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湘楚文化与经世济用：湖南写实文学的强势呈现

第一节 从《山乡巨变》到《将军吟》：湘楚文化境遇中现实主义的嬗变

《山乡巨变》与《将军吟》分别出自湖南益阳作家周立波与莫应丰之手，这两部作品分别描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个历史大事件：“农村合作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品以湖湘大地为背景，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了社会变革与人生百态，体现了现实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方式与美学特征。

《山乡巨变》发表于1958 年，作品以发生在中国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为背景，“通过描写湖南省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清溪乡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如何从建立初级社到发展高级社的故事，展现了在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也展现了在历史巨变中中国农民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理想追求的变化过程”[1]。小说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从1955 年初冬县委干部邓秀梅入乡开展建社工作开始，到1956年元旦清溪乡建成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止，反映了初级农村合作社的建社全过程。下卷从1956年开始，描绘了初级社逐渐发展为高级社后清溪乡的生产、生活面貌的变化历程，最后以欢庆丰收结尾，展现了合作社与单干户之间、干部好坏作风之间以及敌我之间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优秀作品，《山乡巨变》具有浓厚的时代风貌与政治色彩，被认为“把握时代精神，关注重大的现实社会题材，再现伟大变革的整体过程，塑造社会主义时期新人新事的英雄形象，这种史诗性理念是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基本特色”[2]。也正是这种“史诗性理念”突出表现了《山乡巨变》丰富的美学内涵和巨大的历史价值。

《将军吟》发表于1979年，并于1982年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小说结尾有这样一句话：“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至六月二十六日冒死写于文家市。”[3]这句话告诉我们，作家完成这部作品时，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可以说，莫应丰的小说是以其亲身经历为蓝本，是对“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国特殊历史的艺术记录。小说主要讲述了三位将军在“文化大革命”相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悲剧性命运。主人公彭其、陈镜泉、胡连生都是在抗战时期为国家出生入死的英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却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在身体上、精神上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与迫害。小说通过不同人物间的复杂关系、情感变化、心理矛盾，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极其复杂、尖锐的矛盾斗争，在叙说种种罪孽行径的同时也喊出了时代深处的痛楚，展现了人们在痛苦的挣扎中期盼着黑夜快快过去、美好生活早日到来的愿景。

从文学史看，《山乡巨变》属于“十七年”文学，《将军吟》则属于“伤痕”文学，由于时代风貌不同，使得这两种文学范式具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十七年’ 文学是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历程。”[4] 这一时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对于党及领袖非常崇敬，反映在文学作品上主要表现为三类题材：一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二是回忆战争岁月；三是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坚决斗争。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现实情境与高昂的革命热情相关联，作品的政治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伤痕’ 文学主要是暴露 ‘文化大革命’ 十年的灾难，揭露 ‘文化大革命’ 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创伤的小说。”[5] 它“冲破了 ‘四人帮’ 极 ‘左’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遵循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 创作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6] 作品。

可见，由于时代背景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作家现实主义审美方式、创作视角的不同，《山乡巨变》与《将军吟》分别表现出了现实主义不同时代的文学特色。如果从意识形态与叙事方法、审美方式与文化批判、创作视角与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去审视，从中可以窥见湘楚文化境遇中现实主义的变化发展轨迹。

一 意识形态与叙事方法

《山乡巨变》描写的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将军吟》描写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趋向的差异性，使得两部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视角显著不同，让两部作品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特征。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正处于积极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浪潮之中，这一宏伟的社会实践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将分散的个体化小农经济改造成为集体化农业社，也因此，传统农村的生产、经营和组织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虽然，这一巨变的结果并不如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们所期望般的成功，甚至这场运动给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合作化”运动依旧是新中国历史上值得记录的大事件。“农村合作化”运动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在运动中起着基础性引导作用，在激情澎湃的时代，人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在崇拜领袖、拥护共产党、热爱劳动、积极向上方面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作为革命作家，周立波积极响应社会主义改造的号召，身体力行，投身到了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浪潮之中。1955年，他举家从北京迁回湖南益阳农村，帮助当地的农民办起了农村合作初级社，之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从文学想象的层面再现了这场如火如荼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与《山乡巨变》不同的是，《将军吟》讲述的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故事。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最愚昧的一个时期。“现代迷信、极 ‘左’ 路线、极‘左’ 思潮在那么广阔的范围、那么长久的时期内，侵蚀和毁坏着一个民族的灵魂。”[7]“政治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人有权力的欲望。”[8] 在对权力的争夺中，“文化大革命”运动最终演变成为某些人为了自身利益借机对他人进行无情批斗的局面，这段真实的历史在小说《将军吟》中得到了艺术的呈现。

莫应丰对《将军吟》的构思始于1972年，他目睹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各种荒唐与悲剧，内心忧愤，于是鼓足勇气，以万死不辞之心奋笔留下了这部正面再现“文化大革命”情境的优秀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小事都可以上升到关乎阶级立场的政治高度，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全国人民都积极投身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活动之中，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领袖“讲话精神”，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宏大的政治话语和主题，人们普遍都自觉地将自己和国家紧密相连，个人的生活小事就是国家的政治大事，宏大斗争、宏大话语、宏大理想、宏大叙事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画面。身处这种历史语境，个体的人是敏感的、激进的、盲目的，也是脆弱的，那些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们迎接他们的将是无止境的批斗与迫害。莫应丰和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初也虔诚和狂热，但不同的是他较快地从疑虑与迷茫之中清醒过来，站到了这一运动疯狂情绪的对立面，并感悟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冷静的记录和描述。

在谈到《山乡巨变》的写作体会时，周立波曾说：“人们可以感觉到，合作化是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上自毛泽东同志，下至乡的党支部，各级党委，全国农民，都在领导和参加这个历史性的大变动。清溪乡的各个家庭，都被震动了，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和运动有关。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锐但不流血的矛盾，就是贯穿全篇的一个中心的线索。”[9] 从这段文字可以发现，周立波的创作意识紧跟政治方向，是与革命思想、政治形势相结合的，他试图通过文学的艺术表现讲述和证明当前这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

“在叙事的过程中，周立波为了反映农民内部 ‘不流血的矛盾’ 运用了一种喜剧性的叙事策略。”[10] 小说从老百姓的“家”展开叙述，力图通过对日常家庭伦理生活的展示，揭示出小说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世界，真实描绘出“农村合作化”运动种种激动人心的表现形态。“小说各章所拟的小题目，诸如 ‘离婚’、‘父子’、‘一家’、‘夫妻’、‘张家’、‘回心’ 等，都体现了作者从日常生活中去探讨家庭伦理、婚恋情感等问题，并发掘农村合作化运动对于人们心灵产生的巨大 ‘震动’。”[11] 在建社的过程中，周立波也着重描述了农民如何从个体小农经济的“小家”逐渐发展为农村合作社的“大家”，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不但我国农村的经济关系和劳动力组合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的家庭、爱情、婚姻、道德、价值观乃至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叙事聚焦方面，《山乡巨变》“在以家庭为单位展开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周立波着重发现了清溪乡10 个农户30 多个人物在这场变革中的心理变化历程，他们如何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方式告别旧的生活走进新时代，这是作者周立波更为关注的叙事焦点”[12]。小说中的人物“亭面糊”是最早加入互助组的社员，面对新时代、新生活，他既充满期待又深感疑虑，作为一个还未充分觉悟的农民，他的思想深处始终离不开一个“私”字，听说山林要归公就准备上山伐木，听说财产要入社就赶忙卖竹子换钱，这都体现了他在投入新生活的过程中内心的不适应与慌乱。转型确实不容易，田里功夫了得的陈先晋牢记着先人“土地是根本”的遗言，内心抵触迟迟不肯入社，最后是在家人的劝说与干部们的帮助下才勉强同意入社，但在入社前却来到祖传的土地上泣别，可见他迈向新生活时内心的沉痛和艰难。小说人物身上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无疑是现实生活人物真实状态的呈现，作者周立波在叙事的过程中并没有忽略这些人物的心理历程去塑造所谓的“高大全”形象，而是大量地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而又深刻地反映农民内部“不流血的矛盾”，运用喜剧性的叙事策略，将人物内心与大环境相结合，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在对立统一中叙述着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

与《山乡巨变》不同的是，《将军吟》讲述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故事，这使得故事本身涂抹上了悲剧色彩。在小说中，作者莫应丰采取了一种悲剧性的叙事方式，从中发掘人们在那特殊时期的情感波动与心灵震撼。小说的故事环境发生在广东空军一个兵团领导机关所在地，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荒唐、怪诞、悲伤的人生故事，从军内到军外，从士兵到领导，从地方到中央，各种矛盾、是非与斗争在这里汇集成了一股汹涌的旋涡。小说主要围绕三位将军展开故事：彭其、陈镜泉、胡连生，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着毛主席打江山的革命功臣，如今他们都已经是将近退休的老将军，照理他们应该受到人民的尊重、党的爱护和国家的关怀。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状态让他们深受其害，命如草芥，受尽了可怕的迫害与凌辱。作品的叙事开始于彭其司令员在一次军委公开会议上对吴法宪的批评，本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组织生活的正常表现，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就变得不正常了。小说的叙事“主要沿着两条矛盾线索而展开：一是以革命者内部彭其司令员为代表和以陈镜泉政委为代表的一组；二是以胡连生为代表和以反革命营垒内江醉章为代表的另一组。这两条矛盾线索互相交叉、互为作用，展示了动乱年代各种势力、派别、思想、意识的分化影响、互相制约的矛盾都连结在了一起”[13]。

在叙事过程中，《将军吟》和《山乡巨变》一样，主要着重于对各类人物心理的深入挖掘和细致表现，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叙事过程中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如《将军吟》对彭其司令员内心情感的描写真实而深刻，从前在战争中无论面对敌人多么顽固的堡垒他从来没有退缩与惧怕过，无论前方多么危险都无法阻挡他前进的步伐，可如今他眼见着自己的老战友胡连生被打倒受尽了冤屈与磨难，自己却无法去救护，甚至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慨之情，于是他的内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疼痛与折磨。小说以彭其将军为代表，喊出了被侮辱、被曲解、被摧残的灵魂的心声。这种凸显悲剧效果的叙事方式，是对特殊历史情境中人性真实状态的揭示，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呈现。

由此可见，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作品本身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两部作品所反映的真实生活深深烙上了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下作者所采用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策略也是不同的，所以，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心理、命运都有所区别，最终也使得这两部同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韵味。

二 审美方式与文化批判

从上可知，意识形态的不同背景导致两位作家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和策略，从中可以发现不同时代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的变化发展。此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也可发现，作者审美方式的不同同样会影响现实主义表现特征的差异。

我们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文化的重要表征。《山乡巨变》与《将军吟》这两部作品都体现了文学对于文化传统的关注，两位作者都是湖南人，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也都是湖南人，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作品本身都深受湖湘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感染。两部作品以不同的审美方式，讲述着不同时期的历史故事，对于文化传统的表现方式也各具特色。对《山乡巨变》来说，小说主要是从田园的美景、人们的日常生活琐事、劳动的场景和地区的方言特色来呈现民族文化传统在现实人生中深层次的历史遗存，而《将军吟》则是从人物的个性、生活习惯、精神风貌等方面来显示人们灵魂深处民族文化精神的积淀。

《山乡巨变》虽然具有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但也处处体现了传统文人对于田园、生态、自然的农家生活的审美情趣，作者也以这样的审美方式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特色：“小说把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对乡村民间的改造与民间风情、人情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较为真实地表达了处于自在状态的农民在外部力量作用下的变化过程和表现形态，优美自然风光的诗意穿插，则增强了乡村民间的审美意蕴。”[14] 小说开篇就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自然美、人情美、乡情美的画面，在这里，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鸬鹚在水面缓缓飞过，人们三五成群相互讲谈和笑闹等，这些美丽的情境都是作者对于老百姓美好新生活的勾勒，也体现了他对这片家乡土地的热爱。可以说，作者通过作品将原生态的民间场景、民间生活和民间话语进行了生动而直观的再现：

五口人围住一张四方矮桌子，桌上点起一盏没有罩子的煤油灯，中间生个汽炉子，煮一蒸钵白菜，清汤寡水，看不见一点油星子。炉子的四周，摆着一碗扑辣椒，一碗沤辣椒，一碗干炒辣椒粉子，还有一碗辣椒炒擦芋荷叶子。[15]

从描述中可以看到，小说对陈先晋一家的晚饭描写，既说明了湖南人爱吃辣椒的饮食习惯，从中也能让人深切感受到农民生活的艰难以及他们的生存智慧，以辣椒为佐料创新花样，使得平淡的晚餐也能体现出家庭的其乐融融，而这一简单的场景描写体现出了湖湘人民敢吃苦、敢创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同时，小说在“雨里”一章描写了人们雨中劳动的场景，也十分精彩：

在雨中，无论男女都背起蓑衣、戴上斗笠积极投入劳动生产中，汗水与雨水沿着人脸往下淌，人们劳动的声响盖过了大雨的声音。[16]

作者在对这场劳动的描写中注入了自己对于劳苦农民的关怀与敬仰，农民们的淳朴、勤劳与热爱劳动的品质正是湖湘文化的根。小说将民族话语——益阳方言大量运用于具体的文本之中，在表现生活本身、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开拓出了独特的民间审美空间。比如，王菊生的小名叫“菊咬筋”，“咬筋”在益阳方言中指那些将自己利益看得很重、难以沟通的人。

小说《将军吟》虽然写的是发生在南方某空军兵团的故事，但是小说的主人公彭其、陈镜泉、胡连生等都是土生土长的湖湘革命老战士，他们的身上也有着湖湘人的精神。在小说中也多处提及了与湖湘文化相关的内容，无论是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还是生活习惯都透露着湖湘文化的点点滴滴。和《山乡巨变》一样，《将军吟》中也不乏对于饮食习惯的描写：

圆餐桌上摆着四碟小菜，一碗汤。其中有一样是沤辣椒炒熏腊肉，这是彭其司令员最爱吃的家乡菜。沤红辣椒和烟熏腊肉在街上是买不到的，为了让厨师学会做，他亲自动手做给他看，告诉他红辣椒要怎样才能沤得既不过酸又不太咸，到冬天拿出来吃，仍像新鲜的一样。[17]

这是对于彭其司令员晚餐的描写，从中可以看出司令员对于家乡的热爱与思念。他骨子里流淌的是湖湘人的血，虽然远离家乡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家乡的生活习惯，这就是对于同“根”文化的认同。在公审大会上，胡连生在群众批斗的过程中依然顽抗到底、死不罢休，愤慨地喊出了内心不满，他的无所畏惧让在场的造反者感到震惊与害怕，甚至有那么一刻造反者竟怀疑起了自己的动机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一场面的叙述把湖南人勇敢、倔强、坚韧、不怕死、霸得蛮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胡连生一直以来都骄傲地称自己与彭其、陈镜泉是“浏阳共党”，他们的精神就如当年曾国藩所带领的湘军那样不怕死、不怕败，而这就是湖湘文化传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体现、记载与传承。

同时，《山乡巨变》与《将军吟》这两部作品在叙事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描述了民族文化中的糟粕成分，并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时期一个是50 年代，一个是70 年代，当时的中华民族刚刚从历史性的巨变中恢复过来，人们目睹了封建思想意识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深重苦难，于是改造民族灵魂的历史使命成了作家们的自觉意识。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回溯历史、描写现实的同时积极地发掘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同时又对其中的封建性糟粕进行了强有力的揭露与批判。

在《山乡巨变》中，书记李月辉为了戳穿菊咬筋的谎言就运用了民间的鬼魂迷信的方法，称他在山里看见了“大枫树的鬼魂”，菊咬筋听了以后惊吓成呆，赶忙承认自己砍伐了枫树的事实。可见，民间的鬼魂思想依然根植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民族文化的无意识性根深蒂固。

在《将军吟》中，对于民族文化糟粕的揭示与批判显得更为激烈。为此，老革命胡连生跺着脚大骂江醉章，说：“毛主席也是一个人，不是个菩萨，你们如今把他当成菩萨来敬，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一样，这哪里是共产党！”[18] 从胡连生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偶像被高度神化，这种神化是几千年来残留在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的糟粕在人们思想意识之中留下的深刻印记，小说对这种社会现实情境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

可见，这两部现实主义作品虽然讲述的是不同时代的故事，但它们都同处在湘楚文化的境遇之中，作者所要赞扬的民族文化精神、所要揭示与批判的文化糟粕都在作品中得以展现。两位作家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之中融入了自己对于家乡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在不同的时代氛围中将历史故事再现。两部作品再现的故事是不同的，对于文化的关注与批判的角度也略有区别，但两位作家对于家乡文化的推崇与热爱却是高度一致的。

三 创作视角与人物形象

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一直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人性是社会的根本属性，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从某种程度上展现了社会历史状况和时代风气，这一点，对于描绘生活本来面目的现实主义创作来说，人物形象塑造显得尤为重要。《山乡巨变》与《将军吟》这两部作品对于人物的描写各具特色，两位作者分别以不同的创作视角塑造了不同时代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形象，从这两部作品创作视角的变化中，能够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湘现实主义变化发展的基本轨迹。

两部小说对于正面人物的刻画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山乡巨变》中的正面人物，如邓秀梅、刘雨生，他们都是近乎完美的人物，相比现实生活，周立波对于这些年轻干部形象的塑造都有一定的夸大与美化。邓秀梅与刘雨生在性格上没有缺陷，他们善良、勤劳、敬业，都是先进的干部，对于合作化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没犯过什么错误。“周立波自己说过之所以能写活 ‘亭面糊’ 这一形象，是因为他曾经天天与其原型在一起观察闲聊。反之，我们不难发现 ‘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也可推断出周立波笔下 ‘正面人物’ 夸大化的原因是人物性格塑造的不深入与创作环境的限制。所以说，在周立波的笔下这方面人物的夸大化让我们觉得具有 ‘伪特征性’ 的嫌疑。”[19]“伪特征”的原因可以归于作者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大多是为了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才会出现像邓秀梅和刘雨生这样“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可见，作者周立波在塑造《山乡巨变》中的正面人物时采用了较为单一的创作视角，使得人物的形象过于简单。

与《山乡巨变》不同的是，莫应丰在创作《将军吟》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时采用了多变的创作视角。在思想禁锢、风雨如晦的时代，他敢于呈现特殊环境中的真实人性，敢于突破创作环境的限制，所以，即使是正面人物，在他的笔下也有着许多人性的弱点。如司令员彭其，他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他的一生是紧跟毛主席革命的一生，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无疑，他是一个受人崇敬的人，但是他却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在面对老战友胡连生被诬陷与批斗时，想上前制止又难以行动的复杂心情呈现了他人性中软弱的一面。这些描写虽然显现出了彭其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物形象，却突出了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也使得彭其的人物性格得到加强与深化。“过去的一些文学作品中的领导人物都是一贯正确，发指示、作报告，句句打中要害，字字解决问题。而莫应丰却没有依照这样的模式描绘将军的标准像，而是从生活出发刻画活生生的彭其。他有成败得失，喜怒哀乐，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20] 彭其这一典型人物的身上有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质，同时又有着自身性格的弱点，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作者也并没有想要把他塑造成为完美的人，因为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从来都不可能是某种抽象的人，所以作者想要塑造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红色将军。

可见，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两位作家的表现风格是有差异的，除此之外，在反面人物塑造方面，两部小说也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山乡巨变》中的反面人物众多，如单干户的坚守者菊咬筋、落后干部谢庆元、反革命分子龚子元，对于这些反面人物，周立波用漫画式的创作方式让他的人物一一出场。在写到这些反面人物被劝说加入农村合作社时，重点突出了他们缺乏劳动积极性、随大流、有名无实、犹豫不决的精神状态。谢庆元虽然加入了合作组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思想顽固且落后；而反革命分子龚子元混迹在人民群众之中，为非作歹最终被揭穿。周立波对这些反面人物的描写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方法，与正面人物的高大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在《将军吟》中，对反面人物的描写采用的是批判式的创作视角，并且用“恶有恶报”的叙事语式完成了对人物形象的结构。如林彪反党集团的代理人江醉章，他鼓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面上积极投身于革命而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他善于施展阴谋、玩弄权术，糊弄了一大批人，他的野心是巨大的，心灵是邪恶的，小说对其进行了立场坚定的批判和否定。又如，邬中与刘絮云夫妇，他们为了自保，为了爬向更高的位置，甘心被江醉章利用，一次次出卖上级领导彭其司令，残忍地策划怎样整垮三位将军的阴谋。这些反面人物的身上有着人性最残忍、最无情、最可悲的一面，莫应丰将其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对丑恶的人性进行了严正的控诉。

可见，对于正面与反面人物的塑造，两位作家的创作视角和审美意识是不同的，相比而言，《山乡巨变》人物形象塑造的视角较为单一，人物形象立体感不够；而在《将军吟》中，人物形象的叙述视角较为多变，人物形象显得较为丰满可感，这种视角的差别体现了不同时代两部现实主义作品审美趋向上的差异性。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一直占据主体地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一直以来都以深刻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真实揭示生活中的矛盾、鲜明再现历史中的真实情境为广大读者认可与喜爱。就《山乡巨变》和《将军吟》来说，从意识形态与叙事方法、审美方式与文化批判、创作视角与形象塑造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对两部作品所呈现的社会意识、文化传统、人物形象、创作方式等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从中发现湖湘文化境遇中现实主义的变化发展轨迹。无疑，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着作者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不同的审美方式使得作者对于文化批判的态度不同，不同的创作视角也使得两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各具特色，通过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不同的思考、不同的展现，使得作品呈现出了各自的历史真实与文化内涵，虽同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各自绽放出不同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