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一 在历史与时潮中：陕西诗歌六十年
——从《陕西文学六十年（1954—2014）：诗歌卷》看当代陕西诗歌发展[1]
一
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方重镇，陕西诗歌的发展历程和创作成就，多年来一直缺少历史性的梳理和集约型的展现。尤其是出自本土的、具有代表性和文献价值的全景式选本，一直付之阙如。
2008年前后，适逢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区都编辑出版了大型诗选，其中，仅《山东30年诗选》就出了皇皇五卷[2]，甚至一个厦门市也出版了《百年厦门新诗选》。[3]在陕西，作为民间的选本《你见过大海——当代陕西先锋诗选（1978—2008）》[4]，一年后才出版问世。
可见，在被称为文学大省的陕西，在首先由诗歌精神所构筑起来的汉唐气象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华彩段落的地理性象征——长安（西安），当代诗歌的生存与发展是何等艰难。也因此，回顾陕西诗歌过去60年的发展，就不由得让人唏嘘不已。
终于，一个迟到的机缘来到了。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的2014年，陕西省作家协会也迎来了她成立60周年纪念。作为此一历史性纪念活动的依凭，也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分体裁编选的12卷大型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和批评选集隆重问世。无疑，这既是对当代陕西文学的一个重要回顾，也是一个检视、反思与展望的绝好契机。
这一大型文学作品选的诗歌卷——《陕西文学六十年（1954—2014）：诗歌卷》[5]（以下简称“《诗歌卷》”），分上、下两卷集成，总计约700页，2万余行。由陕西本土两位承前启后的代表诗人沈奇和阎安联手主持编选，历时半年，完成了该选本。
从《诗歌卷》的内容看，这部诗选基本的编选理念为：兼容并包，全面呈现；梳理历史谱系，凸显地缘诗学。这部诗选入选诗人诗作的基本条件则为：在1954—2014年60年间，本省籍或外省籍而主要在陕西从事诗歌创作与活动的各个时期的代表诗人，包括非作家协会的代表诗人；在1954—2014年60年间，以其诗歌创作成就（包括诗歌文化学意义层面之成就和诗歌美学意义层面之成就）在陕西进而全国，乃至海外形成阶段性影响，或具有持久的历史性影响的、重要而优秀的诗人。这部诗选入选诗歌作品的基本条件为：在1954—2014年60年间，在本省及全国乃至海内外各类报刊及出版社发表或出版的个人代表作品，包括在地方民间诗报、诗刊发表或自行印制的诗集之代表作品；在1954—2014年60年间，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各种创作路向上，或从社会学、历史性上看，或从文学性、思想性上看，具有鲜明艺术风格和时代精神风貌，或具有实验性与探索性而思想健康的代表作品。
这部诗选以1954—2014年60年的陕西新诗历史发展基本进程为序，并参照学界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诗歌史分期理念，大体按1954—1976年之“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期阶段[包括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十七年”（1949—1966）文学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文学],1977—1986年之“新时期诗歌”阶段，1987—1999年之“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阶段，2000—2014年之“新世纪诗歌”阶段，分四辑编选。
各阶段入选诗人基本上依照年龄排序，个别阶段依照此一阶段之代表性诗人的特殊位置稍做调整。入选诗人原则上按照每人最多6首、一般2首诗作的数量进行编选。入选的诗作原则上以短诗为主，对个别诗人的重要长诗代表作或做少量“节选”，或只在目录中做“存目”处理。基于上述体例与选编标准，最终入选诗人130余名，诗作500余首。
二
谈及陕西诗歌，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它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上的位置。从一些重要选本来看，情形似乎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令人深感遗憾。
比如，在由中国当代诗歌的著名研究学者、北京大学谢冕教授任总主编的10卷本《中国新诗总系》[6]中，陕西诗人诗作入选的情况为：
“1949—1959年卷”（谢冕主编），共收入近百位诗人的作品及十余首未署名的“大跃进”“新民歌”，陕西仅有柯仲平《母亲颂》、魏钢焰《战斗的爱歌》、玉杲《方彩英的爱情》（叙事诗）和王老九《歌颂毛主席》《歌唱三户贫农》4人5首入选。
“1959—1969年卷”（洪子诚主编），共收入60位诗人的作品，陕西无一人一首诗入选。
“1969—1979年卷”（程光炜主编），共收入45位诗人的作品，如果不算灰娃（1927年生，女，祖籍陕西临潼，曾在西安读完小学6年，12岁到延安，在“延安儿童艺术学园”学习。后到解放军“二野”工作。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俄文系学习，1961年被分配到“北京编辑社”做文字翻译，因病提前离休至今。丈夫为当代著名画家张仃。灰娃出生并成长于陕西，但作为诗人，她的创作基本上不在陕西，至多算半个陕西诗人，虽然我们十分愿意认其为陕西诗歌的荣耀）及其入选的12首诗，陕西仍无一人一首诗入选。
“1979—1989年卷”（王光明主编），共收入100位诗人的作品，陕西仅有贾平凹《远行》《一个老女人的故事》1人2首诗入选。
“1989—2000年卷”（张桃洲主编），共收入100位诗人的作品，陕西仅有胡宽《惊厥》《生命里不允许杂质混迹其中》和伊沙《饿死诗人》《车过黄河》《结结巴巴》共2人5首诗入选。
在如此权威而宏大的选本中，陕西诗人几乎处于缺席状态，即或考虑编选者视野与观念局限之因素，陕西诗歌也不应低微到如此地步。
世纪之交，由姜耕玉编选、在诗学界也颇有影响的5卷本《20世纪汉语诗选》[7]，其中第3—5卷为1950年后的当代诗歌部分，其卷3（1950—1976）收入96位诗人的作品，陕西无一人入选；卷4（1977—1999·上）收入86位诗人的作品，陕西仅雷抒雁一人入选；卷5（1977—1999·下）收入127位诗人的作品，陕西仅梅绍静《唢呐声声》《日子是什么》《她就是那个梅》、岛子《诗集》、贾平凹《我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秦巴子《在平原上》、耿翔《莫问黄河》《大秦腔》5位诗人8首作品入选。若考虑到雷抒雁、梅绍静和岛子三位实际上只能算“半个”陕西诗人，贾平凹更是以小说家立身入史，在如此大型选本中，陕西也几乎处于缺席状态。
在与姜耕玉的5卷本《20世纪汉语诗选》同时问世、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选的3卷本《新中国50年诗选》[8]（其中第3卷为香港及散文诗、叙事诗、讽刺诗、现代格律诗和歌词）中，陕西当代诗歌的“阵容”稍稍有点“眉目”：
第1卷收入206位诗人的作品，陕西仅8位诗人10首作品入选，按编目顺序（姓氏拼音）分别为：岛子《水上芭蕾》，刁永泉《断想》，戈壁舟《故乡》，耿翔《陕北女子》《想起陕北民歌》，胡征《青铜剑》，雷抒雁《小草在歌唱》《铸钟》，李汉荣《李白梦游天河》，刘亚丽《白领丽人》。
第2卷收入230位诗人的作品，陕西仅12位诗人14首作品入选，按编目顺序分别为：毛锜《司马祠漫想》，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商子秦《我是狼孩》，沈奇《沈园》，王德芳《真理的回答》，王老九《除了肚里大疙瘩》，渭水《安塞腰鼓》《大难之后：中国的沉思》，魏钢焰《你浪花里最清的一滴》，闻频《高原，高原》，杨争光《大西北》，朱文杰《魏延反骨考》，子页《古城》《水的命题》。
以上两卷436位诗人近700首（包括组诗）作品，陕西仅有20位诗人24首作品入选，入选率不足该选本的5%，而这已是各类编选中最好的“份额”了。
由高建群、石堡、杨军宪、韩万胜于1990年联手编选的《新诗观止》[9]，系陕西本土选家最早从诗学角度打通现当代和海内外而编选的一部重要选本，收录了自胡适起的169位现当代诗人的272首作品，其中陕西诗人入选情况如下——
玉杲《唱给西安的情歌》，雷抒雁《小草在歌唱》，闻频《黄河故道》，晓雷《中国正在植树》，梅绍静《唢呐声声》，毛锜《司马祠漫想》，沈奇《悬崖上有棵要飞的树》，商子秦《我思念北方》，王宜振《笛王的故事》，岛子《荒原狂想曲》，高建群《人生百味》《你有一位朋友》，共11位诗人12首作品，算得上一次稍稍能凸显陕西诗歌成就的编选抽样。
2005年，由诗人伊沙主编的《被遗忘的诗歌经典》[10]，选收了自昌耀至“80后”共225位当代诗人的诗作，陕西诗人入选有：丁当《房子》《时间》《星期天》，沈奇《上游的孩子》《十二点》，伊沙《车过黄河》《饿死诗人》《结结巴巴》《中国底层》《唐》（长诗节选），秦巴子《中药房》《星空》《雕塑家》《散场》，李岩《每日的强盗》，刘亚丽《吸烟的女友》《人行道上的尼姑》，南嫫《掠夺》，朱剑《无题》《书店老板的恐惧》《清明节》《磷火》《菜市场轶事》《囚徒》，秦客《写小说的下午》《油菜花》，子村《父亲》共10位诗人27首作品，可谓21世纪以来陕西诗人最为华丽的一次集合亮相了。
从以上众多选本来看，当代陕西诗歌的景况似乎一直不显山不露水而有些差强人意，但若是仔细推想，又不见得真是如此。
以谢冕教授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为例，在“1949—1959年卷”的近百位入选诗人中，有台湾诗人11位，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此外的80多位大陆诗人，有将近一半的人来自政治中心北京，无论是距离政治权力中心较近的如胡风、郭沫若、郭小川、贺敬之等人，还是作为距离政治较远的如林庚、冰心等人，很难说他们是属于某一省份或地区的诗人，相反，说他们来自“首都”，才更为恰切。如此一来，留给各个省份的名额，就非常有限了。陕西诗人，有4人5首入选，远超出各省平均水平。
在“1959—1969年卷”的60位入选诗人中，来自港台的就有40位，其余20位大陆诗人，除袁水拍、郭小川、贺敬之、李瑛、闻捷、林庚、陈敬容等13位诗人当时就公开发表的诗作外，还包括了蔡其矫、曾卓、绿原、唐湜、流沙河、昌耀、黄翔7位“当时未发表的诗”。那是个艰难过渡的历史阶段，诗歌创作也未能幸免。陕西没有诗人诗作入选，没什么遗憾。
“1969—1979年卷”的情形与此相似。在45位入选诗人中，有23位来自台湾和香港，在入选的大陆诗人中，除了被称为“‘文化大革命’遗影”的穆旦、牛汉等7位外，“特殊的歌唱”的郭小川、李瑛两位，“从白洋淀到‘朦胧诗’”占10位，正在“兴起”的“新生代”有3位。要说遗憾，那就是在国家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思想禁锢逐渐松动的70年代末，陕西没有出现发出那个时代之先声的诗人与诗作，这才是莫大的遗憾。当然，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地缘文化所限，难得风气之先，因而难免呈现滞后或保守。
对于《中国新诗总系》的“1979—1989年卷”和“1989—2000年卷”只分别选入了贾平凹、胡宽和伊沙的诗作，我们能说这是陕西诗歌的遗憾，并承认它反映了陕西诗歌的整体水平和实力吗？如果不是妄自菲薄，我们认为，很难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如果想到《中国新诗总系》同时也漏选了不少其他省份的代表诗人，就更是如此。
上述几种诗歌选本，编选陕西诗歌最多的两个选本（大约也因为编选者是陕西诗人，对陕西诗歌的状况有着更多“同情的了解”），即高建群和伊沙的选本，各有侧重，可以说呈现了陕西诗歌的两种重要趋向。
具体而言，高建群的选本显得传统一些，但是比较真实地呈现了陕西诗歌或温和，或粗犷的风格，带着明显的地缘特征。此外，也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陕西诗歌的抒情性特征（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论及）。作为对照和补充，伊沙的选本既体现了编选者的个人趣味和取向，也显示了陕西诗歌更为先锋、更为现代，地域色彩则比较淡的一面。其中入选的秦巴子、李岩、南嫫，以及于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朱剑等，都是其他选本漏选而就整个大陆诗歌发展状况看比较重要的诗人。
相比之下，2006年底，由陕西诗人之道、三色堇等人发起组织并结集出版的旨在“传承陕西诗歌文化、挖掘诗歌新人、呈现陕西诗歌风采”的《长安大歌》，作为展示21世纪陕西诗歌，尤其是活跃于基层的青年诗歌创作状态的大型诗选，最能显示出21世纪以来陕西诗歌的创作面貌，尤其是青年诗人的面貌——这一点，从各个年代所选的人数上即可一目了然（在入选诗人中，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有13人，60年代出生的有38人，70年代出生的有50人，80年代出生的有59人）。[11]当然，这个选本也因此而显得有些杂而不纯。
两年之后，由陕西诗人、诗评家沈奇主编的《你见过大海——当代陕西先锋诗选（1978—2008）》问世。这部由30位入选诗人、143首入选诗作所构成的选本勾勒出了陕西先锋诗歌30年的轮廓，从总体格局来看，更周全、更完整，同时又更简洁、更精粹——虽然由于其所标称的“先锋”标准所限，而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漏掉了。
总之，上述各个选本所选入的陕西诗人和诗歌或者多，或者少，或者各有拣择，各有侧重，都以不同的相貌显示着当代陕西诗歌60年来，尤其是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由此，既为《诗歌卷》的编选做了铺垫，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参照。同时，它也有望在先前各种选本的基础上，成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陕西诗歌之60年发展进程的更为整全、更具社会性和历史性的选本。
三
本文一开始我们便提及，这部诗选以1954—2014年60年陕西新诗历史发展基本进程为线索，并参照学界关于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诗歌史分期理念大致分为1954—1976年之前期阶段、1977—1986年之“新时期诗歌”阶段、1987—1999年之“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阶段、2000—2014年之“新世纪诗歌”阶段。
将陕西诗歌60年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比较整合，不难发现，前面的25年（1954—1979），由于从1949年后到70年代末的政治社会环境，与整个整体诗歌状况相似，陕西诗歌更像是处于“停滞”状态，从时代的喧嚣中抽身而出的个体声音和从诗歌艺术内部出发进行的写作探索极为匮乏。只是从新时期开始，陕西诗歌才像历经寒霜的冬麦一般，从早春中抬头，拱出了属于它的绿色。也只是在这近40年里，才出现了各种流派和写作样式并陈的大格局和大气象。
借用论者说过的话，这前一阶段是“延承‘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之诗歌观念的余绪，以官方诗坛和体制内写作为寄生的创作走向，其创作队伍与作品在不同时期都颇为繁盛，但因其所依循的诗歌意识比较陈旧，同时受狭隘的时代精神所限，也便随时代的急速变化而时过境迁”。在特定的政治生态和时代背景下，这种诗歌写作发挥过相当的作用，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具有文学社会学的意义和一定的文学史意义，但从诗歌内部来看，“缺乏真正有分量的诗学价值”，因此，必将“逐渐由主流而边缘乃至无效”[12]。在这一阶段的前期，以魏钢焰、玉杲、田琦、毛琦、党永庵、马林帆、晓雷、闻频、王德芳、曹谷溪等诗人为代表，后期则以子页、刁永泉、商子秦等为代表，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前出生的诗人。这些诗人作品的影响，大体局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进入90年代之后，渐次淡出诗歌界，难以为继。当然，这里的影响所及更多的是指陕西省内。
在这些诗人中，雷抒雁算是个例外。虽然雷抒雁的主题诗歌倾向与此相似，但是通过其“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些代表作，如《小草在歌唱》，他获得了更高的写作平台，开阔了视野，也拓宽了他写诗的路径，致使其后来的诗作，从之前的革命抒情，往夹杂着个人意绪的抒情稍稍发生了位移，诗歌的生命力也比之前的诗悠长了些。
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的近40年里，陕西诗歌或者“秉承朦胧诗以降的‘现代主义新诗潮’之诗歌观念，或者行走在“中间道路”上，都于探索中不断发展，更由于新生力量的不断加入而有突破和新的征象。
这两种诗歌路向，前者以“民间诗坛和体制外写作为旨归”，为其“创作走向”，其创作者“多离散性地分布在大学、城市和青年诗人群体中，以纯粹的艺术追求和诗性生命体验为准则，与横贯整个新时期及跨世纪的先锋诗歌相为伍，潜沉精进，默默崛起，其不凡的成就，既具有文学史意义，又有诗学价值的贡献”。这一路向的重要性在于，正是它的艰难拓展“才使得陕西当代诗歌彻底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地域文化视阀的双重挤压与困扰，以不可阻遏的探索精神，和充满现代意识与现代诗美追求的诗歌品质，融入百年新诗最为壮观的现代主义新诗潮，进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13]。其前期阶段以胡宽、丁当、沈奇、岛子、杜爱民及杨争光等为代表，后期阶段以伊沙、秦巴子、李岩、南嫫、杨于军、仝晓峰等为代表，21世纪以来，更有横行胭脂、朱剑、黄海、王有尾、西毒何殇、秦客等“70后”与“80后”的年轻诗人作为新生力量的加入和壮大。其作品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横贯八九十年代直至21世纪，近年来渐由边缘而主流，既成为当代陕西诗歌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真正代表之一，也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行走在“中间道路”上的后者，不见得有极为鲜明的宣言或理念指引，却以更为本色、更为自然的写作方式，在各自的诗歌审美和趣味指引下，进行着孜孜不倦的诗歌创作。其代表人物有沙陵、关雎、小宛、王大平、渭水、李汉荣、孙谦、阎安、耿翔、朱文杰、刘文阁、尚飞鹏、刘亚丽、吕刚、之道、远村、第广龙、杨莹、王景斌、三色堇、孙晓杰、薛保勤、高彦平、白麟、惠建宁等老中青三代诗人。21世纪以来，更有李小洛、周公度、路男、武靖东、宗霆锋、邹赴晓、王琪、宁颖芳、高璨、杜迁、左右等年轻诗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逐渐成长为陕西诗歌的中坚力量。这一路向的诗歌立场和美学趣味不尽统一，大体在体制与非体制、传统与现代、“常态写作”与“先锋写作”之间游离摆荡，或后浪漫，或新古典，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守“常”求“变”，孜孜以求，并保持了各自不同的精神特质。其作品影响，有不少远及省外与海外。这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宜振的儿童诗创作，其持之以恒的专注精神和独自深入的艺术造诣，及全国性的特殊影响，都可谓陕西当代诗歌难得出众的一枝独秀。
也正是这一路向诗人的纷纭辈出，成为当代陕西诗歌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与平台，虽然有些由于缺少新锐的诗美追求而稍显滞后，但其写作目的的纯正和诗歌理想的高远，有效地保证了持续发展的精神资源与创造动力。比如诗人阎安的创作路向，曾更接近于“中间道路”，在比较明显的新古典主义倾向下，又时有个在的异质性之表现。近几年来，他的前一种倾向越来越纯化，而后一种因素也愈来愈凸显出其现代性。2014年，陕西诗人阎安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这是陕西诗歌所获得的第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全国性大奖，既体现了陕西中生代诗人的实力及其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所应有的位置，也为陕西诗歌赢得了全国性的荣誉和关注，更证明了在看似不那么“先锋”的“中间道路”上进行个人性的纵深开掘所具有的无限可能。
以上两个阶段的“三大路向”，形成了当代陕西诗歌三大主体性板块，代表着60年来陕西诗歌发展历程的基本样态。同时不能疏忘的另外一大板块，则是从陕西高校之大学校园诗歌起步，而成名于其他诗歌版图的一茬又一茬的青年诗人族群。应该说，他们是有效推动陕西诗歌发展的另一潜在源流，虽变动不居而生生不息，以其青春色彩与纯粹心态，不断提供新鲜的活力和勃勃的生机。这一板块的代表诗人有选入《诗歌卷》的仝晓峰、杨于军、杜迁、史浩霞等，也有没有选入《诗歌卷》的马永波、夜林、方兴东、谭克修、蔡劲松、陶醉等，更有尚在校园中，仍在成长期的一些年轻诗人。这些当年或如今的“校园诗人”，其中不少已然各成一家，反馈性地影响到陕西校园诗歌，乃至整个国内诗歌的发展与更新。
将陕西诗歌60年的历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54—1979年为前25年，1979—2014年为后35年）的依据在于，前一阶段的诗歌样式，从整体来看，主要体现为民歌、“新生活赞美诗”和政治抒情诗。这些写作样式即使不能简单地说是传声筒式的，至少也是缺乏个性和诗艺上进一步探索空间的。在这些写作样式中，至今还夹杂着“西部风情录”和“地域明信片”余绪的影响，虽然它们已越来越边缘化。从后一阶段初期开始，上述写作样式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已然无可挽回地越来越弱化了。随着“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从诗歌内部开启的自我更新，“西部风情录”和“地域明信片”式的诗歌写作也逐渐走出诗歌舞台的中心。
由此需要提及的是李岩的《北方叙事》（1996）。该诗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以它为标志，陕西诗歌从内部开始了对“陕西想象”的旧的表述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批判与更新（虽然就这首诗来说，写得不免有些驳杂），正如他在诗中所写，他所要呈现的不是“抒情诗的北方”，而是“一首叙事诗细节的北方”。
虽然由于思想的惯性，陈旧的写作方式依然在经过“化妆”之后，或者改头换面，或者半遮半掩地出现（它的变体，包括对历史和传统的想象与书写），但是新的诗歌方式，其力量毕竟是势不可当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以“扬弃”的方式，对之前写作样态进行更新的、更为多样性的当代陕西诗歌写作。
四
经由上述粗线条的梳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什么才是当代陕西诗歌的内蕴和或曰本质？什么才是当代陕西诗歌依然鲜活的，具有高度辨识力和实际生命力的特征？可作为对中国当代诗歌之独特贡献的特征？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先锋性和后现代性。作为先锋诗歌的发源地之一，陕西诗歌当中有这样一支力量，他们的创作人数并不多，队伍也不见得壮大，但是从“50后”的胡宽、沈奇、岛子，到“60后”的丁当、伊沙、杜爱民，再到“70后”的朱剑、“80后”的秦客等人，极力坚持诗歌的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写作姿态，薪火不断，且有越燃越旺之势。也正是这一支创作队伍与国内同行之间的对话、交流最为活跃与丰富，既显示出一种极为开放的精神，也显示出一种与国内同行看齐的广阔视野。
第二，现实性与锋利感。无论是胡宽诗所发出的被压抑的个体的声音，还是伊沙诗歌的解构性，抑或朱剑（《磷火》《陀螺》）、西毒何殇（《戴眼镜的老民工》）等人对底层生存现状毫不回避的书写，都显示出一种“及物”的现实精神，呈露出生存的痛感。必须指出，此种精神与关怀是极为难得也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置于当代中国语境下而言。
第三，突出的北方气质。不同于北中国，尤其东北的幽密与辽远，这里的北方气质，尤指那种带有大漠般荒凉的旷远与厚重。在李岩、尚飞鹏、刘亚丽、阎安等诗人笔下，这种粗粝、浑厚的北方甚至大漠气质程度不同地显示出来，虽然侧重各有不同，面相各有差异，但他们却共享着一种精神资源和诗意气质。正是这些气质和特征使得他们的诗歌显得内在、紧致、繁密，在现实描述与内在思想的言说之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张力，虽然有时也因此而显得杂而不纯。
第四，抒情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先锋和现代自许的诗歌潮流中，诗的“叙事性”和“零度叙事”被不断高扬，抒情诗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和误解。然而，陕西诗歌却由于它特有的传统和地缘惯性，有效地回避了此种风潮的侵袭，在传承和发扬诗歌的抒情性特征上，保留了自身的特色。此种特色几乎可以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古老诗学传统中听到遥远的呼应与映照。从沙陵、小宛、李汉荣、孙谦、耿翔等几代陕西诗人身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特征。这种抒情性常以温和、低沉的面目出场，既不呐喊，也不嘶吼，而是体现出一种自在、自若的人性之大美，体现出一种恒在的常美。想到百年来在陕西这块土地上，这种气质是多么稀缺和珍贵，我们甚至要说，这就是诗的德性之美。当然，在经过现代主义思想的洗礼之后，这种诗歌路向所需注意的，是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滤掉渲染之后更加克制和俭省的抒情。
第五，慧心。慧心不是聪明，聪明能够体现为一种机智甚至机巧，慧心却是一种源自生命本身的单纯、优雅、轻盈、剔透，以及心灵高度的跃动感。这种能够体现慧心的诗，在诸如吕刚、周公度等不少诗人的短诗创作中时有体现，并成为别开生面的独辟蹊径。
与此相关的是，在陕西诗歌中，有不少专注于短诗（或曰“小诗”）创作而成绩斐然的诗人，他们极为出色的短小、警觉之作，无不具有“以一当十”的功效，在尺幅之间开拓出了一片非常可观的广阔天地。用以量为衡的心来看，短诗的写作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实际上，短诗不仅具有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余味无穷的力道，而且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创作方向，甚至审美趣味，短诗大都有可圈可点、可商可论之处。出色的短诗佳作，不仅让人一点儿不觉得小，反而有种石落静水中一般无限的延宕与悠远之感。只有深入其中，才会有“小诗不小”[14]的觉悟，也才会在这一路脉上自觉深入。
21世纪以来，诗人沈奇以“盛年变法”,“试”作《天生丽质》“小诗”集，独成格局，影响甚大，其中不只是个人兴味使然，而是深得三昧者的有意（识）、有为之举。
此一路向的创作，除上述小宛、吕刚、周公度几位代表外，还有其他一些诗人未必自觉，却同样于此有所贡献。朱剑的《磷火》，孙晓杰的《陈家山矿难》等，都属此类。诗人周公度曾说：“中国新诗的标准应是《诗经》的标准：简单的词语，内在的节奏，美好的愿望。”[15]其言语方式不免激切和断然，却说出了关于新诗的某些真相，值得深思。
回顾陕西诗歌走过的60年及其诗歌征象，我们可以用继承与革新来概括。新时期之前的发展，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制约下的沿袭和继承；新时期之后的发展，有对之前的变革性继承，也有纯然的革新与开拓。之后则更是如此。回过头来看这种发展，仿佛植物的生长一样，由内部萌发、伸长、绽开、壮大，“挤”脱掉旧的思想、观念和诗歌表述方式，春笋般地不断“拱”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所有新生命的共相，当然，也更应当是诗歌的共相。就此一点而言，我们就该为它深深地庆贺。
五
作为对当代陕西诗歌6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梳理、总结与展望，这部诗选算是比较完整、全面和翔实地显示了陕西诗歌的实绩。
当然，也难免有一些遗憾。比如体例不够严谨，是按照诗人出生的年代来排序的，而不是按照不同诗人的历史出场顺序来编排，因为有些诗人虽然年长，但作为诗人的出场却稍晚，即使生理年龄相当，也有出道先后的问题；没有（实则也没有办法）严格地遵从“陕西”诗人——生于陕西，生活在陕西——这一标准，因为部分祖籍在陕西的，曾离开陕西，从外地来陕西，在陕西开始写作的，也有离开的，难以严格判定，所以有的诗人入选了，有的诗人则被漏选。此外，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期写出了不同的代表作，其写作在风格、观念上都有所差异，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考虑和顾及；已然入选的诗作，有的难以确定时间，有的也难以找到原始出处。如此等等。
诗歌虽然是属于所有人的，但是她更属于年轻人，我们也知道一些仍在成长中的“80后”“90后”诗人，他们正默默地，热诚、专注地投身于诗歌创作，可以想象得出其队伍的庞大。其中已然冒头的“80后”诗人秦客、子非、左右、梁亚军，“90后”诗人程川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与他们一样，各自埋头努力写作的年轻诗人，或者由于作者居无定所而带来的地域身份的顾虑，或者由于编选者的视野所限，亦未能一一选入。比如来自汉中的杨康（1988年生，曾获“2013年紫金·人民文学奖”，曾在重庆上大学，现居重庆）和来自商洛的炎石（1990年生，被南京诗人黄梵称作南京最优秀的，也最有潜力的校园诗人，曾在南京上大学，现居南京）。好在之前有《长安大歌》，之后一定还会有其他选本问世，可以聊作弥补。无论如何，只要年轻的写作者继续其写作，相信总有机会走进世人的视野。
编选文学作品集，尤其是诗歌作品集，永远都是一件费力而难以周全的尴尬之事。姑且不说可能遭遇的外在误解，即使在具体编选上，也会时时遇到各种掣肘和为难，上述遗憾即是明证。如果想起钱锺书先生不无自嘲和反讽的话，就更是如此：
诗选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怯懦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的一个有趣的问题。[16]
平心而论，在诗歌之被漠视的陕西，编辑出版这样一部诗选实不容易（这次也算是机缘巧合，搭了陕西省作家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的顺风车）；令人欣慰的是，一代代的诗歌写作者前仆后继，孜孜不倦，既为陕西诗歌做着书写，也为他们的人生做着书写。我们期望，此次编选作为一个回顾、总结、反思和展望的契机，能够为推动陕西诗歌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为诗歌，也为陕西这方土地，找回一份失落已久的优雅与自若。
中华自古有诗国之称，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其诗与生活与人生的关系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密切。可以说，诗的存在已成为辨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价值属性与意义特征的重要“指纹”。为陕西以及我们所有中国人常常引以为荣而津津乐道的所谓“大唐精神”，所谓“汉唐气象”，说到底，无非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与主导——没有诗为其精神，为其风骨，没有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为其底蕴，为其主导，无论是昔日的“长安”还是今日的“唐都”（西安），都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城而已。
正因此我们说，中华文化传统的灵魂是诗，“汉唐气象”的灵魂更是诗。尽管现代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因为文化语境和精神氛围的剧烈变化，这样的灵魂之存在，已不再为国人所重视和呵护。也正缘于此，诗才成为一切真正为历史，也为现实负责任的文化人与文学人重新出发而再造国魂之处——作为坚持在这个曾经辉煌的诗歌帝都从事纯正诗歌写作和诗歌活动的“诗城守望者”们，将以此诗选的出版为动力，为再造“诗意长安”和诗国辉煌而恪尽绵薄之力。我们坚信，“天不丧斯文”；坚信诗歌之作为历史的“指纹”和精神沙漠的植被，定当尊严地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