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思潮语境，体味湖南文学（代序）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中国文艺思潮的主要表现形式，湖南文学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发展语境中起着或引领或传承或追逐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经世济用的湖湘文化语境中，湖南写实文学的表现始终很强劲。整个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无疑是湖南文学发展的主流形态，这与湖湘文化经世济用的文化态势是一脉相承的。拿“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60）和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莫应丰的《将军吟》（1980）来说，如果从意识形态与叙事策略、审美方式与文化批判、创作视角与人物形象进行考察，同时，从社会意识、文化传统、人物形象、创作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湖湘文化境遇中，现实主义在湖南文学中的变化发展轨迹。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着作者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不同的审美方式使得作者对于文化批判的态度不同，不同的创作视角也使得两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但通过两位作者不同的创作、不同的思考、不同的尝试，让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各自的历史真实与文化内涵，虽同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各自绽放出不同的光芒。
谭谈的小说始终关注湖湘大地底层矿工的生活状态，其中，甘于奉献的矿工和大胆追求爱情的新时代年轻人成了小说着力描写的对象。谭谈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栩栩如生，有的工笔重彩，有的写意简练，有的蜻蜓点水，有的一笔带过，呈现了独特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特色。从谭谈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并不热衷于追随时代的变化而随意改变文学创作的题材或写法，而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当大多数人热衷于城市题材的创作时，他将自己的笔触伸向了偏僻的农村，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躁，以此来展现乡村淳朴的风俗人情。
乡土意识是韩少功创作的情怀表现，《山南水北》作为韩少功的乡土写实散文集，记载了他隐居在湖南汨罗八溪峒的乡土田园生活。作者用细腻温馨的语言和真实可感的叙述，描绘了身边人、事、物发展的客观性与可能性，可以看出，在山清水秀的环境中，作家抛开城市的喧嚣和杂念，试图用真诚的心去感悟乡间的草木人情，重拾乡间那份简单与安详，寻找他自己特有的乡土情怀。
除了经世致用的现实担当外，在湘楚文化的血液中湖南文学一直具有浪漫主义的风韵和情怀。湖南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始于“庄骚”传统，承继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特征，善于表现湖南风土民情，弥漫着楚地的巫文化气息，洋溢着浓郁的爱国激情。但是在现实主义的强势主导下，逐渐抛弃了屈原浪漫主义的唯美意象与澎湃激情，更侧重理性与科学精神，在向现实主义的靠近中，逐渐呈现出一种“隐性”浪漫主义特质的审美表现形态。
在湖南当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湖湘文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政治情结制约了湖南现代作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边缘性地域文化培育了作家的乡土情结，程朱理学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沉淀在作家的思想意识中。通过对屈原浪漫主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湖南当代浪漫主义文学浓郁的“楚味”、深沉的爱国热情、无所畏惧的“闯劲”，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奇异花朵。
其中，在“五四”后，沈从文带着卢梭式的浪漫，使湘西这块镶嵌在崇山峻岭中的明珠，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原乡之一。田汉是一位主观色彩极其浓厚的剧作家，他早期的戏剧包含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的创作里，人物形象充满了理想情怀，对美的执着追求使他的创作体现出唯美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新时期以来，彭见明无疑是极富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家，其早期作品多描绘山乡小镇平头百姓的纷繁群像，古旧的生存状态与传统心理境况，在本色自然的山水风光与生活片段中，营造出一种安详平和的氛围。韩少功的新寻根文学似乎是要抛开并穿越20世纪科学文明的弊病，寻求一份诗意的精神家园。孙健忠则遵从感性认识来审视自己所面对的世界，盛可以从女性的内在经验出发，让主人公的苦痛经历显露出浓厚的悲剧色彩。
同时，湖南女性作家在文学的审美表现中具有勇于探索的湖湘精神。在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滋养中，蒋子丹开创了“一种现代新女性小说”（王绯语），她用充满自信潇洒的笔触颠覆着以男权为中心的世界，并进一步指向人性的本质，从而寻求着对于女性审慎的爱意和自我获救的温暖，而她对于“荒诞小说”的形式探索是一次先锋性的实验，从刚开始的形式困惑到后来的形式释放，逐渐在形式上超越模仿而呈现出创作的自我风格。
叶梦开创了新时期中国新潮散文时代，她的“月亮”和“创造”两个散文系列，表达了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和母性情怀。她对女性的身体发育和孕育等生命奥秘的大胆细致的探索与描述，突破了传统女性话语的禁忌，标志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回归，表达了女性作家独特的写作立场。
而残雪小说通过对父性权力在场结构的揭示，表现了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挑战姿态。在两性关系中，残雪用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消解了父权制的规训与控制，完成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性政治话语实践，也以此维护了女性作家自身主体的书写策略。
盛可以在底层书写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具有深远的意义，她的《北妹》等作品启示我们，只有把女性书写与最现实的社会问题相结合，把女性群体的生存处境放到更广大的社会层面来进行讨论，才能更加客观地审视当前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在寻求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突围时，能否拥有主动的话语权。
而湘籍台湾作家琼瑶，通过构建“浪漫梦幻的爱情王国”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对美与爱的感受和态度，在情怀的抒发中以求得自我精神的深层创作心态。琼瑶小说的话语系统，正是她自己独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感性情怀的阐述和解释。她的许多言情小说正是以感性为核心的精神狂欢，不管是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窗外》，还是后期代表作品《还珠格格》，都有深深的琼瑶式狂欢色彩。这些小说在情节、语言的描写和主题、人物、环境的塑造上都保持着一种高度的统一性、重复性和深入性，以细腻逼真的想象来体验生命的感性生存价值，传达对生命的理解、企盼以及对美好爱情的偏爱和渴求。
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构成了湖湘文学的另类风景。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形象画廊中，底层女性往往是被启蒙的对象，男性作家包括女性作家通常都会挖掘她们身上勤劳善良与愚昧麻木互为表里的性格特点，以展示女性生存状态，寄寓改造国民性的良好愿望，这类女性形象构成了现代文学30年中的一道寻常景观。”[1] 从现代的沈从文到当代的王跃文，其作品都表现出一定的女性关怀和女性意识。
纵观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从单纯质朴、自然野性的湘西女性，到饱经世俗熏陶的都市女性，无一不是作者寄存美好愿望的美的化身。沈从文力图通过展现湘西女性的淳朴、善良来淡化现实世界的黑暗与恶俗，用翠翠与傩送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来唤醒人们心中的爱和温暖；用三三的纯粹自然来呵护生命的平和与宁静；用萧萧平缓的悲剧来拯救现实的冷漠；用夫妇的大胆来讴歌生命；用黑猫的野性来还原灵魂。同时，沈从文亦通过都市女性的颓废、悲凉，尽情批判都市汹涌的腐朽堕落，鞭打绅士阶层的虚伪和道德的沦丧，鼓励都市女性认识自我，找寻本真。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女性，无论是湘西乡野世界的女性还是现代都市的女性，都寄托了他对人生与美的哲学思考，对不同生命形式的认知和把握。
而王跃文在其小说《爱历元年》中，试图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二元性别叙事结构。小说通过对传统性别结构模式的消解、对传统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突破和对男女“主体”存在意识的叙述，显露出了试图建构这种叙事结构的文本意图。男女二元对立是性别叙事中最基本的一种表现模式，“他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范畴，女性作为与男性对立的他者而存在，这是性别二元对立叙事模式的基本逻辑。在《爱历元年》中，这一基本逻辑依然彰显，并有所发展和扩充。在男女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下，王跃文力图突破传统的樊篱，不仅仅停留在性别诗学的维度，而是在性别书写中探求某种纵深的意义。
在文化虚无与现实幻化中，湖南文学表现出自身的现代维度。虽然大部分湖南作家都参与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但田汉、沈从文、韩少功、蒋子丹、残雪等作家也自觉不自觉进入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结构之中。其中，无论是沈从文与中国现代精神分析小说的滥觞、田汉与中国早期唯美主义戏剧的自觉，还是蒋子丹对“荒诞小说”的触摸、韩少功与中国当代小说审美现代性的追求、残雪与中国表现主义小说的呈现，抑或如叶蔚林的“寻根”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孙健忠的《舍巴日》《死街》，徐晓鹤着力表现人性丑陋的《达哥》，以及莫应丰奇思怪想的《桃源梦》等，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有着现代主义的印痕。他们的作品广泛采用整体象征、隐喻、意识流、精神分析、写意、荒诞、变形、梦幻、时空交错等艺术手段，表达了对人类生命价值的理解和个体生存终极意义的思考，其美学表现和文学价值都在湖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历史贡献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文化选择与价值迷失中，湖南文学呈现出了或隐或现的后现代意识。其中，湘西青年作家田耳的小说《风蚀地带》所展现的后现代主义精神特质，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描写是对有序世界的无序解构，表兄妹间的情恋是一种反道德式的抒写，直白式表达因果缘由是一种反深度写作。一切的反叛是对于传统的否定，这种否定并不是要摧毁，而是怀疑精神的表达。
而何顿的新市民小说表现出了一种悖论式逻辑，他的小说试图回到生活的现场，如实表现中国社会20 世纪90 年代的真实面貌，但在生活表征的狂欢中失去了应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主体对生活的积极介入最后变成了无意识的认同，叙述在对世俗化、欲望化、平面化的凸显中呈现出某种后现代文化症候。
湖湘文化的地域性催发了湘域文学的品格与风情。“三湘四水”造就了湖湘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十里不同音、同音不同义是湖南地方语言与文化的表征，如此，催发了湖南区域（湘域）文学异样的品格与风情。其中，益阳、湘西、娄底、湘潭、岳阳、长沙等地文学表现的地域性特征尤其显著。
如益阳的乡土小说，作家们在对风俗文物的醉心描绘中，既注重诠释益阳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又注重寄寓文学的历史使命感，这都在无形中提升了益阳乡土小说的文学艺术性与思想性。叶紫、周立波等作家，虽然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书写乡土故事，但他们在处理题材和艺术表现力上却并不轻视文学的美学需要。他们从实际出发，着力将生活中的社会美和自然美凝练为艺术美，在对山川、习俗、人物、时代等的描摹中渗透着沁人心脾的真情实感。同时，周立波、叶紫、陶少鸿等益阳作家，都是绘制风俗风情画卷的高手，他们在小说创作的乡土性追求中，借由对益阳地区如数家珍的风俗民情的描摹，显示出对家乡文化卓异的审美视野，增强了益阳乡土小说的囊括力和包容性，使其具有了区别于其他乡土小说的显著特质，产生令人或若有所思或感同身受的艺术效果。
而像田耳、于怀岸、龙宁英、彭学明、黄光耀、向启军、九妹等湘西当代青年作家群体，在呈现湘西形象时，大都采用的是世俗化的叙事策略。他们放弃了惯常的精英视角，不用自上而下的目光对湘西世界进行启蒙式的宣讲和呐喊，而是以平民视角，以自身对社会的切实感受，关注平凡人生，通过对湘西人生活琐事和个人情感的刻画，展示神秘湘西世俗百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总之，创作的繁衍离不开文学土壤的滋养，在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境遇中，无论是长沙作家、益阳作家、湘西作家、娄底作家、岳阳作家、邵阳作家还是其他区域作家，无论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女性主义、现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在湖南作家的笔下，大都表达出了对湖湘文化本能的热爱与推崇，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显著湖湘文化特征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湖南文学的幸事，也是历史的选择和期盼。
2018年6月于海口龙昆寓所
[1]王澄霞：《女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