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然灾害文学书写传统及其当代延续
在人类成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自然灾害始终如影随形，人类是在与之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灾害不断斗争的历史。自然灾害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母题，“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远古神话就与洪水、大旱密切关联，中国历代文人的创作中都能大量地发现这些自然灾害的身影与原型，自然灾害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不绝如缕。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中华民族一直在与自然灾害不断地斗争，但由于科技生产力低下，以及国民经济的衰弱不振等原因，人们无法抗拒强大的自然灾害，默默地承受着自然的风吹雨打，苦难与饥馑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深处的隐痛。中国现代文学承载着这种苦难与饥馑，对各种自然灾害都做了生动形象的反映，真实地展现了灾害打击下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出现了诸如沙汀的《代理县长》、丁玲的《水》、欧阳山的《崩决》、田涛的《灾魂》、臧克家的《水灾》、张洛蒂的《卖女》、康濯的《灾难的明天》、陈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石灵的《捕蝗者》、刘心皇的《灾民》、林淡秋的《散荒》、萧乾的《流民图》、范长江的《川灾勘察记》、蒋牧良的《雷》等一大批作品，敢于正视阴暗的人性与淋漓的鲜血，表现了作家直面苦难的勇气和良知。频发的自然灾害对作家的创作心态与创作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现代作家把眼光更多地投诸农村，使得现代文学版图中乡土文学异常发达，而都市文学则相对较弱，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严重失衡。而左翼乡土文学的发达反过来又促进了农村的觉醒与反抗，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在现代文学灾害书写传统的影响下，当代的一些作家也直面生活的苦难，创作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灾害文学作品。一些作家把目光聚焦于现代历史中的灾难，书写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李凖的《黄河东流去》直接以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为背景，描写了黄泛区灾民的逃荒生活，通过徐秋斋、李麦、海长松、老清、蓝武、王跑等不同性格的农民形象，描绘了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流民图，为历史上那群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灾民塑造了一幅生动的画像。作者一方面写出了中国农民如黄河奔腾不息的生命力，赞扬了他们坚忍顽强的生命意志，就像书中女主人公李麦所说的那样：“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在世上，就得刚强的活下去！”另一方面，作家也挖掘了他们身上沉重的精神负担，这些精神的奴役的创伤就如同沉淀在河床里的黄河泥沙那样深厚和悠久，羁绊着他们觉醒与前进的步伐。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以历史事实为摹本，描写了1942—1943年发生在河南的大饥荒，对那段痛苦的历史记忆展开了文学的想象，对其作了自己特殊的文学性的解读与思考。
有的作家用寓言的笔法写出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比如，罗伟章的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就以农民何大的一生为缩影，写出了人类坚强不屈的生命力，书写了中国百年的饥饿史。作家阿来高度地评价了这部小说：“他庄严、浩大而深情地抒写了土地和土地上的万物，在这里，所有的生命都在无声地奔流，人类为生存而战斗，为粮食而歌哭，但绝不仅止于此。他想证明：如果我们饥饿的情感和思想若不能在苦难丛集又生生不息的大地上变得丰饶和顽健，我们的灵魂就没有资格与世界对话，恐惧和死亡就依然会让我们怯懦，使我们震惊。”
每次大的灾难过后都有文学的身影在闪烁，隐现着人们对于这些灾难的文学记忆与想象。李尔重根据自己20世纪50年代在武汉领导军民抗洪救灾的经历，写出了长篇小说《战洪水》。钱钢由于当年参加了唐山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与灾区人民感同身受，写出了气势恢宏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他从社会学、人类学、地震学、心理学等角度出发，对猝然而来的自然灾害进行了全景式的书写，揭示了自然的肆虐与暴戾，对浩劫中的人与自然的抗争、人性的复杂等都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思考，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大毁灭的“全息摄影图”，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虹影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讲述了人们对于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痛苦记忆，通过主人公“六六”的成长历程，描写出了一个生活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的形象，揭示了人们深陷物与欲的双重饥饿的困境。2003年，SARS病毒肆虐全球三十多个国家，柳建伟进行了一次“激情燃烧的写作”，仅用五十多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长篇小说《SARS危机》，反映了中华民族面临突发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忠实地记录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为SARS危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学记录。2008年之初，由拉尼娜现象引发了一场雨雪冰冻灾害，使得中国南疆漫天飞雪、千里冰封，春节回家的地平线消失了，车辆寸步难行，本来就十分拥堵的春运更是雪上加霜。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南方冰雪报告》描绘了这一抗击冰冻灾害的悲壮历程，全方位地展示了那一场五十年不遇的灾难，记录了举国上下惊心动魄的抗灾行动，对灾难背后的天理伦常与世道人心进行了深沉的理性思考，是一本抵抗遗忘的厚重之作。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作家歌兑在第一时间带领医疗队奔赴灾区救援，事后结合自己的救灾经历写出了长篇小说《坼裂》，冷静地审视、剖析了那场灾难以及救援中的世间百态。书名意味深长，富有深刻的寓意，作家将大地的坼裂与人心深处的坼裂形象地结合起来，揭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各种怪诞与荒谬之处，深刻地剖析了灾难中人性的分裂与内心的冲突，直面赤裸的人生真相。
此外，新时期很多报告文学也都直击灾难，每次重大灾害都出现了相应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陈桂棣的《不死的土地：安徽三河镇营救灾民纪实》描写了1991年淮河洪水灾害，杨黎光的《生死一线——嫩江万名囚犯千里生死大营救》描写了1998年三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瘟疫，人类的影子》则是杨黎光以“非典”为内容的另一部力作，徐剑的《冰冷血热》记录了2008年的南方冰雪灾害，关仁山的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则把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地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当代文学灾害书写接续了现代文学灾害书写的现实主义传统，延续了现代文学对苦难书写的现代性叙事模式。陈晓明认为：“苦难一直是文学艺术表现的生活的本质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艺术对生活的把握具有现代性意义。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对苦难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性叙事的最基本的一种形式。”[7]现代文学对灾害书写不仅仅是为了展示灾害，更主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是激发民众抗争的一种手段，所以现代作家以各种方式反复渲染强调灾害的苦难特性，目的是为了衬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斗争的政治合法性。当代文学的灾害书写显然也是以苦难作为底色来表达中华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在整个的20世纪文学之中，苦难叙事与意识形态都是密不可分的。陈登科的《风雷》一方面描写祝永康带领黄泥乡的群众与水灾进行抗争，组织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又要和以黄龙飞、羊秀英等为首的阶级敌人做斗争，因为他们“利用冰雪在地，灾荒当头，煽动群众闹事，从中套购国家粮食”，抗灾救灾故事演变成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张抗抗1975年出版的描写抗洪斗争的小说还以《分界线》为名字，突出两条路线的不可调和。小说描写以耿常炯为首的群体战胜了以霍逦为代表的另一方，抗击洪水，保卫了胜利成果。在现实主义审美意识主导下，这种灾难叙事与革命话语结合，使得灾害文学书写无法逃脱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凸显了自左翼文学运动以来民族国家想象中阶级对抗的合法性。
自然灾害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灾害的文学书写变成了“民族救亡”的行动。这在新时期的诗歌中再次得到鲜明的印证，书写民族的灾难和民族的重生成为这些诗歌最基本的意义倾向。灾害诗歌书写吸纳了现代文学以来的“苦难”叙事成分，带有民族寓言和神话书写的特征。例如，典裘沽酒的诗歌《民族与灾难》就鲜明地体现了灾难与民族危亡的关联。
一个民族
如果 总要靠灾难
凝聚力量
这个民族
很快就会消亡
而五月的中国人民
所凝聚的力量
比汶川大地震爆发的能量大千百倍
足以支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8]
龚学敏在《汶川断章》中写道：
谁点燃了这烛。并且，让烛光成了中国铺满阳光的午后最痛的伤口
一只叫作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宽仁的手指
就着厚厚的黄土与泪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
被黑色的烛光击中，然后
碎了……[9]
无论是描写冰雪灾害还是刻画地震的诗篇，频频出现了象征民族——国家想象的关键词：雪压中国、南国家园、众志成城、中国告急、国难、大爱等，这种趋同的集体情绪和心理是对民族——国家的重新想象与塑造，是对民族——国家的一种心理期待与自我身份的一种确证。“祖国”成为一个被诗人反复书写的巨大意象，表达了对祖国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塑造。“我们有一个永不会塌陷的家，名字叫中国！”汤养宗在《瓦砾中的中国》这样深情地写道：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一震
我的祖国被压在自己的瓦砾中
许多花朵突然被白云带走，天空中
挤满了人群，手机上留下
临死的母亲给怀中婴儿的短信：
“亲爱的宝贝，你要是活着
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
中国的废墟从来没有遭到
春天的嫌弃，废墟上的中国
依然有最美丽的春天！
瓦砾中的中国正在站起来，她依旧是
一道巍峨的风景线，她身上有伤
却能把自己的鲜血流成一道
耀眼的彩虹；一个母亲这样说：
“我拥有花朵，所以我也要准备拥有孤儿
但只要我手上还拥有阳光！”
站起来的中国拍了拍身上的尘埃
使她身后的废墟立即改变了废墟的含义
她抚着宽厚的手对所有死去和活着的
儿女说：“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
我们有一个永不会塌陷的家，名字叫中国——”[10]
诚如王干先生所言：“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人们把对灾区的关注，升华为对祖国的关注，把对灾区群众的热爱升华为对民族的热爱。这种升华，是自然的升华，是发自内心的升华。中国在地震诗中，成为一个坚强的、坚固的、庞大的形象。”[11]洪烛的《废墟上的祖国》到处充满了“祖国”的形象。
楼倒了，桥垮了，公路塌陷……
受伤的祖国依然在废墟上站立
就像牧羊人，焦急地等候迷路的羊群
——“别怕，有我呢，我在这儿呢！”
它是遇难者的祖国，也是幸存者的祖国
不可能离开，顶风冒雨守望在原地
比塑像还要忠实，比纪念碑还要坚定
今夜，我写下“祖国”这两个字
比往日有着更为复杂的感情
只敢轻轻、轻轻地念出来，生怕
稍微一用劲，就碰着它的伤口
其实它的心，比伤口还要疼
在瓦砾遍地的灾区，轻轻喊了一声“祖国”
为了送去安慰，同时也为了使自己
不显得孤独：我就是祖国，祖国的一分子
祖国就是他，祖国就是你，祖国就是我……
“祖国，救我！”废墟里发出呼唤
“我来救你了，祖国！”[12]
当代文学的自然灾害书写在对民族——国家的重塑中延续了现代文学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情怀，使新时期文学与现实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至于淹没在个人的呢喃私语与欲望的旗帜张扬中不能自拔。
[1] 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 范宝俊主编：《人类灾难纪典》第1卷第1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辞典》，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4] 参见延军平《灾害地理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5] 参见马宗晋主编《灾害与社会》，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6] 参见郭强等编《灾害大百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5页。
[7] 陈晓明：《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8] 典裘沽酒：《民族与灾难》，《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诗歌与人》2008年第5期。
[9] 龚学敏：《汶川断章》，http：//www.qssgo.com/Show_Text_cn_1350_212_0_0.html。
[10] 汤养宗：《瓦砾中的中国》，http：//www.poemlife.com/thread-210020-15-1.html。
[11] 王干：《在废墟上矗立的诗歌纪念碑——论“5·12”地震诗潮》，《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12] 洪烛：《废墟上的祖国》，http：//hongzhu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27229303200989105129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