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赵树理的创作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和推崇，他的文学形式、作品内容和创作态度等都被认为有着示范性的意义，并包含了全新的可能。严格来说，“赵树理方向”是由一系列评论文章确立的。陈荒煤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中总结了赵树理文学值得学习之处是：“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第二，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新形式……第三，赵树理同志的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1]众所周知，最重要的是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他指出：“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2]显而易见，这些文章的主旨并非只是对赵树理文学风格的介绍评鉴或表彰提倡，而是将赵树理的创作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勾连起来，由此确立赵树理在中国文坛方向性地位。

当然，赵树理文学地位的取得、确立不完全来自政治宣传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文学创作为根据的。李大章在《介绍〈李有才板话〉》中提出：“少数人口里喊大众化，实际不肯大众化；或者自己不会通俗化，不但不以自己是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反而以多数人愈看不懂、听不懂为荣；或者口里也赞成通俗化，而自己又不亲自下手，始终把通俗化看成‘左道旁门’，仿佛只有他的洋八股欧化才是‘正统’。”[3]其指向性是明确的。由此不难理解，何以郭沫若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一文中盛赞道：“最成功的是语言。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然而文法却是谨严的，不像旧式的通俗文字，不成章节，而且不容易断句。”[4]显然，“赵树理方向”的确立主要是基于其在“文学大众化”方面的突破。

赵树理文学的“大众化”取向被广泛认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孙犁指出：“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因为“文学作品能不能通俗传远，作家的主观愿望固然是一种动力，但是其他方面的条件，也很重要。多方面的条件具备了，才能实现大众化，主要是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5]。这一论断绝非无足轻重。赵树理文学确立的真正原因在于，历史对文学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绝大部分是农村，农民是主要的动员对象，而“五四”以来新文学形成的传统却无法满足这一现实要求，因此，“大众化”成了需要关注的焦点。不过，大众化的客观要求当时并未成为作家们的共识，因而也未能转化为文化人的自觉行动。对这一时代需要，做出了充分理论论述的是毛泽东。1938年，毛泽东提出要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服务于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7]这是赵树理的文学意义被认可的重要根据。文学史家王瑶指出：“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中心环节，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作家必须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时代在呼唤从生活到思想情感都与工农大众结合为一体的新型作家的出现，而赵树理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新型作家。”[8]赵树理文学无疑与时代要求达成了深度契合。

然而，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就可以看到，赵树理文学实则隐含了更为复杂的层面。首先，在确立“赵树理方向”之初，就有人提出异议。陈荒煤在回忆中谈到，“当时也有同志认为‘方向’似乎太高了，但是我当时认为，老赵实际上是一个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标兵，提‘赵树理方向’比较鲜明、具体、容易理解，所以最后还是以这个篇名发表了文章。当然，现在看来，如果用‘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可能更准确一些。可是，‘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这个号召，对当时晋冀鲁豫的文艺创作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9]其次，从当时关于“赵树理方向”的评论文章中，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评论者之间隐含了不小的分歧。周扬看好的是赵树理小说的人物创造和语言创造，以及其政治意义；陈荒煤的文章讨论的更为具体，谈到群众语言的运用，小说中注重写故事和风景描写等；而当时身处国统区的知名作家如郭沫若和茅盾，也不约而同对赵树理小说的民族形式和通俗语言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再次，“赵树理方向”并非一个本质化的概念。1949年前后，《人民日报》即发表了数篇关于小说《邪不压正》的评论文章，批评者的意见产生了尖锐的对立[10]。即便周扬本人对赵树理文学也并不是一贯地认同、支持。1956年，周扬着重指出赵树理小说《三里湾》的不足：

作者对于农民的力量的这一方面似乎看得比较少，至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就是在他所描写的农民中的先进人物的形象上也显然染上一些作者的理想的色彩，而并没有完全表现出人物的实在力量。因此，在他作品中所展开的农民内部或他们内心中的矛盾都不是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作品中的许多情节都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机会，而故事就匆忙地结束了。这样，就影响了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影响了结构的完整和集中，使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没有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作品中对矛盾的描写不够尖锐、有力，不能充分反映时代的波澜壮阔和充分激动读者的心灵，这个弱点，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存在的。[11]

周扬的评论虽然是针对赵树理的创作而发，却并不只是他本人文学评鉴标准的变化，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界不断修改着文艺批评的标准，这令赵树理感到无所适从。最后，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时代对文学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却无法再跟上时代的步伐。由于这些原因，“赵树理方向”被逐渐否弃。

事实上，由于赵树理文学的评价一直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评价充满纠葛，这极大地影响了赵树理文学本来面目的呈现。问题是，“赵树理方向”的确立虽然带着浓重的政治痕迹，但是某些学者对赵树理文学“去政治化”的解读，也并非立足于某种“客观”标准，比如，夏志清说：“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12]，其背后深重的意识形态（当然包含其美学评鉴标准）意味也不言自明，这种观点仍然未能摆脱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的视角。

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是讨论赵树理文学无法回避的议题，但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于政治化的倾向，认为赵树理文学只是政治的传声筒，但其不能解释赵树理文学和中国革命文学规范的摩擦，也不能解释他关于乡村问题和中共革命理念、实践的分歧；另一种是“去政治化”的倾向，这种观点干脆把赵树理文学和政治剥离开来，将其置于中国革命的对立面，但赵树理文学和中国革命又有着诸多的交集，在某些历史阶段，是彼此呼应、相互支持的，因此，这一说法也缺乏说服力。因此，有必要对“赵树理方向”和赵树理文学加以区分。大致来说，“赵树理方向”指的是：在政治为主导的批评标准下，《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呈现出来的乡村变革和阶级斗争的场景，以及对这些作品大众化风格的肯定；而赵树理文学则宽泛得多，包含了赵树理创作的所有作品，关于作品的解读也引入了新的评价标准，如陈思和指出，赵树理文学代表依托于“民间文化”——即区别于“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之外的第三种文化形态——“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13]。这里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有学者认为赵树理的文学形式过于陈旧，将其视为“中世纪文学”而加以批判[14]，但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却以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为例，指出赵树理文学其实已经是超越了现代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全新的文学形态[15]，贺桂梅以现代性理论作为切入视角，探讨了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16]。事实上，对于赵树理文学的分析，并不能停留在文学形式内部，一方面，赵树理文学形式与中国革命文学规范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另一方面，其作品内容及形式又和现代中国乡村的变革密切相关。

1949年之后，共和国的文坛风云四起，文艺运动此起彼伏。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据洪子诚统计，文艺界重要的事件有：（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2）对萧也牧等人的创作的批评（1951）；（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1954—1955）；（4）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5）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6）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19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17]在这一环境当中，赵树理非但未能远离是非，反而时不时被卷入旋涡当中。与作家有关的重要文学/文化事件有：（1）关于《邪不压正》的争论；（2）东西总布胡同之争；（3）主编《说说唱唱》期间发表《金锁》引起的风波；（4）周扬对《三里湾》的委婉批评；（5）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分歧；（6）人民公社时期的无所适从；（7）陷入“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讨论的纠葛。这些事件有的是赵树理被动卷入的，有的他却是主动的介入的。引发学术界讨论的，主要是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赵树理文学与当代文学批评规范的分歧[18]；其二，赵树理跌宕起伏、充满痛苦的个人命运；其三，赵树理关于乡村问题的认识与乡村政治、政策的冲突。其中最让赵树理揪心的并非个人得失，而是关于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

在笔者看来，赵树理文学的真正含义是对中国乡村问题的持续关注、思考，在此，笔者赞同钱理群的说法，即：“赵树理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并不止于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情感的投入，他更是一个农民命运的思考者，农村社会理想的探索者和改造农村的实践者。”[19]可以说，赵树理关于乡村问题的视角、理念以及切入现实的深刻程度等，和中国现代乡村建设的大家——如费孝通、梁漱溟等——相比也毫不逊色。只不过，由于文学很容易被当成虚构作品而被忽略。事实上，文学创作是赵树理与乡村变革展开对话的重要方式，因此，有必要认真清理、辨识乡村变革中作家自己的声音。在这一意义上，既要对赵树理文学作品予以形式分析，同时，对其乡村书写也应放置在现代以来乡村变革脉络中予以考察，勾勒出文学和历史的深刻关联，以及其中包含的紧张关系。

按照柯文的说法：“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20]全面讨论赵树理文学的意义，非本书所能承担，笔者要集中探讨的是赵树理小说中的乡村变革。在赵树理小说中，无论是中国革命之前的旧社会，还是中国革命在乡村推动的土地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合作化实践等，都有着及时而深刻的反映。同时，某些问题又在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中得以解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赵树理文学对旧的乡村世界黑暗的挞伐不遗余力，而对于中国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少有的敢于提出尖锐批评的辩难者。这些特质显然都是其他社会研究很少触及的。

本书主要分为五章：

第一章，从文学形式角度，从被确立为“方向”之前到作家去世，赵树理的创作和现代文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文学理念上，赵树理提出“文摊文学”的说法，其出发点是要“老百姓喜欢看”。具体说，就是以广大农民为最主要的读者/听众，更为具体的考虑是农村的物质环境和条件。同时，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要求和文艺传统，赵树理的创作包括了鼓词、相声、曲艺、戏曲、小说等多种体裁。“文摊”文学不仅意味着形式上的通俗化，而且，主要考虑农民的审美习惯和文化程度，其意义在于从实践中探索新的文化形式。就小说内容而言，赵树理称自己的作品要在“政治上起作用”，并将自己的小说定位为“问题小说”。在此，作家身份是重要的，按照蔡翔的说法，解放区作家“‘农民’身份恰恰给这些作家提供了一种‘自内而外’或者‘自下而上’的叙事角度”[21]。围绕这一观念，“业余”创作成为作家基本的写作姿态，而“写实性”则成了作品的基本风格。

第二章，从旧中国农村权力关系的角度，讨论赵树理小说中的乡村变革。乡村问题是赵树理小说书写的母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赵树理小说反映的问题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又有所不同。本章主要讨论三个问题：其一，旧中国乡土权力运行的基本形态，这在《有个人》《盘龙峪》《刘二和与王继圣》，甚至在1958年创作的《灵泉洞》等作品中，都有着清晰的呈现。其二，中国革命对乡土中国权力结构和运作的冲击和重建，最典型的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我们看到乡村世界中地主阶级和恶势力对穷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穷人却求告无门，革命政治试图改变这一权力状态，过程却颇为曲折。其三，在《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等小说中，赵树理对乡村世界的书写聚焦于“家庭琐事”，此时乡村世界显示出和谐的一面，中国革命正是这一和谐意象的支持者和守护者。这与此前的左翼文学差别很大，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革命文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三章，从共同体的重建及其叙事的角度，围绕《三里湾》展开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合作化运动实践，在《三里湾》中得到了较为完满的呈现，更主要的是，在这类文本中赵树理对中国农村如何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思考显然极为深入，同时，作品试图在乡村建设与革命政治、国家与乡村、户与集体等关系当中，建立起新的共同体。无疑，《三里湾》包含了作家关于乡村合作化实践的基本设想，其中不无理想的成分。

第四章，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是重新组织农村的过程，也是乡村问题日渐尖锐的时期。透过《“锻炼锻炼”》等作品，可以看出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尤其随着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日渐紧张，赵树理陷入了困境当中，成了苦恼的劝说者。如果说在合作化运动时期，政治世界和乡村世界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某些时刻两者构成了彼此支持、相对和谐的状态，那么，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政治世界与日常生活的冲突日渐激烈，集体中的生产管理、生活安排和青年问题等，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但作家很难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作品的风格也显得灰暗、晦涩。

第五章，主要讨论赵树理的文学困境，进而探究“赵树理方向”终结的历史原因。赵树理的文学在创作形式上不但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构成矛盾，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体制、文学规范也冲突不断，赵树理的创作实践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通过梳理并分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相关说法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规范，可以看到，赵树理关于普及与提高的理解与革命文艺的规范存在较大的偏差，其中甚至不无误会的成分。具体到创作层面上，赵树理小说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中间人物的写法，以及作品要感动人、“劝人”等追求，与中国革命文学在文学形式上的本质化要求和激进化倾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此时的分歧已经不止于美学层面，而是触及乡村中国的出路问题。面对实践中的挫败，赵树理无法找到答案，也无法以新的文学形式来回应现实问题。

注释

[1]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2]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3]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华北文化》1943年第6期，引自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4]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北方杂志》1946年第1、2期，引自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67页。

[5]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

[6]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8]王瑶：《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王瑶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页。

[9]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10]关于《邪不压正》，《人民日报》集中讨论了两次：1948年12月21日，发表了党自强的《〈邪不压正〉读后感》和韩北生的《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和建议》；1949年1月16日，发表了耿西的《漫谈〈邪不压正〉》、乔雨舟的《我也来插句嘴——关于〈邪不压正〉争论的我见》、王青的《关于〈邪不压正〉》和而乐的《读了〈邪不压正〉》。相关问题后文进一步展开讨论。

[11]周扬：《论〈三里湾〉》，引自复旦大学中文系赵树理研究资料编辑组：《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3页。

[12][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

[13]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14]可参见美国记者贝尔登和日本学者洲之内彻的文章，详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

[15][日]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晓浩译，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23—432页。

[16]贺桂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一文收入唐小兵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文后来更名为《再思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收入贺桂梅的《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

[1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5页。

[18]参见贺桂梅《赵树理评价与当代文学规范的变迁》，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1页。

[19]钱理群：《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94—95页。

[20][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21]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