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历史为纲”与“以问题为纲”：文学现代研究考论的基本方式

“以历史为纲”和“以问题为纲”，是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中两种基本的、常用的研究方式、论述途径及结构样式。

“以历史为纲”，是指在对史上对象的研究论述中，以具体、仿佛泾渭分明的历史生成演变之时间进程或古今上下、前后左右的承传、影响系统，为基本考察视角、维度与线索，以实在、现象层面的自在性历史对象（或人物、或事件、或著述、或学派思潮等）为切入点、基本单元与探讨中心，也就是说以客观的历史沿革及其中实在的历史现象为中心或纲要，来引导考察进路，架构论述布局。“以历史为纲”的研究包括两个基本类型：一类是那些十分通行的，特别是教科书常采用的，旨在对历史及有关方面做综合、系统、面面俱到地把握的“通史性”研究论述（包括通史、断代史）；另一类是那些秉承中国学术传统渊源及特色的，立足历史个案而着眼于学术一般大体或整体粗略面相的“学案式”研究论述，例如王尔敏曾指出，近50年“在研究思想史的范围中占绝大多数的分量”，作为“处理思想史方法之主流”的，那许多的以人物入手或作为基础，以人物、学派、人物或学派之关系为“中心题旨”的研究方式，便是对“学案式”的无形沿承[27]，由王瑶、陈平原各自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问题为纲”，则是指在对史上对象的研究论述中，基于对客观历史进程中种种具体、实在的现象图景，以及一般常识认知下的历史自然脉络或自在架构的理解和超越，而将历史“问题化”，突出研究论述者自身就某历史对象或话题所具有的强烈“问题意识”，在小入口中做深入、宏大的阐释开掘，不仅着力面对或发掘隐藏于历史深处的种种富有张力性的逻辑问题、知识学理问题、思想文化问题，而且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解决作为整个考察审视的基本维度、纲要，以及整个研究论述的中心及归宿，也就是说以“问题”去驾驭历史，以对历史深层“问题”的主观发掘、梳理、探讨及解决去引导对客观历史的观看、考察与论述。例如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就是“以处理一代特见的重大问题为重”,“注重看时代问题，不是要考索名家惊人主张”，因此“多以问题之出现为讨论题旨”,“以问题为主轴，人物随问题陈叙”，从而在写作上多采取“以单一概念为中心题旨的著作形式”，用观念本身的发生演变代表一时代思想史的发展，“人物只是环绕着概念而随时提及”，以此“希望完成一个时代的观念的历史”[28]——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以问题为纲”的研究论述方式。又如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不仅采取“以小见大”的论述策略，而且在入手于对章、胡做个案分析的过程中，所着眼的又不是学术的一般大体或粗略面相，而是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共谋”开创中国现代的“学术转型”及“新的学术范式”这一具体、深层的大问题，因此“既不同于‘通史’，也不同于‘学案’”，也是典型的“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29]再如龚隽的《禅史钩沉：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论述》是“以论文的方式去面对和开发一个个具体问题”，即尽量挑选禅史上“最具有诠释价值和紧张感的问题”，并通过单篇论文集成的论述形式就这些学术问题开展“深度论辩和穿透性的解释”,[30]同样是“以问题为纲”的研究论述的代表。

本课题采用的是“以问题为纲”或“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式、论述途径及结构样式；在这里，“以问题为纲”或“以问题为中心”这一方式，实际是课题对文学现代研究展开“学术史—思想史”沟通互动角度的认识及考察的一个重要核心与根本支点（另一个重要核心与根本支点，即“学术范式”与“批评话语”两大中心题旨及其关系），因为课题所着力挑选、厘定、发掘并以之为“中心”、为“纲要”的诸“问题”，正是旨在联结、沟通、熔冶“学术史”与“思想史”两大根本角度及话题的一个平台、纽带及线索。课题之所以不采用“以历史为纲”的方式，而采用“以问题为纲”的方式，主要缘于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是考虑到当前的研究现状。前文已提到当前学界对文学现代研究的考虑多是采取“以历史为纲”“以历史为中心”的方式，即多形之于“通史性”或“学案式”的论述途径、著作样式；尽管也有一些专门立足于比较独特的“问题意识”而展开的研究论述，但在对“问题”这个中心或纲要的突出、增强及扩展上，在对“问题化”思路的系统化及细化上，不少还显得比较欠缺，甚或有依附于“历史为纲”的倾向，陷入“以历史为经，以问题为纬”的理路中。这种现状的研究使得对文学现代研究的认识及考察往往碍于客观历史之实在现象、自然脉络或自在架构的束缚，而难以有更宽广、深入的审理与挖掘。这就正如龚隽在检视通行禅学“通史性”研究论述方式的缺憾时所指出的那样，“通史性”的研究、论述与写作，无从把思想史、学术史“问题化”，而“化约”了思想史、学术史中“最有紧张性的问题”,“不少地方是在重复制造常识性的知识叙述”,“这样的结果就好像凿井打水，忙着到处开井口，却不问是否打到水”。[31]因此，课题正是为了尽力跳脱或突破当前研究的上述普遍格局及缺憾，以获得对文学现代研究的深入、独到的认识及考究，以打捞到有关文学现代研究话题的心仪之“水”，才着力改弦易辙而采取“以问题为纲”的方式。

其二是考虑到课题研究在客观论域及研究内容与主观视域两方面所具有的横向式跨越特征。课题对文学现代研究这一对象的认识及考察，虽然在研究时段上设定为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难免涉及历史前后、古今上下的纵向承续变迁，但同时又在研究的具体论域及内容和具体视域两方面力图实现横向式的跨越，即：一方面，在客观论域及研究内容上，力在跨越文学研究不同的学科领域和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地域，而横向涵盖不同分支门类、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地域的文学研究活动；另一方面，在主观视域上，力在超越单一的民族语言文化视角，而对中西双方做横向的跨越比较及综析，显然，要想确切落实这两方面的横向式跨越的思路，就不能指望主要以历史之纵向承续变迁为经、为纲、为中心的办法。实际上，在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间的文学研究活动，无论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还是中国、西方这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地域之间，都有着颇为丰富、复杂乃至深层的横向牵扯、纠缠、冲击及影响，因而论者认为保障和落实研究内容及论域和研究视域两方面横向式跨越的思路的最好办法，就是有意淡化对历史承续变迁的纵向意识而强化对历史不同域限之间的空间交缠的横向意识，从而力在跳脱出“以历史为纲”“以历史为中心”的研究论述方式的束缚，而在文学研究不同学科领域之间、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地域之间挑选、厘定、梳理与探讨一些共同或相通的“问题”，并着力以这些“问题”为经、为纲、为中心而统筹和展开对文学现代研究这一对象的知识原理认识及具体历史考索过程。简言之，课题采用“以问题为纲”或“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式，正是为了便于实现在研究内容（或论域空间）和研究视域两方面的横向跨越。

在本课题中，“以问题为纲”或“以问题为中心”，具体来说就是指：以“批评话语”为内在关切方向及中心而对文学现代研究范式中基本问题的原理性认识及具体性考察论述。可以说，现代中西文学研究中“学术范式”原理及现象与相关“批评话语”原理及现象之间内在的学理逻辑关联和具体历史牵扯问题，就是课题要着力探讨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域”或“问题中心”。课题的“以问题为纲”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系统化思路，把对文学现代研究的学术及思想史内容探讨分梳为逻辑上即知识原理上的认识和历史上即具体历史维度的考论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以“学术范式”与相关“批评话语”之间的内在学理关联问题为线索而前后连接起来，可以说，课题具体历史维度的考论其实是知识原理认识中部分内容的实际展开。二是按照把问题细化、实化的思路，在逻辑认识与历史考论两个层面的各自内部，着重梳理、思考涉及文学现代研究“学术范式”与相关“批评话语”之间内在学理关联内容的一些重要关节点或子问题，这些重要关节点或子问题之间相互联结而构成一个有机、贯通的整体，即构成“学术范式”与相关“批评话语”之间内在学理关联这一最基本问题。其中，在对知识原理的逻辑认识层面，旨在清理文学现代研究范式与话语问题及批评话语方面的本身的知识学结合原理，勾勒、爬梳涉及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五大方面、共十个关节性专题问题。在对历史维度的具体考论层面，主要是就其中与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知识文化发生空间和现代批评话语的发生性结构机理问题有关的环节及内容的考察论述，具体包括：文学研究范式现代转型或新构所背靠的整体知识、学术、思想、文化及意义空间的人间性特征，也即“知识下行”（即知识祛魅化、去形而上化）和“文化解救”问题；“文学的现代建制”中的文学研究的范式化格局问题；“文学的现代建制”与“批评话语”之现代结构性发生及言述机制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学现代研究的“批评性建制”格局所具有的范式性意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