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卫所军、客兵与乡兵

正德七年，一伙“贼寇”流窜到长江中下游，南直隶的官员们惊讶地发现操江军队竟然毫无作用。[1]史载霸州人刘六及其弟刘七，和齐彦明“寇齐鲁间，转掠河南襄阳，所过屠城破邑，杀抚臣，遂率众浮江东下，泊狼山，欲自通泰登岸还山东”。其时“总漕尚书张缙督兵扼淮口”，他们“不敢渡”，“乃自通州溯流至九江，又下南京，往返者三。操江兵愕眙无敢近，而兵（部）侍郎陆完调沿边诸镇健卒讨之，尾贼行驻福山，隔江而陈。仅移檄往来，通州城危甚”。[2]最后，刘氏兄弟“与其党韩三等谋，复自海门而上，溯流过采石，泊芜湖之月子湖。贼凡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刘六、刘七等居然能旁若无人地在长江上往返三次经过南京，而“操江不敢逼”，[3]操江的军士“无敢近”，“镇江官军御之，败绩”，[4]“尚书张缙檄高邮判官梅本以兵五百戍泰兴，贼猝至，本战死，官吏皆奔窜。主簿黄连独率民兵斩其酋，穷追至大桥，亦死之”。[5]战死的是率领民兵作战的通判和主簿，而真正的卫所军队指挥官却“退避”，兵部侍郎、都御史陆完虽然追击并“斩退避指挥程鹏、刘七、庞文宣等”，但“仅移檄往来”，置通州于险境。最后，幸好“忽夜半海飓风大作，贼舟覆，溺死无算。完遣裨将袭其余党，尽歼之，以捷闻。遂奏凯献俘，勒碑铭狼山上。州人恧焉”。[6]在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期，堂堂京畿地区，只有“舟三十余、众六七百人”[7]的一伙贼寇，便能引发一片混乱，朝廷最后还是因为飓风才取得“胜利”，讽刺之余，多少令人匪夷所思。

更夸张而典型的一个例子出现在嘉靖倭乱时期。三十四年七月，有一伙“高埠逃倭”从杭州向西劫掠，“沿途伤亡，至严州淳安县，仅六十余人”。趁着浙兵松懈，这六十余人的残寇“由濠岭盘山突入歙县黄柏源口”，于是进入南直隶地界。结果，

徽州府守隘官民兵壮五百余人见贼悉奔溃，贼遂流劫绩溪，至旌德，典使蔡尧佐率兵千余御之，不克。贼遂叩县南门，纵火屠掠。过泾县，知县丘时庸引兵追击，于埤塘败绩，贼乃趋南陵。县丞莫逞以三百人守分界山，见贼悉奔窜，贼遂入县城，纵火焚居民房屋。于是，建阳卫指挥缪印、当涂县丞郭映郊、芜湖县丞陈一道、太平府知事郭樟各承檄以兵来援，与贼遇于县东门。印等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眙，遂俱溃。一道所率皆芜湖骁健，乃麾众独进，为贼所杀。一道义男子义横身□贼刃，亦死。[8]

接着贼寇“流劫至芜湖，纵火烧南岸，突渡北岸入市”，此时“各商民义勇登屋，以瓦石灰罐击之，贼多伤者，遂奔去。各商兵下屋，生缚二倭，斩首十级。贼趋太平府”。与“商民义勇”的英勇相比，军队的作战能力再次显弱。

是时，操江都御史褒善驻太平，遣千户曾等督乡兵义勇、杀虎手等兵御之于马厂，大败。贼遂进逼府城，城中人断河桥防守，贼引而东犯。江宁镇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堕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贼遂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冈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秣陵关而去。[9]

倭自南京至秣陵关，应天推官罗节卿、指挥徐承宗率兵千人守关，望风奔溃。贼遂过关至溧水县。杨林桥典史林文景率兵迎遇，不能御。署县县丞赵珠臣弃城走。贼遂由小北门入城，宴饮民家，信宿乃去。[10]

后来他们又“流劫溧水、溧阳，趋宜兴、无锡，一昼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浒墅关”，又经过苏松巡抚曹邦辅檄佥事董邦政等围剿，方被歼灭。“此贼自绍兴高埠奔窜，不过六七十人，流劫杭、严、徽、宁、太平，至犯留都，经行数千里，杀戮及战伤无虑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历八十余日始灭。”[11]明代的整体防御情况，若凭这个例子，则几乎可以完全否定——其防守和作战的力量，从卫所军队到民壮、乡兵、义勇，无论从调动、协调还是作战看都显然无法抵抗倭寇的挑战。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明代防御的问题在哪里，防御是如何进行的？或者说，防御体系是如何构建的？这就是这两个例子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本书思考的起点。

《明实录》的这几段记录都是以往研究所常用的“大路货”，但仍有许多有意义的细节未被充分重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追击贼寇的是作为“芜湖骁健”的民兵，虽未取得胜利，但相比一触“俱溃”的卫所军队则显然英勇。其次，率领这些健勇的县丞陈一道所带的私人武装也是民兵，而在第一波作战过程中，除了建阳卫指挥外，其余的典史、知县、县丞、府知事全部为行政系统官员，所统率者皆为“民兵”。再次，操江御史所调动者为军队系统的千户和行政系统的民兵。明代这两个系统的相关问题以及军、兵分野将在第二章详述，本章要陈述的，是在遭受如此大的震动京畿的事件后，明廷如何调整军事力量以应对危机，即卫所军、客兵与乡兵的问题。

如上所述，剧烈动乱及其反映出的脆弱防御，对时人必然有很大震撼。应天巡抚侯位“溯往昔”，“自弘治以上，未闻江海寇警若是烈也”。[12]嘉靖时期的防御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巡抚和操江都御史的职权范围渐渐厘清，募兵也进一步展开，整体性的防御体系都得到了强化。由于整体上募兵制度的兴起以及其后兵制的走向，“兵”与“军”已变得难分难解，至少在军队构成及来源上不易分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军、募兵和民兵的界限由此模糊而无法辨识。以统辖权力为依据，府、州、县无法统辖到巡抚、总兵所募之“兵”，故这种判定可以成为划分本书所指军队和民兵的标准，即军队系统和行政系统各自管辖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兵制整体趋势的变化沿着募兵这一线发展，在军队系统内世军和募兵的属性亦要区分。

募兵的任务一般落到兵备道一级，而兵备道主要统辖者亦为“兵”，虽然在“整饬”的兵权授予下其也能统辖卫所军。兵备道任环最初接到督抚的任务时便没有任何“兵”，而是靠着自己招募和训练，取得了骄人战绩。

岁癸丑，倭寇由越入吴，首尾太仓，攻劫焚杀，势张甚。属久安备弛，屯卫将士望风奔北。而民且不习金革，督抚檄公御焉。公募民为兵，拊循教练，与同甘苦，用以击贼，必身先之。或一日数十战，或连月不解甲，若黄浦，若华桥，若宝山，若大洋，若太仓，若阴沙，若白沙，若南沙，若福山，若前马，若胜墩，诸大捷皆深捣贼垒，远涉鲸波。[13]

兵备道的职能扩张也反映了民兵的兴起。扬州府如皋县的苏愚，“兵备兴泉”之时，“愤土兵废弛，严团练之法，以客兵处临漳、德济之冲，令其防守。会倭犯崇武，土兵遏其锋，客兵邀其后，不遗一矢，擒斩二百余”。[14]苏愚团练的土兵和一并指挥的客兵，都是民兵，由于统驭及战术安排得法，作战功绩显著。

本章讨论的卫所军和各类“兵”，系以来源为依据，兼以其职能和统辖归属，依据所强调重心的不同划分讨论。“卫所军与民兵”强调其来源与统辖归属，其职能重心差异为“布防与追剿”。“客兵与乡兵”“募兵”强调其来源，尽管其职能和统辖归属也会有相应不同。卫所军与民兵、客兵与乡兵都可以是募兵，尽管他们也可以来自世袭和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