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思想研究:以东亚现代化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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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为人熟知的名言,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在笔者看来,一切思想史也都是当代史。一方面人们之所以对过往的思想及其演进过程深感兴趣,主要的驱动力仍在于通过这些探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当代正在发生着的,人们自身参与其中的各种思潮;另一方面,正如丸山真男所言,各种思想资源其实是“无时间性地”存在于各个作者的大脑之中,并随着时代的演进而被“配置转换并被置于明处”1,也就是说,在当代人的大脑中,前人的思想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顺序,人们会根据现实中的不同需要加以运用。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还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得出一切历史也都是思想史的结论,因为任何历史,其实都是以不同的符号或形象呈现在现代人面前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现代人对历史的各种“应用”都可以说是从广义的思想层面展开的2。由此可见,历史研究在任何时代都会在思想领域发挥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其中的思想史则会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对现代思潮形成影响,因而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位于东亚,自然东亚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对于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近似的文化背景使不同国家间的思想更容易相互比较,同时也使相互理解障碍更少。如果站在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考察东亚思想史的演进,那么毫无疑问,自十九世纪西方扩张势力抵达东亚以来,东亚各国思想史中最重要的主题都是围绕现代化展开的,对于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的知识人来说,何谓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以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等,都是思考中必须面对的主题。

在本书中,笔者选取福泽谕吉作为研究对象。作为日本近代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日本研究福泽谕吉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在中国研究他的作者就不那么多了,原因后面还会讨论,希望这本小书多少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缺憾。由于选取福泽谕吉的思想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故名之为《福泽谕吉思想研究——以东亚现代化为中心》。之所以选取这个视角展开讨论,是因为同为东亚国家且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和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日本这一曾经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学生”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反超中国,成为与西方列强并立的侵略者,同时其侵略也成为延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相反,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败却并没有给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的影响,日本并没有像同为轴心国的德国那样被分割为两个国家并各自归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互敌对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反而在美国的占领下不久就步入经济发展的正轨,开启了新一波的现代化运动。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视美国为“鬼畜”3,并以不那么光彩的方式向美国宣战的亚洲国家,日本在被美国占领后却显得异常温和且驯服,美国占领军并没有遇到什么反对占领的抵抗组织,相反却有不少日本人出于各种目的为美军提供服务。4在美国占领军的主持下,日本告别了穷兵黩武的过去,颁布了新的宪法,随后又在东亚最先跻身现代化国家之列。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则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曲折,既有外部侵略势力带来的破坏,也有内部冲突带来的阻力,各种原因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被大大延宕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对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等问题的讨论在当代中国依旧具有现实意义。通过考察福泽谕吉的思想,我们可以了解十九世纪以来日本思想领域发生的变化,从而更加清晰地把握日本在实现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脉络,这可以为中国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意义。

作为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和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因此,在讨论他的思想之前,笔者想先简要地讨论一下和现代化本身有关的问题。当我们提到“现代化”或与之相关的“现代性”等词语时,我们都会心照不宣地将其与十八世纪5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显著变化关联在一起,也就是说,这里的“现代”虽然还保留着某种时间上的意味,但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了,而是特指人类历史上从工业革命发生后到现当代的这一时段,尽管在此之前,人类文明已经存续了上万年。人们之所以会将这段历史时期称为“现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和此前的历史相比,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社会由于科技的发展而使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正如马克思的名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6而与生产力的迅速提升相伴随的则是全球化运动的展开,原来相对封闭隔绝且独立存续的前现代文明开始了一个从相互点状接触朝向全方位交流乃至融合的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文明的传统思想自然不可避免地会相互碰撞并擦出新的火花,可以说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进程。现代化最根本的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技术的迅速进步,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一方面让人类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也从多个维度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这就使很多需要耗费大量资源才可能实现的探索,比如登月,成为可能。技术的进步还使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变得更为便利也更为廉价,印刷术的发达使知识不再被少数人垄断,而是被大众所掌握。同时,技术的进步还节约了人的时间,人的单位时间产能不断提升。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这就使人类有更多时间去积累知识探索世界。人类探索世界能力的提升反过来又加强了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正是这种相互促进的正反馈过程大大提升了人类的技术和生产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分布在地球不同区域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传统文明启动了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现代化以及与之伴生的现代性问题乃是十八世纪以来人类思想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然,在本书中笔者并不想就此宏大的课题展开讨论,不过关于现代化问题,笔者想在此提示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笔者想提示的是,即便从东亚或中国的视角出发,现代化也不应该被叙述或理解为一个单纯西方化或曰“西化”的过程。在中国等东亚国家的语境中,在勾勒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时,通常采用的叙述模式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其中的潜台词便是现代化是一个东方学习西方,并努力使自身变得和西方一样的过程。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东亚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都是在西方(欧美)的冲击下被动地开始的7,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也都汲取了大量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不过通过考察历史就可以发现,虽然十九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蔓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一次“主动出击”,同时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属于现代化进程的引领者,并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整个现代化进程本身却并非单纯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而是各个国家从各个传统文明中不断汲取各种养分,并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现代社会体制的过程8。当然,这一现代社会体制中包含着相当多的源于西方文明的成分,但伴随全球化在全球蔓延的现代文明却并不是西方文明的单一延续,而是各种文明相互借鉴融合,同时去芜存菁形成的新文明。

以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政治体制为例,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政治体制的几个核心构件如“民主”“中央集权”“现代文官制度”分别来自西方和东方。其中民主滥觞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9,中央集权体制和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现代文官制度则起源于中国10。当然,我们并不能说自秦以来的政体就是一种“现代”政体,但也应该看到,自十八世纪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确立以来,绝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所采用的都是中央集权的政体。当然,与中国传统政体不同,现代中央集权政体通常也和地方自治相结合,同时在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上也完全不同,但两者依然存在不少形式上的相近之处,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中国古代政制经常被视为一种“早熟”的政治制度。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就以四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一问题,并因此认为“中国是创造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11。实际上,注意到这一点的研究者还是很多的,在对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的政制进行比较的专著《战争与国家的形成》中,作者许田波就指出:“论国家与统治者的区别,官职与官员的分离,根据客观和贤能标准来选拔和晋升官员的科层制,公开颁布的法律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公平性,人口的调查和登记,中央岁入与支出的预算,统计与报告的汇集,直接统治的能力,以及其他行政技术,中国均先于欧洲两千年就发展起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就法律权利、思想自由和福利政策的谈判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时间要远早于欧洲。简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在许多关键的层面上具有显著的相似性。”12中国的科举制度也一样,虽然与现代政制普遍采用的文官制度存在不少差异,但现代文官制度的发明无疑是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在此就不多做赘述了13。由上可见,和“民主”被认为发源于古希腊一样,现代政治体制中也有很多要素发源于中国。

上面简单举了几个政治方面的例子,实际上,不仅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也有很多东方传统要素融入现代经济体制。众所周知,中国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这对于世界经济史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世界各国均在采用的纸币的滥觞。14此外,还有作者指出,我国现行经济制度的一些基础要素同样在古代王朝中就已出现。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汲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物,其中也有对传统经济模式的部分继承。15

除了政治和经济,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比如继承制度也在现代文明中有所体现,这在本书此后的章节中还会论及,在此不做赘述。

回到本书将要讨论的作者福泽谕吉,尽管他的思想深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他的部分著述甚至是对西方作者的“翻案介绍”16,也即译述,但如果仔细检视他的思想,就会发现,他并没有完全照搬他引用的西方作者,而是在他们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认识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他参照的西方思想并不相同,这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讨论。此外,在东亚国家中,日本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尽管明治维新时期很多制度典章乃是直接译自西方,但日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并不能说是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即使在二十世纪末,日本已经成功跻身发达国家,强调日本特殊性的“日本人论”依然非常流行,同时还有不少西方作者讨论日本社会各方面的独特之处1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现代化的过程既不是一个“西方化”18的过程,当然也不是一个“东方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各自都有相当多的传统要素被整合进现代文明之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东西方文明的相互碰撞与融合,现代文明依然能够顺利降生,并以现在这种形式在世界各地蔓延流传。

笔者想在这里提示的第二个要点是,尽管现代化从传统文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也有不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打着复古的招牌或口号进行的,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日本的“王政复古”,以及我国晚清时期革命者提出的“恢复中华”,所有这些口号都是以复兴传统的形式来为现代化进程命名的,但现代化过程本身绝非一个单纯复兴传统的过程。现代文明从传统中继承的各种要素均已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嬗变,已经与其源头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本质上的不同。以现代政治体制为例,现代民主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之间就存在显著的区别。现代民主制度赋予每个成年公民选举权,而古希腊民主则只有成年的男性公民才拥有选举权19,当时古希腊城邦的人口中包含大量奴隶与异乡人,当然还包括没有选举权的女性,成年男性公民在人口中占比是非常低的,有人估计甚至不到全部人口的5%。20现代中央集权的政制也不同于始于秦汉的中国古代政制,即所谓“秦制”,即使和之后历朝历代不断演进的王朝政体相比也存在显著的不同。现代文官制度和中国古代科举也同样只存在形式上的近似,都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然而无论是考试的内容,还是入选官员所担任的职位两者都完全不同。21

最后笔者还想提示的一个要点是,现代文明具有显著的多元化特征,也就是说,每个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均不相同,同时每个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都存在明显的特色,并且这些特色还深受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差异,现代文明依然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共同点,正是因为这些重要的共同点,我们可以将现代文明概括为一个范畴。现代文明最为重要的共同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是在政治上承认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且这些权利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人民而非古代帝王或神祇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其次是经济上采用市场经济作为主要经济运行模式;最后是在技术层面则以理性的现代科学方法论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基础。如果一个文明具备上述三点,那就基本上可以判断其属于现代文明,尽管具备上述三点的现代文明之间可能在细节上存在种种差异。

在此提示上面这几个要点的原因在于,首先,如果我们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化,那就有可能因愿景的错位而给我国的现代化带来不必要的阻力。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可以说是每一个国民的愿望,但推动国家西化却未必能得到国民的认同。实际上,尽管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包含着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成分,中国亦不例外,但现代化的目标当然是要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现代国家,而不是一个西方国家,实际上也不可能。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外国学习的国家,在古代曾经学习中国,近代之后又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尽管如此,日本的传统体制也和其学习对象中国存在显著的不同,比如始于秦汉时代并在中国延续两千年的皇权中央集权制就始终没有在日本扎根。自七世纪推古朝改革实行“大化改新”,日本就尝试建立和中国近似的中央集权体制,但却一直不很成功。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里,大部分时间日本实行的都是武家执掌实权的幕府封建制,而在中国则基本上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另外,中国始自隋唐的科举制度也没有被日本采用。22因此,尽管古代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但我们很难说古代日本是一个“汉化”国家。23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改为以西方国家为师,在法律、军制等方面甚至直接照搬西方,此后又因战败而被美国占领,受到很多影响,比如新版宪法就是在美国的影响下制定的,其中最为知名的标志着日本宪法是“和平宪法”的“第九条”就是出于美国的授意,但是日本与西方国家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并不能将其视为一个“西方”或“西化”的国家。24

其次,强调现代体制与传统体制之间的差异也是为了避免对传统的过度依赖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如前所述,很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复古”的面目出现的,之所以会这样,通常是为了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阻力,毕竟相较于全新的事物,一个“古已有之”的事物更容易被人接受。但这并不是说现代化的进程乃是复兴古代传统的过程,毕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传统元素已经和其本来样貌大不相同,诸如民主、科举等古代传统元素在该过程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马克思所说的被“扬弃”的对象而已。

最后,尽管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有所不同,即便是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也没有任何两个国家完全一样,但如前所述,现代化本身还是有其内核的,那就是普遍而受到平等保护的人权、市场经济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思维方式等,而对这些内核的把握则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强调现代化的多元性的同时落入相对主义的陷阱。

回到福泽谕吉,虽然他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但作为日本明治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尽管福泽谕吉逝于二十世纪的第一年25,但他的影响却一直存续到现在,因此日本战后知名思想家丸山真男才称他“是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今天的思想家”26。关于这一点我还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这里先提出一个有趣的佐证——在日本1984年发行的新版纸币上,福泽谕吉的头像被印在了最高面值的一万元纸币上,而在2004年发行的新版纸币上,原来印于一千元和五千元纸币上的头像都被更换,分别由野口英世替换了夏目漱石,由樋口一叶替换了新渡户稻造,但只有福泽的头像被保留下来依然印在最高面值的纸币上,从这个小小的侧面可以看出,福泽至今仍在日本占据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27

无论从思想的创新还是深度上来看,福泽谕吉与很多同时代的乃至更早时期的西方思想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在亚洲,以福泽为代表的在明治维新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却是最早接受西方理论并付诸实践的先驱,正是他们引领日本迅速摆脱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压力,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虽然这条从抵抗西方扩张压力出发的道路在其发端后不久便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通向一条给日本的邻国乃至整个亚洲带来深重灾难的军国主义路线,并直接导致日本在1945年战败,但这些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遗产同时也为战后日本的复兴提供了某种基础。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这一批思想家对正在勉力现代化的中国来说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前面已经提到,在日本研究福泽谕吉的专著及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在日本国会图书馆馆藏目录中能够检索出的以福泽为题目的书籍就有两千余种,而且还存在不计其数的涉及他的专著与论文,可以说几乎所有关于明治时期及之后的日本思想史研究都会涉及福泽的思想。然而我国对福泽的研究却并不十分深入,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和福泽谕吉本人的思想有关,在国内提到福泽谕吉,让人首先联想到的往往是他的《脱亚论》,并进而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这就使他的思想经常会被贴上军国主义源头的标签而不再受到关注;其二则是尽管福泽谕吉在日本思想史上地位非常重要,但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很多思想源自西方,这样一来,对于我国的研究者来说,与其研究作为“转述者”的福泽谕吉,不如直接研究西方现代思想的“源头”。不过,通过考察他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思考,仍然会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提供借鉴,这其实也是笔者对福泽发生兴趣的原因之一。另外,作为一个对日本很多方面都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对福泽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在的日本。尽管目前我国与日本之间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日本,了解日本都是有必要的。福泽本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他对西方的很多做法,特别是西方对日本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但终其一生,他都在大力鼓吹源于西方的“文明论”,并始终主张从西方经验中汲取对日本有利的东西。

本书尝试较为全面地就福泽谕吉的政治思想展开讨论,主要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视角出发来把握他的思想。作为一个思想家,福泽著述颇丰,尽管其思想中存在这样那样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或可发现这些矛盾背后隐藏的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同时,虽然福泽的自由主义思想带有较为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无可否认,它也为日本建立一种相对开放的政体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外,在对福泽的思想进行考察时,笔者还尝试保持一种对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的问题意识。虽然中国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要早于日本,但中国的反应却远较日本迟缓。如果考察中国近代思想家中与福泽相类似的人物,可以说从严复到后来的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思想中都包含有与福泽思想的某些类似之处,但这些中国作者却并没有成功地在中国实现类似于明治维新的思想变革。通过对两国进行比较,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把握福泽谕吉等日本思想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同时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当然这后一部分并非本书的主题,在本书中就不展开了。

本书的整体结构如下:在本书前两章,笔者将讨论福泽谕吉思想发生的制度背景和思想背景,在这部分讨论中,笔者一方面尝试从发生学的角度追寻福泽思想形成的深层次脉络,同时在对中日两国制度及思想的异同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也想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和中国走上了如此迥异的两条道路。

对于任何作者来说,其生平经历都会对其思想的形成及演进发挥重要的影响,福泽谕吉当然也不例外。在本书第三章中,笔者就尝试结合福泽的生平经历来讨论福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除了幼年经历,主要选取了洋学、外国之行与创建庆应义塾等三个小的侧面展开讨论,之所以选取这几个侧面,因为笔者认为这几个侧面对其思想的影响最为关键。

本书第四、五、六章分别讨论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天皇论以及官民调和论,可以说这几“论”以及福泽关于自由问题的认识涵盖了他对内政思考的主要侧面。文明论毫无疑问是福泽谕吉内政思想的核心,《文明论概略》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在其关于文明的讨论中,福泽谕吉有一个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思想,即如果想要实现文明,那就必须改变民众的观念。在讨论现代化转型时,人们往往更强调制度转型的作用,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制度转变,民众的观念没有跟上,那就很有可能使制度转型走向失败。考察政治演进的历史,既有“制度先行”的也有“观念先行”的,但最后观念和制度必须互相匹配,如果无法匹配,那往往就会引发各种社会动荡。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一点,而在其思考日本如何实现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福泽已经准确地意识到转变观念的重要性,这在当下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本书第七、八章主要讨论了福泽谕吉对外国的认识以及与外交相关的思想,受丸山真男的启发,笔者将其分为“思想”与“行动”两个部分。前者主要讨论他宏观上的外交观念,主要围绕对东西方的看法以及民族主义的主题展开,后者则涉及微观上他对外交实践中各种与“行动”有关的观点。笔者主要从“开国论”和“脱亚论”两个主题展开讨论,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福泽关于战争的看法。

本书的最后一章,笔者将简略介绍福泽谕吉的著述与影响,与此同时,还将介绍关于福泽谕吉政治思想的先行研究。在该章的最后部分,笔者将介绍围绕福泽思想形成的一个争论,该争论既和本书讨论的问题有关,同时也是福泽谕吉思想引发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争论。

以上就是本书的简单框架,由于本书的写作涉及很多和现代化相关的问题,笔者也尝试从这一视角切入对福泽谕吉思想的讨论。不过由于学力有限,同时又涉及不少宏观问题,因此肯定存在很多不够成熟的地方,其中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处,还有赖方家指正。笔者之所以勉力选择这一视角,主要是因为无论是福泽谕吉的思想,还是东亚现代化的进程,都蕴含着很多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如若笔者的这本小书能为这类课题的研究起到添砖加瓦、抛砖引玉的作用则实属幸甚。

1 【日】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十三頁。

2 英国哲学家及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早在其1936年发表的《人性和人类历史》一文中就已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念并就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该文后被收入由其学生诺克斯替他整理的遗著《历史的观念》中(参见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页),尽管围绕这一观点存在种种争论,但依然具有启发意义,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讨论。

3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以“鬼畜”称呼美国和英国,以表仇恨之意。

4 关于日本战败后民众对美国占领军的态度以及各种其他方面的细节,参见【美】约翰·W. 道尔:《拥抱战败》,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5 实际上,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在全球并不一致,在现代化进程的发源地欧洲,可以说在13—14世纪就已经启动了,其标志性事件包括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以及14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当然还有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在这里以18世纪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标记主要的原因是,在18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使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了其全球化的扩张。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7 尽管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毫无疑问是受西方扩张的影响,但笔者并不认为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准确地概括了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原因在于这一模式强调了西方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优势地位,但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贡献。当然,作为一名出色的汉学家,费正清本人也注意到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在其专著《美国与中国》中就有题为“中国对欧洲的冲击”的一个小节,他还准确地指出直至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对西方生活所起的影响,远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更为巨大”。日本历史学者信夫清三郎也据此指出:“中国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以及对于欧洲美术工艺的影响表明,在当时中国与欧洲相互影响的对比中,中国决不次于欧洲。”(【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而且,此后美国学者柯文亦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来回应费正清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观点。限于篇幅,关于该问题不在此展开更为详细的讨论。

8 关于亚洲国家对现代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美国学者唐纳德·F.拉赫的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可资参考。不过这部未完成的著作虽然收集了大量的史料,但对具体影响的讨论却并不充分。

9 实际上,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民主制度是古希腊的发明,但实际上在比希腊城邦早一千年的两河流域也出现了民主的雏形,关于该问题的更为详尽的讨论参见【美】丹尼尔·E.弗莱明:《民主的古代先祖》,杨敬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另外在印度佛教中亦出现了较为完备的选举制度。

10 尽管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在不同古代文明中都出现过,但从其延续时间和稳定性来讲没有哪个文明可以与中华文明相比。

11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

12 参见【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另该书亦引用了美国知名汉学家顾立雅的类似观点。

13 关于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影响参见Ssu Yü Teng(邓嗣禹)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 No. 4 (Sep., 1943), pp. 267-312;另外可参见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该文对邓文多有补充。

14 在【美】威廉·戈兹曼的《千年金融史》一书中,他亦认为“中国对金融发展的最主要贡献就是纸币的发明”,张亚光、熊金武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03页。

15 参见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出版社2017年版。

16 这里“翻案介绍”系安西敏三用语,基本上相当于意译。在福泽谕吉所处的时代,现代著作权意识及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形成,因此在福泽的著述中往往夹杂有直接译自西人原文的内容。参见【日】安西敏三:《福沢諭吉における比較政治学の位相》,《現場としての政治学》,市川太一、梅垣理郎、柴田平三郎、中道寿一編著、日本経済評論社、2007年、一六一頁。

17 其中比较重要的作者有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荷兰记者卡瑞尔·范·沃尔夫伦等。

18 另外还有必要提示的是:“西方”本身也并非一个清晰的概念,美国学者伊恩·莫里斯在其《西方将主宰多久》(钱峰译,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版)一书中就提到,有学者发现关于“西方”的学术定义就有不下二十种之多,参见该书第4页。尽管“现代化”一词也并非一个具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但相对于“西化”而言还是要更准确一些。

19 在现代政治演进过程中选举权也是逐步扩大的,根据日本1889年与宪法一同颁布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规定,日本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要满足年缴税15日元的条件,这样符合条件的选举人只有45万人,约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1.1%(参见【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4页。另【日】野村秀行编《明治维新政治史》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述,陈轩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类似情况也出现于英、美等早期民主国家里,选举权普及到每一个成年公民是相当晚近的事,比如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是在1920年,而在英国则迟至1928年。

20 因此美国学者达尔在其《论民主》(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提到古希腊的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时写道:“希腊民主政治体制尽管在当时是一种革新,但现代代议制民主却忽视或完全否定了它。”见该书第11页。

21 严格意义上说,现代文官制度下通过考试录取的文官更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吏”而非“官”,一般而言,现代政府通常由“政治家”与“官僚”两部分组成,政治家负责制定主政方针,一般通过竞选选出,官僚则主要负责政府的日常事务,因专业性强,一般通过考试遴选。

22 日本在奈良、平安时期,亦曾仿行中国的科举制度,称“贡举”,但持续时间不长,同时参加者也逐渐转为以贵族子弟为主,因此远没有类似在中国的影响力。

23 西方的很多作者将日本文明视为与中华文明不同的单一文明,比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将日本文明视为单一文明(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同时英国学者尼格尔·弗格森在其畅销书《文明》中亦提到马图·梅尔克列举的12种文明中包括日本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版)。当然,也有日本学者提出新颖的观点,那就是日本历史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化”,参见【日】与那霸润:《中国化的日本》,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不过,这也正好表明日本和中国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24 关于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荷兰作者卡瑞尔·范·沃尔夫伦在其《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中有非常详尽的讨论(任颂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25 福泽谕吉逝世于1901年,尽管人们通常将00年视为新世纪的开端,但实际上只是旧世纪的最后一年,01年才是新世纪的第一年,故在此采用此种说法。

26 【日】丸山真男、《戦中と戦後の間》、みすず書房、1976、一四三頁。丸山说这番话是在1943年,当时正是太平洋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参见该文“后记”。

27 日本将于2024年发行的新版日元纸钞也将换掉福泽谕吉,代之以与他同时代的企业家涩泽荣一,这是不是预示着日本主流观念将发生某种变化呢,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