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诸子略》“考镜源流”义例申论
一 论学术之分类与部帙之分类
有学术之分类，有部帙之分类。[1]班固《汉志》本刘歆《七略》。由六艺、诸子等“六略”言之，是部帙之“六分法”；由《辑略》言之，殆只是“二分法”。[2]
昔章实斋论刘氏父子，独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叙》）。天下学术殆只有二类，一类是源，一类是流。[3]换言之，一类是经史王官之学，一类是诸子百家之学。中古以后，经、史、子、集统为四部，而四部各有等差，本不可同日而语。经、史同源，子、集则为后起之流裔。章实斋所谓“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校雠通义·叙》），又谓“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中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校雠通义·原道第一》），其义实在于此。
章氏之意已有孙德谦、张尔田诸贤发微，然自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说”提出，影响将近百年，至今尤烈。文章故再加以申论，海内方家敬祈教正。
1917年毛泽东在同学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上题记：“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又以西洋科学为对比说：“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4]此语虽出于青年学生之口，却代表了“新文化”时期学界新进的普遍观念。如顾颉刚曾说：“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5]傅斯年曾说：“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6]但图书分类是一现实问题，虽然自20世纪初起，西洋图书（图书馆）分类法的进步性屡加宣传，[7]并曾有“分类法运动”“图书馆运动”“目录学革命”之说。[8]而迄今对于古代典籍，仍不方便打破四部系统。[9]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各种西洋式分类法也多次变更，而50年代以来施行的“中图分类法”[10]，要想适应新兴门类的整齐插架，乃至建成一种“理想的分类法”，实非易事。[11]随之而来的思考可能是，四部分类未见得就是缺乏方法，与西洋分类法相比，可能只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已。西洋分类法重在分析，故其分类层层叠叠，趋于细密；而四部分类重在归纳，所谓百川归海，万源汇一。二者只有文化模式的差异，并无高低标准的不同。换言之，四部分类或六略分类确实是一种分类方法，是以“不分”为法，以“归一”为法，而不是没有方法。
如姚名达所论：“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不校异同多寡，不辨真伪是非，删解题之叙录，而古录之优点尽矣”，“现代目录学粗视之若大反古代，细察之则古代之缺点未及尽祛，而其优点且已丧失矣”。[12]
亦如傅荣贤所论：“以《七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目录学和近现代西方目录学的差异，本质上正是源自各自哲学观的不同。”“两者不是优劣之分，而是体制不同。”[13]
姚氏所论较同时学者稍为平正，傅氏则渐趋内在深入。但如仅就图书馆职业而有限认同四分法、六分法，似乎尚且未达一间。
二 论古人有指要之学及学术分类重于部帙分类之例
古人治图书，有指要之学。《淮南子》有《要略》，司马谈有《论六家要指》，王弼有《老子指略》，《抱朴子》有《明本》，而刘歆有《辑略》。颜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汉书·艺文志》注）阮孝绪曰：“（刘）歆探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14]余嘉锡曰：“所谓‘总最’者，谓每略每类编次既竟，又最而序之，及奏上《七略》之时，因总诸类之序，集为一篇，故谓之《辑略》。”[15]姚明煇曰：“略，约要也。‘辑’、‘集’通。辑略谓诸书之总要。”[16]
章实斋谓《辑略》“总论群书大体”（《文史通义·和州志艺文书辑略》），“最为明道之要”（《校雠通义·原道第一》），又谓“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校雠通义·互著第三》）。其言曰：“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校雠通义·原道第一》）又曰：“《七略》首有《辑略》，总论群书大旨，班固删之，非也。”（《文史通义·和州志艺文书辑略》）又曰：“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校雠通义·宗刘第二》）由其非班非郑，可知其宗旨重在总要、叙录。
《隋书·经籍志》论郑默始制《中经》，荀勖更著《新簿》，亦称“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又称谢灵运造《四部目录》，王俭又造《目录》，又别撰《七志》，“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余嘉锡曰：“‘但录题’者，盖谓但记书名。‘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则惟侈陈装饰。”[17]
旧史称道刘向曰：“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汉书·刘向刘歆传》赞曰）称道郑玄曰：“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郑玄传》）自昔唯有深通之人，可以总揽群籍，作为指要，兼及目录部类。由此而言，以目录之学为古人学术之极致，亦不为过。
张尔田曰：“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而为此学者，亦非殚见洽闻、疏通知远之儒不为功。”[18]
孙德谦曰：“其题则必如《四库提要》，论群书之得失者也。”[19]
张、孙二人以能发挥实斋宗旨著称，号称“海内治会稽之学两雄”，张尔田又自谓“生平为学从实斋出”[20]。实斋深叹“《七略》之势，不得不变而为四部”，又责四部之学“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文史通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原实斋“宗刘”之意，非复七略之制，而复七略之旨，要之总以学术之分类重于部帙之分类。
三 论以部帙分出门类之例
学术有宗旨，学术之宗旨不可变，而图书之部帙则惟变之从。《七略》所论非七非六，惟二，一源一流而已。而诸子、诗赋、兵法、方技、术数各略，皆以繁简多寡为类。
图书自古有以部帙分类之一法，姚名达论四部分类法谓《隋志》“中间有疏略不完备处”，至清《四库全书》“才臻完备的境界”，至张之洞《书目答问》“又得了一步的改进”。[21]实则《隋志》在隋唐自完备，《四库》当乾隆时自完备，《书目答问》当光绪时自完备。必如以后人视古人，乃得谓之不完备。西洋分类法输入已百年[22]，自今视之，亦岂曾完备；自今而后，将恐愈无佳法（学科分类亦如是）。则知以部帙分类是一随时应变之事，不须视之过重，不必强为一定，亦不当求全于古人。
清乾嘉时，赵翼已称：“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23]光绪初，张之洞、缪筌孙著《书目答问》，其第五卷辟为“丛书目”，云：“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方家颇称便利。虽然一则由于《四库全书》影响巨大，二则由于西洋分类法不久引入，“五分法”没有普及，但已略见四部分类未必一成不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集部《楚辞》类小序有云：“《隋志》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此因其异而存之。《四库提要·史部总叙》又云：“旧有谱谍一门，既不分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此因其简而删之。《史部总叙》又云：“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稗于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提要凡例》亦云：“九流自《七略》以来，即已著录，然方技家递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伪妄荒唐，不可究诘，抑或卑琐微末，不足编摩。”此因其过繁而剪裁之。
蒋元卿曰：“典籍之分类，不外二种：一曰义，二曰体。辨义者以图书之内容为主，故可统学术之流别，存专门世守之业。崇体者以图书之体裁为重，虽能使界限归于整齐，但不免有牵凑笼统之弊。”[24]
余嘉锡曰：“唐宋以后，著述日繁，核其体例，多非古之四部所能包。”又曰：“自来言及书目，辄曰经史子集四部，实则自齐梁以后，已尝数变矣。”[25]
姚名达论《四库全书》分类法，有“分类以书籍的多寡而定”一条，云：“如刘氏《七略》中之兵书、术数、方技三类，均因书少而合入诸子，而六艺则扩充为经、史二部等等，均因为书多而扩充。”[26]
上溯《隋书·经籍志》，其接续《六艺略》而为经部，延续《诗赋略》而为《集部》，合并《诸子略》与《兵书略》《数术略》《方伎略》而为子部，另由《六艺略》所附《史记》并《汉书》等新辟史部。虽寓尊经之义，亦由部帙而不得不然者。
《隋志》云：“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 《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又云：“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凡诸子，合八百五十二部。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其建殿构屋，所谓“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之设，大体均衡。
再上溯《汉志》，六略之中，“凡《六艺》一百三家。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凡《诗赋》百六家。凡《兵书》五十三家。凡《数术》百九十家。凡《方伎》三十六家”。六略部帙亦大致相埒，可知其分部皆与部帙、庋藏相关，实寓以部帙分门类之例。
阮孝绪曰：“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27]
马端临曰：“班孟坚《艺文志》无史类，以《世本》以下诸书附于六艺《春秋》之后。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唯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28]
胡应麟曰：“夫兵书、术数、方技，皆子也。当时三家至众，殆四百余部，而九流若儒、若杂，多者不过数十编。故兵书、术、技，向、歆俱别为一录，视《七略》几半之。”[29]
陈钟凡曰：“刘班于《诗》外，别著《诗赋略》；阮氏于《春秋》外，别著《纪传录》。盖以附庸蔚为大国，势应别立封疆也。……是故七略之与四部，部次虽开合有异，立意则先后从同。”[30]
余嘉锡曰：“向歆类例，分为六略，盖有二义：一则因校书之分职，一则酌篇卷之多寡也。”又曰：“《七略》于史则附入《春秋》，而诗赋自为一略者，因史家之书自《世本》至《汉大年纪》仅有八家四百一十一篇，不能独为一略，只可附录。……六艺《诗》仅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而《诗赋略》乃有五种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如援《春秋》之例附之于《诗》，则末大于本，不得不析出使之独立，刘勰所谓‘六艺附庸，蔚成大国’，此如‘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也。”[31]
汪辟疆论“史部与经书之开合”曰：“盖以经书只有此数，后人注疏亦不离其宗，而史书则与日俱增，尽附存于六艺之《春秋》家，其势不能。此史部与经部开合之一大变迁也。”又论“诸子与兵书、术数、方技之开合”曰：“且四部以统括见长，势难别出，此兵书、术数、方技与诸子开合之变迁也。”[32]
蒋元卿论《诗赋略》曰：“诗赋既为《诗经》之支流，而刘氏不仿《太史公书》列入《春秋》类之例，而所以离《诗》类独立一略者……六义（艺）附庸蔚成大国，故不得不另立诗赋略以统之，此亦不得已之势也。”[33]
由七略到四部，其部帙变迁，大抵史部扩充在前，集部扩充在后。历朝变换，史书自多，如章实斋所谓“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章学诚《章氏遗书·邵与桐别传》）。文人猥集，吟咏自夥，如《四库提要》所谓“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
之论”，“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34]
四 论经史子集各有等差而不并列之例
经史子集，并称四部、四库，四者又别称甲乙丙丁，久之使人有四部平行并列之疑，故不得不加辨明。
四部、六略虽由部帙变化不得不然，而其各部各类之间，实有次第等差。如叶长青所论：“夫七略并列，而非并重，所以具源流本末，纵而非横也。”[35]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开篇立言亦云：“中国之书，总以四部。四部之学，经史为大。”[36]
平行并列，平等独立，此为西洋学术宗旨，近代以来移入国内，则体现为子集的抬升与经史的降低。朱自清说：“按从前的情形，本来就只有经学，史、子、集都是附庸。后来史、子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但集部还只有笺注之学，一直在附庸的地位。……现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37]
现代初期，尚有以文学、史学、哲学并称“文史哲”及“文史哲不分家”之说，在名词和含义上都体现出旧时“经史”“文史”与近代学科“文史哲”的过渡。而近年《学科分类与代码表》的颁行[38]，则以文学、语言学、史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学各为一级学科，其下更有数量众多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所体现的平行并列原则，正与社会思潮中的“平等自由民主”精神相对应（当然也有例外，如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恰如钱穆所说：“今日西方人竞称自由平等独立诸口号，其实在其知识领域内即属自由平等独立，无本末，无先后，无巨细，无深浅，无等级，无次序，无系统，无组织，要而言之，则可谓之不明大体，各趋小节。”[39]
经史子集四部之兴，各有时间次第。经部兴于三代四代，三代以下无经，有则传记注疏而已。子部兴于晚周，晚周以下无子，有则皆为儒家之余，绝无道、墨、名、法家派。史部之名兴于秦汉，史部之实则渊源甚远。集部兴于魏晋，降至明清尤繁。
（一）论经部之书自成一类
上古本无经名，政典即经。经名由诸子、传记而起。实斋谓：“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文史通义·经解上》）故以事言，先有经，后有子；以名言，先有子，后有经。实斋谓“古人不著书”（《文史通义·易教上》），不著书故无书之名，亦无作者之名。政典即经，而经义全；无经之名，乃是真经。
实斋曰：“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校雠通义·原道》）此谓有官有法乃有书，有宗法世畴之业乃有学。
实斋又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文史通义·书教上》）此谓无名而有实，有名则失实。
故张尔田曰：“三代以上无专门之著述，未尝无专门之学，宣之口耳与见之行履，皆学之所有事也。至战国始纷纷言著述矣，而人亦因其著述称为某甲氏之学、某乙氏之学，是学反藉书为重也。学藉书重，学斯衰矣。”[40]
蒋伯潜亦曰：“五经本官书也。诸子之书则不论其著作为记述，为追辑，为依托，皆私家之记述，非官书也。”[41]
经之本义为王官之学，而王官之书实不限于六经。实斋谓六经“乃《周官》之旧典”（《校雠通义·原道第一》），《周官》六典有三百六十官，即有三百六十篇之学，即有三百六十之部次。柳诒徵又谓王官不止于周，亦有虞夏之官，其言曰：“诸子之学发源甚远，非专出于周代之官……按《七略》原文，正未专指《周官》。如羲和、理官、农稷之官之类，皆虞夏之官。”[42]
近人解析经书，往往以西洋学科分类相权衡，于是谓六经分属文学、史学、哲学而本非一类。又有谓经部不成一类，或主张经子平等者。如钱玄同称《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书》是“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仪礼》是战国伪书，《周礼》是刘歆所伪造。《乐》本无经。《易》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春秋》是“断烂朝报”“流水账簿”。遂称“《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43]
他如蔡元培亦谓：“《书》为历史学，《春秋》为政治学，《礼》为伦理学，《乐》为美术学，《诗》亦美术学……《易》如今之纯正哲学。”[44]蔡元培又曰：“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45]
吴康曰：“我以为要从最新式的分类，如分哲学、文学、社会学、博物学……按照现在的分类法做来，《易经》要归哲学类，《诗经》要归文学类，《书经》、《礼经》要归政治学、社会学、风俗学等。”[46]
王云五曰：“譬如经部的《书》是一部古史，《诗》本是文学，《春秋》也是历史，《三礼》等书是社会科学，《论》《孟》也可以说是哲学。”[47]
蒋伯潜曰：“其实就‘五经’的性质，按之‘经史子集’四类的分法，它们简直可分入史、子、集三部。……所谓‘经’实在没有特立一部的必要。”[48]
杜定友曰：“我们主张打破经部，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也没有特别提升的必要。在图书分类学上，经书与哲学和其他科学并无轩轾。……我们所打破的各种单位的经书，如《尚书》入史，《诗经》入文，《易》入哲学，《礼》入伦理学，《乐》入艺术，《春秋》入史等，完全就研究上的便利。”[49]
在新分类法方面，沈祖荣《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以000为经部及类书。《自序》曰：“经书为四库首部，其性质近于类书，所有经解注疏，以及字典、丛书、杂志，及百科全书，悉编入之。”[50]
实则经部虽与西洋学科分类不同，而确乎自成部类。《汉志》谓诸子以下均出于王官，可知经部即是三代四代天子之官学，以往刘师培、章太炎诸人言之亟详，而王官之学自是一种分类。
《汉志》又云：“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51]大义与《礼记·经解》《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相发明。[52]
《汉志》又云：“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大义与《庄子·天下》“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相发明。《隋志》又云：“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此言五经自有其系统，皆相关联，不可割裂，亦无可取代。不惟自成一类，而且“具有特色”。
按六经内容虽可分别与现代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对应，然所谓“经”之所以为“经”本不以内容划分。即史、集之中，亦各具文史哲内容，然亦不失其为史为集也。
此义《四库总目提要》言之最明。其言曰：“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虽曰存而不论，而定义实在下文。其言曰：“盖经者非他，既天下之公理而已。”故经学亦可称为公理之学。
《汉志》亦云，《诗》《书》《礼》《乐》《春秋》“五者盖五常之道”，又云：“与天地为终始也”；《史记·滑稽列传》曰：“六艺于治一也”。此其为学，岂不自成一类。
（二）论史与经同源及经史为一
“六经皆史”，故史亦经，经史互释，同体而异名。故章实斋曰：“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若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岂可离哉！”（《校雠通义·外篇·论修史籍考要略》）
我国史书起源甚早，而史部分类则晚出。实斋曰：“大抵《汉志》不立史部，凡遇职官、故事、章程、法度之书，不入六艺部次，则归儒杂二家。”（《校雠通义·汉志诸子》）钱基博曰：“经名学而史不闻，史有书而学罕述。”[53]
《隋志》谓荀勖著《新簿》，总括群书，分为四部。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及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史部尚在诸子之后。但《汉志》早已有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礼·春官宗伯》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书外令。”《天官冢宰》又载：“女史掌王后之礼职。”皆谓诸史起源甚早。
《世本》又谓：“黄帝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当三代四代之时，史官统领官书，凡诸典册莫不经由史官之手，故经史为一。《尚书》《春秋》自在六经之列，《逸周书》《左传》《国语》诸书内容亦颇为相近，亦为史官所掌。
两汉以下，情境则有不同。盖有三代四代之史，有两汉以降之史。三代四代，史称史官，而经皆官书，史即经，经即史，经史不分。两汉以降，正史可称史官，私修只可称之为史家，与诸子家言之意略同。今人有“史家”一语，上古史不得称家，称家则为子矣；今人有“史学”一语，三代四代之史不得称学，亦有史官而已矣。
张尔田曰：“三代以上，帝王无经也，史而已矣；三代以上，帝王无教也，政而已矣。……经与史之区分，政与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艺》皆三代之政也，故谓之为史；由后而言，《六艺》皆孔子之教也，故谓之为经。”[54]谓先有其实，后有其名；及有其名，已失其实。
钟泰曰：“学至于义理其至矣！义理之原在经，其征在史；若夫诸子之书，百家之集，则皆经史之发挥，而义理之纶绪也。”[55]
乾隆帝《文源阁记》亦曰：“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按此所谓“史”，即两汉以后之史。
《史记》本题《太史公》，《汉志》列在《春秋》三传之后；至《隋志》，以《史记》居史部之首。此后官修与私著相混，而史部流衍最众。至清，《四库全书》分史部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凡十五类。故章实斋著书，题名《文史通义》，而倡“六经皆史”之说。
“六经皆史”近人多解为“六经皆史料”。如胡适说：“先生作《文史通义》之第一篇——《易教》——之第一句即云：‘六经皆史也。’此语百余年来，虽偶有人崇奉，而实无人深懂其所涵之意义。……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56]顾颉刚说：“从前学者认为经书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到了章氏，六经便变成了史料，再无什么神秘可言了。”[57]周予同也说：“章学诚所叫出的‘六经皆史’说，在我们现在研究的阶级上，也仍然感到不够；因为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58]
然实斋自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文史通义·家书二》），自称其书“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章氏遗书·上朱中堂世叔》）。作为史家，章氏本意自当以提升史学为己任，故“六经皆史”应当有一“向上”的解释：六经皆史，史即六经。如章太炎所言：“上古以史为天官……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59]
故原实斋之意，不在抑经，而在升史为经。实斋是要将史学提升到经学的地位，亦即提升到王官学的地位。故《文史通义》开篇即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三代四代之事不可复，而三代四代之遗义可复。其意存乎三代之际，故其书首论六经。而“六经皆史料”则是“向下”的解释，即认为六经只是可待加工的原材料，甚者则提出中国根本没有史学，只有史料，中国只是史料发达。
实斋原史升经之意，恰与“六经皆史料”之说相对。如钱穆所言：“实斋倡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又曰：“章氏‘六经皆史’之说，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账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60]
实斋《文史通义》题名，原出孟子。《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61]
孟子言“事”、言“文”、言“史”、言“义”，而以四者为一。事谓史实，赵岐注：“其事，则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举之。”文谓文字，赵岐注：“其文，史记之文也。”史即《礼记·曲礼上》“史载笔”之史，谓史官其人。[62]义谓所寓含之意，古人凡著作皆有寓意。孙奭疏：“赏罚之意于是乎在……故以赏罚之意寓之褒贬。”孔子非史官，而欲代行其职，赵岐注：“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窃’。”赏罚为天子之事，褒贬为史官之职，天子不失其位，王官不失其职，故其书尊为经。换言之，有其义则为经，无其义则惟是事与文而已。总之《春秋》不离事、文、史、义，四者一事。[63]实斋曰：“经史之不可判也，犹道器之必不可分也。”[64]
《文史通义》引孟子语，见《史德》《申郑》各篇。《申郑》曰：“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史德》曰：“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经解下》又曰：“夫子之作《春秋》……盖其义寓于其事其文。”《言公上》又曰：“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方志立三书议》又曰：“孟子曰……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又曰：“孟子所谓……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然则良史善书，亦必有道矣。”《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又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65]
实斋又特重方志，以为朝廷政典，尤见以史为经之意。盖上古只有政书，谓之经则为经，谓之史则为史，亦经亦史，要皆官书。《文史通义》论经为政书官书，《校雠通义》论方志为官书政书。刘咸炘谓：“章言六经皆史，史皆官书。”[66]史皆官书，故与经同。
由此推揣实斋之题名，“文史”犹《春秋》之文史，而其所欲明通之“义”亦犹孔子以私家代行王官之职之经义。有“文”有“史”而复能深通其“义”，则文立史立，而王官之职守不坠于地。“六经皆史”，是史官之极必造作六经，而史官之职守在于政教。自昔孔子、司马迁皆是据子升经、由史升经、期于致治，实斋之用心亦同乎此。[67]三代四代之史是经，故秦汉以后之史当承三代四代之遗意，此之谓由史升经。史部之学当以史官为正，以史家为偏；以得经义为正，以抒私见为偏，此之谓经史同一。必以经史两成之为结局，必不为两毁之，方是正解。[68]
钱基博以为《文史通义》之题名为“文通于史”“以文为史”之义，曰：“‘文史通义’何谓也？章氏著书以明‘文史通’之义云尔。”“因以推见一切文之通于史，而著书阐明其义焉尔，故题目之曰‘文史通义’也。”[69]备言文士撰文与史家之文之异同。按其说非是。
今人又有解“文史通义”为“文心”与“史笔”，其意与现代学科文学与史学相近，似称实斋能兼文学与史学之才识。如乔衍管所著《史笔与文心：文史通义》[70]，《文史通义：史笔文心的交融》[71]，《文史通义快读：史笔与文心》[72]，均解“文史”为“文＋史”。此由不明经义之故。
（三）论子书所以辅经
子部本与经部蝉联，故《七略》以诸子次六艺，荀勖《中经》以诸子家、近世子家及兵书、兵家、术数为乙部。
有经学然后有诸子。经学为治世之学，而诸子为衰世之学。晚周诸子皆不得已而后起，起而求治，故诸子皆以回归官学、辅经返正为准的。故《淮南子·泛论训》谓百家：“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司马谈谓六家“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称引《易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73]
孙德谦曰：“（《庄子·天下篇》）谓‘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岂彼百家者亦深于经义者乎？曰：《班志·诸子略》云‘合其要归，皆六经之支与流裔’，刘彦和亦云‘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则后儒屏诸子为异端而以为离经叛道者，其说不足信矣。”[74]
孙德谦又曰：“六经论其常，诸子论其变；六经为治世学术，诸子为乱世学术。……诸子者，乱世之所贵；而六经者，其为太平世矣。”又曰：“周官废而诸子盛，乃学术升降之大原。”又曰：“六经而后，奇文郁起，其诸子哉！夫诸子蜂作，道源职官；《七略》要删，睎骥乎隆古；五代条别，探骊乎成周。”[75]又曰：“诸子之学，班志谓‘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在班氏以为诸子者，经之支流也；若逆推之，其原即出于经矣。”[76]
先有诸子之名，而后有经学之名；犹之先有西学之名，而后有国学之名。其实皆在先，而名义每后起。孔子先以六艺设教，至汉立五经博士，今人或谓经学之名始于汉代，遂认为经学为汉代之学，则经学之次第反在诸子之后；又或以诸子百家之争鸣为“自由”“繁荣”，经学乃是“窒息”“结束”诸子者，故遂以为经学为一大反动。
子部古称“家”“家言”“私家言”，与王官相对。子家又称为“派”，“派”与“流”同义，而与“源”相对。[77]王官谓天子之官，诸侯之大夫称家称私，钱穆谓“‘官’是公义，‘家’是私义，所谓百家之言，只是民间私议而已”[78]。
实斋谓上古“百官以治”，“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文史通义·经解上》）。又论道公而学私，曰：“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也。”“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校雠通义·原道》）罗根泽谓“战国前无私人著述”，章氏乃谓有著述即私人之事，而学术始不纯不完。
要之，子为流，经为源，故子者所以辅经，其精神祈向如此。
《抱朴子·外篇·百家》曰：“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
张尔田《史微·宗经》引傅玄《傅子》曰：“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
张之洞《劝学篇·宗经》引刘向《晏子春秋叙录》“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及《汉志》“若能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曰：“斯可谓读诸子之准绳。”
张尔田又曰：“自天子失官，诸子蜂起，始盛于战国，然考其要归，无不思以所学上代史统也。”（张氏“史统”指经而言。）[79]
罗止园曰：“诸子百家，各是其是，纷纭博辩，非不各有其理，然一视六艺之旨，则萤火也。”[80]
汪辟疆曰：“盖六经以后，其能推见道术大原，实推晚周以后子家，虽纯驳不同，要足羽翼经传。”[81]
有三代四代之经，有汉代之经。三代四代之经，有经之实，无经之名。近人或谓上古无经学之名，又谓上古政学不分，又谓上古学术为贵族所专擅，又谓诸子兴起学术始普及于民间。[82]不知上古只有官书，无私家著述，无须区别，故无须另立名目。[83]上古为宗法制，官长即父兄，一姓之内有大宗有小宗，父兄子弟，降杀以等，并无“贵族”与“平民”的两极对立。[84]上古各以技守职，凡官皆为技术官。三公坐而论道，凡技皆有道，道器不离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蔡墨曰：“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是知上古并无若干贵族专门做官，另有若干学者专门治学，政统与治统、道统与学统可以两不相干也。
诸子之名，起于大夫。[85]大夫为世家，故诸子又称家，家谓世家，非一人。天子诸侯称世本世家，大夫士亦各有世业。陈钟凡、王蘧常谓“家为畴官世业之名”。李文裿谓：“学术在于私家，其人率身从大夫之后而掌官守之实者，于是弟子以‘子’字题其著作，谓之‘子书’。”[86]其说近理。
上古因事得官，因功得姓，故“姓”与“官”相近。“官”又称“氏”，又称“人”，“民”即姓氏之泛泛小宗。《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国传：“百姓，百官。”陈大猷《书集传或问》：“或问百姓之为百官族姓何也？曰：唐孔氏谓《左传》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谓建立有德以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赐之以为姓，令其收敛族亲，自为宗主。按《史记》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德位尊显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其后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87]
《周礼·天官冢宰》贾公彦疏：“《周礼》之内，宗伯之类，诸言‘伯’者，伯，长也，以尊长为名。县师之类言‘师’者，皆取可师法也。诸称‘人’者，若轮人、车人、腊人、鳖人之类，即《冬官》郑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种，谓若桃氏为剑、筑氏为削之类，郑注《冬官》‘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若冯相氏、保章氏、师氏、保氏之类，郑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则有官族’是也。”《礼记·曲礼下》孔颖达疏引干宝曰：“凡言司者，总其领也。凡言师者，训其徒也。凡言职者，主其业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终其身也。”[88]是知先能守职，然后可以居官；先有世畴世业，然后有其道术，并非无故便成贵族，然后别处另有一件学术而贵族可以取为“专利”。又并非平民本有学术，为贵族无故侵夺，至东周重又归于民间。
原古之初，不只平民无学，大夫私家皆无学也；不只私家无学，政教合一故天子王官亦本无学也。故张尔田曰：“三代以上，帝王无经也，史而已矣；三代以下，帝王无教也，政而已矣。六艺皆三代之典章法度，太史职之以备后王顾问，非百姓所得而私肄也。自六艺归于儒家，三代之典章法度一变而为孔子之教书，而后经之名始立。故经也者，因六艺垂教而后起者也。”[89]
刘向《说苑·君道》又云：“夫势失则权倾，故天子失道，则诸侯尊矣；诸侯失政，则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则庶人兴矣。由是观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尝有也。”此谓宗法阶级废弛，学术先失后得，并无垄断之事。近代学术起于乱世，逐时、顺俗，故贬损三代之“贵族”，称道学术之“下放”。始则以子学贬抑经学，“婢作夫人”；继则“辨伪”“移置”，置经学于汉代，数千年文化蓄积一旦成为“无头”之学。[90]
故我国文化之兴盛，三代四代王官学是源，晚周诸子学是流；三代王官学是正题，晚周诸子学是反题。取消三代王官学的源头地位，而代之以晚周诸子学，其影响不只是掩盖上古真实、缩短文明年限，而是正题与反题的倒置，与中国学术各期的整体错位。
（四）论集部最杂而最后起
《四库提要·集部总叙》曰：“四部之书，别集最杂。”
“集”字解为杂会。《尔雅》：“集，会也。”《说文》：“集，本作雧。群鸟在木上也。”“杂”字又写作“雑”“雥”，《说文》：“雥，群鸟也。从三隹。”隋许善心《神雀颂》：“景福氤氲，嘉贶雥集。”故集部本为杂会之书。
“集”“杂”二字可以互释。然杂家之杂谓能兼采众家之善，非杂糅不纯、不成一家之意。江瑔曰：“杂家之‘杂’为‘集’（见《方言》），为‘合’（见《国语》注），为‘聚’（见《广雅》），为‘会’（见《吕览》注）。”[91]孙德谦曰：“古之杂家，兼儒墨，合名法。《隋书·经籍志》所谓‘通众家之意’者也。故杂家者，不名一家，而实未尝不自成一家。后儒每以类书牵合之，亦见其陋矣。”[92]
章实斋曰：“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文史通义·诗教上》）又曰：“文集之名，起于末世无本之学。”（《文史通义·和州志艺文书辑略》）又曰：“集者非经而有义解，非史而有传记，非子而有论说，无专门之长，而有偶至之诣。”（《章氏遗书·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
陈钟凡曰：“自文集盛而家学衰，典故穷而类书起，学术之途，已樊然淆乱，治丝益纷，乃不得不立集部之名，为群流汇归之地。”[93]
吕思勉曰：“集为后起……此等书在经、史、子三部中，无类可归，乃不得不别立一名，而称之曰‘集’。”又曰：“吾国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集为后起之物，古代只有经、史、子三者。……逮于后世，则子亡而集代兴。集与子之区别，集为一人之著述，其学术初不专于一家；子为一家之学术，其著述亦不由于一人。”[94]
王云五曰：“关于集部，尤其是复杂，表面上虽皆偏于文学方面，其实无论内容属于哪一类的书籍，只要是不能归入经史子三部的，都当它是集部。”[95]
集部以辞藻为宗。昭明太子《文选序》云：“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四库提要·子部总叙》曰：“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准此，亦可谓“自六经以外为辞藻者，皆集也”。
集部以楚辞为首，其定名始于西汉之末。《四库全书》分集部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集部总叙》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汉志》诗赋略亦以《屈原赋》二十五篇居首，而“定名《楚辞》，自刘向始”[96]。张之洞曰：“《楚辞》兼有屈、宋、杨、刘诸人作，义例实是总集，但从前著录皆自为一类，冠于别集之前。”[97]
集部既创自楚辞，而始于诸赋，则其地位尚在诸子之下，故亦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无疑。
刘师培曰：“屈宋继兴，爰创赋体，撷六艺之精英，括九流之奥旨。”[98]
姚永朴曰：“吾尝论古今著作，不外经史子集四类。约而言之……经盖子史之源也……集则子史之委也。”[99]
叶长青：“问：《诗赋略》何以次《诸子略》之后？答：诗赋者，所以表国华而观风俗，犹《六艺》之有《三百篇》也。与《诸子略》之穷智究虑以明治要者，自居其次焉。”[100]
近代以来学者往往以《楚辞》与《诗经》并重。五经之中，《易经》又别称《周易》，《诗经》别称《毛诗》，《书经》别称《尚书》，《礼经》别称《仪礼》（汉以后以《周官经》为礼经，又别称《周礼》），《春秋经》别称《春秋》。学者解析五经，谓与孔子无关，又谓绝非“经典”“神圣”，凡所称道，率避“经”字。比较而言，五经之中唯《诗经》所受质疑最少，[101]如胡适以新法讲《中国哲学史》，“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犹称“用《诗经》作时代说明”。[102]又谓“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亦称“从《诗三百篇》做起”。[103]然而亦唯《诗经》书名仍留得一“经”字，可喜可怪。《诗经》既由经部转化为文学书，《楚辞》遂得与之并列，同为“先秦文学”之重镇。学者又以区域地理解析中原核心，将《诗经》《楚辞》与地域相匹配，谓《诗经》为北方黄河流域作品，《楚辞》为南方长江流域作品，纵向之史被横向之论所打破，二者遂不分轩轾，经义既失，而集部亦失去根柢，可谓两失。[104]
五 论不止诸子出于王官，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皆出王官
姚振宗曰：“大抵六艺传记，则上溯于孔子。诸子以下，各详记其官守。皆一一言师承之授受，学术之源流，杂而不越，各有攸归。”[105]所谓“诸子以下”，即谓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四略；所谓“各详官守”，即谓天子王官。
《四库全书》分子部书为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较之《汉志》，除六艺、诗赋以外，均已囊括。可知由清代馆臣看来，《七略》除六艺、诗赋以外，其余兵书、数术、方技，率皆可入子部。
《四库全书》子目分类以“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为准则，较之《诸子略》，少却墨、名、纵横三家，殆由部帙不足以独成一目。由此反观《七略》体例，其于《诸子略》以外另立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四略，殆亦由于部帙独多，单独分目为便。故《诸子略》与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四略，虽然分类不同，性质实未尝相远。殆自刘歆看来，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五者未尝不可以列为一部。
故其论诸子则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106]此为九流。
又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此为十家。[107]
又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其论兵家、数术、方技出于上古官守，与诸子九流十家全同。[108]由此确证《诸子略》与兵书、数术、方技三略性质相同，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
《隋志》已合子部为十四类，云：“《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胡应麟曰：“六艺，经也。诸子、兵书、术数、方伎四略，皆子也。”[109]
章实斋曰：“《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于《诸子》之外，至四部而皆列子类，然列其书于子部可也。”（《校雠通义·校雠条理》）
江瑔曰：“兵书一类，尤纯然为子体……故班氏叙述诸子十家，皆云出于某官，而于兵家亦云出古司马之职，体例无异，是可知兵家亦诸子之一也。”[110]
章太炎曰：“《汉书·艺文志》从刘歆《七略》来出，把一切书分做六部。其中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部，现在统统叫做子书，六部中间，子书倒占了四部……现在的分部，兼有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部，古来分，近来合，原没有什么不可。”[111]
《七略》唯不言诗赋出于王官，唯曰：“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然赋出于《诗》，《诗》绝而赋作，《诗》即王官也，《六艺略》于《诗》六家明言“古有采诗之官”，故诸赋之流实亦出于王官。
班固《两都赋序》曰：“赋者，古诗之流也。”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荀况礼智，宋玉风钧，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艺附庸，蔚成大国。”
张尔田曰：“《离骚》二十五篇，后世所尊为文章之祖者也，而源流即出于风诗。”[112]又曰：“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113]
叶长青曰：“赋者，古诗之流，以源流言，故先诗后赋。”[114]
楚辞既源出《诗经》，其性质遂略同于诸子，学者或谓其类于儒家，或谓其类于纵横家。
章实斋曰：“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源，实能自成一子之学。”（《校雠通义·汉志诗赋》）又曰：“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文史通义·诗教下》）
陈澧曰：“澧以为屈原之文，虽诗赋家，其学则儒家也。”[115]
钱基博谓：“辞赋家者流，盖原出诗人风雅之遗，而旁溢为战国纵横家之说……而为纵横之继别。”[116]
故《七略》《汉志》所述，五略皆出王官，即皆出于六艺。故《七略》《汉志》论天下学术实为源流二分，六艺为源，自余皆是流派。《礼记·学记》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117]实斋能知其意，故其言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刘咸炘曰：“章先生由《七略》六艺、诸子之分，而明道公学私、事先理后之大理，可假名之曰‘校雠哲学’。”[118]
六 论《七略》《汉志》“出于”“起于”之例，及近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之误读
1917年，与前引毛泽东题记同时，胡适撰写、发表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119]文称诸子出于王官说有四谬：第一刘歆以前论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第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第三《汉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第四章太炎发挥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不能成立。文章反驳《汉志》，而认同《淮南子·要略》，认为诸子起源于时势。其言曰：“《淮南·要略》专论诸家学说所自出，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然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120]
1927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主讲《战国子家叙论》，将“王官说”修正为“职业说”，认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如儒家出于“教书匠”等。[121]
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讲授中国哲学史，又加修正曰：“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122]
其后学者往往以诸子起源于王官与起源于时势分别归属《汉志》《淮南》，迄今犹尚如此。[123]
民国新潮学者喜言“时势”“时代思潮”。即以“时势”言，其实《汉志》屡屡强调“及周之衰”“战国纵横”“诸侯逾度”，只是并非如民国学者之喜见纷纭而已。[124]
民国学者对于“时代思潮”概念的误用，兹不具论。此处所要指出的是，胡适、傅斯年、冯友兰诸人以“学科”为宗旨的种种方法、学理的阐述，以及围绕《七略》《汉志》的一大批驳议，其实均由于对《汉志》文本的误读。误读的原因又并非复杂的训诂问题，而只是对于古书文本若干明文的视而不见，究其原因，殆仍是民国社会思潮之“时势”使然。
《汉志》本于《七略》，其为书皆有体例。其述诸子九流十家，各言“出于”某官，凡十处。末又总论十家，而曰“皆起于”某事。“出于”“起于”二语虽仅一字之别，指事类情实有不同。
《七略》《汉志》俱出史官之手，其例略如《春秋》。如《易》九家曰“入刘向《稽疑》一篇”，颜师古注：“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其他如言“多”、言“省”、言“重”，皆各具体例，前人论之已详。[125]
《汉志》论九流十家“出于”，已见上引。其论九流十家“起于”，又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九流十家“出于”各节，孙德谦名为“辩章得失见后论例”，张舜徽名为“每类之末用总结例”。九流十家“起于”一节，孙德谦名为“每类后用总论例”，张舜徽名为“每略之尾用总论例”。孙德谦曰：“班志于一类后既作后论以究学术之得失矣，其于一略之中再用总论者何哉？盖后论只及一家，总论则包举全体也。《六艺略》云‘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诸子略》云‘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一则明《易》为六艺之原，一则明诸子之学其要皆本于经，是其于一家之中有不能言者，故复作总论以发挥之。”[126]
“出于”各节，章实斋、姚振宗又称为“条辨流别数语”，曰：“《辑略》……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校雠通义·原道第一》）[127]
实斋又曰：“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校雠通义·原道》）按实斋所言“流而为”“失而为”二语，承接“出于”之后，实亦古人论学之通例。[128]
“出于”各节与“起于”一节蝉联而下，两相对读，明显可以看出二者语义上的差别。
“出”与“起”亦有远近之别。“出”谓出生，《左传·成公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易经·说卦传》：“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说文》云：“出，进也，象艸木益滋，上出达也。”“生，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起”谓举而立、立而行。《说文》云：“起，能立也。”
故“出于”即九流十家产生之远源，“起于”即其产生之近因，二者绝不相混。学术必有其学理之内在渊源，亦当有其触发之直接原因。[129]
《汉志》小学十家又曰：“《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文中谓隶书“起于”官狱多事，亦指“直接原因”，可与诸子“起于”之例互证。
又“出于”句前十“盖”字，与“辑略”之“略”字相当，意谓大略如此，细事未遑具论。实斋论《汉志》尝言：“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盖’之为言，犹疑辞也。欲人深思，而旷然自得于官师掌故之原也。”[130]
缪凤林曰：“诸子之学之起因，亦以《艺文志》所言为最备。一曰出于官守……二曰起于时势，《艺文志》称‘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诸子虽出于王官，亦与时势为因缘。”自注：“近人胡适尝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其说多误，详见拙著《评胡氏诸子不出于王官论》。”[131]所论最具卓识。
故知《汉志》文字虽简，义本完备。古人“良史”之称，岂虚语哉！
七 论《汉志》《淮南》各具本末，前后相承，及近人分判二书之误
1921年，柳诒徵撰文《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率先反驳胡适之说，提出诸子起源有“正因”与“副因”新说，谓“诸子之学出于古代圣哲者为正因，而激发于当日之时势者为副因”。[132]其后学者往往参考立论。
如陈柱谓诸子起源有“远因”有“近因”，《汉志》出于王官者为“远因”，《淮南·要略》出于时势者为“近因”。[133]
吕思勉谓诸子起源有“根”有“缘”，曰：“天下无无根之物……天下亦无无缘之事。”又曰：“此犹今人好言社会主义，谓其原出于欧洲之马克思等可，谓由机械发明，生财之法大变，国民生计受外国之侵削，而国内劳动、资本阶级亦有划分之势，因而奋起研究者多，亦无不可也。”又谓《汉志》《要略》“二说皆是也”。[134]
吕思勉又谓诸子起源有“因”有“缘”，曰：“凡事必合因缘二者而成。……先秦诸子之学，当以前此之宗教及哲学思想为其因，东周以后之社会情势为其缘。”又谓：“诸子缘起，旧有二说：一谓皆王官之一守，一谓起于救时之弊。二说无论孰是，抑可并存。”又谓：“诸家之学，《汉志》谓出王官，《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盖一言其因，一言其缘也。”[135]
蒋伯潜亦主“因缘”说，曰：“无论什么事物，其发生和发展，必有‘因’和‘缘’。”[136]又谓诸子兴替“皆有其内在之‘因’，外界之‘缘’”[137]。
柳诒徵等以正副、远近、内外解释诸子起源，所论颇确，足与实斋“考镜源流”之源流二分相佐证。然以此解释诸子起源则可，以此分判《汉志》《淮南》则不可。此后学者多只说《汉志》主于“王官说”，《淮南子·要略》主于“时势说”，以此分判二书而折中其间，几成定论。[138]
按《汉志》论诸子起源备言有“出于”、有“起于”，已见前。而《淮南》所论实亦自具本末。兹略引《淮南子·要略》曰：
“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139]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故晏子之谏生焉。”“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汉志》曰“出于”“起于”，分而言之。《要略》曰“生焉”，则合而言之。其论战国相争，固然为“时势”；而其论儒者之学，先言文王、武王、成王、周公，然后谓孔子修其道，论墨子则论夏政与禹。凡此均非“时势”，恰是“远因”也。
孙德谦谓《淮南子·要略篇》：“自太公以下，溯其缘起；又于诸家学术，明其为经世之要图。”[140]“溯其缘起”犹之《汉志》“出于王官”，“经世要图”则谓时势之所求。
柳诒徵谓《要略》虽述时势，亦论远因，柳氏谓之“前因”。曰：“即《淮南子·要略》亦非专主救世之弊一端也。其述儒者之学，则曰‘修成康之道’；其述墨子之学，则曰‘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述《管子》之书，则曰‘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夫夏及文、武、成、康、周公皆诸子之学之前因也。”[141]
可见《汉志》《淮南》二书于“远因”与“近因”，原本各具始末。故知二书并非各主一偏，可得折中，实是前后相承，所见皆同。
罗焌论学术贵在相承，《汉志》《要略》本不相悖，所言最善。曰：“今案《淮南子》所云，惟‘周公继文王之业’、‘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墨子学孔子之术’，为述其渊源所自。其他如‘太公之谋’、‘管子之书’、‘晏子之谏’、‘纵横修短之说’、‘申子刑名之书’、‘商鞅之法’，皆谓其受当时政治学术之影响而后发生。至刘向校诸子时，盖犹承用是说。”[142]
又检《汉志》《淮南》二书，其中均用“诸侯力政”一语。[143]“力政”又作“力正”，解为“力征”，本古人习语。[144]在《淮南子》，又见《览冥训》：“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主术训》：“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泛论训》：“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泰族训》：“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
在《汉书》，又见《游侠传》：“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及至周室衰微，上无明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海内抏敝，是以巧诈并生。”[145]
二书之外，又见《国语》《墨子》《文子》《慎子》《商君书》《贾谊新书》《大戴礼记》《春秋繁露》《韩诗外传》《史记》《说苑》《盐铁论》《越绝书》、京房《易传》、许慎《说文序》、《后汉书》《文心雕龙》诸书。
《国语·吴语》：“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狄、楚、秦；将不长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
《墨子·节葬下》：“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又《明鬼下》：“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146]
《文子·道德》：“诸侯背叛，众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击为业。”
《慎子》佚文：“昔周室之衰也，厉王扰乱天下，诸侯力政，人欲独行以相兼。”
《商君书·开塞》：“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
《越绝书·吴内传》：“当此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诸侯力政，疆者为君。南夷与北狄交争，中国不绝如线矣。”又曰：“晋公子重耳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疆者为君。”
《贾谊新书·过秦中》：“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政一作正）。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
《大戴礼记·用兵》：“不告朔于诸侯，玉瑞不行、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蛮四夷交伐于中国。”
《韩诗外传》卷五：“于是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仪废坏，人伦不理。”
《春秋繁露·王道》：“周衰，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礼。”
《史记·秦本纪》：“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又《天官书》：“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147]又《十二诸侯年表》：“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又《滑稽列传》：“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又见《汉书·东方朔传》）又《南越列传》：“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又见《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说苑·尊贤》：“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
《盐铁论·忧边》：文学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诸侯力政，故国君不安，谋臣奔驰。”又《伐功》：“昔周室之盛也，越裳氏来献，百蛮致贡。其后周衰，诸侯力征，蛮、貊分散，各有聚党，莫能相一，是以燕、赵能得意焉。”
《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天子弱，诸侯力政，厥异水斗。”[148]
《说文解字序》：“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后汉书·郎
襄楷列传》：“故周衰，诸侯以力征相尚。”
《文心雕龙·诸子》先述流，后述源，仍称“力政”之文：“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149]
就讲论“时势”而言，“诸侯力政”一语实为最具特征的成语，而《汉志》《淮南》二书从同，古称“殊途同归”，其谓是乎！[150]
[1] 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为“学术分类之起源”，以《周礼》五史、太胥、司士、太师、太卜等及孔子之六艺为“图书分类之起源”。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4—18页。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有“学术之分类与思想之分类”之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5页。
[2]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曰：“《七略》之为书，实分图书为六大类，而每大类中又分若干种，自是我国图书分类目录之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姚名达《目录学》曰：“中国古昔的分类法，从刘歆《七略》以至孙星衍的《祠堂书目》，其类别只有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五种，而归纳起来，考求的渊源，又仅止二种，即七分法与四分法是。”姚名达：《目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5页。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曰：“略即是类，辑略是全书之总要，因此《七略》分类实为六分法，即将典籍分为六大部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3] 按：源流二分与胡适所倡“两头法”可谓异曲同工。胡氏阐说杜威之实验主义云：“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
[4] 毛泽东：《〈一切入一〉序》，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3页。
[5]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北平朴社1926年版，第29页。
[6] 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独立评论》第14号，1932年8月。顾颉刚、傅斯年均为胡适弟子，毛泽东亦曾认胡适为师，其与胡适的通信亦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7] 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曰：“杜威之十进分类法，现代风靡于全世界之图书馆，绳以论理，掊之（指《汉志》）可以无完肤矣。”《饮冰室专集·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研究十篇》，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此篇作于1926年。
[8] 参见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165页。
[9] 如李致忠曾说：“当着中国大陆要编辑《中国古籍总目》，两岸五地要编制《中国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时，估计仍要使用四部分类法，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事。”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四部分类法的应用及其类表的调整（代自序）》第1页。
[10] 1964年颁布草案，1975年正式出版，1999年出版第四版，前身为1957年颁布的《中小型图书馆分类表草案》。
[11] 姚名达论“西洋近代分类法之进步”首论“插架”。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又认为“理想的分类法”应当一方面“发扬固有的学术”，一方面“研究新兴的学术”；一方面“对于中国固有的科目”“力求其精密”，一方面可以“包括全世界的知识在内”。姚名达：《目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48—149页。
[12]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7—428页。
[13] 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449、453页。
[14]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阮孝绪《七录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15]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小序篇》，民国铅印本，无版权页，第49页。
[16] 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初版，吴兴读经会1924年第二版，第6页。
[17]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源流篇中》，民国铅印本，无版权页，第79页。
[18] 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序》，四益宧1923年刊本。
[19] 孙德谦：《古书疑义举例》卷4“书用校读例”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9页。自序作于1925年。
[20] 见1996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五编影印五孱守亝1912年版张采田《史微》扉页赠野侯先生题辞手稿自注。张尔田原名采田。
[21] 姚名达：《目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80页。
[22] 蒋元卿认为，首先介绍杜威十进分类法于国内者为孙毓修的《图书馆》一文，1909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一说发表在《教育杂志》上。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97页。
[23] 赵翼：《陔馀丛考》“经史子集”条，中华书局1963年标点本。
[24] 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30页。
[25]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类例沿革篇》，民国铅印本，无版权页，第132—133页。
[26] 姚名达：《目录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82页。
[27]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3阮孝绪《七录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28]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总序》。
[29] 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上。
[30] 陈钟凡：《古书校读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0—31页。
[31]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类例沿革篇》，民国铅印本，无版权页，第114—115页。
[32]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9—91页。
[33] 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27—28页。
[3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及总集类小叙。
[35] 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上海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36] 钱子泉（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初版，龙虎书店1935年增订版，第1页。
[37] 朱自清：《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载《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朱氏关于集部之内，即文学内各研究门类的“升格”也有详细论述，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序》，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初版。
[38] 国家标准GB/T13745—92，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颁行。
[39]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5页。至如以西洋宗旨诠解中国典范，如左玉河谓：“从刘歆《七略》六分法到《隋志》四部分类法，不仅表明中国学术分类观念之深化及学术类目分科之细密，而且这种学术分类逐渐成为对中国学术‘剖判条源，甄明科部’的自觉行为。”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按其论全误。四部出则源流混，实斋云：“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文史通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以分科之细密，求本原之得失，其往往扞格，多如此类。
[40] 张尔田：《史微》卷6《口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41] 蒋伯潜：《诸子通考》绪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页。
[42] 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载《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521页。原刊1921年11月《史地学报》创刊号，重刊1931年《学衡》第73期。
[43]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古史辨》第一册，北平朴社1926年版，第75—78、69页。
[44] 蔡元培：《学堂教科论》，普通学书室1901年石印版，载《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5页。
[45]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1937年12月第55期。
[46] 吴康：《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之商榷》，《北京大学日刊》第6分册，1920年9月16日。
[47] 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页。
[48] 蒋伯潜：《经与经学》，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版，第11—12页。
[49] 杜定友：《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经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1948年版。
[50] 沈祖荣：《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凡例，武昌文华公书林1922年版中，第4页。
[51] 姚振宗《七略佚文》作：“书以决断，断者义之证也。”
[52] 《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史记·滑稽列传》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作：“《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53] 钱子泉（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版，龙虎书店1935年增订版，第1页。
[54] 张尔田：《史微·内篇·明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228页。
[55] 钟泰：《国学概论》序，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
[56] 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37页。
[57] 顾颉刚：《中国古代史研究序论》，《文史》2000年第4辑，第13页。
[58]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载《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2页。
[59]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页。康熙间宁都易堂九子之一彭任《草亭文集·历代文约序》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经即史，史即经也。后世之所谓经史，道其所道，事其所事，是以不惟道与事分，而经史亦遂已截然分而为二已。”
[6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68页夹注、第433页夹注。
[61]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曰：“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与《孟子》不同。
[62] 金毓黻谓古无以史名书之例，曰：“周代以前，凡职司记事之人，皆谓之史。”又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谓《史记》之称出于魏晋以后，曰：“而史之一词，遂由官名移而为书名。”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庆国立编译馆1944年初版，商务印书馆1957年新版，第16、19页。《隋志》云：“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夫经籍也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余嘉锡谓“已开章氏之先声矣”。《目录学发微·小序篇》，民国铅印本，无版权页，第58页。
[63] 顾炎武曰：“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顾炎武：《日知录》卷3，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刻本。张其昀曰：“昔孔子分作史之道为三：曰事、曰文、曰义。刘君言史才须兼有才、学、识三长。章君易之以今语，称之曰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又作图表一一对应。张其昀：《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学衡》第5期，1922年5月。
[64]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清道光十二年大梁刻本。《礼记·郊特牲》：“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语论“义”最重。其所谓“义”何在？即下文“所以治天下”是也。郑玄注：“言政之要尽于礼之义。”能知政要、能治天下，是之谓守义。实斋所通之义当在此。
[65] 《传习录》载王阳明有“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之说，亦据《孟子》而发。
[66] 刘咸炘：《推十书·经略》，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
[67] 张尔田谓：“《史记》一书上拟六艺。”《史微·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68] 沪上学者高峰又有“经统”“史统”之辨，大略云：“经”“史”乃王官之学，诸子属百家之说而依违于“经”“史”者，则“经”政“史”教，“经”体“史”用，“经”主常而“史”顺变，“经”以道论而“史”以事言；体用一源，道器不离。然秦汉之际，中国政制起一绝大变动，欧阳文忠所谓“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经”“史”遂亦分途。今文家初不相应，竞倡“革命”之说；史家长于观变，反能以“变”为“常”。故东汉以降，“史统”日尊于“经统”。宋明诸儒、晚清公羊家，其初皆欲返“经统”之“道”而立“常”，然于“事”上俱成大“变”，此体“经”用“经”之弊也。惟两宋史学兴盛，小程子亦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又云“随时变易以从道”；“随时变易”乃“史”、乃“变”，而所从之“道”则为“经”、为“常”。其时浙东诸贤似亦有体“经”用“史”之意趣。或者此即陈寅恪先生盛赞“宋学”之微意耶？见高峰2009年2月23日来书。
[69] 钱子泉（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版，龙虎书店1935年增订版，第45、47页。
[70] 该书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
[71] 该书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72] 该书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5年出版。
[73]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74] 孙德谦：《诸子通考》卷1论《庄子·天下篇》，江苏存古学堂1910年铅印本，第19页。
[75] 孙德谦：《诸子通考》卷2论《汉志·诸子略》，江苏存古学堂1910年铅印本，第145—146、166、213页。
[76] 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卷5“善推例”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6页。
[77] “源”，俗字，本作“原”，古文作“
”。《说文》：“，水本也。从灥出厂下。”段玉裁注：“各本作‘水泉本也’，今删正。厂者，山石之厓岩，会意。”《说文》又云：“原，篆文从泉。”又云：“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支与流裔”，颜师古注：“裔，衣末也。其于六经，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派”，《说文》：“派，别水也。”刘勰《文心雕龙·附会》：“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
[78]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三版，第96页。
[79] 张尔田：《史微·子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80] 罗止园：《经史子集要略》，北平三友图书社1935年版，第345页。
[81] 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2页。
[82] 如杨东莼说：“学术思想……又对贵族而得到解放，于是‘王官世守’垄断学术之局毁，而知识始下逮普及。”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31页。曹朴说：“过去知识全由封建贵族所垄断（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由于贵族的没落，将知识带到民众中间去传播（如孔子在民间讲学），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分子。”曹朴：《国学常识》，桂林国文杂志社、文光书店1943年版，第170页。
[83] 实斋谓“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文史通义·经解上》），朱熹解“无极而太极”曰“无形而但有理”（《朱子文集》卷三十六《书（陆陈辩答）·答陆子美》），皆此意。
[84]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谓：“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以大小宗譬源流，其说可参。
[85] 张尔田《史微·明教》引《左传·昭公七年》孔颖达疏：“身为大夫，乃称夫子。”陈钟凡《诸子通谊·流别》（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5页）、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卷下（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77页）引《公羊传·宣公六年》何休注：“古者士大夫通曰子”，及汪中《述学·释夫子》：“古者孤卿大夫皆称子……凡为大夫，自适以下皆称之曰子。”
[86] 李冷衷（李文裿）：《国学常识述要》，北平众教学会1934年版，第27页。大意又参见顾荩臣：《国学研究·子部》，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1页；高维昌：《周秦诸子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页；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77页。
[87] 张尔田据《礼记·曲礼上》有“民虏”之称，以为始与“百姓”有别，曰：“三代以上之民皆萌虏也……若百姓则皆贵族之父兄子弟，因生赐姓，与国终始者。”张尔田：《史微·明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按“民虏”又见《文子》《吕氏春秋》《淮南子》。
[88] 晋唐人略言其大概，孙诒让谓官名实可互称。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1。
[89] 张尔田：《史微·明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228页。
[90] 借用牟宗三评胡适语：“胡适之先生讲中国哲学，是直接从老子开始，这是不对的……所以有人说胡适之先生的那个哲学史是无头的哲学史。”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91] 江瑔：《读子卮言》第十五章“论杂家非驳杂不纯”，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点校本，第119页。
[92] 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卷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64页。又参见张尔田《史微·原杂》。刘向所著《五经通义》，郑玄所著《六艺论》，殆皆杂家之学。刘师培谓与《白虎通义》为一类。参见刘师培《刘向撰〈五经通义〉〈五经要义〉〈五经杂义〉辨》，《国粹学报》第六年第八号，1910年出版。《白虎通义》所谓“杂论经传”“考详同异”，以至“通经释义”，即杂家之所长。
[93] 陈钟凡：《古书校读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0—31页。
[94] 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83页。
[95] 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2页。至如钱基博引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论：“子有杂家，杂于众不杂于己，杂而犹成其家也。文有别集，集亦杂也，杂于体不杂于指。集亦不异于诸子也。”钱基博：《古籍举要》（《后东塾读书记》）“诸子”，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77页。钱氏长于词章，所谓“不杂于指”盖偏于理想之论。
[96] 《四库提要》楚辞类小序。
[97] 张之洞：《书目答问·集部》。
[98] 刘师培：《文说·宗骚》，《国粹学报》第11期，1906年4月13日。
[99]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范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24页。
[100] 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上海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27页。
[101] 此由相对而言。实斋谓历代“文学”之变迁云：“略《易》、《书》、《礼》、《乐》、《春秋》而独重《毛诗》；《毛诗》之中又抑《雅》《颂》而扬《国风》；《国风》之中又轻国政民俗而专重男女慕悦；于男女慕悦之诗又斥诗人风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文史通义·内篇·书坊刻诗话后》。今世大略同之。
[102] 顾颉刚：《自序》，载《古史辨》第一册，北平朴社1926年版，第36页。
[103]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载《古史辨》第一册，北平朴社1926年版，第22页。
[104] 子部书亦有以地域匹配者，如谓儒家为洙泗之鲁学，道家为涡淮之楚学，法家为三晋之学，邹衍诸人为稷下齐学等。梁启超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战国诸子为“全盛时代”，其第一期分为“两派”（北派南派）。柳诒徵驳之曰：“按孔老南北之说，亦出于日本人。日本人读中国书素无根柢，固不足责。梁氏自居学识高于刘歆者，何得出此不经之言耶？”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载《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
[105] 姚振宗：《七录别录佚文·叙》。
[106] 姚振宗《七录别录佚文》据荀悦《汉纪》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师徒之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文字与传本不同。
[107] 罗焌谓去一家为九流，所去者为阴阳家，云：“十家中所去之一家，说者皆以为小说（北齐刘昼《九流篇》已去小说家）。今考班氏虽以小说为小道，而其叙小说家引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是小说亦有可观，其不可观者似非小说。尝以《隋志》较之，则所去者为阴阳家言也。自隋以后历代史志子部皆无阴阳，盖古阴阳家书无一完存，后有作者皆并入天文、历数、五行三类中矣。”罗焌：《诸子学述》上编第三章《诸子家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岳麓书社1995年重印本，第13页。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引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四亦谓：“《汉书·艺文志》九流皆略有考见之书，惟阴阳家者流则二十一家书悉皆亡佚。”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
[108] 亦唯兵家与方技明言出于“王官”。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王官，王朝之官。”孙德谦谓《诸子略》十家与兵书、方技、数术，有政教之别，其渊源则又有古官、王官之别。十家出于古官，兵书、方技、数术出于王官，至汉犹尚如是，故“谓之王官，特就汉而言”。孙德谦：《古书疑义举例》卷5“读书不破常解例”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04页。所论尤为精细。
[109] 胡应麟：《经籍会通》卷2。
[110] 江瑔：《读子卮言》第一章“论子部之沿革兴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点校本，第6—7页。
[111] 章太炎：《论诸子的大概》，载《章太炎的白话文》，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3页。
[112] 张尔田：《史微·诸子文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113] 张尔田：《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黄曙辉校勘记，第79页。
[114] 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上海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27页。
[115] 陈澧：《东塾读书记》“诸子书”，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34页。姚永朴《诸子考略》引陈澧之说，以屈原入诸子，作《考楚辞略》。
[116] 钱基博：《古籍举要》（《后东塾读书记》）“诸子”，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66页。
[117] 郑玄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测。”
[118] 刘咸炘：《校雠述林》第3册，1936年自刊本。实已窥见“二分法”之幽微。
[119] 原题为《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草于1917年4月，10月刊《太平洋》第1卷第7号，后收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附录及《古史辨》第四册，改题今名。
[120]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附录，第3页。张舜徽谓诸子不出王官，曹耀湘（镜初）先有其说，曹著《墨子笺》曰：“刘歆之叙诸子，必推本于古之官守，则迂疏而鲜通。至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尤为无稽之妄说，无可采取。”该书有湖南官书报局1904年刊本。张舜徽曰：“自刘、班论列诸子，谓皆出于王官，后之辨章学术者，率奉此以为定论。独清末学者长沙曹氏以为不然，载其说于《墨子笺》中。”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121] 参见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载《傅斯年全集》第2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12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三章“各家的起源”，小目题为“对刘歆理论的修正”，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8年英文原版，涂又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996年第二版，第33页。
[123] 现代学者多承胡、冯旧说。唯黄丽丽、刘巍有所指明，指出：“ ‘皆起于’三字强调了诸子之学是应时势之变、时代之需要而诞生的，这与《淮南子·要略》之论是一致的。”黄丽丽：《试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上）》，《中国历史文物》1999年第1期，第66页。“柳诒徵认为……‘即《淮南子·要略》亦非专主救世之弊一端也’。……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即《核实·艺文志》亦非专主‘出于王官’之一端也。”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78—79页。
[124] 好古深通之士如孙德谦曾谓：“夫战国为兵争之世……孟子……皆言当世战祸耳。……墨子亦救世之士也。……老子……所言者皆衰世之事可知矣。……”孙德谦：《古书疑义举例》卷5“论世例”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41—344页。对于诸子之学的衰世背景，亦特加留意。
[125] 如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有“称出入例”“称省例”条。高维昌亦曰：“刘氏去古未远……班氏宗之，而参以‘出入省’三例。”高维昌：《周秦诸子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3页。
[126]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四益宧1918年刊本。张舜徽之发凡起例，见《广校雠略》附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据作者题记，《释例》作于1946年。
[127] “起于”一节，姚振宗又谓即《辑略》原文，曰：“按‘条辨流别数语’即《辑略》之文。”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师石山房丛书》刊本。又曰：“按此一篇文格，大类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是亦班氏全用《辑略》之文之一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诸子略下》。“文格”二字，浙江省立图书馆1933年据《师石山房丛书》铅印本如此，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引作“此一大段文字格调”。
[128] 张尔田曰：“《汉志》载诸子皆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家，家学；流，流衍；盖出于某官，溯其原也。”张尔田：《史微》“博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夹注。
[129] 沈文倬曰：“‘出于’云云，实指事物在发展中的本质变化。”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上），《学术集林》卷10，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注释②。
[130] 章学诚：《文史通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余嘉锡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盖’者，疑而未定之词，言其大略相近而已。《经传释词》卷五云：‘盖者，大略之词。’又：‘盖者，疑词也。’”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载《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50页。王引之《经传释词》以“盖”为大略，举《孝经》之例，原文曰：“盖者，大略之词。《孝经》：‘盖天子之孝也’，孔传：‘盖者，辜较之辞’。辜较，犹大略也。”又以“盖”为疑词，举《礼记》之例，原文曰：“盖，疑词也。《礼记·檀弓》：‘有子盖既祥而丝屦、组缨’，正义曰：‘盖是疑辞’。”按《孝经·天子章》：“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唐玄宗注引郑玄曰：“盖，犹略也。孝道广大，此略言之。”邢昺疏：“案孔传云：‘盖者，辜较之辞。’刘炫云：‘辜较犹梗概也。孝道既广，此才举其大略也。’刘瓛云：‘盖者，不终尽之辞，明孝道之广大，此略言之也。’皇侃云：‘略陈如此，未能究竟。’是也。”则此“盖”义为大略不具述之意。《孝经》“盖天子之孝也”“盖诸侯之孝也”“盖士之孝也”云云，正与《汉志》同例。《礼记·檀弓上》：“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有子盖既祥而丝屦组缨。”郑玄注：“讥其早也。”孔颖达疏：“‘盖’是疑辞，录记之人传闻有子既祥而丝屦，未知审否，意以为实，故云盖既祥而丝屦，以组为缨也。”此则虽为疑词，恰是传闻有之而“意以为实”也。而蒋伯潜则曰：“刘、班虽分别说明某家出于某官，但加一‘盖’字。盖者，疑而未定之辞。曰‘盖出’，已自言其为揣测之辞，非肯定之说了。”蒋伯潜：《诸子学纂要》，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6页。同一发凡起例，而所解全然不同，亦可叹矣。
[131]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一册，重庆国立编译馆1943年版，第57、68页。
[132] 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载《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133] 陈柱：《诸子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2页。
[134] 吕思勉：《经子解题·论读子之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84页。“根”与“缘”之说又参见顾荩臣《国学研究·子部》，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22页。
[135]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2、9、13页。
[136] 蒋伯潜：《诸子学纂要》，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22页。
[137] 蒋伯潜：《诸子通考·诸子兴替之因缘》，上海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25页。“因缘”说又参见蒋伯潜、蒋祖怡《诸子与理学》，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版，第8页。
[138] 旧唯姚明煇所解能守旧义，较为中肯。其言曰：“古者官师合一，私家无学。及王道既微，官失其守，始流而为私家之学。故天下有道，则学在上；无道，则在下。至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乃悬格以待学者，而诸子专家于是乎起矣。”姚明
：《汉书艺文志注解》，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初版，吴兴读经会1924年第二版。“始流而为私家之学”，“流而为”为章实斋《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中习语。陈国庆引作“始有私家之学”，参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4页。未知何据。
[139] “久”字据王念孙补。
[140] 孙德谦：《诸子通考》卷1，江苏存古学堂1910年铅印本，第37页。
[141] 柳诒徵：《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142] 罗焌：《诸子学述》上编第七章“诸子之兴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岳麓书社1995年重印本，第74页。
[143] 其实冯友兰于1934年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论“子学时代哲学发达之原因”，已引《汉志》“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一段原文，可见曾加注意，而仍从胡适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7页。罗焌谓《汉志》《淮南》二书犹相承用，下引即引《汉志》“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一段。学者所见，其不同如此。
[144] 王念孙《读书杂志》曰：“《度训篇》：‘力争则力政，力政则无让。’念孙案：政与征同，力征，谓以力相征伐。《吴语》曰：‘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大戴记·用兵篇》曰：‘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皆是也。”杨树达《汉书窥管》：“‘政’读为‘征’，力征谓以力相征伐。”
[145] 又见《东方朔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见下引。
[146] 孙诒让间诂：“毕云：‘正，同征。’诒让案：《节葬下》篇作‘征’，字通。”
[147] 裴骃集解引徐广曰：“政，一作征。”
[148] 颜师古注：“政亦征也，言专以武力相征讨。一说，诸侯之政，当以德礼，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为政，相攻伐也。”
[149] 孙德谦曰：“则是百家道术皆足推之治理，而其立言垂世无有乖于经教。彦和盖深知之矣！”孙德谦：《诸子通考》卷2，江苏存古学堂1910年铅印本，第173页。
[150] 二书与《庄子·天下篇》亦相照应。葛志毅指出：“中国原只有学术流别，而无后世之甲乙目录，《汉志》所言实乃一部学术史家数，而非后世之甲乙部次文本目录。欲明《汉志》必读《庄子·天下》，尤其‘道术将为天下裂’以上的总论部分，它把上古学术之渊源及属性讲的再清楚不过，比《汉志》王官说要更加贴切。”见葛志毅先生2009年2月25日来书。所论诚是，当另作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