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新型城市的内涵与发展

（一）创新型城市的理论脉络

进入知识经济以来，“创新”成为意涵最为丰富且使用最为广泛的词语之一。创新代表了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最高级表现形式，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见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他对“创新”的理解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开发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或者控制原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来源，以及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此后，有关创新的研究逐渐分化成以索洛（Solow）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学派和以诺思（North）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两个基本分支。[3]前者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而后者则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非单纯来自技术革新。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一轮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提出了“起飞”（Take-Off Model）六阶段理论，将一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其中，起飞阶段以工业化发展为表征；成熟阶段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特征；大众消费阶段主要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开始大量利用高科技，人们在休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国家安全等项目上的花费增加。关于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罗斯托认为其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但未做进一步阐释。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或可认为，超越大众消费阶段是注重实现自我的社会，人们对就业方式有更多的选择，如创办企业、成为自由职业者或为非营利机构服务，社会从高度分工向“全技术理念”（holistic technology）回归，即人们更为享受创造所带来的乐趣。[4]

以“国家”和“区域”为主体的创新研究主要体现在“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中。1987年，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irstopher Freeman）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公共、私有部门机构之间的网络。[5]弗里曼将日本的经济崛起归结为四大要素，分别是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政府的政策引导、教育与培训以及国家产业结构的合理性。[6]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通过其相互作用决定一国企业创新绩效的一系列机构，强调国家制度安排的决定性作用。[7]佩特尔（Patel）和帕维特（Pavitt）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决定一国学习新技术的速度和方向的国家制度及其激励机制。[8]梅特卡夫（Metcalfe）也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有助于新技术的开发和扩散、有助于政府用以制定和执行政策以干预创新过程的一组机构。[9]1996年，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Philip Cooke）教授等在《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府管理的作用》一书中从系统构成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做了界定。他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10]

“创新型城市”概念最早来自国外，相关的英文表述有“Innovative City”和“Creative City”两种。“Innovative City”强调“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要驱动力的理念，以技术创新作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式。“Innovative City”是目前西方关于创新型城市研究用得最多、最主流的表述，主要研究将“创新”作为城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并将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想融入城市发展的过程。比特·霍尔（Peter Hall）在《城市文明：文化、科技和城市秩序》一书中阐述了城市和新事物之间的动力关系，发现那些有创新特质的城市往往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中，大量的新事物不断涌入融合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他认为创新型城市基本上可以分为文化型创新城市、工业型创新城市和服务型创新城市三种类型。[11]“Creative City”即强调艺术、发明与文化的创新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其研究聚焦于对城市面临的问题提出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并由此带来城市的复兴。[12]

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普瑞德（Pred）早在1966年就注意到了城市化与专利申请数之间的关系。[13]20世纪80年代中期，瑞典区域科学家安德森（Ake E.Andersson）在关于城市规划的论述中使用了“创新性”（Creativity）一词，以促进创新性和激励创新行为从而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为原则，描述了斯德哥尔摩的未来。[14]费尔德曼（Feldman）和奥德斯（Audretsch）（1999）发现，在一个城市中，那些有共同科技基础的互补行业聚集在一起，能够推动创新活动的产生。[15]现代主义者柯布西耶（Le Cothusier）的《未来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1929）批评传统城市，强调要以高层高密度的现代城市加以取代，体现了技术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16]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2000年出版的《创意城市》（The Creative City）一书提出了创意城市的七个要素：富有创意的人、意志与领导力、人的多样性与智慧获取、开放的组织文化、对本地身份的强烈的正面认同感、城市空间与设施和上网机会。他强调文化与创意是创新型城市的关键。[17]蒋希瑟（H.Chiang）和泰勒（R.Taylor）认为，创新型城市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生活设施，拥有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从而吸引了大量的企业进驻，形成了集聚效应，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开展。[18]

美国城市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认为，美国的城市要制定出吸引创新人才的政策来支持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并提出创新型城市的测评指标——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tolerance），[19]主张创意阶层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美国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则提出了“3S”理论，认为城市经济发展真正有效的因素是技能（skill）、阳光（sun）和城市蔓延（sprawl）。“3T”理论强调社会氛围，“3S”理论更强调自然环境，前者与创意城市的内涵更加契合，而后者则在集聚效应、经济波动、激发创新等城市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方面更加具有借鉴意义。[20]

2008年，IBM提出“智慧城市”与“智慧地球”的概念，强调互联网等科学技术与城市管理的应用结合，综合来看，智慧城市是以创新型城市为必要基础的一种城市发展体现。美国独立研究机构佛瑞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 Inc.）认为，智慧城市就是通过智慧的计算技术为城市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包括使城市管理、教育、医疗、公共安全、住宅、交通及公用事业更加智能、互通与高效。科米诺斯（Komninos）提出需要依靠城市居民的创造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发能力，以架构城市的数字空间建设，将智慧城市打造为学习和创新的沃土。[21]

国内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并在国家确立自主创新战略以后趋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国内有以下主要观点（见表1-1）。

表1-1 国内关于创新型城市内涵的主要观点

表1-1 国内关于创新型城市内涵的主要观点-续表

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是创新型城市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国际上对创新城市的研究和评价已形成了较多的成果，最早可追溯到的相关评价是《连线》杂志在2000年提出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概念和全球科创中心的四大特征。这四大特征包括：第一，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形成创新创业氛围影响力；第二，搭建创业支持平台，提供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力；第三，集聚跨领域创业人才，形成持续发展创新吸引力；第四，构建与社会融合的机制，形成快捷反应的应用力。[22]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在《全球人类发展报告（2001年）》中首次公布了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印度班加罗尔等46个城市的全球创新中心名单。[23]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提出了城市创新活力评价矩阵，从4个方面、9个指标来衡量城市的创新活力。美国康奈尔大学牵头，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推出了全球创新指数，该指数由84个基本指标构成，对全球 142 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估和排名，为各国创新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建议。[24]此外，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澳大利亚创新研究机构（2thinknow）的城市创新指数[25]（Innovation CitiesTM Index）、硅谷创新社区指数（Creative Communities Index）、欧盟委员会《欧盟创新记分牌》和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科学技术和工业创新记分牌》、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WCY）、英国罗伯特·哈金斯协会的《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WKCI）等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国外评价指标体系。

国内方面，深圳大学周志民教授在借鉴钻石模型、系统论的基础上开发了“中国城市创意指数”（Chinese City Creativity Index，CCCI），从要素推动力指数（EPI）、需求拉动力指数（DPI）、相关支撑力指数（RSI）和产业影响力指数（III）四个方面来评价城市文化产业竞争力。邓智团等人借鉴了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13）的“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科学评价”和中国创新城市评价课题（2013）推出的《中国创新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分析比较将一些重要指标纳入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基本维度是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二级指标有6个，包括科技投入、人才资源、创新载体、经济社会环境、成果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三级指标18个。[26]倪鹏飞基于科技创新能力指数、科技实力指数、科技转化能力指数等指标推出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创新城市评价由国家统计局发起，对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及苏州共20个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分析，通过建立一套包含6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采用统计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得出城市总体创新指数以及各城市的创新指数水平。[27]中国创新城市评价体系充分参考结合了《欧盟创新记分牌》、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评价分析方法，即采用统计综合评价方法，建立包含两级指标的创新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有“创新资源”“创新投入”“创新企业”“创新产业”“创新产出”“创新效率”，每个一级指标下包括5个二级指标，共30个二级指标。[28]由此可见，创新型城市的评价体系是城市的发展基础与发展的必要元素及影响因子之间的细化。

综合以上研究，国外的创新型城市研究更侧重于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聚集与创新相关的要素，推动城市的全面繁荣；而国内的创新型城市研究则强调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城市发展路径，以城市为节点，构建区域乃至国家创新系统。笔者认为，创新型城市是在新经济条件下，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一般是由区域科技中心城市发展演变形成，是知识经济和城市经济融合的一种城市演变形态，完善的城市创新系统是创新型城市的主要特征。在集聚和配置创新资源、不断形成自我平衡调整和发展功能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最终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二）创新型城市的实践路径

从实践上看，西方对创新型城市的兴趣起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应对城市的衰退，二是适应全球化的发展。[29]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城市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地位凸显，被注入了更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国际上较早确立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有北美的亚特兰大、华盛顿等十座城市。曾入选全美十大高科技城市的明尼阿波利斯、亚特兰大、华盛顿、波士顿、圣迭戈、芝加哥、哥伦布、罗利、西雅图、休斯敦，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卡尔加里、滑铁卢、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也都粗具创新型城市的“风范”。此外，还有一些城市通过侧重发展高端服务业来打造创新型城市，如纽约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管理咨询等对人力资本及知识资本要求极高的生产者服务业，通过知识来提高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城市的创新力。欧洲的巴黎、慕尼黑、都柏林、伦敦等城市以及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芬兰的赫尔辛基等都曾提出创建创新型城市、高科技城市、技术枢纽城市、创意城市或知识城市。赫尔辛基2005年提出把该地区打造成建立在艺术和科学基础之上的世界水平的创新中心。全球十大高科技生活城市中，有东京、首尔、新加坡、香港、特拉维夫五座亚洲城市。在全球最著名的科学城中，有日本的筑波、韩国的大田、印度的班加罗尔。[30]根据政府在高科技城市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程度和方式不同，世界高科技城市可归并为四种发展模式：政府强制型、政府主导型、政府引导型和自由发展型。[31]

在国内较早确立建设创新型城市战略的是深圳。2004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2006年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随后合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五个国家主要科技中心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并很快进入准备和实施阶段。深圳市提出：“深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必须立足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势……成为在某些关键技术、核心领域、战略产业上具有领先优势的城市。要以提升科技自主创新为主线，全面推动思想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对外开放创新、企业管理创新和城市管理创新，使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力量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32]国务院出台相关政策计划将北京市规划为科技创意中心，“着力推动科技和经济结合，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区……着力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形成全球开放创新核心区；着力深化改革，进一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持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33]

基于以上实践，李英武认为，创新型城市实践路径可立足区域资源特点与优势制定实践战略计划。[34]例如，新加坡提出以知识经济为基础，大力发展创意产业；英国伦敦提出创意产业和传统金融服务业并举；美国纽约以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打造世界第一金融中心为目标；日本东京、韩国大田分别提出打造亚洲活力城市和科学城，创建亚洲新硅谷的发展方向。杨冬梅等认为，创新型城市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混合型三种主要的发展模式。[35]胡钰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路径是多样的，不同城市应该根据每个城市自身的基础条件，发掘自身建设中的基本原则和规律，提倡从政策导向社会氛围营造转变，加强协同，科学发展。[36]由此，创新型城市是一种由创新驱动的城市发展模式，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呈现密集性、常态化特征的城市形态，具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高、区域集聚辐射作用显著等特点。回溯城市发展历史，从中世纪城市到工业城市，再到后工业城市以及创新城市，城市发展类型的更迭，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发展动力的更迭。而创新型城市的提出，正是在城市发展动力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和投资驱动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在创新型城市的各项评价指标当中，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三）中国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现状

随着城市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愈加重要，我国科技部于2010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创新型城市界定为“自主创新能力强、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突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高、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城市”，提出“加快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此后，国家在各个行业及地区的相关政策对创新型城市建设做出的进一步部署与推进，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试点期（2010～2013年）：主要任务包括强化创新功能，加快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区的建设，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例如，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2011）；[37]推进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带动形成一批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省级创新型城市，构建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创新型城市群，培育若干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增长极（2013）。[38]

发展期（2014～2015年）：强调创新和创业。如引导和鼓励创业创新型城市，完善环境厂房、企业库房、物流设施和家庭住所、租赁房等资源建设，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办公场所和居住条件（2015）。[39]

增长期（2016～2017年）：提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路径。如发挥地方主体作用，加强中央和地方协同共建，有效集聚各方科技资源和创新力量，加快推进创新型省份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走在前列的省份和城市率先进入创新型省市行列（2016）；[40]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推动太原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支持具有较好基础的城市创建创新型城市（2017）。[41]

调整期（2018～2019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要趋势，创新型城市也向生态型、融合型方向发展。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湾区“9+2”城市中“深圳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42]

由此，建设创新型城市已从几个重要城市逐步延伸到成为更多甚至所有城市的发展目标。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发展，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理论也日趋完善，许多实践也更具借鉴性和推广性。创新型城市在科技的助力之下，在城市建设、创意理念和创新等方面的相关阐释与延展上有所丰富。当下，中国城市根据各自的优势与特征，推动着各自城市创新的进程。现代城市基础生活设施的完善，现代文化科技产品赋予消费者新奇独特的用户体验和人们对产品文化内涵的自觉追求，给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和良好机遇。[43]与文化相关的创新也为城市注入更多活力。创新型城市的创新内涵转为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共同促进城市发展。

如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兴起，成为新兴创新型城市的主要特征，也深刻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发展格局。在信息时代，经济效益不再是城市创新发展的唯一衡量因素，智慧互联、生态宜居、文化繁荣等方面成为城市创新的衡量因素。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物联网，创新型城市已经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改变着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例如创新型城市更为注重城市环境，小到产品设计，大到空间规划，绿色环保的生态理念使得创意不仅仅服务于效率，而是更多地服务于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得各种小的圈层文化被深度发掘，各种小众创意进入市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投资者，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而创意不再局限于性别、年龄，每个人都可以作为创新主体，成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参与者。

未来创新型城市的发展必然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以文化创新为内涵，并结合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空间地理布局与形式政策导向等，向智能化、集约化、网络化、艺术化等方向发展。关于创新型城市未来的发展，可以城市自身为分析主体，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展望。

一是自上而下，创新驱动实现跨界融合。

当人类进入全球化以后，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孤立于世界而存在。有学者提出，在新的移动互联时代，文化与科技的交融日益广泛和深入，彼此构成了对方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要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去拥抱全球化，加强与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坚守，以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44]所以无论是自上而下的交流，还是由外到内的交流，平台问题、空间问题、策略问题都是由此拓展出的相关支线问题。比如开放交流平台、创意空间、自贸港口建设，对于创意空间的预留规划、布置问题，以及人才的培养、流通、交流等问题。此外，要解决好融合创新的问题。在城市内部，各种创新要素之间无不暗自涌动，相互跨界融合。无论是科技间的融合组合、文化间的融合碰撞，还是探索文化科技之间的融合与创新，抑或是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都足以说明，融合创新是未来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创客作为创新型城市的新型构成单元，是创新型城市向全民创新发展的重要组织。在创新型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创客文化的形成对扩大城市创新主体，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是自下而上，城市创新文化的自觉与内部整合。

当城市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激发人们内在的创造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化水平的提升，大众群体逐步由生存消费转向追求生活品质消费。创新成为这种改善的必经之路。人们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生活，这种探索创新的过程必然会形成创客文化。创客文化及其背后的创新能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角落，促进着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向前发展。

随着公民创新意识的逐步提高，“创新”在当下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逐步明确。当创新平台的大众化、简易化逐步实现时，全民创新的时代将会到来，创新型城市的创意形式会变得更加多元，创客文化也会逐步内化于大众的创新意识之中。但随着创新群体走向大众化，创意阶层（群体）也将重新划分，形成新的创新结构，从而在创客文化内部进行重新整合，建构形成新的集群分类。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或“革命”，创客文化与创新型城市将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不断的结构与建构中实现促进创新型城市发展的趋势。创新型城市作为创客文化的“温室”营造着整个创意环境，并保证创意与各行业的联系。而创客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相互交织，在其中既作为创新型城市发展的基础，又是创新城市发展的动力，影响着创新型城市的不同发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