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总序

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这种研究源于冷战期间，学术界当时就已经开始关注科学知识、技术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托马斯·库恩1962年的经典研究成果——《科学革命的结构》，开辟了研究科学的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新途径，促使社会科学家系统地探索科学建构、技术创新是如何与其他社会因素（如法律、政治、公共政策、伦理和文化）发生关联的，并展现出行动中科学和技术的当代或历史复杂性和情境性，使人们从广泛的跨学科角度去重审科学思想、技术机制和过程、科学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引起了人们对环境、核能等问题的思考。与此对应的是，STS分为两个联系的领域：（1）在对科学研究实践进行深描的基础上，对科学的性质与实践进行重审。这一研究将科学视为具有不同结构、承诺、实践和话语的社会实践，这些结构、承诺、实践和话语因文化而异，并随时间而变化。这一系列工作思考着以下问题：何为科学的合理性？科学事实是如何诞生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为何？等等。（2）在对现实案例深描的基础上，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双刃剑问题，尤其关注科学技术对和平、安全、环境可持续性和人类所带来的双重影响。推动这一研究的是以下问题：国家应该如何确定研究经费的优先次序？谁应该参与技术决策以及如何参与技术决策？社会应如何衡量风险和制定安全标准？专家应该如何向公众传达他们判断的原因？等等。

事实上，STS的出现也反映了一种现实的迫切要求。冷战结束后，主流科学及其学术规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科学及其学术体制进入了一种新阶段，即科学已经进入了“创新创业型阶段”，一种新的科学体制诞生，被学界描述为“新社会契约”（the new social contract）、“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模式2科学”（Mode 2 science）、“大学—工业—国家的三螺旋结构”（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state）或“全球化的私有性体制”（globalized privatization regime）。这些新概念表明了一种新共识，即新体制是基于知识的经济化，即通过知识产权、许可证等从企业获取研究基金，形成大学与企业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这使得大部分重大科学成果都是科技、企业与国家协作的产物。同时，STS的“实验室研究”表明：当代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群体都会介入其中。其中有作为主力军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群体，但也包括提供资金的机构、企业家、科学行政部门或政府部门，甚至仪器和材料供应商，等等。这些外部的参与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科学家在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还要具有完善的人格、良好的情商、文字或口头上的修辞沟通能力，才能在科学上获得成功。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已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并且日益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工程”，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构成一个无缝之网。自然与社会、认知与伦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当下科技知识生产及其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特别是风险社会的问题。STS的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模式，能在不同学科如社会学和科学、法律和科学、人类学与技术、环境科学和政治理论或技术和哲学之间架起桥梁，使人们能够把握将知识整合进入综合性领域（如安全研究、环境研究、全球化、人文科学、生物学和社会等领域）的方法。这种整合会使人们对科技的性质、科技变革的原因、文化等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

南京大学的STS研究有着近20年的历史，具有自己的特色，关注于20世纪90年代后的STS的“实践转向”。主要工作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STS的实践转向中各派进行哲学分析与逻辑重构，尝试对STS中的实践学派有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展现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STS的实践哲学。当然，这种整体把握是基于各学派代表性人物（如拉图尔、皮克林、哈拉维等人）思想的详细解读。（2）基于STS中的实践的视角，对某些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的案例（如风险社会中的黄金大米事件、水安全问题、气候怀疑论、疫苗有害论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分析。我们希望通过本丛书的工作，不仅能为国内与国际学术界添砖加瓦，还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丛书主编

2019年 夏 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