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文学的地域研究

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日渐兴盛的大背景下，唐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亦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所见文章如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见其著《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戴伟华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及其意义》（《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专著如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李德辉的《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均具有学术深度和开创性。此外，还有一些散见的论文讨论某个地域空间和具体作家的创作关系。纵观近代以来学界对于唐代文学与地域关系的探讨，集中表现出以下研究格局。

一、立足于文献史料，爬梳唐代文人的地域分布和构成，从而考察文人创作的地缘因素，及唐代文学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心和格局。

这主要表现在文史研究学者对唐代文人籍贯的重视和清理。系统考索成果如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隋唐五代部分）、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见其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实证的方法为唐代文学的地域考量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具体的数据。另外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之“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余恕诚的《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等论著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对唐代文人的籍贯情况进行了梳理，从而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如余恕诚《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一文，据《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对唐代存诗一卷以上的233家诗人的籍贯进行统计，最后认为：“就唐诗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跟地域因素的横向联系去寻索，前三个阶段，无论从诗歌创作的主体（作者）还是客体（描写对象）看，创作主要基地都在北方，而晚唐则更多受南方风土人情影响。”“唐诗最后阶段正是随着创作方面南方因素的增长，气质发生了由刚向柔的转化。”[23]

二、从唐代文人的空间活动和聚集状态，考察地理人文环境的变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及文学群体和文学中心的构成。

相对文人的出生地和占籍分布来说，这是一种动态地空间考察。一者，文人因漫游、贬谪、迁徙等行为造成的地域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这是历来研究者的共识，这方面的论著亦较多，如李德辉的《唐代交通与文学》、余恕诚的《李白与长江》（《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贺秀明的《刘禹锡与巴山楚水》（《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许总的《文化与心理坐标上的王维诗》（《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1、2期）等，皆是着眼于“地”的因素，从自然和人文地理的角度来探讨诗人创作内容及风格的优秀成果。二者，以地域或人物为向心而造成的文人流动和聚合，造成了相应时期文学在空间分布和创作风格上的变化。而且，相较以籍贯为视点的文学空间的静态分布来说，这种动态的分布更能反映唐代文学的时代风貌和创作实际，因而受到学人的关注。如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方镇为单位对其方镇幕僚作了全面梳理，因方镇以一定区域为其活动范围，故方镇幕僚的生活行为和创作活动也被相对地限制在一定的区域中，他们的文学创作势必带有地域文化特点。又如贾晋华的《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考察了太宗宫廷诗人群、中宗文馆学士群、大历浙东浙西诗人群、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大中襄阳诗人群、晚唐苏州诗人群等，实际已从地域的角度勾勒出了唐代诗歌在空间上的格局变动史。另如胡可先的《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素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以都城长安为代表的诗坛中心的研究，以吴越为代表的南方区域诗歌发展的研究和特殊区域的诗歌发展研究，亦是从文学人物的流动和汇集出发，观察唐诗的空间分布与变化。

三、宏观探讨区域文化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在区域文化的划分上，受南北朝文化研究的影响和制约，或侧重于南北比较，或持江左、山东、关陇三大地域学说。

中国文学的南北差异，在《诗经》、《楚辞》的时代就已显露，并在学术史上受到长期和普遍的关注。隋唐王朝在历史上紧随南北朝的长期对峙之后，从唐初开始，学者对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南北差异就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如魏徵在《隋书·文学列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24]唐朝一统江山之后，在文风上积极提倡南北融合，主张“各去所短，合其两长”，以实现“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而且，在后来的唐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南北文学的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交融，正如程千帆先生在《文论十笺》中所指出的：“抑犹有进者，吾国学术文艺，虽以山川形势、民情风俗，自古有南北之分，然文明日启，交通日繁，则其区别亦渐泯。”[25]故而诗至盛唐，声律风骨兼备。但是，山川物理、人文积淀而形成的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因此而消解和融化。所以在学术史上，甚至时至当今的唐代文学研究中，这种南北区域的文化分野仍成为一种常见的认识模式。如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对唐代文学的论述：“若贞观以后，诗律日严。然宋、沈之诗，以严凝之骨，饰流丽之词，颂扬休明，渊乎盛世之音。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若夫高、常、崔、李，诗带边音，粗厉猛起；张、孟、贾、卢，思苦语奇，缒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太白之诗，才思横溢，旨近苏、张；温、李之诗，缘情托兴，谊符楚《骚》；储、孟之诗，清言霏屑，源出道家；皆南方之诗也。”[26]又如袁行霈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所云：“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然而就在唐代，也仍然不乏具有地域色彩的作品。如岑参的边塞诗以西北边塞的自然风光为背景，展示了军旅生活的各个侧面，以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吸引广大的读者。而词，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裁，也带有相当明显的地域色彩。中唐时期第一批学习民间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往往有一种南方的情调。”[27]又如景遐东的《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亦是在南北文化的粗略划分下对江南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学进行的专题研究。

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江左、山东、关陇三大地域学说，则是受陈寅恪对隋唐制度三大渊源的论述之影响，中云：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28]

所谓（北）魏（北）齐、梁陈、（西）魏周这“三源”，即指山东、江左、关中三大地域，这三大地域概念在《隋书》、《北史》、《唐书》中早有提出，但陈寅恪首次从江左、山东、关陇三大地域文化入手，对隋唐制度的文化渊源进行了切实的梳理和辨析，故而后来学者在唐代地域文化的认识和分区上多受其左右，并从这三大文化版块来研究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如杜晓勤的《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尚定的《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即皆是以此为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