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现状与写作思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蓬勃开展，不断有学者对之作出及时回顾与总结，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主要有：方克强《新时期文学人类学批评述评》（《上海文论》1992年第1期），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文自学指导》1996年第3、4、5期），张婷婷《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批评——“二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李凤亮《相遇·对话·创生——文学人类学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李菲《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理论推进》（《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章立明《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概述》（《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徐新建《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2期）。单篇论文之外，一些学位论文也以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史作为研究对象，比如李晓禺《中国文学人类学发展轨迹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林科吉《神话——原型批评在中国的接受、应用与发展——从神话—原型批评迈向文学人类学理论》（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代云红《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上述论文在具体观点上尽管存在差异，不过，其共同特点是将考察重心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即学科名称正式提出之后的中国文学人类学。对于20世纪前期学人的先行实践，通常仅在引论部分略作陈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列举早期研究者的具体名单时，闻一多、郑振铎作为“典型个案”每每被提及；相形之下，周作人、孙作云诸人的研究却经常被忽略。其实，若就文学人类学的早期实践而言，后两人的学术史地位同样值得重视。在笔者看来，正是周作人1913年发表的《童话研究》一文，开启了中国文学人类学早期实践的先河。孙作云系闻一多嫡传弟子，他不仅较早运用图腾理论对神话图像进行了专门研究，而且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后率先提出“三层证明法”，这一命题成为后来文学人类学“三重证据法”的先声。
目前对20世纪前期文学人类学研究用力最多的，是王大桥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语境中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视野及其限度》（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论文由上、下两篇构成，上篇集中讨论20世纪前期文学人类学研究。第一章“20世纪前期神话研究的人类学视野”，依次以鲁迅、周作人、茅盾、闻一多“为例”，探讨当时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神话研究的四种向度；第二章“歌谣研究的人类学视野——以北大早期‘歌谣运动’为中心”，如标题所示，主要围绕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标志性事件——北大“歌谣运动”展开论述，重点在于阐明“五四”前后现代知识分子的歌谣研究与中国文学人类学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为国内首篇对20世纪前期文学人类学进行集中梳理与研究的论文，其价值自不待言。不过笔者以为，该论文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
第一，对于部分学者的忽略。由于论文第一章分别以周氏兄弟、茅盾、闻一多“为例”展开讨论，因而对早期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些重要学者有所忽略。比如前文提到的孙作云，他在继承闻一多研究方法的同时又能自出机杼，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相继发表过以《诗经》《楚辞》及中国古代图腾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神话学、民俗学论文。这些文章不仅采用人类学视角，而且将研究领域扩展到铜器花纹、建筑装饰等图像领域，对文学人类学的发展意义深远。王大桥先生在论文第一章虽然对孙作云有所论及，但仅将其附于闻一多末尾，以作为闻一多文学人类学研究影响的证据，全文不过数百字，这种处理略显仓促。此外，诸如卫聚贤、李玄伯、马长寿、芮逸夫等学者，其学术活动与实践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史上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论文因体例所限未能加以呈现。
第二，歌谣研究的人类学视野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歌谣研究与文学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叶舒宪先生曾作过一段概括：“文学人类学研究不仅是要像《歌谣周刊》派那样，倡导文学研究者走入民间搜集整理诗歌谣谚，更需要借助于人类学对广大无文字社会文化传承方式的洞察，反思汉语书面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和口传渊源，达到超越文本中心主义的深层认识。”[35]不难看出，歌谣研究固然与文学人类学有着密切关系，但二者并非同一层面。从王大桥先生论文第二章具体内容看，似乎有将文学人类学泛化的倾向。论文重点讨论的几个主题——“歌谣研究的比较研究法”“母题的发生及主题学意蕴”“历史演进法和孟姜女故事研究”，均属民俗学领域的经典问题，将之归于文学人类学之下，笔者以为值得商榷。
在文学人类学研究群体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刘锡诚先生力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部著作皇皇80余万言，资料翔实，体系严密，论述甚为精当，本书在写作中多受其惠。该书虽未致力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专门研究，但许多章节也涉及这一领域，尤其是第三章第三节“人类学派及其成就”，对早期文学人类学研究多有涉及。但由于作者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早期文学人类学的许多问题在书中自然有所忽略。
本书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这一宏观背景出发，对20世纪前期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作一系统考察。这样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普遍有所忽略，许多问题仍有探讨的余地；另一方面，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早期学者的文学人类学实践在中断30多年后才得以再次延续。由于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跨度，今天的研究者可能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对这段学术史进行“远距离”观照。未将当下正在蓬勃开展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纳入视野之内，则是为了避免由于距离太近而导致的盲视。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第一章将从域外、本土两个维度对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思想渊源进行追溯。由于文学人类学研究伴随神话学的输入而出现。第二章将对“神话”概念进入中国的历程，以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兴起作一回顾。第三章拟分发轫、发展与多元开拓三个阶段，对20世纪前期文学人类学的实践历程作一梳理。第四章重点讨论早期学者对于民俗学、民族学等“第三重证据”的倡导以及孙作云“三层证明法”的提出。下编为“分论”，分别以周作人、茅盾、郑振铎、闻一多、孙作云为个案，对早期学者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动机与心态、成就与缺失进行分析。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任何研究归根结底可能是一种简化。20世纪前期，采用人类学视角、方法从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依照学术史的一般惯例，研究者需要从丰富多彩、千头万绪的学术“丛林”中清理出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径”。因此，笔者在书中出于结构的需要，不得不对材料作出主观选择，在采用一些材料的同时也舍弃一些材料，尽管后一种材料可能在其他研究者看来，其价值同样弥足珍贵。
[1]西谛（郑振铎）:《文学的定义》,《文学旬刊》1921年第1号。
[2]周作人：《文学与常识》，原载《燕京大学校刊》1929年第24期，引自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3]胡怀琛编：《中国文学辨正》，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1933年再版，第1页。
[4]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国风》1933年第3卷第8期。
[5]王文仁：《启蒙与迷魅——近现代视野下的中国文学进化史观》,（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86页。
[6]王峰：《“文学”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兼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7]陈钟凡：《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文哲学报》1922年第1期。
[8]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9]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页。
[10]见《清华学报》1947年第14卷第1期“书评”。
[11]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西方知识范式对中国本土的创新与误导》,《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另外参见叶舒宪《“学而时习之”新释》,《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
[12]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西方知识范式对中国本土的创新与误导》,《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13]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14]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15]笔者在此强调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以此否定人类终极价值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各种文化的表现形态可能千差万别甚至不可化约，但其终极价值均指向人的存在本身。
[16]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见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页。
[17]陈平原：《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收入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代云红《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第51—55页。
[19]傅道彬：《文学人类学：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20]萧兵：《世界村的新来客——“走向人类、回归文学”的文学人类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1]徐新建：《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2期。
[22]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同时也采用“早期中国文学人类学”这一提法。
[23]罗致平：《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序》，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值得注意的是，王铭铭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若说人类学的基础研究为民族志，则中国历史上广泛存在的方志及游记，亦可被列为汉文人类学撰述史上之典籍。”参见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2页。
[24]［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8页。
[25]中外学界关于“中国哲学”问题的论争，参见苗润田《中国有哲学吗？——西方学者的“中国哲学”观研究》，载《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1辑；王中江《中国哲学前沿丛书总序》，载［美］本杰明·史华慈《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26]《文艺研究》曾于1997年第1期发表一组题为“探讨文学人类学，拓展研究新领域”的笔谈文章，对笔者颇有启发。该组文章的“编者按”中说：“在中国，‘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学科命名，虽然是近些年的事，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却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并构成了‘文学人类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传统。”
[27]周作人《童话略论》一文，学界多以为最初发表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2号，比如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另外，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一书脚注中说：“《童话略论》载《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号（1913年10月15日），并转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卷8册（1914年9月）。”（见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此说有误。实际情形是，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第1卷第8册，后由《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2号转载。
[28]在欧美国家，民俗学一般从属于文化人类学。中国则有所不同，一些学者（如杨成志）固然和人类学关系密切，另外一些学者，如江绍原、钟敬文等，却和文学、史学更有关联。这种情形也可以从他们的学术交往中略窥一斑，比如江绍原与周作人的交往、钟敬文与顾颉刚的交往。
[29]林耀华先生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可以视作“人类学诗学”的早期典范。该书最初用英文写成，1944年在纽约印行，1947年在伦敦正式出版，中文版分别于1977和1989年在中国台湾及内地首次面世。由于该书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而本文未将其纳入讨论的范围。
[30]傅道彬：《文学人类学：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31]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32]章立明：《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概述》,《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
[33]［法］马太·多冈、［美］罗伯特·帕尔：《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王爵鸾译。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34]参见景海峰《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意识与形态特征》,《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2006年第6期；另见景海峰《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234页。蔡玫姿：《域外文化的想象与诠释——苏雪林学术研究方法探源》,《成大中文学报》2007年第18期。
[35]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