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惠栋的学术思想与乾嘉考据学范式的奠立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四是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本章详述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并指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对其反理学思想的评价与反思。

惠栋（1697—1758），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幼承祖训，潜心家学，独树一帜地倡导汉学故训，将个性、家学和整个时代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终成清乾嘉吴派汉学的典范性人物。正如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指出的那样，“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1]，惠栋对于乾嘉学术尤其是乾嘉汉学起到了发凡起例之作用。近三十多年来，在继承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钱穆等人的早期清代学术研究之后，惠栋研究开始趋于活跃并走向纵深，成果较为丰硕。除了日本近藤光男等人对惠氏“学人之诗”的文学研究之外，[2]近年来学界主要集中在其汉学范式、易学思想以及对戴震的影响三个方面。

首先，在惠栋奠立朴学范式方面，李开的《惠栋评传》、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以及王应宪的《清代吴派学术研究》等专论都清楚地指出：虽然惠氏具有泥古、博杂和缺少义理阐发的缺陷，但仍不失为乾嘉学术典范转移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其“尊汉抑宋”“惟汉为是”的尊古立场、“经之义存乎训”的故训研究方法等对乾嘉汉学皆有着创派性影响。[3]

其次，易学作为惠栋经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一直备受学界重视，近来涌现出《述者微言》《惠栋易学研究》等代表性研究成果。郑朝晖在《述者微言》一书中指出，惠栋的易学理论呈现出以汉易卦气说为基础的取象说、升降说、明堂论三位一体的结构，“关注的中心不是中国传统的不脱离时空背景的‘事实’，而是事物之‘理’”，由此不仅发挥出一套理情成善的礼治理论，而且形成了一套类似于西方近代概念演绎性质的逻辑化方法，为清代儒学的转型提供了思想与方法上的双重支持。[4]陈伯适《惠栋易学研究》四册，首先详细考证了惠栋的生平与著述，然后重点考证了惠栋对于汉代易学尤其是京房、虞翻、荀爽和郑玄易学的取舍，然后分析了惠栋易学研究的特色，最后至为难得的是，详细总结了惠栋易学的义理观及其得失。[5]

最后，关于惠栋对戴震的影响，有研究指出戴震由前期尊重宋儒开始向后期“大反程朱”的思想转变与惠栋的直接影响有关。[6]当然，也有研究对此一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本章拟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重新疏理总结惠栋在“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志”“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方法以及别立经籍新疏体例三个方面的创派性贡献，并进一步指出惠栋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新义理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