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敦煌游艺的地域背景

一 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游艺活动的正常开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墨子曾言：“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11]也就是说休闲娱乐活动必须要有深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敦煌游艺活动的盛行，正是得益于敦煌地区比较繁盛的经济状况。敦煌比较发达的商业经济是敦煌游艺活动进行的另一有利条件。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敦煌的商业化气息在唐五代更加浓厚，商业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游艺作为一种消费服务开始在市场上出现，以谋生和盈利为目的的游艺活动在岁时节庆、迎神赛社及酒肆中已相当普遍。典型的例子即是敦煌的“音声人”,S.8655v《年代未详（约10世纪）户王道员等地子籍》载：“户田义信，音声，受田伍拾捌亩”[12]，原卷中，“音声”二字用朱笔标出，其下未列交纳地子数额。据池田温推测，该户是具有特殊才能的音声户，所以才免除其赋役。[13]此则材料反映了具有游艺才能的人可以免除赋役，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敦煌游艺的商业化。加之归义军上层人物对游艺活动的喜爱，如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记载张议潮的侄子张延绶：“又善击球，邠帅莫敌。会昌时邠州节度使张君绪能对御打球。”[14]正所谓上行下效，统治者的支持，使敦煌这一时期的游艺文化得以继续发展。

二 多文明的交流碰撞

社会学理论认为：“由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物产资源等构成的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生存环境，它不仅制约着一个民族的生存手段和生活方式，而且与一个民族的鲜明性格和文化有着紧密联系。”[15]自汉唐至宋元，敦煌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作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唯一地方[16]，敦煌也就成为“北中国保存汉族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进的地区”[17]，敦煌游艺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汉唐时期，西域传入中原的音乐舞蹈、角抵百戏、幻术杂技等游艺活动对中原人民的精神文化娱乐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敦煌在中西游艺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则起到了很好的中介作用，很多游艺活动都在敦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风靡唐朝的中亚胡旋舞，在莫高窟壁画中就有所表现；又如深受唐朝贵族仕女和儿童喜爱的猧子狗，其原产地在拂菻，途经康国、敦煌传入中原，在敦煌文献中也能寻觅到它的踪影。

可以说，正是多种文明在敦煌的交流碰撞，使得敦煌游艺文化既受到中原传统游艺的影响，中原盛行的大部分游艺项目在敦煌游艺中都有出现，又和西域游艺活动紧密联系，在某些游艺活动中呈现出西方文化特征，这也造就了敦煌游艺的地域特征。

三 多民族的融合贯通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汉、羌、匈奴、乌孙、粟特、吐蕃、回鹘等民族都曾在这一带留下足迹，“每一民族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封闭的，而要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或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去影响别的民族的文化。”[18]因此，敦煌游艺文化形成的重要背景之一便是敦煌地区各民族之间游艺活动的频繁交流。

敦煌的少数民族大都是游牧民族，他们的游艺活动多以骑射和马术为主，带有明显的草原文化特色，这对农耕文明下的汉族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很多敦煌汉人具有高超的马术技能。同样地，敦煌汉族的节日游艺习俗也为少数民族所接受，如S.381《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载：“大蕃岁次辛巳（801）润（闰）二月廿五日，因寒食，在城官寮（僚）百姓，就龙兴寺设乐。”[19]寒食本是汉族节日，而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照例进行设乐游艺，由此可见敦煌地区不同民族彼此的游艺接受程度是很深的。

当然，“一个共同文化的特征在于这种选择是自由的”,[20]敦煌不同民族之间的游艺文化是在相互影响和吸收过程中去进行平等交流的，不存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绝对的占有或者强制。正是这种同等地位下的交流，使得敦煌游艺文化呈现出比中原游艺更多的民族特征，充满了异域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