论怎样都会赢，对方采取怎么样的策略都无济于事；要么不存在这样的策略。”这话说得让人一头雾水。幸好施里芬这位擅长主导的战略家刚刚过世。只有棋类游戏是二人零和游戏吗？或者决斗也是？或者爱情也是？

年轻的匈牙利舞蹈演员罗慕拉·德·普尔斯基芳龄二十三，满头金发，非常美丽。她肤色雪白，眼睛蓝得像塞夫尔的瓷器。在这个冬天，她在布达佩斯迷上了俄罗斯芭蕾舞团，特别是迷上了二十四岁的尼金斯基在《牧神的午后》中的经典角色。当著名经纪人佳吉列夫带领舞团前往维也纳时，她便跟着一同前往了。那时罗慕拉就明白她确实对俄罗斯芭蕾舞也感兴趣，但是对尼金斯基尤其感兴趣。在维也纳，她找了个借口和佳吉列夫在布里斯托酒店的沙龙里私下见了一面。表面上她是在谋求舞团里的职位，但其实她所求的角色是尼金斯基的枕边人。佳吉列夫立刻就察觉到了，他捍卫他那长相类似鞑靼人的爱人，因为对方的同性恋取向而误认为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认为自己和尼金斯基就像在玩一场二人的零和游戏。尽管佳吉列夫生了疑心，但是罗慕拉动用自己关系即刻正式加入了舞团。现在舞团巡演到了伦敦。晚上他们在考文特花园表演《彼得鲁什卡》和《牧神的午后》，到了白天则开始进行革命性的彩排。彩排的作品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它描绘了远古时期原始森林中的场景。1月份的伦敦冷雨凄凄，尼金斯基尝试为这部剧编舞。结果一再失败。人们几乎无法判断斯特拉文斯基的这一幕什么时候结束，下一幕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如此破碎又交织在一起。尼金斯基绝望到几乎要怀疑斯特拉文斯基的天分了。他一再不知所措地中断彩排，愤怒地自言自语。罗慕拉·德·普尔斯基则贴心地给他肩上披上暖和的毯子，免得他感冒。

埃贡·席勒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女人。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为瓦莉·纽泽尔作画，大多数时候是裸体，或者至少私处是赤裸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的眼睛也是如此冷漠，让人不安，真是一种恬不知耻的时髦。1月8日下午，埃贡·席勒又坐在了他在维也纳希岑格主街101号的画室里。几乎总是有两三位模特同时在场，她们避开日常纷乱，稍作休息、伸展身体、整理衣裙、把自己交付给席勒。而他坐在画架前，像老虎一样潜伏着，一旦发现特别的主题，便一跃而起。然后他突然喊道：“停！”声音穿过热烘烘的大空间，模特必须立刻保持不动，他则迅速下笔。如果他乐意的话，还会蘸一点红色和一点蓝色。在画瓦莉的时候他喜欢用夸张的亮橙红色来画长袜的松紧带、嘴唇和私处，有些时候头发也会用上这种颜色。这种夺人眼球的红浓烈如血。1913年1月8日，席勒又一次对着瓦莉·纽泽尔挪不开眼，他沉迷到要强迫瓦莉（或者是她自愿）写下单身声明。她半裸着，朝着埃贡·席勒俯下身，在他珍贵的速写本上写下了这些句子：“我在此保证，我没有爱上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瓦莉。”而他如释重负，不知道现在是应该画她还是爱她。

“骆驼”这个香烟品牌诞生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二十支一包的香烟包装便是由它首创的。20世纪的香烟产业就这样从1913年开始了。可惜从那时起，骆驼牌香烟的图标不是双峰骆驼，而是单峰骆驼，并且是一头来自巴纳姆和贝里马戏团的名叫“老小伙”的骆驼。1913年1月，马戏团在温斯顿巡演，理查德·约书亚·雷诺兹放下手上设计香烟图标的工作，下午带着孩子们去了马戏团。当晚在他的画架上就出现了一幅单峰骆驼图。这是父母育儿假最初为全球设计历史做出的秘密贡献。

摄影师海因里希·屈恩为自己的女儿洛特和埃德尔特鲁德拍了一张照片。她们如此好奇地看向这个世界，如此勇敢，但是看上去也似乎预感即将有事发生。正是在这张照片诞生的时候，戈特弗里德贝恩写道“在厄运到来之前再一次盛开”。这位摄影师父亲确实是在1913年用自己发明的“奥托克罗姆”天然色彩相片技术给女儿们留下了彩色影印照片。采影，这说法是多么的美妙和老派。但是屈恩确实是这样做的，他用照相机和相纸多次试验，成为第一批借用光影力量拍摄真正的彩色照片的摄影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温柔而不甜腻的照片。就像阿达尔贝特·施蒂夫特《晚夏》里的画面一样。他的孩子们必须总是身着红色、蓝色、蓝绿色的衣服出现在镜头前，就像小演出团一样。

“采影师”屈恩——这又是一个美妙的老派词汇——在因斯布鲁克附近的理查德—瓦格纳大街6号的住所附近的山坡上掀起了一场革命。因为他第一次把人类对世界的自然感知和照相机里的世界匹配了起来。因为没有人眼中的世界是黑白的，但在1913年，大家接触的摄影仍然是简化的黑白版本，肖像照、报纸照片、翻拍的绘画作品、电影院的电影都是黑白的。1904年出生的洛特和1897年出生的埃德尔特鲁德，她们还不知道自己成了人类精神史上这场小范围革命的先驱（这也是父母育儿假最初为世界摄影史做出的秘密贡献）。她们当时还只是孩子。她们继续在花园里繁茂的栗树下玩耍，爬上屋后的高山牧场，目光越过篱笆眺望远处的山谷。她们和保姆玛丽·瓦尔纳嬉戏，后者是在她们母亲过世的时候来到她们身边的。她们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给保姆拍照的频率比得上给她们拍照的频率了。由此她们感受到爱是如何开始的。这也是不错的人生体验。另外，《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这本书提到的正是这位玛丽·瓦尔纳和埃德尔特鲁德在花朵盛开的蒂罗尔草地上奔跑，当时上方飘过一朵云，预示着危险的未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913年8月美好的一天”。罗伯特·穆齐尔的世纪巨作《没有个性的人》的开头正是这句话。在虚构的1913年，托马斯·曼《魔山》里的故事迎来了结尾。而在现实的1913年，这本书的写作才开启。摄影中大胆的魔山，带着散发着渴望和忧愁的山坡，也在阿尔卑斯山里，离达沃斯不远。

1月，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正在考虑“弑父”。1月，伟大的波兰先锋艺术家小斯达尼斯洛·维特凯维奇为了反抗父亲老斯达尼斯洛·维特凯维奇，大张旗鼓地把自己名字改成了“维特卡西”。但并没有多大用。他仍然和爸爸住在一起，住在波兰塔特拉山脚下的扎科帕内，一个波兰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偏偏这个地方还充斥着他父亲的著名建筑作品。这是波兰的达沃斯，各地真真假假的肺病患者都会前来疗养。房屋建筑混合了高山小屋样式和青年风格，但是现在正值冬天，人们几乎看不出来这些，雪在屋顶上堆积得很高。大片雪花落下，似乎要把整个世界都裹入沉默一般。当阿图尔·鲁宾斯坦1月来扎科帕内时，维特卡西摆弄着照相机，给这位伟大的钢琴家拍摄了一系列让人惊叹的肖像照。外面的雪高高堆起，几天都没法出门。维特卡西不停地为自己和鲁宾斯坦照相，不停地照。鲁宾斯坦后来说道，维特卡西是一位放荡不羁的多愁善感者、尼采的狂热信徒、低语的梅菲斯特。他后来的代表作叫《永不餍足》——很合适。但是现在，在1913年的冬天，糟糕的感觉又出现了，鲁宾斯坦只能够暂时安抚他的抑郁。但当他开始演奏钢琴时，顿时感觉一切都安静了。维特卡西站在门框旁边，沉醉地听着。这声音，这手指，还有外面的雪。然后还有这位年轻的女士，她为了在高山上治疗肺部问题，冬天寄宿在维特凯维奇家。但是她现在自己变成了一剂良药：斯达尼斯洛·维特卡西·维特凯维奇为这位美丽迷人的雅德维加·扬切夫斯卡作画和拍照。接着，他爱上了她。接着，他和她订婚了。维特凯维奇决定，让她把自己从迷失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可惜不那么成功。几个月后，她在扎科帕内的一个山坡上用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这之前，她还以狂野的现代主义做派，在赴死的地方放了一大束花，然后把花插在了花瓶里！这样花期就能长过她的生命了。这就是携带指示标的爱神和死神。至少在波兰，浪漫主义的时代在1913年方才告终。

1月8日，当代最重要的艺术作家、法国印象派最有力的传播者（在此处两个最高级使用得都很贴切）尤利乌斯·迈尔—格雷费在柏林维多利亚大街35号卡西勒画廊新的展厅里发表演讲，题目是“我们去往何方？”（他的猜测是通往深渊）。现场人头攒动，但据演讲者说“几乎无人理解”。保罗·卡西勒和他的妻子蒂拉·迪里厄随后想要邀请迈尔—格雷费吃饭，但是后者没有兴趣：“因为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去爱思普纳德大酒店，乖巧的迪里厄还低声表示不满。”乖巧的迪里厄的确不习惯这种回应。而现在人们是否还能认为她“乖巧”？事实上，迈尔—格雷费回绝这样的邀请是相当冒犯的。因为1913年的保罗·卡西勒和蒂拉·迪里厄毫无疑问是柏林文化届的帝后。这两位在十年前正是在迈尔—格雷费那里共进晚餐时结识的。但是这一切他都不在乎。蒂拉·迪里厄家里养了一只鹦鹉，当女主人开门的时候会清晰地喊出“蒂拉”，但他也不在乎。除了他之外，著名演员蒂拉·迪里厄在舞台上让所有人——无论男女都神魂颠倒。而1913年的保罗·卡西勒不仅是德国最有势力的艺术品商人，也刚刚当选柏林分离派的主席，也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展览馆的主席，现在他终于把所有的艺术资源都抓到了手里。他的面容和他整个人一样：自我意志强烈、高贵，但是也有爱欲、温柔，同时热情洋溢、充满对权力的渴望，非常容易被触动。他只要开口便滔滔不绝。他和洛维斯·科林特以及马克斯·李卜曼马交往密切，同时也是印象派艺术家的资助者。大概在1913年，他展出了人们能想到的梵高、马奈和塞尚的最美的作品。他热爱女性，也热爱冒险。蒂拉·迪里厄同时符合他这两种热爱。

迪里厄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阿尔玛·马勒、可可·香奈儿、伊达·德默尔和米西亚·塞尔特并称为1913年之际最伟大的六位女性。迪里厄是著名的红颜祸水之一。她其实称不上漂亮，但是激发着人们强烈的欲望，迷倒了所有在慕尼黑或者柏林剧院看过她演出的观众。连亨利希·曼也是一见到舞台上的她，便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1913年春天，他写道：“她是当今欧洲舞台上最前卫的人物之一，没有人比她更称得上现代。她拥有一切可以称为现代的元素：个性、博学广见、神经质，以及才华横溢。”这位来自维也纳教授家庭的女儿有着罕见的美貌，她原名是奥蒂莉·戈德弗罗伊，但之后自己幸运地改了名字，和爱人卡西勒一起着手经营一家开放式的大型画廊。艺术家、作家、商业人士，所有人穿梭于此，一开始是在玛格丽滕街、马泰基兴广场拐角处的公寓，之后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别墅里。阁楼房间里住的是恩斯特·巴拉赫，只有当晚上的社交聚会有意思时，他才会下楼。奥斯卡·柯克西卡前来拜访蒂拉·迪里厄和保罗·卡西勒时，总是希望能够在梵高的《阿尔的吊桥》画下入睡。于是，维多利亚大街35号的客房成为了当时欧洲最棒的卧室。早晨，所有的住客都想要为蒂拉·迪里厄绘制肖像，有些也想要立刻和她私奔。比如画家威廉·特吕布纳的漂亮妻子阿莉塞·奥尔巴赫，她为迪里厄神魂颠倒，一路跟着巡演，下榻同一家宾馆，但是当蒂拉没有回应她的爱意时，她割开了自己的动脉。“请你，”保罗·卡西勒这样劝妻子，“不要惹事，我还想继续好好卖她丈夫的画。”

迪里厄被自己丈夫的商业算盘吓到了，在晚上结束演出回家的时候，她就把心思放在了其他的事情上，比如一直热心支持的社会民主。保罗·卡西勒有其他的烦心事，他想要所有伟大的画家都替他的妻子绘制肖像画。科林特、李卜曼、巴拉赫，他们所有人都画过了，1913年弗朗茨·冯·施图克也把她画成了不同版本的喀耳刻。这一年春天，卡西勒频繁写信到法国给年迈的雷诺阿，直到对方无计可施，只得答应和迪里厄约定时间画像。

巴黎的雕塑家阿里斯蒂德·马约尔写信给米西亚·塞尔特，问是否可以为她制作肖像。她曾经是所有伟大的印象主义艺术家的缪斯，随着年纪渐长，如今成为了当代音乐和艺术的慷慨资助者。当时雷诺阿为她画像的时候，还是委婉地问是否可以稍稍解开她的紧身胸衣。现在马约尔直接问她是否可以当裸体模特。她照着镜子，愉快地用法语回信：“不行，谢谢。”

1月9日，皇帝威廉二世找到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在普鲁士反抗拿破仑统治起义战争的百年纪念日上，他突然宣布：“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上帝曾经与我们同在，现在也与我们同在。鉴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德国青年也能锻造历经烈火考验的信仰之盾，这必须永存于德国和普鲁士的武器装备之中。”

在巴伐利亚的辛德尔斯多夫，弗兰茨·马尔克在他阁楼的画室里，穿着皮毛大衣但是仍然冻得够呛。他在画那幅世纪之作《蓝马之塔》。在屋后的草坪上，他那只温顺的鹿也冻得发抖。妻子玛丽亚给他端了一壶茶，也给鹿喂了一个苹果。

新年之际，马尔克寄了一张画着《蓝马之塔》的明信片到柏林，收件人是埃尔泽·拉斯克—许勒。这位赤贫的女诗人在赫尔瓦特·瓦尔登离开她之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和咖啡馆间游荡。那位非常年轻的诗人克拉邦德，也就是刚被阿尔弗雷德·克尔发掘出的那位，在《革命》杂志的第一期介绍道：“埃尔泽·拉斯克—许勒的艺术和她的朋友（蓝骑士）弗兰茨·马尔克的风格非常类似。她所有的想法都笼罩着奇幻的色彩，像多彩的动物一样悄然前进。有时候，它们从丛林里出来，走向林间空地：像温顺的红色的鹿一般。它们安静地吃草，看到有人穿过灌木丛时，吃惊地扬起修长的脖颈。它们从来不会跑开，它们通过形体来自我展示。”让我们看看，谁还会畏惧这种形体的存在。

加利福尼亚的死亡谷从没有像1913年1月9日那么冷过。格陵兰农场的温度计显示零下9.4摄氏度。

《剧院》杂志的1月刊刊登了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的第一篇文章，接下来1913年2月是伊格纳茨·弗罗贝尔的处女作，3月是彼得·潘特首次发表的作品，9月是特奥巴尔德·蒂格的作品。弗罗贝尔、潘特和蒂格是图霍尔斯基的笔名。这些笔名他用了一辈子，比对任何女性都要忠诚。

1月12日，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第一次在信件中署名“斯大林”。这个词的意思是钢铁打造的男人。不久之后他将会抵达维也纳，午后在美泉宫皇家公园的积雪中跋涉，思考着马克思主义，思考俄国的革命还有什么成功的方法。对了，这几天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也确实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公园里散了步。他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他们两位是否真的在这里碰过面。

当斯大林署名为斯大林的时候，同一天，即1月8日，一家名为内格雷斯科的酒店在尼斯开业了。罗马尼亚籍的酒店老板亨利·内格雷斯科身材矮小，留着大胡子。他想要打造世界上最美的酒店，并自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男人，所以便用自己的名字给酒店命了名。盎格鲁大道37号这个地方，从诞生伊始就云集了欧洲蓝血贵族和美国金融贵族：范德比尔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辛格家族出席了开幕式，还有8名王室首脑，包括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这只是第一年的盛况。第一杯香槟是葡萄牙皇后阿梅莉亚饮下的。当时她站在375平方米的地毯上，头顶是高达4.60米、由16 457个巴卡拉水晶部件制造的枝形吊灯。吊灯上面则是气势恢宏的穹顶。因为据说这迅速成为传奇的设计是出自埃菲尔铁塔的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之手。设计穹顶时，他参考了自己情人胸围的精确尺寸。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日后将凭借在《夜色温柔》中对美国金融贵族在蔚蓝海岸的生活的描述，树立了一座文学丰碑。而在成名之前，他这几天在夜以继日地忙着申请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名额。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月15日。

1月16日，来自印度金奈的26岁青年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给剑桥的著名数学家高德菲·哈罗德·哈代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解释说虽然自己的专业方向不是数学，但可能在过去几周内解开了解析数论的数百个最大的谜题，“见附件”。拉马努金认为自己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所以请哈代不要认为这些智慧来源于他，而是来源于掌管科学的守护神娜玛卡，是她在睡梦中传授给他的。哈代沉浸在长达数页的数列中，然后他意识到：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真的解开了解析数论中的数以百计的最大的谜题，例如计算圆周率的公式。哈代说道：“他说的肯定是实话，因为如果不是，地球上没有人具备这种想象力，想出这些答案。”

他的发现很快被载入史册，例如拉马努金质数理论、拉马努金θ函数理论和拉马努金整数分拆。他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成员。当天神再次向他悄声传授新公式的时候，他很乐意连续伏案工作24小时或36小时。他还出版了自己的杂志《拉马努金杂志》，用以发表自己的大量成果、计算模型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久之后他便离世了——只是这一点他没有计算出来。

1月25日，奥托·冯·戈特伯格在《德国青年报》这份德国青年周刊上用严肃的口吻写道：“对战争的喜悦和渴望必须静静地深植于德国人的心中。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敌人，胜利只会属于像在歌声和鼓乐之中庆祝节日一样奔赴战场的民族。”他还写道：“我们要以男子汉的胸怀来看待这件事，倒下后被镌刻在教堂的英雄碑上永垂不朽，比寂寂无名地死在床上更美好、更荣耀。”1913年度奥托·冯·戈特伯格的结论是：“战争是美好的。”

卡普里的天气也许确实好一点点？无论如何，那里的1月已经暖和起来了，有十五六摄氏度，有时候海水看上去已经蓝到似乎适合游泳了。柠檬树开花了，当人们沿着狭窄的小径绕过山丘，转过某个拐角时，会突然嗅到这股香味。马克西姆·高尔基今天正沿着蜿蜒的克虏伯道下山，这条道是几年前为爱痴狂的德国工业大亨克虏伯让人从岩石里凿出来的。在玛丽娜·皮科拉海滨的一侧，即使在冬天，到了下午三点或三点半的时候也能看到太阳；而另一侧，即高尔基住的地方，已然沉入了阴影中。在下坡去海边的路上，他只听到蝾螈发出美妙的“沙沙”声，一旦靠近，它们便飞快地躲进干枯的橄榄树叶中。他看到最后几颗被遗忘的水果像圣诞灯笼一样挂在藤蔓上。阔叶树仍然光秃秃的，但第一批扁桃树已经开花了。海水从下方卷上来，拍打着白垩悬崖，发出“哗哗”的声音。高尔基脱下外套，眺望着辽阔的大海，不是望向麦加，而是圣彼得堡。他很难在冬天想象那个被雪和刺骨冰冻笼罩的俄罗斯；而在这里，他正敞着衬衫在海边喝咖啡。前段时间，他还和流亡途中来访的列宁坐在海边下棋，思考需要牺牲哪些士兵才能一劳永逸地将俄国的沙皇干掉。

如今的高尔基问自己，在这里——这片被施了法术的沙滩上，他是不是真的能为祖国的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他还不被允许回国，但是希望能得到赦免。后来，当太阳落山，他走回自己的别墅时，感觉鼻子有点被晒伤了。当他走到无风的室内，坐到办公桌前时，那块皮肤真的火辣辣地疼了起来。

要是在以前，他的情人玛丽亚会给他擦一些油，说几句关心的话，但她现在走了，怒气冲冲，因为他没能彻底和第一任妻子卡蒂亚分手。他摆脱这种混乱，让自己平复下来的方式是坐到书桌前，立刻把思绪投入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上，也就是如痴如醉地投身于自己的伟大小说《母亲》中。六年前，当高尔基刚到卡普里，希望在这里、在阳光灿烂的流亡途中为俄国革命做准备时，他曾发誓“至少要留下六百年”。现在，他有时会想，六年也许也够了。高尔基从书桌上抬起头，望向大海，椅背上站着的是他最喜欢的鹦鹉洛雷塔，脚边躺着猎狐梗托普卡，他稍微怀念了下玛丽亚。对卡蒂亚的怀念则少一些，而对俄国的怀念则很多很多。

星期六，1月25日，第一位获得飞行员执照的德国女性，26岁的阿梅莉·贝泽和法国航空先锋夏尔·布塔尔结为夫妇。按照德国法律，阿梅莉·贝泽—布塔尔成为了法国人，这让她德国的女性崇拜者们非常反感。

这几天，裸体主义的支持者理查德·翁格维特发表了自己的经典作品《裸体与文化——新要求》，并向阿梅莉·贝泽—布塔尔致以小小的问候：“假如每位德国女性都能经常看到裸体的日耳曼男性，”他写道，“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追求其他种族的男性了。”

1月28日，小杰克逊·波洛克在怀俄明州的科迪庆祝他的第一个生日。餐桌上摆着西红柿肉酱意大利面。桌布是《滴画1号》的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