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间隙初生：重庆座谈会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讲话》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革命功利主义为导向，提出并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命题。这些命题影响深远，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与其说《讲话》是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理论文本，不如说是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政治文本。它所关注的既是文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思索文艺问题，首先立足于文艺服务革命、服务政治、服务权力的立场。因此，《讲话》所探讨的“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等一系列命题，带着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事实上，《讲话》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与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党八股一并作为一种权力规训，隶属于整个政治发展战略。《讲话》是对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种规训，对文化发展方向、发展方式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化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甚。

胡风初次接触《讲话》是在1944年3月，他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的学习《讲话》精神的座谈会。1944年7月，何其芳、刘白羽受命来重庆宣传《讲话》精神，胡风主持讨论。对于《讲话》的几个重要命题（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胡风有自己的解读视角和方式。作为对这次讨论的回应，胡风在自己主办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他将作家与人民结合，以及思想改造等命题置于其文艺思想体系中，并做了专业化的分析。

胡风坚持从他的理论原点——主观战斗精神——出发，主张作家的思想立场“不能停止在逻辑概念上面，非得化合为实践的生活意志不可”，“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19]。为此，胡风强调主观力量的坚强和向感性对象的深入，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斗争和自我扩张。胡风进一步描述了创作主体与感性对象的互动关系：“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20]不仅如此，胡风甚至将这种“自我扩张”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源泉”的地位，以此来说明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入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胡风坚持文学创作离不开感性的机能，作家的思想武装或思想改造不能够仅仅凭借“思辨的头脑”去把握，而必须经过作家内在的发酵、酝酿才具有实践意义。“承认以至承受了这自我斗争，那么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而是创作实践里面的一下鞭子一条血痕的斗争。”[21]

胡风没有直接对《讲话》表示鲜明的拥护态度，而是从他的话语体系出发，进一步地阐述了作家思想改造的内在变化过程和必经路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风的回应不仅大量使用了“搏斗”、“化合”、“克服”、“拥入”等“胡式”术语，而且还首次提出了“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精神奴役的创伤”等说法。在《讲话》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优越意识进行批判的时候，胡风却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内深入阐释作家主观精神的重要性，难免引起误读。凑巧的是，《希望》创刊号还同时发表了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并在“编后记”中指出该文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22]。事实上，误读不久就发生了。