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鹏程是有学术抱负的。他这部著作《时空体叙事学概论》的学术目标是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之外建立一门历史认知叙事学。这是一个极具难度而备受冷落的学术领地，非得有足够大的勇气才敢于踏进。理论研究常常不得不尽量悬置不确定因素。不确定因素越多，研究难度就越大。索绪尔因此明智地抛开“言语”转而研究“语言”，从语言的历时性研究转向共时性研究，去寻找最具普遍性、也最简明的语言规律。结构主义叙事学就仿效了索绪尔的思路和方法。尽管结构主义叙事学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但是无可挽回地流失了理论阐释力，它无法持存文学的丰富性，在它的理论视野中，文学往往成为脱离语境的被风干的干瘪僵尸。这就注定了结构主义叙事学难以真正深入文学生产的内在肌理，揭示深蕴的奥秘。叙事学要突破自身的困境，就必须另谋出路，注重语境的新叙事学则是走出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因此，鹏程所做出的理论选择正顺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
鹏程是以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作为阐释对象来展开自己的探索的。巴赫金是20世纪学术巨擘，其学术思想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宝藏。10年前，还在就读硕士学位时，鹏程的学位论文就是《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研究》。记得这是一篇出色的学位论文，我虽与蒋承勇先生同为导师，实际上，我却并没有怎么费心。一位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面对相当难的研究领域，能够独立做出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此后，鹏程一如既往地迷恋巴赫金。2012年，他出版了《形式与历史视野中的诗学方案——比较视阈下的时空体理论研究》。这次的“历史认知叙事学”就是在重新阐释时空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正是深厚的学术积累，使得鹏程有勇气涉足新领域，去挑战学术难题。
为了深入揭示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内在的逻辑线索，鹏程一改传统的研究路径，令人意外地从历史语言学角度开始他的思考，从而真正把握到巴赫金思想的逻辑起点、思维理路和思想渊源。当然，这种意外实则必然。语言建立了人与世界的所有关系，决定着人的所有思维方式，因而也就为理论预先设定了种种范型。一旦寻绎出某种理论所采取的语言学范型，往往也就领会了作者的思想实质。这样，从历史语言学到历史诗学，再到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一条明显的学术传承路线及巴赫金的思维理路就凸显出来了。
任何理论研究都离不开分类学，也就是说，它必须对研究对象做出区分，同时进行归纳概括，由此找到共性、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形式化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要丧失或部分丧失历史性因素。归纳概括的规律越具有普遍性，其历史性就流失得越多，历史内涵就越稀薄。因此，形式化与历史化似乎是难以兼顾的两极，构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两难问题。这也意味着纯粹的理论研究常常以损毁历史性为代价。
如何才能在理论研究过程保留丰盈的历史性？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区分与概括，而在于怎样选择着眼点，怎样选择分类原则。就如语言同时包含着语法、词汇和语境，对语法的研究往往成为一个纯形式问题，而词汇就难以与语境相剥离，不能不与历史因素密切相关。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注重的就是叙事语法问题。叙事学从两个层面着眼来作分析：其一是对叙事话语的语法做出分类；其二是对故事要素和功能做出分类。即便原本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故事，对于结构主义叙事学来说，感兴趣的仍然是故事的语法。因此，结构主义叙事学不仅因为它注重共时性结构而放弃了历史维度，而且也把自己与语境相剥离了，其历史性因素丧失殆尽。为了纠正这一偏颇，后经典叙事学重新引入语境问题，努力恢复理论研究的历史性，但是，绝大多数后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焦点受到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束缚，仍然紧紧盯住叙事话语的形式问题。
当后经典叙事学把话语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谁说话”“谁在背后暗中操纵着话语”就成为理论焦点，这也就是韦恩·布斯所说的“修辞的复兴”[1]，同时，叙事话语的语境关联也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从这个角度看，后经典叙事学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它的确重新引进叙事语境，修复了理论范式的历史维度。但是，毕竟这种修复常常局限于叙述话语的形式层面，不能完整展示叙事语义，文学极其富赡的社会历史涵义仍然受到阉割。被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悬置的历史性因素恰恰是巴赫金最感兴趣的东西，他把自己的关注点首先投向叙事语义，或者说，即词汇和语境的关联。
巴赫金对语境关联具有极度敏感的天赋，他曾举了一个简化的例子对话语与情境的关系做出精辟阐释：两个人坐在房间里，沉默不语。一个人说：“是这样！”另一个人什么也没说。
为了揭示这一谈话的涵义和意义，巴赫金努力修复谈话的具体情境。首先假定我们知道说话的语调是愤怒的责备的，但又有轻微的幽默成分，那么，这多少充实了“这样”这个语词的真空，不过仍然未能揭示完整的意义。这就关系“非语言的语境”问题，其中包含三个因素：其一，说话人共同的空间视野（房间、窗户等）；其二，两者共同的知识和对情景的理解；其三，他们对此情景的共同评价。由此共同构成话语“是这样”的语境要素。于是，话语意义就开始显现了：
对话的时候，两个对话者看了一眼窗户，看见下雪了。两人都知道，已经是五月了，早就应该是春天了。最后，两者对拖长的冬天厌倦了。两个人都在等待春天，两个人对晚来的下雪感到不快，所有这一切，即“一起看到的”（窗外的雪花）、“一起知道的”（日期是五月）和“一致的评价”（厌恶的冬天、渴望的春天）都是表述所直接依靠的。所有这一切都由它的生动涵义所把握、由它吸纳进自身。但是，在这里还残留有语言上未指明、未言说的部分。窗外的雪花，日历上的日期，说话人内心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由“是这样”这句话来暗示。
正是从这个简化的话语分析过程中，巴赫金深入揭示出：对于话语阐释来说，语境是不可缺少的要素。离开语境，意义就没有着落，它变得不知所云，不知所踪。因此，巴赫金说：“生活表述无论怎样，它总是联系着作为共同参与者的情景的参与者……表述依靠共同参与者同属的一个存在的生活片断所固有的真实的物质属性，并使这个物质的共同性获得意识形态的表现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的发展。”[2]
在上述话语分析中，巴赫金把话语与语境密切联系在一起来阐释，从几个简单、含糊的语词中揭示出极其丰富的涵义和意义，将话语的历史具体性充分展现了。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引巴赫金这段文字，就因为他关于时空体的分析是以此为范型的。或者可以说，时空体研究正是着眼于词汇、语境及相互关系，对时空体的阐释实质上就是上述分析的“放大版”，其基本的思维理路是一以贯之的。鹏程的著作就是试图从源头上揭示巴赫金时空体理论潜在的思维理路。
当然，研究对象一经放大，势必增加了研究难度。在时空体研究中，巴赫金首先抓住了人物和时空体这两个要素，人物就是词汇，时空体则为语境，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并且它们都不再是客观对象，而是经过作家认知和再造而出现在作品中的要素。对于巴赫金来说，最为重要的阐释对象或立足点是语境（时空体）。于是，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物活跃在各式各样的时空体中，人物的行动构成了故事情节，而所有一切都是在时空体中展开，并与时空体相互作用的。特定时空体选择了参与者（人物），规定了各式人物的行为方式及相互交集和冲突，规定了故事情节的组构和走向。反过来，人物的行动也促成时空体的转换和变化。如此，我们就可以从人物（词汇）与时空体（语境）交互作用的规则中概括出一整套“语法关系”。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对人物、时空体及相互关系的认知水平存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由此繁衍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小说谱系。巴赫金就是以此为据，对欧洲小说演化史做了类型和谱系分析，梳理并阐述了传奇小说、骑士小说、传奇世俗小说、世俗小说、传记和自传、牧歌田园诗、民间文学等，从中归纳出各种小说类型时空构造、人物及行动、故事情节诸方面的特征。这就是说，在巴赫金着眼于人物（词汇）、时空体（语境）及相互关系，通过历史比较来揭示各种小说类型特征，归纳出演变轨迹和谱系关系的同时，实际上就给出了另一套有效的阐释方法，一种主要从人物（词汇）与时空体（语境）相互关系角度构建的叙事作品阐释模型，即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因素的历史认知叙事学。
在《时空体叙事学概论》中，鹏程不是简单地复述巴赫金的分析论述和观点，而是从历史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角度深入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内在肌理，对时空体叙事学做出鞭辟入里的阐释。从时空体理论最基本的要素开始，他逐次剖析叙事语义与叙事语法的交互关系、“叙”与“事”的交互认知等层面，揭示内含的社会历史因素和叙事学化潜势，在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比较中凸显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历史认知，剥露出蕴含其中的历史认知叙事学雏形，并进而归结为建构历史认知叙事学的几条原则意见。鹏程明确指出：“叙事学，尤其是在一个历史认知叙事学视野中，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是相关的，是‘互相需要彼此的’，换言之，在一个历史认知科学中，叙事语义与叙事形式、叙事语境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对著作中的个别观点我仍心存异议，但从总体上看，却不乏深刻的洞见和精彩的阐释。
在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中，“面具”是个全新的范畴，它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并且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超乎叙述者。“需要有一个重要的非杜撰的面具，它既决定作者对所写生活的立场（即他作为个人是怎样、从哪里观察并揭示全部这种个人生活的），又决定作者对读者对公众的立场（即他以什么人的名义站出来‘揭露’生活，如作为法官、检察官、‘书记员’、政治家、传教士、小丑等等）。”[3]较之于空洞抽象的叙述者，面具在规定角色身份的同时，也规定了与作品所描述的生活的关系，独特的态度，以及与读者的关系。在面具这个范畴上，我们也看到巴赫金追求历史化所做的努力。
在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对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做出一点延伸。巴赫金所说的面具，其实际意义在于：面具的背后正隐含着社会规约。面具指示了某个特定群体，而构成群体的要素之一就是社会规约。正是社会规约决定着他的行为和态度，决定着他“是怎样、从哪里观察并揭示全部这种个人生活的”，决定着他“以什么人的名义站出来‘揭露’生活”。同时，特定的时空体也同样隐含着社会规约。社会规约的重要特征就是语境性，它只能存在于特定语境中，和语境紧密相随。因此，特定时空体（譬如广场、酒吧、教室或沙龙）所包含的规约就限制着哪些人可能出现其中，同时，也制约着人物的言谈举止，从而引发矛盾冲突和构建故事情节。社会规约是贯通时空体与人物，并决定交互作用方式的关键因素。无论叙述话语、时空体、人物都不能不享有特定的社会规约，正是规约制约着各方交互作用的方式，特别是当诸方所分享的规约各不相同，相互间的关系就更显纷繁复杂。
我们不难从传奇小说、世俗小说、传记和自传、牧歌田园诗、民间文学中发现作家对社会规约不同的认知水平、态度及处理方式。譬如世俗小说就是一个交织着各式各样社会规约的时空体，参与其间的人物都受到规约的规训而成为“世俗之人”，作家则对此深有感悟并在作品中得到表述。传奇是对社会规约的抽象化，或者说，作家对社会的认知还相对肤浅，尚未悟解潜在的规约对人物的作用，因此，无论主人公处在怎样的时空体，经历怎样的事变，却依然故我。传记和自传不仅涉及时空体（广场、私室等）和主人公分别享有的规约，同时还涉及作者所享有的规约与主人公之间的特殊关系，以此确定传记作者的态度及素材的加工取舍。牧歌田园诗则是受到严格限定的时空体，区别于社会结构复杂的都市，田园这一时空体所蕴含的规约是简单、稳定、井然有序的，相互间没有矛盾冲突，人物虽各行其是，却其乐融融。至于民间文学，如拉伯雷小说又意图挑战、颠覆、解构既成的社会规约，追求狂欢化和肉体解放。从这个角度看，巴赫金对欧洲小说时空体所做的分类，就无意中涉及社会规约和作家对社会规约的认知问题。由于社会规约是在社会历史中塑造成型的，它只能寄生于具体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充分体现着社会意识形态，那么，当巴赫金无意中以它作为分类的重要尺度和形式化的主要依据，其理论范式势必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社会历史因素。
在《时空体叙事学概论》中，鹏程的思考是深刻而缜密的，他的学术抱负也已经基本得以兑现。只是在阐述过程中，作者作了太多理论的自我解释，以致妨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这就需要读者耐心静心阅读，细细品味。
马大康于洪殿
2017年6月18日
[1] 修辞学讨论说话者怎样说话才能产生效果，其实质就是话语操纵，是话语权力的施行问题。
[2] ［俄］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吴晓都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
[3] ［俄］巴赫金：《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吴晓都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